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也是這麽過來的

他們也是這麽過來的

                                               讀傳記Sisters in the Wilderness

                                                              Sisters in the Bush才知道蘇珊娜（Susanna Moodie）和凱瑟琳(Catharine Parr Traill)是二位在19世紀加拿大文學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作家，並通過該片得知了她們的傳記Sisters in the Wilderness。於是我從多倫多公共圖書館借來了該書，希望從中看到150年前這兩位受過教育的英國婦女是為什麽要移民到加拿大的，並在這片土地上是如何生活的。

      我是從加拿大廣播公司的文獻片

            要探究蘇珊娜和凱瑟琳二姐妹移民加拿大的原因，就必須了解當時的社會大環境，她們的家庭，和她們本人的生存狀態。19世紀初的英國正處在一種熱水即將沸騰之前的狀態，在國內喬治三世是國家的統治者，但國家權力正從世襲貴族手中向民選代表過渡，由蒸汽機的發明而催生的工業革命即將到來，這使得英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國內各社會階層也因此發生了巨大的變動；在國際上，法國的拿破侖在陸地和海上和英國對峙著，英國在印度確立了它的統治地位，而北美獨立戰爭卻結束了英國對其13個殖民地的統治。

蘇珊娜（1803-85）和凱瑟琳（1802-99）出生在倫敦一個成功地經營著一個碼頭和若幹地產的有錢家庭。作為咋富起來的新貴，蘇珊娜和凱瑟琳的父親，托馬斯· 斯垂克蘭（Thomas Strickland）並不喜歡忙忙碌碌的都市生活，而向往成為一個悠閑的鄉紳；他的心思也並不在經營上，而在他的個人圖書館裏。這極大地影響了他的幾個女兒，她們後來都成為在英國和北美有影響的作家。1803年斯垂克蘭一家搬到了富人雲集的倫敦北麵的一個小鎮，開始了他們舒適的，而又刻板的鄉村生活。斯垂克蘭夫婦是一對嚴厲的父母，他們要求孩子們要在曆史，地理，數學和神學上有堅實的基礎，並成為自食其力的人。孩子們在父親的指導下，演出莎士比亞戲劇中的片斷。這種田園牧歌般的生活終於在1818年，蘇珊娜15歲，凱瑟琳16歲時嘎然中止了。

1815年法國拿破侖在滑鐵魯戰敗，而英國確立了在歐洲和整個世界上的霸主地位。隨著長達23年的英法戰爭的結束，英國國內卻陷入了經濟大蕭條之中。斯垂克蘭一家也因此幾乎破產，家庭的衰敗導致了斯垂克蘭先生在1818年的病逝，留下孤兒寡母一家9口。他們開始了既要維持上流人家的麵子，又要錙銖必較，減少一切開支的破落貴族生活。廚師，傭人，花匠都打發回家，華麗的馬車也不用了。蘇珊娜，凱瑟琳，及她們的姐姐們，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和家庭都充滿著不安的環境中成長的，在天份和後天的努力之下，她們都先後出版了自己的兒童文學作品和詩歌，在倫敦的文學沙龍中初露頭角。而姐妹們出版讀物的收入也多少可以改善她們的家庭經濟狀況。

            就在蘇珊娜，凱瑟琳在自己鍾愛的文學道路上進一步尋求發展的時候，二個男人的出現徹底地改變了她們二姐妹的人生道路。退伍軍人，33歲的中尉張· 伍迪（John Moodie）1830年5月從南非回到英國找對象，他樂觀的性格很快就贏得了蘇珊娜的芳心，而他曾為國從軍的經曆，也讓斯垂克蘭家族感到了上流人家應該有的榮譽感。與此同時托馬斯· 崔爾 (Thomas Traill)，張· 伍迪的朋友，一位出身於窮困貴族家庭的退伍軍人，也和凱瑟琳走到了一起。

張· 伍迪靠拿著國家發給退伍軍人的養老金（每年一百英鎊）過活，即沒有什麽前途，又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要保持他們英國紳士們渴望的生活方式，即使是住在倫敦郊外，每年也需要一千英鎊。而靠他那點兒養老金，和夫人的寫作收入，要達到那個數量是不可能的。而托馬斯· 崔爾先生則視自己為一位學者，他可以說多種語言，喜歡和知識分子在一起高談闊論，雖然他早已債台高築。

張· 伍迪和托馬斯· 崔爾要在英國繼續他們那優裕的貴族生活是不可能的，他們已經吃空了祖上留下的遺產，自己既沒有在政府中有個一官半職，可以輕鬆地吃國家俸祿，又沒有什麽資本或本事可以自食其力。在大蕭條的社會劇烈變動中，他們是日漸衰落，在即將到來的工業革命中，他們是被蒸蒸日上的新生的企業家階級所擠出社會舞台的沒落貴族。

當然大蕭條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農民：從1812~1830年英國的小麥和大麥的價格下降了一半，成千上萬的自耕農，租種別人土地的佃農破產了，而原本就是為他人打工的農工也大批地失業。這些人都在尋找生存的出路­­­進工廠礦山去做苦工，或是移民到海外去。在19世紀初離開英倫三島而移民海外的人們看來，移民就意味著新的和更好的生活，他們擺脫了吞噬著英國勞工階級的毫無希望的掙紮。

為了抗衡日益強大的美國人的北進，英國政府希望有大量的英國人能移民到廣闊的，少人居住的上加拿大，並保衛這片疆域。英國政府為此出台了一個吸引人的政策：英國的退伍軍人可以在上加拿大無償地得到土地，還成立了一個專門機構負責在英國招募人員，和在上加拿大分配土地。

而那塊可以無償得到的土地對張· 伍迪和托馬斯· 崔爾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他們希望那塊無償得到的土地可以作為他們在北美的第一桶金，在經曆幾年的艱苦奮鬥之後，他們就可以在加拿大享受田園牧歌般的生活，繼續他們在英國不能夠維持的中產階級生活。蘇珊娜和凱瑟琳也並不是為了逃避饑荒，相反他們離開了舒適，和日漸明朗的文學事業。她們是為了家庭，確切地說是為了他們的丈夫，而選擇了移民加拿大。當然在1832年8月他們和親朋好友們靠別，和橫渡大西洋的時候，她們的腦海中浮現的是甜蜜的夢想，和查爾斯· 迪更斯的話：“我想，以我的頭腦，雙手，雙腿和健康到新殖民地去，我一定能把自己放在這塊社會的蛋糕的頂端，並生活在奶油中。”

            1832年時的上加拿大人口不到25萬人，稀稀拉拉地散布在這塊廣闊的土地上。約克，上加拿大的行政中心，後來更名為多倫多，還隻是一個人口不足9千的水邊定居點。從安大略湖岸向北，即是所謂的backwoods, 隻有測量者的足跡才留在了那沼澤地，和密不透風的叢林中。在這寂靜的森林中散落著稀疏的幾個叢林農場，小木屋，畜棚，人工開墾的小片荒地，新近種植的果園，和那一望無邊的，砍去了樹幹的樹樁子。

張· 伍迪和托馬斯· 崔爾二家可以無償地分配到的土地，並不是在風景如畫的聖勞倫斯河岸邊，而是在今天的Peterborough 以北的Lakefield的叢林中。他們沿著聖勞倫斯河一路逆流而上，途經魁北克城，蒙特列爾，金斯頓，最後在Cobourg棄船登岸，又乘馬車輾轉來到了他們的目的地。一路上所見所聞都讓他們感到陌生和不愉快。盡管上加拿大是按英國的法律和傳統而建立的，總督是英國皇室任命的，律師是在英國大學裏培養的，任何重大的決策都是由在西斯敏的英國政府做出的，但在這裏已經生活了幾代的保皇黨人，已經是羽毛豐滿的，富有個人主義色彩的北美人了，他們對初來乍到的英國紳士們並未表現出一絲的在意，這多少觸動了他們有著階級敏感性的英國神經，失落和不滿在他們的心中淺生暗長。

 

這二對英國中產階級夫婦來到加拿大的叢林中，所麵臨的生存問題大大地超出了他們當初的想象。在這裏生存就是一場累彎了腰，和摧殘靈魂（soul destroying）的掙命。他們是無償地得到了一塊土地，但清理這片林地的費用可得自己掏腰包。他們得買工具，費力地將參天大樹一顆一顆地伐倒，並耐心地等上7年，讓那些巨大的樹根在地下充分地腐爛，然後才可以將樹樁拔出來；而將這千百年來從未翻動過的土地犁成可以耕種的良田也是非常費力和費錢。移民中的紳士們，如果想雇人來清理林地和耕種糧食，那他們得準備拿出比英國多二倍的工錢來雇人，因為加拿大可是勞動力短缺。

            我們的英國紳士們不得不拿起了他們從來就沒有摸過的斧子和鋸子，到叢林中去伐木墾荒；我們的英國淑女們也操事起了她們從來沒有幹過的，在她們原來認為是粗俗的做飯洗衣。書中有這麽一段描寫婦女們日常勞作的文字：每天早晨她們首先起床，生爐子，喂雞，收集雞蛋，喂尚不能自理的孩子和給他們穿衣服，然後坐麥片粥，烤製一家人的，和為他們家幹活的幫工們的麵包，然後是一盆接一盆底洗衣服； 下午婦女們聚在一起喝下午茶，而她們總是彎著頭做針線，她們得縫製全家人的衣服。

            張和托馬斯最大的問題是他們不象其他的勞工移民那樣，他們沒有在自己土地上耕種的勞動技能，他們並不年輕和健壯的身體也實在不能勝任這樣繁重的體力勞動，他們不得不花錢雇人來為自己種地，這樣就加大了花銷。費了千辛萬苦才收獲的小麥，多數時候還不夠他們自己吃的，伐倒的木材在市場上也賣不了個好價錢，經濟拮據得有時都買不起茶葉和咖啡。他們在叢林中維持溫飽都困難，就更不要想什麽中產階級生活了。她們苦惱而又無望地困在了這茫茫叢林之中。

            張和托馬斯本不是會耕種的農工，他們是在城市沙龍中高談闊論的有閑階級。當他們魯莽地出現在上加拿大的叢林中的時候，無論是他們本人，還是那個有著太多誘惑的時代都讓人有一種怪誕感：演員和舞台的不協調。

            現在的加拿大移民也同樣有著某種滑稽感，加拿大真正需要的是有手藝的技術工人，卻把一大批隻能紙上談兵的家夥找了來。當技術移民們伸出細皮嫩肉的手不得不去工廠打工的時候，就像150多年前張和托馬斯，二位英國紳士拎著斧子，扛著鋸子鑽進叢林去開荒一樣的可笑，又可悲。

1837年一次短命的改革派起義，讓曾是軍人的張和托馬斯又摸了幾天槍杆子，他們又重新看到了自己，有了想法：在叢林中掙命是沒有希望的，必須在自己熟悉的軍隊和政府中某個差事才行。通過多方聯係和疏通，張終於在軍隊中謀了個臨時的軍需官位子，年薪325英磅。這筆收入對於在叢林中苦苦掙命的蘇珊娜一家可是救命錢啊。但張的這個職位僅是臨時的，他隻能隻身前往Belleville任職，而把妻子孩子一大家子都留在了叢林裏。蘇珊娜不得不一個人麵對家裏地裏的勞作，和離開丈夫的孤獨。在蘇珊娜一家移民上加拿大7年以後，張終於搞定了一份正式的政府工作，蘇珊娜也才得以從叢林中搬出來，和丈夫一起住在了Belleville城裏。

            從一般意義上講，繁重的體力勞動是可以耗盡人的精力，鈍化人的思想，並消磨人的意誌的。令人肅然起敬的是二姐妹在這近乎是原始的為生存而勞作的過程中，並沒有泯滅她們對生活的思考，相反這苦難倒是激發了她們寫作的衝動，用那支鵝毛筆將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和所感都一一記錄了下來。1852年蘇珊娜在倫敦出版了她的代表作：Roughing It in the Bush。該書和Uncle Tom’s Cabin並稱為19世紀北美文學的二部扛鼎之作。

            蘇珊娜用她的筆記錄下了歐洲移民在加拿大墾荒開拓的史詩般的生活畫卷，本且也在加拿大文學中有了一席之地，但她本人始終對加拿大沒有太好的評價。在那留下痛苦回憶的叢林生活已經過去10年，她本人也已經從切膚之痛中走出來之後，蘇珊娜說道：“加拿大適合於勤奮的勞動人民，他們知道如何在土地上勞作，並且能夠忍耐那在緩慢的財富積累和社會地位提高中的種種艱苦... ...沒有體力勞動經驗的，又身無分文的紳士是沒有前途的。為了在加拿大重建他們在自己國家失去的社會地位，而橫渡大西洋的紳士們是注定要失敗和失望的。”

我們這些在加拿大也混了幾年的移民們，現在讀到蘇珊娜的這句話會感到一種心悸：這不就是對我們說的嘛。20世紀90年代從中國出來的移民，大多數都是蘇珊娜所說的，沒有體力勞動經驗的，又身無分文的，並懷著要在加拿大如何如何的中國的紳士和淑女們（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或是中產階級）。而這些人在加拿大是注定要失敗和失望的。蘇珊娜早在150多年前就冷峻地告誡了後來人，可我們卻沒有聽到她的聲音，或許我們當初就不願去理會她的聲音。曆史永遠是這麽驚人地相似，令人心碎地輪回。

            我在閱讀二姐妹的傳記時，窗外馬路上公共汽車發出的轟鳴聲，不時把我從久遠的歲月中拉回到現實中來。想她們當年不就生活在離多倫多不遠的Peterborough和Belleville嘛，我何不在周末時候去拜謁一下她們生活過，並留下不朽文字的地方哪，我也好多少沾點兒她們的靈氣啊。我在互聯網上沒有尋找到二姐妹故居的信息，在Peterborough的旅遊小冊子中也沒有他們故居的說明，看來親眼看看她們當年的生活情景是不可能的了。當年二位英國少婦在叢林中苦苦掙命的身影，那凝聚著她們苦惱和痛苦的小木屋，都已經悄無聲息地淹沒在了不斷向前流淌的曆史溪流之中了，隻有她們留下的文字還在向後人們低聲地述說著什麽。我感到一陣顫栗襲上我的心頭­­­曆史的滄桑感，和文字比石頭更不朽的永恒。

 

 

2004年8月15日完成於西窗楓葉室

 

參考書：

Charlotte Gray, Sisters in the Wilderness The Lives of Susanna Moodie and Catharine Parr Traill, The Penguin Group,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