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史蒂芬·米勒接受CNN記者傑克·塔珀采訪時，言辭囂張，卻也透露了不少情況。當時，美國成功發動軍事突襲，綁架了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米勒正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他宣稱，美國不再做世界的老好人，不願為一個不再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秩序埋單。他說，從今往後，美國將不再手下留情，美國將大膽行動，毫不掩飾地動用武力，將自己的意誌強加給世界。
這似乎是對特朗普權力理論最直白的表述，出自本屆政府中最強硬的人物之一。誠然，美國是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從大多數指標來看，它的經濟規模全球第一，貨幣主導全球市場。最重要的是，它擁有地球上最先進的軍事力量，由昂貴的高科技裝備和勇猛果敢的特種部隊支撐。
正是帶著這種好戰的篤定，兩個多月前，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發動了一場魯莽且毫無來由的戰爭。特朗普顯然認為，這將是美國實力的一次展示，得以擺脫米勒口中國際法的“繁文縟節”，並且由國防部長海格塞思喜歡說的那種無情的“動能”行動來驅動。
但事與願違。盡管失去了最高領導人及眾多高官，伊朗仍展開了強有力的反擊，對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和軍事基地造成廣泛破壞。通過控製霍爾木茲海峽，伊朗掌握了堪比經濟核武器的籌碼，導致全球油價飆升，多地關鍵物資短缺。
米勒對塔珀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由實力主宰、由武力主宰、由權力主宰的世界。”伊朗戰爭帶來的慘痛後果正是對這一論調最有力的反駁。然而，特朗普政府不僅誤判了美國的武力和對手的實力，更從根本上誤解了權力的本質，將權力等同於施加暴力的能力，事實上，二者是截然對立的。
米勒的誇誇其談讓人想起關於戰爭最古老且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之一——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部八卷本著作詳盡講述了地中海兩大霸權城邦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史詩對決。強大的雅典人對中立的米洛斯島民說：“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並勒令他們臣服，否則將遭屠殺。
這句話常被奉為強權即公理這一現實主義原初鐵律。但引用這句話的人往往忽略了這其中存在的諷刺，或許是因為他們沒讀完整部作品。若他們讀過全文，便會發現，米洛斯人並非無能為力的受害者，而是目光如炬的預言家，他們反問入侵者：“你們這樣做，不正是在你們現有敵人的基礎上更多樹敵嗎？原本無意與你們為敵的人也會被迫成為你們的敵人。”
雅典人不為所動，圍攻這座城市，屠殺所有成年男性，將婦女兒童賣為奴隸。但他們在米洛斯的勝利是虛假的。雅典人沉迷於這種被誤當作權力的暴力，貿然發動了一場風險更大的冒險——入侵西西裏。起初，雅典人對戰爭意見不一，但最終被那些認為西西裏人弱小腐敗的領袖說服，認定西西裏人如同待宰的羔羊，麵對如此可怕的敵人根本無力自衛，勝利唾手可得，為雅典帶來更大榮耀。
但僅有武力遠遠不夠。執行長期封鎖的雅典戰船木材腐朽，補給線也枯竭了。雅典人資金日益短缺，隻能加征新稅支撐戰爭。最終，在錫拉庫薩的激戰中，雅典軍隊潰敗。這雖非雅典霸權的終結，卻是其衰落的開端。最終，斯巴達取代雅典，成為地中海的主導力量。
不難看出，這與美國當下的處境何其相似。如同當年的雅典人，特朗普陣營將他們在委內瑞拉的肆意妄為視為自身不可撼動權力的證明；也如同雅典人，他們過度擴張——在動機混亂、國內支持不穩、缺乏清晰勝利計劃的情況下，去攻擊一個被他們低估的敵人。他們沉迷於自身的施暴能力，誤以為貫徹自身意誌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
他們的戰略錯誤源於對權力的誤讀。1970年，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論暴力》。在書中，阿倫特指出，暴力並非權力的一種形式，而是其對立麵。這本書寫於美國深陷越戰泥淖之際，一定程度上是批判那些反對戰爭卻主張暴力的左翼激進分子。然而，近幾周重讀此書，我深感它對美國在波斯灣的困境有著驚人的現實針對性。
阿倫特認為，權力是集體的、基於共識的和關係性的。暴力則截然相反，它是工具性的、強製性的，一旦威脅被規避或撤除，其力量便煙消雲散。“暴力固然能夠摧毀權力，”阿倫特寫道，“槍口之下生出最有效的命令，帶來最即時、最徹底的服從。但從槍口之下生長不出來的，是權力。”
這種動態正在當今與伊朗的僵局中上演。盡管美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擁有無盡的施暴能力，包括特朗普幾乎不加掩飾的動用核武威脅，伊朗依然沒有屈服。這個殘暴的神權政權或許遭到本國民眾的唾棄，但麵對覆滅的威脅，許多伊朗人反而團結到政府周圍。多年製裁帶來的經濟孤立早已磨礪出這個國家的生存技能。
特朗普被迫淡化伊朗對試圖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的美國驅逐艦發動的襲擊，將其稱為“小事一樁”。同時有證據顯示，美國在海灣地區的多個軍事基地遭受了大範圍的破壞，營房和食堂變成瓦礫與灰燼。根據五角大樓的說法，這場戰爭已耗費了290億美元——而這個數字幾乎可以肯定是嚴重低估的。據報道，美國情報官員也得出結論，伊朗能夠承受封鎖數月之久。
與此同時，特朗普在國內的支持率正在直線下降。一項又一項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表示反對這場戰爭，不明白它的目的所在，並且對於戰爭對個人財務狀況造成的嚴重衝擊深為不滿。眼見政治風險逼近，特朗普急切尋求退路，一邊聲稱即將達成協議，一邊又發出空洞的徹底毀滅威脅和取得全麵勝利的無稽之談。幾乎沒有人信他的話。
正如《聯邦黨人文集》中的名言：“一切政府皆以民意為基礎。”然而，特朗普始終無法說服美國人為實現他的戰略目標承受哪怕一丁點痛苦。盡管他擺出一副不受任何約束、號令天下的張揚姿態，但這場戰爭暴露了他總統之位核心處的極度虛弱，也讓人看清了他的權力又是何等微不足道。
這種弱點並不局限於這場戰爭。當特朗普試圖在明尼蘇達州使用暴力推行他嚴厲的驅逐出境議程時，他敗給了一場持續不斷、協調有序的非暴力公民抵抗運動，這場運動成功地將公眾輿論動員起來反對他。明尼阿波利斯的大規模執法行動幾乎已被完全放棄，該州聯邦特工人數從數千人下降到數百人，僅比行動開始前略多。
特朗普試圖借助行政命令這種獨特的強製力進行統治的許多嚐試，都遭遇了同樣的命運——無論是加征關稅、削減政府開支，還是為自己建造華麗紀念工程。在民意法庭上，乃至在關鍵時刻的最高法院，特朗普屢屢失利。難怪米勒近來格外沉寂。他整套權力理論乃至特朗普的總統生涯都處於危險之中。
不過，與雅典不同，美國麵對的不是斯巴達。唯一能對其全球霸權構成真正挑戰的中國對海外冒險並沒有什麽興趣。相反，中國已經開始以阿倫特式的方式增強自己的權力：利用貿易協議、外國投資和外交手段，聚攏心甘情願的盟友，而非強製壓服的附庸。這些恰恰是美國曾經用來有效建立自身實力與財富的工具。
而特朗普政府對基於共識建立持久權力的耐心工作表現出的隻有蔑視，更喜歡暴力的閃電戰。上周，備受期待的北京峰會凸顯了這種分歧。“我們兩國應該成為夥伴而不是對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意味深長地說道。對於陷入困境的特朗普來說，敗局之慘烈，他無法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