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難以消融的記憶（二）

（二）我爹被戴了“壞分子”帽子

一九六六年七、八月之際，我正受文化大革命潮流的鼓動處於情緒昂奮之中，與班內幾位家庭出身不過硬（農勞、上中農子弟）的同學處心積慮爭取好的政治表現，想得到一個“革命小將”的象征——紅衛兵袖章。家中傳來不幸的消息，我父親被戴了“壞分子”帽子。父親，是我無法逃脫的嫡親，此後填政治審查表我再沒有縫隙可鑽了。

爹是怎麽被弄成“壞分子”的呢？這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謎團。直到一九六八年響應領袖號召返鄉務農回到農村，在“清理階級隊伍”的一場運動中，爹替三奶奶填政治審查表，讓我替他填他的政審表（在規定的期限必須交表，三奶奶不識字），我才知道爹被劃到反革命隊伍中的來由。

我父親生於一九二一年。從小師從老爺爺、爺爺背詩書學孔孟。十六歲遵從父母之命與我娘結婚。婚後方知夫妻秉性差異很大，議事每每相左。加之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愛看《說嶽全傳》、《七俠五義》的父親壯懷激越，違背父母之命（我奶奶爺爺讓他安分守己在家，想抱孫子）跑到閻錫山的學兵大隊參加了“閆匪軍”。事實上他當時棄農投戎必然到閻錫山那裏。因為受地域條件所限，我們家鄉離閻錫山老家河邊鎮的學兵大隊也就百裏路程。父親的性格是不論幹什麽都專一和執著，在部隊中十分賣力。因此由班長一路攀升，最高級別是代理過十二天營長。大約是土改前夕（一九四五、四六年之際）我爺爺悄悄到部隊中看他，見他的軍帽中有彈孔。爺爺一驚，這子彈稍微向下一點兒，這孽子就會斃命。爺爺謊稱奶奶病危，誆騙父親回村探親。歸家不久，土改興起，外來壓力促成家族的空前團結。父母久別重逢，婚後十年才孕育了新的生命，那就是我這個長女。

根據父親這一段“蔣介石、閆匪軍”（工作組這樣說）的不光彩經曆，本來應戴“曆史反革命”的帽子。可是上麵似乎有政策，抗戰期間國共合作，那時的代理營長不夠“曆反”的杠杠。那麽“地、富、反、壞、右”五類中不夠“反”，能否往“壞”上湊呢？很快，“四清”工作組（我們村是“四清”未結束，“文革”就開始了，因此兩運動合而為一一起搞）就抓到了父親的“現行”。首先一條是父親是貪汙犯“四不清”幹部村支書的得力幹將，在當大隊會計、統計期間，有幾項賬目不清的記錄。第二條是有嚴重的“投機倒把”行為。不僅自己賣葦席，還組織地主子弟倒賣葦席。——我們村有下濕地，盛產葦子。社員們分了葦子，編了葦席除交大隊集體外，剩下的就編了炕席和囤條子賣。換取油鹽醬醋錢。我娘善編，既省葦子，又編得 勻稱。我爹他世路寬，善於賣，還拉扯上我三叔、四叔去賣。記得有一回賣席子回來，他曾自豪地說：“定襄有一買主，說好要買四柱子的，可是一見咱家的席子打開，就轉移了目光，搶著把咱家的抱走了。”言外之意是我娘手藝好。爹還歎道：“以後可不敢同時打開了，得先讓老三、老四賣完。咱家的不愁賣。”爹輕易不誇娘，可把我娘歡喜了幾天。

我父親的罪狀還有一條更為嚴重，那就是他曾有過“續家譜”的動議，雖然未曾付諸實施，但“想替那地主三叔招魂”、“與無產階級對抗”的心機已暴露無疑。

受“壞分子”父親所累，我下麵的妹妹、弟弟都比我慘，沒有一個念過初中。最小的三妹連小學都沒有讀完。且二妹、三妹都是殘疾人（耳朵聾，患了麻疹病得不到及時醫治）。其實最冤的還不算我家，村中戴了“壞分子”帽子的另三個人更冤。他們又沒有參加過閆匪軍的案底，就因為善於脫貧理家，有的會養蜜蜂，有的善於倒賣葦席、旱煙（跟著劉少奇的“三自一包”走就叫投機倒把、資本主義），都被劃到“壞分子”行列。他們的兒女當然也被打入另類、列入另冊。

與前麵提到的我姑姑不同，這些被入另冊的子女們大多數缺乏自由意識和自主意誌，沒有掙脫桎梏束縛的抗壓能力。背著沉重的包袱，越來越自卑和自閉。他（她）們從小就匍匐在黃土地上，沒有上學，找工作的奢求（用不著填那政審表），小心翼翼，唯唯諾諾，如蟲蟻般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