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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森水:舊石器文化不隻周口店

(2006-07-24 21:23:35) 下一個


跑遍中國,提出中國舊石器文化有南北兩個係統

學舊石器好可以滿世界跑

我學考古的誌向,中學的時候就有了。我在浙江台州念的中學,一次飯後散步的閑談中,我們的曆史老師對我說中國遍地是文物,研究這種學問的叫考古學,你若學習,定會有成果。

我一聽很高興。因為我就是數學、物理差一點,曆史、地理還可以。這次談話以後,我就在這些方麵下了工夫。考大學的時候,台州沒有考場,我們要到溫州去考,我不好意思告訴別人我準備學考古。發榜的時候,我如願進了北大。

我們班有20個人,後來有兩個人因故退學了,開玩笑說是“十八羅漢”—其實,18個人裏麵還有三個女同學。當時,北大自己的老師很少,隻有宿白先生、閻文儒先生等人,後來又去了蘇秉琦先生,一大半老師都是從校外聘請的。舊石器是裴文中先生教的,中國舊石器是賈蘭坡先生教的,商周考古是郭寶鈞先生教的,古文字是唐蘭先生教的……鄭振鐸、向達、郭沫若等人都給我們上過課。在上大學期間,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裴文中先生,他給我們講各地的博物館和舊石器考古,從國內講到巴黎,從巴黎講到德國,一會兒又講到瑞士、倫敦。我當時就想,學舊石器挺好,可以滿世界跑。

實習的時候,我們去了半坡遺址,那裏的負責人石興邦先生對我不錯,他希望我留在他身邊做研究。他還對我說,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不會要我的,因為那裏的人全都是搞自然科學的,沒有人是搞社會科學出身。

然而事情很巧,當時學蘇聯,舊石器被歸入社會科學。裴文中先生當時是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人類研究室負責人,他想通過考古學的知識去搞原始社會。

一聽到我報名要到這裏來,很快就收了。我1956年到這裏以後就沒有挪窩,一直幹到了現在。

首次獨立工作全靠羊倌幫忙

我們所所長楊鍾健先生認為學考古的人不懂地質、生物,他要求我們必須補課。所以,我畢業以後,還回到北大和地質學院上過課。裴文中先生則強調邊幹邊學,他放手讓我們去幹,但要求非常嚴格。1956年年底,我跟著裴文中先生去廣西野外考察,分配給我的工作是記野外工作日誌,因為考古的方法與自然科學的方法還有一段距離,所以,對於我們來說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

1958年秋,裴先生讓我去內蒙古獨立工作,找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和標本。我去了20多天,什麽都沒有找到,心裏非常著急。就想,自己第一次出來難道就這樣兩手空空地回去?在跟一個羊倌聊天的時候,我把從新石器遺址找到的幾塊石器給他看,他告訴我,這裏沒有,過河有的是。我第二天就過去了,結果在內蒙古托克托縣等地發現了31個舊石器時代遺址,也采集了一些哺乳動物和新石器時代遺物。

現在看來,我們當時的保護意識不強,當時沒有籲請當地政府保護。1991年我再去的時候,黃河大橋的兩邊正好修在兩處重要的遺址上,這兩處已經被完全破壞了。

標本帶回來以後,裴先生很高興,他說這是新東西,讓我整理以後寫成論文,還幫我找了參考資料,我外語很差,他就把英文、法文文獻的有關段落都講給我聽。論文我都不記得改了多少遍,最後一次,他才說了一句“放在這裏”。這時,我才如釋重負,這句話也成了他給我的最高獎賞。後來,他把這篇文章推薦給《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雜誌發表。由於他覺得這篇文章很重要,僅僅發表中文的還不夠,就自己把它譯成英文,在《古脊椎動物學報》上發表。

兩位老先生論戰了20年

1958年,賈蘭坡先生提倡整個研究室人人動手搞中國猿人石器研究,我被分配做砸擊石片研究。過了幾個月,大家紛紛交稿。

發起這個事情的時候,裴文中先生不在所內。回來後,他看到當時熱火朝天的情景,很不以為然,說怎麽能這樣搞呢?他看了大家交上去的稿件,認為水平不夠,還就我的稿子對我說,你的水平不行,光描述不是論文,要了解在這方麵已經做了些什麽。這件事情一直做到1965年也沒有結果,之後就不了了之。

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賈先生、裴先生觀點不合,賈先生說中國猿人石器進步,裴先生說原始。我是裴先生的學生,當然也讚同他的觀點。後來我在哈佛大學講學的時候說,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張光直先生翻譯出來後,大家哄堂大笑。

1975年年底,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為紀念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一文寫作100周年而籌備了一次學術討論會,其中包括中國猿人石器研究。領導可能是吸取了以前的教訓,認為很多人一起寫不出研究著作,就決定由裴先生和我來完成中國猿人石器研究。

在書中,我提出中國猿人石器既有同一性,又有發展階段性的看法,後來獲得了賈蘭坡先生和裴文中先生的一致讚成,兩人之間的論戰告以結束。《中國猿人石器研究》1981年才修改完畢,遺憾的是,由於出版進度緩慢,裴文中先生生前沒有看到書的出版。

在南方考古提出長江邊上的文化從1971年開始,我在雲貴川三省前後工作了30年,跑遍了貴陽以西的地區,提出了銅梁文化、四川富林文化等幾個新的文化類型。在這裏的工作我主要產生了兩個認識,一個是舊石器文化的多元性,在貴州,它有幾個類型。

以往我們考慮中國舊石器文化的時候總是以周口店為中心,1971年在大冶石龍頭被發現以後,我總覺得這個東西擺不到周口店裏麵去,但不知道怎麽辦,最後用了另外一個名稱———長江邊上的粗化文化。後來有湖南、安徽、廣西等地的發現以後,這一係列一看就清楚了。在此基礎之上,我提出了,中國舊石器文化有南北兩個係統,一個是以周口店為中心的北方係統,另一個是分布在湖北、湖南、廣東、廣西等地區的南方係統。這個看法提出後,已經得到了考古學界的認可。

此外,通過在雲貴川地區一係列的研究,我認識到舊石器時代存在曆史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從時間上來講,比如銅梁文化,這裏的石器是非常原始的,但是年代隻有一萬多年。還有我們後來做的貴州普定的穿洞遺址,舊石器文化麵貌非常清楚。

但是,用碳14測定年代以後發現,最早的隻有9600年,最晚的是8080年。

在1988年的《考古學年鑒》上,我就提出了兩個概念,舊石器文化不一定在舊石器時代,它可以很晚。

舊石器文化不能僵化地以12000年前為界進行區分,它最晚的隻有4000年曆史。因為特殊的地理環境,有的文化可以完全與外界隔離開來。

1991年退休後,我開始到東南地區考察。我是浙江人,想為家鄉做一點工作,浙江是中國舊石器考古最薄弱的省之一。2002年,我到了浙江,剛到的時候,浙江省文物局的人跟我開玩笑,說這裏什麽也沒有,你能找到嗎?

我說,根據我在安徽的經驗,我可以打60%的包票。因為這兩個地方連在一塊兒,地貌、地層都差不多。

我的運氣真好,我們下去的第一天就把60%變成了100%.我在浙西北的安吉縣找到了三四十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多件石製品。我在那裏已經跑了三年,走遍了湖州地區。現在健康尚可,我嚴奉自己忙忙碌碌做事情的宗旨,把餘熱獻給東南沿海的舊石器考古事業。

口述:張森水
盡管已年過七旬,但退休後的張森水仍然信奉自己“忙忙碌碌做事情”的宗旨,繼續從事東南地區舊石器考古研究。本報記者郭延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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