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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共早期人物朱其華的考證

(2006-07-28 19:48:57) 下一個


席琳按:
網友朱蓬蓬關於他父親朱其華先生的的這幾篇材料,以前的時候看到過,也注意的搜集過,可是沒有更到更多這方麵的研究材料。

關於中國現代史尤其是中共黨史的東西,多方麵取證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大陸的史料,台灣的史料,還有檔案的部分,如果都可以對得上,就比較的令人信服了。筆者很佩服朱先生常年不懈的精神和努力,因為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在寫,在抗爭。也希望有知情者伸以援手,把黨史上的這一件事情搞清楚。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也讓朱先生了卻自己多年來的一件心願。

其實,共產黨和國民黨曆史上的鬥爭,隻不過是曆史長河中的一小段。相逢一笑抿恩愁,在國民黨方麵,連台灣國民黨的主席連戰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都可以到大陸去訪問和作客。在共產黨方麵,連紅軍的叛徒龔楚可以到大陸定渡晚年,另外一個共產黨的大叛徒和沾滿了共產黨鮮血的軍統特務頭子嚴靈峰也可以晚年在大陸光明正大地講學授課。為什麽被胡宗南槍斃了的中共早期黨員也是著名托派的朱其華的事,就那樣的悔莫如深呢?

朱其華這個人,在曆史上確有其人,著述也頗豐,隻要稍微讀一點當代史,就知道這人在二三是年代,十分的活躍。史料都應該是現成的,朱先生也已經提供了一些線索,隻需要有人肯花功夫,立一個項,拿出為領袖人物歌功頌德百分之一的力量去整理,就應該可以鬧清楚的。

例如,《社會史論戰”對於唯物史觀的傳播》(5)一文中說:朱新繁在《讀書雜誌》1931年第四、五期合刊上發表《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性的討論》,批評陳獨秀、陶希聖的中國社會資本主義說,已經表明自己“新思潮派”的態度。王宜昌在《中國社會史論史》中以為朱新繁(朱其華)“是代表‘新思潮派’的思想的一個人物。”(《讀書雜誌》1932年第二、三期合刊。)嚴靈峰在《關於任曙、朱新繁及其他》中也稱朱新繁“是斯達林學派中所派生出來之‘自我吹牛’的標本角色。” (《讀書雜誌》1932年第七、八期合刊)然而1931年10月29日朱新繁致信王禮錫,表明“弟著作名現已改為其華,新繁舊名,不複再用矣。”31日王禮錫回信表示“以後著作名當遵改其華。”(《讀書雜誌》1931年第四、五期合刊《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出版以後通信十一則》。)1932年3月26日《關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一封公開信》聲明:“以朱新繁名義發表的著作無論已毀或尚存,我全部否認,因此項稿件,大部非本人所作,我必須絕對否認!” (《讀書雜誌》1932年第二、三期合刊。)無論署名朱新繁的文章是否為朱其華所撰,就從文章所反映的
內容看,朱新繁是可以被看成“新思潮派”的。

在朱蓬蓬的文章中,也並不是沒有硬傷,例如他指責的中央檔案館有關八七會議的記錄中,有五十六人參加這一點,我就有疑問。因為我所看到的網上發布的八七會議的記錄,是21人。

曆史這東西,真的假不了,假的也長不了。難道關於這朱其華的事,曆史上還真的有什麽難言之隱不成?




原始八七會議記錄?



附一: 對中共早期人物朱其華的考證

朱蓬蓬

前言: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內早期的重要人物朱其華,是我的父親。1936年,我才二歲,八一三事變起,朱其華就離開了妻子兒女,從上海奔往後方,從此失去了音信。抗日戰爭勝利後,全國解放後,關於父親的情況,曾聽到過各種各樣的說法,但都沒有定論。由於我們在解放後無法交代清楚父親的身份,在曆次運動中吃盡了苦頭,母親也在文化大革命的無情鬥爭中逝世。寫此文,目的是想給近現代史、 *** 黨史研究者提供一點線索,做一些追究,並希望知情的前輩提供信息。

按照199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陳玉堂先生主編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1686條所記述:朱其華(1907—1945),浙江海寧人。本名朱雅林,字亞領,乳名朱六寶,學名朱駿先,又名朱佩我,朱新繁,朱心凡,曾用筆名亦明、李昂、柳寧等。另:《柳亞子先生書信輯錄》一書中,收有給朱雅林的函件一封,這是在公開出版物中唯一見到用朱雅林這個名字的信函。

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至今,筆者一直在收集有關朱其華的信息,但遺憾的是眾多信息都帶有一點令人疑惑不解之處,如掉入五裏霧中。從共產黨方麵,傳說他1920年就由邵力子引進,以印刷工人身份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參加 *** 一大,1925年到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之後參加北伐,1927年和高一涵等到南昌,南昌起義時,擔任總政治部宣傳處和組織處處長,擔任 *** 中央政治局秘書,在武漢參加了八七會議,1928年到莫斯科參加黨的六大,後曾任紅十四軍司令。又傳說黨內曾秘密通報說他是中國十大托派之一,更有人說他是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有雙重身份的特殊黨員。從國民黨方麵,傳說抗戰期間,他曾在西安擔任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少將政治總教官。郭沫若在《洪波曲》一書中說:“朱其華化名柳寧,主編〈抗戰與文化〉,名曰抗戰,實質期期反共。”抗戰後期,曾用李昂的筆名出版過極其反動的《紅色舞台》。但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朱其華在西安王曲被胡宗南關押,說他是共匪,企圖要逃往延安,由蔣介石密令處死。

2002年9月,我通過google查詢朱其華、朱新繁、朱雅林,突然見到許多有關的信息。如,2001年6月14日,四川新聞網發表吳欣峰所寫的文章----《紅色密碼通訊第一人----張沈川》,吳在文中說自己是為黨和軍隊做密碼電報工作的,顯然非常了解張沈川的情況。這篇文章第一次披露說:“1927年八七會議後,原在廣州中山大學的張沈川,到北伐軍政治部工作,11月到達南昌,經朱雅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周恩來在莫斯科參加六大回上海,要建立黨的密碼通訊,用伍豪的化名約見張沈川。周恩來問:“黨員中有二個朱雅林,你是那一個朱雅林介紹入黨的?”沈答:“我是1926年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的朱雅林介紹入黨的,他是浙江寧海人。(應該是海寧人)”

2002年7月31日,《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總第四期,發表南京大學曆史係博士生梁家貴的文章----《抗戰時期 *** 對土匪、會道門的策略》,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了朱新繁1930年的著作《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一書中的材料。

筆者曾在全國各大圖書館查閱,惟獨沒有查到梁家貴引用的這本書。朱雅林,或朱其華,或寫《紅色舞台》的李昂,或主編抗戰文藝的劉寧,這到底是些什麽樣的人物呢?是一個人呢?還是幾個不同的人?是革命者呢?還是叛徒?這裏,筆者通過各種材料的考證,提出以下種種疑點。

一、1937年2月17日, *** 中央發布題為“托洛斯基及其匪徒”的秘密通告,通告點名中國主要的托派有十人,即:張慕陶、葉青、柳寧、黃公度、李血淚、陳獨秀、朱其華、嚴靈峰、謝才生、林一新。令人費解的是,柳寧和朱其華到底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是 *** 中央的資料有誤呢?還是郭沫若的分析有錯?當然,關鍵問題是,朱其華到底是不是托派?按照朱的許多文章中的表示,他不但不是托派,而且是反對托派的觀點的。

二、1992年6月18日,上海《社會科學報》4版,發表署名尤俊意先生的一篇短文----《朱其華參加過一大嗎?》,文中說:“朱其華,浙江海寧人,曾是我國現代史上政治活動中的一個風雲變幻式人物,著有社會科學著作多種,次人政治麵貌複雜。在《紅色舞台》一書中,自稱是 *** 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之一,當年在漁陽裏開會時,五個發起人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戴季陶、邵力子都沒有到會……朱其華是否一大代表呢?他生於1907年,開一大時他才十四歲,年紀小得不相稱。但是,他在書中言之鑿鑿,這又作何解釋?”後來我寫問該報編輯部,承社會科學報老編輯盛巽昌告知,尤俊意是社科院的研究員。奉有關方麵指示,不再對此深入討論。這是為什麽?

三、署名李昂的《紅色舞台》,是中華民國三十年(即1941年)十一月,在香港勝利出版社出初版。同時出版的還有《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實際》(也署名李昂)。查,朱其華已於己於1939年,被胡宗南軟禁於西安王曲終南山,沒有任何自由,怎麽可能在西安讓香港出版著作呢?

四、關於郭沫若所提到的〈抗戰與文化〉,經查,其背後是蔣鼎文所支持,實際上是軍統主辦的刊物,並非朱其華主編。如果說,朱其華是自主狀態下化名柳寧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那麽,這些文章在今天讀來,都是意味深長的,其中有許多是我們黨在工作中的一些是是非非。這些是是非非究竟說明了什麽呢?

五、解放以後,許多保密檔案在逐步解密,如果說周恩來當年在問張沈川時,確實提到我們黨員中有兩個朱雅林,那麽,另一個朱雅林又是誰呢?八十年代中期,筆者曾到廣州參觀黃埔軍校,當時陳列鏡框中展品,組織人事部分,政治部的工作人員中有朱其華的名字,但到九十年代,我再次去參觀,朱其華被改成了朱雅林,但奇怪的是,這:“林”字卻寫成為“零”,連所有出售的紀念書籍中,都把朱雅林寫成朱雅零,這是為什麽?看起來,不像是筆誤。

六、朱其華自稱參加過八七會議。而且在一些文章中,對八七會議有詳盡的描述,說當時氣氛緊張,是一次臨時召開的緊急會議等等。這些描述當然是令人懷疑的。九十年代,專業作家葉永烈為寫作上的需要,曾來和筆者長談。據他告知,他到曆史博物館去查看過八七會議的檔案,檔案非常齊全,會議報到及會議記錄,都未曾見到朱其華的名字。九十年代後期,有親自參加過八七會議的老人在《炎黃春秋》上撰文說,當時在漢口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到會十幾個人,並沒有簽到和記錄,會議主要是瞿秋白主持,批判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原來,所謂八七會議,是曆史學家給起的名字而已,很顯然,博物館裏的所謂檔案,是後人按照某些人的指示和回憶,用毛筆正楷書寫的,這不,連聰明能幹的葉永烈都被騙了。

總之,關於朱其華、或朱新繁、朱雅林、李昂、柳寧等等,未曾解開的疑點還很多。筆者認為, *** 黨史,也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部分。而史的形成,是由眾多的政治人物所創造。八十年代,為了安定團結的需要,中央黨史辦公室,曾經對建國前的黨史研究,特別是黨內一些比較複雜的人物,設立了禁區。實際上,到今天,這些禁區已經沒有必要了。還黨史本來麵目,早就是許多研究工作者的迫切要求。許多知情的老人在一個又一個地告別人間,現在已到了要采取緊急措施,來挖掘搶救這些封閉了幾十年的史料的時候了。

地址:重慶美專校街53-9號201室 郵編:400015 電話:023-63609968   

朱蓬蓬



附二:人民不會永遠沉默

朱蓬蓬

1978年,上海工人宗福先寫了懷念周恩來總理的話劇《於無聲處》,最後一句台詞是:“人民不會永遠沉默。”

關於這句台詞,我的理解是:對於一些曆史人物,該紀念的還是要紀念,如果不準紀念,人民不會永遠沉默。

的確是這樣,在我黨的曆史中,有一些人物,由於鬥爭之複雜,情景之奧妙,已經被曆史所封存而快要在記憶裏淡淡地消失了。

由於我一直關注著黨的曆史中諸如朱其華等一些神秘人物的下落,在網上發過一些文字,也許就是這個原因,2006219日,長久被病體折磨而在醫院臥床的我,突然接到廣東展廣魚先生的電子郵件,告知香港鳳凰台播出了對原國民黨西北行政長官公署胡宗南侍衛官朱汲的訪談。原函如下:

“剛才(2006年2月18日23:00),我收看鳳凰衛視中文台《口述曆史》,由曹景行采訪胡宗南的同鄉部下、特務隊長朱汲,朱汲親口說他奉命殺死了您的父親。他的話如下(非原文):我收到一份電報,“胡宗南密啟”。我不敢看了,交給胡宗南。蔣介石手令“朱新繁秘密賜死”。要我去殺朱新繁(又叫柳寧)。朱新繁在一個廟裏,把門窗堵死,放火燒死了他。解放後朱新繁的兒子多次到北京找文強,問文強父親是怎麽死的,誰殺死的。文強告訴他你們問朱汲。朱的兒子不相信,說朱汲對我們很照顧,送我們從西安回上海,送我讀書,不相信是我幹的。文強說,殺你父親是為公,照顧你是私情,兩碼事。但他兒子不信,到現在不信。旁白:2006年1月5日,朱汲在廣東中山和我們談了八個多小時,殺死朱新繁是他壓在心底半個多世紀的秘密。至今朱新繁的兒子還不知道是朱汲殺死了他的父親。” 

與此同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洪岩同誌也給我發來電子郵件,告知同樣的信息。令我感動的是,由於信息科技的快速功能,包括展廣魚、李洪岩等總共有國內外八位素未平生的不相識者,大概已經知道我是朱其華(即朱新繁)的長子,都用最快速度給我電子郵件,除了流下感激的淚水之外,我還能說些什麽呢?在重慶,除了大學、涉外賓館,我們是看不到鳳凰電視的。

曆史對許多後人的回憶來說,雖然是意味深長的,但也是幸運的,因為到二十世紀末,大多在黨的冤假錯案都已經理清了頭緒,做出了結論,隻有少數如我父親那樣的特例,其後人不但在建國前吃盡了苦頭,就是在建國後竟然不被認為是好人,仍無法報告伸冤,在黨史研究領域無人過問,甚至還是十分敏感的禁區,這是為什麽?

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了,在減少了許多顧慮之後,我的一位一起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老戰友,天津大學研究了一輩子馬列主義和黨史的教授李晨棼,曾對我講過,她知道朱其華,但是黨史上是沒有他的名字的,為什麽?她說不清楚。重慶文聯的老作家張驚秋(殷白)也是海寧人,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到過延安,他對我說他知道朱其華,但也說不清楚。作為個人,顯然是說不清楚的,但作為黨的組織呢?我到過中共中央組織部,但組織部也說不清楚。作為一個參加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周恩來領導下參加過南昌起義的人,而且是被蔣介石下令暗殺的,黨組織應該是不會忘記的。

我參加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教育下已經度過了57年,但知道自己一直是一個被認為是有爭議的人。正如有爭議的江蘇省副省長仇和,以及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呂日周所言,當右派分子還可以摘帽,有爭議的人就麻煩了。最近,我又讀到香港《亞洲周刊》226日發表的一封信,是楊虎城將軍的孫子楊瀚給台灣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公開信,要求馬為其祖父楊虎城被蔣介石暗殺一事平反。這似乎讓我有一點感歎,現在血債累累的殺人凶手如朱汲者,可以在電視上洋洋得意地侃侃而談如何暗殺,難道我也要為父親被蔣介石“賜死”而要求馬英九來平反嗎?這曆史到底是在開什麽玩笑?

我已經是在世時間不多的人了,我相信,還曆史本來麵目是黨組織的責任,該紀念的人還是應該紀念的。正像那句台詞:“人民不會永遠沉默。”zhu1934@yahoo.com.cn

2006226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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