深層日本認識。靖國神社的問題並不在合祀戰犯，而在通過“英靈”（英雄）表彰，肯定戰前國家的侵略行為，綁架普通人對死者的悼念的淳樸情感，推脫國家的戰爭責任。
在中日間呈現出諒解之征兆後，靖國神社問題再次受到兩國媒體和民眾的關注。中國政府的公式姿態是：要求日本政要停止參拜靖國神社。而中日民間和學界則各有不同的主張。在日本進步人士中曾有過建立國家公墓紀念戰死者的設想（千鳥ケ淵戦沒者墓苑），目的是吊念所有的戰爭死難者。而此議論受到來自右派、和與國家，靖國神社有有密切關聯的遺族會反對，現在寸步難行。
遺族會認為，對死去的人總不能詆毀，要使死魂安息，需要頌德為“英靈”，彰顯其生平事跡，雲雲。這種中外不悖的人間心理，大多數遺族家屬的虛榮心，卻被日本的右派政府利用於對戰前國家侵略行為的肯定評價中。即通過對“護國，靖國英靈”的表彰，將國家的侵略行為正當化。
在日本，靖國神社問題不能順利解決的社會原因，在於部分國民的輿論支持，而此輿論中不外乎存在著兩種簡單的認識錯誤，一是前述“死者不能鞭撻”的招魂，安息意識的影響，二是分不清什麽叫“戰爭死難者”，什麽叫“護國英靈”。大多數日本人都是將兩者對等看待的。
而在中國，亦有一種流行的錯誤議論是靖國神社的問題在於合祀了十幾個戰犯，所以想通過將戰犯牌位移出靖國神社的方法來解決這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今，在電視和多種媒體上也出現過許多所謂的專家、學者，知日派在鼓吹，重複著這一膚淺的理論和錯誤主張。
實際上，靖國神社的根本問題並不在合祀戰犯，而在於對死難者的“英靈”稱呼中。英靈指對“國家”有貢獻的人，相當於國內人所稱的“英雄，烈士”，當然，這裏的“有貢獻”行為的國家，指的是戰前發動侵略的日本。另外還要注意的是，能否成“英靈”，國家是有選擇的，須要以“忠君愛國”的行為作基本尺度。靖國神社並不是所有戰爭亡靈（死難者）的歸宿點。西南戰爭的反政府軍（西鄉隆盛），戰場上的逃亡者，犯罪者，為國民黨效力的“白團”，為八路軍服務的日本反戰人士的死靈，是進不了靖國神社的。因為它們沒有為國家做出貢獻。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等日本政要的曖昧——把對“護國英靈”的選擇，蒙混為對“戰爭死難者”的哀悼——即意在掩蓋這種以國家價值為基準的選擇。靖國神社之所以拒絕千鳥ケ淵戦沒者墓苑，其道理即在於此。一個是為了悼念所有的戰爭死難者，反省國家發動侵略戰爭的教訓，一個是為了表彰國家的功臣，英靈，將侵略行為稱之為“護國”。
靖國神社的前身稱“招魂社”，祭祀的是戰爭的所有死難者，並不存在什麽對死者的政治選擇。可以說這是一種宗教習俗，一種文化表現。在宗教的儀式中，死魂是沒有區別的，對靈魂合掌，祈冥福安詳，並不管其生前之功過。象征著一種生者之敬畏，人性之寬容，可謂文明社會的一種文化涵養，也可以說是日本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不區分國藉別，敵我別，放棄民族，國家間感情麵的怨恨，在戰場合祀所有死難者也是今日歐美各國認同的普通行為，已成為習慣。所以後人的合祀中即使擺放者戰犯靈位，筆者認為也無從不可，如果不作為“英靈”表彰，而隻看作為一個普通的死魂；如果不加篩選，列靈於全體的死難者中。
靖國神社的變質，發生在1879年，“招魂”社是年易名“靖國”神社，從此開始，死靈，怨靈信仰被綁架為護國道具，從而發生了“英靈”之稱和對靈魂的政治篩選。這是神社質變的開端，在明治天皇的促動下，鎮魂的哀悼蛻變為對英雄行為的表彰，舉國一致從事侵略戰爭的工具。從此開始的國家行為，才是靖國神社問題的病灶。焦點在對“護國英靈”的表彰。若隻搬出幾個戰犯牌位，難道能根治這個病灶？
對侵略戰爭的怨恨是可以理解的，日本軍的戰爭死難者中，當然有許多生前曾有過犯罪行為。但現在我們要認識到的是，發動戰爭的最終責任在於國家，並不在個人。現在國內流行的戰爭認識――把國家（軍國主義日本）的戰爭責任推諉於對戰爭參加者個人（鬼子），把怨恨的對象從政府，軍部轉移到日本民族，日本文化，日本人全體（諸如今日國內流行的文化層麵的侵略民族性論，恰恰是中了安倍政權的政治圈套。用政治（靖國）來綁架民間信仰（招魂），才是靖國神社問題的焦點。切望日本和中國的民眾都要認清這一點，脫出那種容易被政治所利用的，對死者“褒貶”的感情上的陳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