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這是方嘏德在中國的時候的一張合影
（德國之聲中文網）Gudrun Alber是她的德語名字。1948年出生的她，在奧地利蒂羅爾山區由外祖母撫養到三歲。她的母親在英國認識了她後來的中國繼父。三歲的她隨著母親和中國繼父，乘船前往中國沈陽，那是1951年。
她的中國父親在沈陽金屬研究所得到一個職位。這位中國父親給她起了個中文名字，叫方嘏德。她說，嘏是幸福的意思。
與家人一道，她在中國度過了童年，也經曆了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下鄉勞動等等。她說，自己的童年，“雖然經曆了很多事情，但回想起來還是一個很快樂、很愉快的孩子。因為家裏條件也不錯，父親母親對我們都很好，鄰居也不錯，同學關係也都很好”。
她在沈陽上小學、中學。幫農民收割、挖老鼠洞找大米、挖糞肥、打蒼蠅上交、插秧，她都做過。她說，那時候“我好像不知道為什麽，什麽都喜歡，什麽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什麽都喜歡做”。
作為當時唯一在沈陽的歐洲小姑娘，她走到哪兒，大家都看她，“從頭看到腳”，但她的同學保護她。
1966年文革開始，她成為了紅衛兵，這樣“可以保護我的父親和母親”。為此，她去沈陽外事處，說她在奧地利蒂羅爾山區的外祖母是貧農，請他們開個證明——畢竟，她的同學說她的中國父親出身地主，屬於黑五類。拿著外事處的證明，她當上了紅衛兵。
為了防止被抄家，方嘏德的母親不得不燒了從奧地利帶來的一幅瑪麗亞畫像。她的父親作為知識分子，天天要戴著牛鬼蛇神的袖標。她還是經曆了抄家，父親被懷疑是特務，被一個派別帶走。另一個支持她父親的派別得以解救他，讓他能回家，“沒有受到皮肉的衝擊”。
方嘏德講述，她曾親眼目睹十四、五歲的初中生，用自行車鏈條抽打據說是小偷小摸的人，抽打他們的頭和身體。她自己的老師也受到毆打，被關在地下室裏，“渾身是膿包，很可憐。我後來都不敢過去，那個地下室、那個窗戶口、那一條路，我都不敢走。每次走到那個地方。我就心疼得要死”。
她說，剛開始，她自己的父親也怕她。那時候“吃飯之前要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要跳忠字舞，然後再開始吃飯。好多同學家裏都是這樣。我父親就問了，我們家要不要這樣做，我說不用。”方嘏德對父親說，我們家就是我們家，“你們永遠是我的父親母親，不要怕我”。
文革開始，她成為了紅衛兵，這樣“可以保護我的父親和母親”
她曾經曆沈陽的武鬥。
在紡織廠工作期間，上完難熬的夜班，一大清早，還有領導來要進行政治學習。她提前走，卻被攔下，領導說，要把她培養成“第二個白求恩”。
臨離開中國、要去奧地利之前，她被貼了大字報。在外事處的幹預下，大字報被拆了。
1972年，方嘏德離開中國，回到奧地利，在那裏讀了大學、結婚、工作。後來，她的母親以及兩個弟弟、中國父親相繼也來到奧地利。
1974年，她第一次回到中國，那年是奧地利工業展覽會在中國舉行，她為奧地利代表團做翻譯。後來她又多次回到中國。如今，她與家人生活在維也納。
在接受德語媒體采訪時，她和家人曾講述過，回到奧地利後，對他們來說，適應生活是十分艱難的。此次德國之聲對她的電話采訪，則主要請她講述了在中國的歲月。她用中文接受了采訪。以下是采訪的詳細內容，因篇幅較長，分為上下篇。
上篇：紅衛兵、勞動與“第二個白求恩”
方嘏德女士，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您是1951 年去的中國，當時您3 歲。那是怎麽樣的一個情況，能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我是聽父母說的。那個時候是因為我父親——我的中國父親在英國留學，認識了我媽媽，後來他們就結婚了。結婚了以後，我父親就說，一定要把我帶到中國去。
我媽就給我外婆寫信，說要把我帶到中國，我外婆說不行，中國那麽遠，她說這個外孫女兒就留在我這兒，你自己去吧。
我父親考慮到，因為畢竟是母親的孩子，我的父親就覺得我媽媽應該把我帶過去，他有責任撫養我。媽媽就又寫了一封信問外婆，外婆還是不同意。後來我父親又懇求我媽再給外婆寫一封信，說絕對不讓我媽和我在中國受苦，他保證。
就這樣，外婆看了第三次那封信，就感動了，同意了讓我去中國。因為我生下來八個月的時候，我媽媽就去英國了，外婆把我帶到三歲，還是有感情的。
然後媽媽就回到奧地利那個農村把我接走了，先到英國，然後我們坐船到中國，好像是一個月在船上。
因為我當時說德語，父親母親他們說英語，父親還有一些同事、朋友都講中文，所以一下子對我來說三種語言都在頭腦裏，我當時什麽話都不說，就這樣到了中國。
方嘏德當紡織女工的時候圖像來源: Privat
到中國之後，您童年的記憶如何？
到中國後，我大概四歲、五歲就到幼兒園去了。
我奶奶、還有一個姑姑也過來了，跟我們住。那個時候我父親當時的工資給得很高，207元。我們家吃的方麵、生活條件跟其他人比，那真是好上加好，是非常非常不錯的，那時候是政府照顧我們。
我跟奶奶、姑姑住在一套房間，媽媽、父親跟弟弟住在一套房間，就是隔壁。後來，1955 年我就上了小學。
在幼兒園，我很快就學會了中文，後來跟媽媽就說中文，不說德文了。媽媽要買菜的時候，她說德文，我給她翻譯成中文。剛開始是這樣。後來我母親很好學，她進了掃盲學校，夜校，開始學中文。好像 1953 年、1954 年的時候，她就在中國科學院沈陽金屬研究所圖書館當圖書館管理員。媽媽很快就學會了中文。
小學的時候，我們住的大院裏有好多跟我同齡的小朋友，我們一起去上小學。到現在我還跟小學同學、中學同學、高中同學都有聯係。
小學的時候，我記得 58 年大躍進的時候，我們要去撿廢鐵，把家裏不用的廢銅廢鐵都拿到學校去捐送，那不是大煉鋼鐵嗎？我父親是搞冶金的，他跟我說煉出來的這些東西質量一點都不行，但是沒辦法，當時是一種潮流。
然後就是三年自然災害，59 年到 61 年。這個我們也度過了。還好我跟我媽是外僑。55 年以後，我媽的護照和我的護照就過期了，我們就屬於無國籍。我在中國生活到差不多 22 歲才拿到奧地利國籍和護照。在中國生活的時候，我和我媽都是無國籍的。
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吃東西比較困難，買不到肉，買不到雞蛋，都要用蛋票、糧票、各種食品票。我們是外僑，有照顧。我跟我媽一個人可以買 38 斤大米或者白麵，其他人都是 22 斤。我父親和兩個弟弟好像一個月就 22 斤，還是粗糧，沒有大米，沒有白麵，是苞米茬子、高粱米這些。我們還有魚票、蛋票、牛奶票、糖票。油的話，我跟我媽一個人可以買一斤油，其他人一個月隻有二兩油。
所以不管怎麽說，我們家當時沒有怎麽受苦。跟其他同學比，我真是享福了，真是享福了。看同學餓得要死，有的時候我在家裏隨便偷了一塊饅頭送給我同學。61 年以後就慢慢恢複過來了。
1972年在維也納拍的照片圖像來源: Privat被貼大字報
小學的時候，好像我 10 歲的時候，到農村去。我們學校每年都要到農村幫助農民收割。 有一年我記得我第一次去的時候，是到一個稻田地裏去。 九月份，稻子都收割完了， 都摞在一起，要晾幹。 因為很多老鼠、田鼠偷稻子，我們要把老鼠洞打開，把大米拿出來。 這個工作我們做過。 我跟著去了一個星期。 我們住在農村一個草棚裏麵，都帶著行李，很高興。 我們就去挖老鼠洞。 我怕老鼠，一看到老鼠，我就什麽辦法都沒有。 我用皮筋把褲腿都綁緊了，怕老鼠鑽到我褲腿裏頭去。 我們小學那時候挖了好像有兩百多斤大米。 老鼠洞裏很有意思。 挖了以後，洞裏有米殼子，專門放一堆；大米都分開的，幹幹淨淨的。 那回我就高興了。 我說我們每個人能拿一斤大米回家，可以有大米吃了。 我就這樣想的。 結果第二天，等到回家以後、再到學校的時候，我就等著什麽時候發大米。 結果沒有，也沒有人提這個事。 後來我就問了一個老師。 我說我們上個星期挖那麽多大米，要不要分給我們每個同學一人一斤。 他說你傻孩子，這個我們都上交了。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老師都自己分走了，根本就沒有上交。
那個時候，春天或秋天，還要挖糞肥。到水池子、河溝裏去挖黑黑的泥巴，挖出來做肥，這些我們也都做過。小學的時候，每天要到馬路上去撿馬糞，用小桶裝了收起來，上交到學校。還有打蒼蠅，看誰打得多，把蒼蠅收集起來，放在小盒子裏交給老師，老師就數你打了多少。有的時候蒼蠅裝得火柴盒子一樣一小盒。有一次我還去了院裏一個養牛的地方，四五頭牛，可以擠牛奶的，我看到那邊蒼蠅特別多，就一下子收了一大堆。
因為我長相跟中國人不一樣——1959 年以前在東北有很多蘇聯專家，1959 年以後全部都走掉了。從 1959 年以後我就沒有看到過歐洲人，好像還有一個蘇聯人見過一次，其他的歐洲人都沒有見過。除了媽媽之外，當時在沈陽，我是唯一的歐洲小姑娘。所以我走到哪兒，我要進城啊，走到哪兒，大家都看我，從頭看到腳，有些人還要摸摸我的頭發。有的時候我也會發脾氣，我就罵他，用中文罵他，他們說罵得跟我們一樣，會中文呢。但是在我們同學之間——就是小學同學、中學同學，我要是外出、要下鄉，外地的孩子都來看我，他們會趕他們的，我同學都保護我。我院兒裏的同學、小朋友也會保護我，同學也會保護我。我怎麽說呢，人緣不錯，不跟人打架，也不跟人吵架，人緣不錯，總是有人保護我。
方嘏德女士近照
中學時期
中學的時候，每年都有秋收。九、十月份要到農村去，有時一個星期，有時四個星期。還有插秧，是五月份。每年兩次，每次我都去。
我記得初中三年，去了六次農村，幫農民收割或者插秧。我都去，也都挺高興的，跟同學一塊兒去參加這些活動。我挺賣力的，好像挺能吃苦的。有些同學挺嬌的。我好像不知道為什麽，什麽都喜歡，什麽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什麽都喜歡做。
插秧的時候有很多吸血蟲，一會兒腿擡起來，兩三根就在腿上。我就怕，就叫。後來同學、老師就告訴我不要叫、不要叫，拍幾下它就掉下來了，不能拉。後來抹了一種油，好像是紅色的油，好像是燈油那種，抹上去以後，吸血蟲就不咬了。
下鄉結束回家的時候，要把鋪蓋、衣服都卷起來，打成行李包背著。我們住在農民家裏，一邊炕是他們自己住，另一邊是我們住，七八個姑娘住一大炕。老師告訴我們，農民家的東西什麽都不能拿，一針一線都不能動。我就站出來說我做不到，因為虱子、跳蚤都跟著我。我被咬得一塌糊塗。我睡在炕頭，炕頭熱，很舒服。結果跳蚤、臭蟲一大堆都跑到我身上，咬得我一塌糊塗，好多好多包。
中學的時候基本就是插秧、秋收，還有割稻子。插秧一般是女同學做得快，男同學彎腰時間長了就腰疼，女同學反而沒什麽事。現在的年輕人沒做過這些事，其實這種鍛煉我覺得還是挺好的。
後來上了高中，高中的時候也下鄉。但後來就不讓我下鄉了。因為我到了 18 歲，算是成年人了。在沈陽，從城中心到 50 公裏的範圍以外，外國人不能隨便去，要有外事處的證明。我記得高一第一年秋天我申請到了，下鄉去了，後來就不給我批了。
文革一開始，我就進了工廠，到工廠裏去開車床，幫助工人做一些事情。那也是一個星期住在工廠裏。
文革您是如何經曆的呢？
1966 年5 月 16 號，那一天文化大革命開始。那天說學生晚上 7 點、7 點半要到學校去聽重要廣播。我父親、母親在研究所裏工作，也要到辦公樓去聽廣播。那個時候就宣布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個我記得清清楚楚的。
對我們年輕人來說，那時候我覺得好多同學都好高興。不用考試了，不用做作業了，多開心，天天玩。後來就開始有大串聯，開始參加紅衛兵。
那時候開始分什麽黑五類、紅五類。我被打進黑五類，因為我父親的父親是地主，他們就給我寫成分是地主。我想想覺得不對勁，我又沒有拿中國國籍，是無國籍，我又是在奧地利出生的，為什麽給我打成地主成分。
我沒跟父母商量，一個人跑到沈陽外事處，找他們領導。我說我外婆在阿爾卑斯山鄉下，有一小塊菜地，種點菜，賣賣菜，這樣維持生活。這屬於貧下中農。我說你給我開個證明，學校裏有同學說我是地主出身。他們說可以，給我開了一個貧下中農的證明。
我拿著這個單子回到學校。那時候文化大革命已經到了 6 月份，5 月 16 號以後，好像是7、8 月份開始大串聯，我的同學都沒人上學了。我通過另外一個同學就加入了紅衛兵，因為我知道我要加入紅衛兵，我可以保護我的父親和母親。
我也去串聯了，去了大連，又去了長春。後來周恩來宣布外國人不介入中國文化大革命，我就回來了。
您在文革中經曆或目睹過暴力嗎？
文革期間，66 年 6、7 月的時候，我們班同學說要去抄我們班主任的家。班主任是語文老師。我跟同學們一塊兒走，走到半路，我越想越不對勁。我對這個老師印象特別好，他幫過我很多，他的課我很喜歡聽。我就想到父親說要尊敬老師，老師是教養，是應該得到尊敬的，不應該侮辱老師。我就跟同學說你們去吧，第一，我沒有拿過中國國籍，我是無國籍的人。第二，周恩來說，外國人不加入文化大革命。然後我就走了。後來我才知道，同學到了老師家，把老師家的書、雜誌和一些東西都弄到院子裏燒了。
那時候真的很可怕，文革期間真的很可怕。
有一批初中生，十四五歲，從北京開著大卡車到我們學校來，要開批鬥會。他們抓了一些人——以前有一些被稱為“破鞋”的人，還有小偷小摸，抓了四五個，把他們綁起來，站在卡車上。年輕的小姑娘、小夥子拿著自行車鐵鏈子照他們頭上、身上抽。我就在下麵看，心疼得要死。我就在想，怎麽能這樣打人。但是那個時候不敢說話。你要是表現出來，你也會被拉上去打。
後來回家，我就跟我媽說了這些事情。我媽跟我說，你就不要想，也不要說，忘掉最好；以後看到人多的地方不要過去湊熱鬧。
文革期間，學校裏有一個曆史老師，這個曆史老師知道的東西很多，但是對學生要求很嚴格。
你要是沒複習、回答不出來，他就拿粉筆頭往你頭上打。所以很多同學恨他，文革期間他也被鬥了。
有一天我在走廊裏看到紅衛兵把這個曆史老師攔住，不讓他走。他們把他的手表搶走了，讓他把皮鞋脫下來，也拿走了。後來這個曆史老師被關到學校地下室，也被打，渾身是膿包，很可憐。
我後來都不敢過去，那個地下室、那個窗戶口、那一條路，我都不敢走。每次走到那個地方。我就心疼得要死。
那段時間發生的事情太多了。年輕人造反，天不怕地不怕，好像自己是老大，別人都得聽他們的，一點教養都沒有。還有一些朋友，自己也是打母親，在家裏批鬥自己的母親，因為母親是知識分子，或者批鬥自己的父親，就是為了好像當紅衛兵，要表示自己多進步。這些東西不可想象，不可想象。
我父親也怕我。剛開始的時候，我父親也怕我，怕我會批鬥他。
那時候每天早上要念毛主席語錄，要背毛主席語錄，吃飯之前要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要跳忠字舞，然後再開始吃飯。好多同學家裏都是這樣。
我父親就問了，我們家要不要這樣做，我說不用。我說，我們家就是我們家，父親是父親，母親是母親，你們永遠是我的父親母親，不要怕我。我不會針對你們的，我也不會針對其他人的。
那個時候，我父親當時也挺怕的。年輕人造反。因為父親是知識分子，文革期間也是背了什麽牛鬼蛇神的帽子，也要到什麽勞改隊裏去勞改。當時知識分子都進了勞改隊裏。
天天好像是掃大街，燒鍋爐，做這些工作。要麽就是我們院子裏居民樓的窗框，要粉刷油漆，就他們來幹。十年沒有搞研究，文化大革命真是浪費了很多很多有才華的人。
當紡織工人與“第二個白求恩”
66 年、67 年、到68 年的時候，同學們都說要下鄉，到農村去。我沒有被批準下鄉，我就很生氣，寫了一份申請書，說我要像同學一樣，為了建設農村，到農村去，當知識青年。後來好像還受到領導的表揚，說我這個心他們已經領了，但外事處不讓我下鄉，我屬於外國人。
我那時候真積極，真想下鄉，因為好像我跟同學關係都挺好的，我不想離開他們，都想跟他們在一起。
68 年底，把我分配到沈陽第二紡織廠——這個廠現在沒了。我當紡織女工，學徒工，一個月 17 塊錢。我父親就跟我說，兩塊錢你自己留著零花，15 塊錢全存起來，沒錢你跟爸爸要。所以我那個時候，每個月 15 塊錢都存到銀行裏，就留兩塊錢。
當那個紡織工，也挺開心的。當時一個年輕的女師傅教我，人特好，我特喜歡她。然後慢慢的，剛開始，我就覺得我挺賣力的。後來我發現好多師傅，她們都抽煙。一抽煙就休息半個小時，過一會兒又去休息半個小時。我就是七個半小時幹下來，中間半個小時有吃飯的時間。後來我也學會了，有的時候我也想偷懶。
我們是三班倒，一個星期當時都是六天上班。夜班很難熬，晚上十點到早上六點。上了半年以後，這個夜班就特難熬。然後我就想了辦法，怎麽辦呢。有一天我就去紡織廠的衛生所，我也不知道我說什麽，我就想逃，就是曠工。我對那個醫生說，我拉肚子，你給我請一天假。他知道我上夜班，然後他說，我給你三天假好不好。我說，你就給我一天，我都不敢要三天。他知道，看出來我想偷懶，他想幫幫我，因為我一個外國人。他想幫幫我，我還沒敢要。就那麽一次。
夜班下班以後，我們還不能回家，一定要坐在那兒，還要政治學習。就來了領導，他們晚上睡好覺，過來給我們念報紙。我們困得要死，還得坐在那兒聽他。有的時候我就提前走了。後來那個領導發現了。有一天我騎著自行車，六點半我要趕著回家，他們把大門關了，把我攔住了，不讓我回家，讓我去政治學習。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怎麽辦好了：三個男人攔著我，都是領導。然後我就想盡一切辦法，我就哭出來了，我使勁逼著自己哭，要嚇唬嚇唬他們。後來他們還是讓我走了。
後來他們又找我談話，說他們要培養我，第二個白求恩。白求恩是加拿大人，說我是外國人，也可以培養第二個，好像要出名什麽的。我就跟他們說，我不聽這個，我就回家，我不參加政治學習了。
采訪的第二部分，請看 下篇：大字報、“雞蛋人”與沈陽的武鬥
下篇：大字報、“雞蛋人”與沈陽的武鬥
（德國之聲中文網）Gudrun Alber是她的德語名字。1948年出生的她，在奧地利蒂羅爾山區由外祖母撫養到三歲。她的母親在英國認識了她後來的中國繼父。三歲的她隨著母親和中國繼父，乘船前往中國沈陽，那是1951年。
與家人一道，她在中國度過了童年，也經曆了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下鄉勞動等等。
1966年文革開始，她成為了紅衛兵，這樣“可以保護我的父親和母親”。
她曾經曆沈陽的武鬥。
1972年，方嘏德離開中國，回到奧地利，在那裏讀了大學、結婚、工作。後來，她的母親以及兩個弟弟、中國父親相繼也來到奧地利。
如今，她與家人生活在維也納。
在接受德語媒體采訪時，她和家人曾講述過，回到奧地利後，對他們來說，適應生活是十分艱難的。此次德國之聲對她的電話采訪，則主要請她講述了在中國的歲月。她用中文接受了采訪。以下是采訪的詳細內容，因篇幅較長，分為上下篇。
下篇：大字報、“雞蛋人”與沈陽的武鬥
您為什麽決定回奧地利？
從小我媽就跟我說，你的前途、你的將來是歐洲。我媽一直灌輸我，讓我回到歐洲來。
我當時在工廠裏上班，隔壁的工廠是一個機械廠，男工人比較多。我師傅經常來給我說媒，隔壁那工廠有個小夥子看上你了，要不要我給你拉拉線，做個媒人。我說不要不要不要。那個時候我二十歲了，大家都來給我說媒，可嚇死我了。我從來沒有說我在中國要成家立業，因為我看到我那些同事，結婚了以後生了孩子，56天就背著小寶寶到工廠裏去上班，好辛苦。我就想，不行，我絕對不能在中國紮根，我絕對不會找一個中國人當做丈夫。我從來沒有這個想法。
因為我在中國，一舉一動，大家都在看我。我長得是歐洲人的樣子，藍眼睛、黃頭發，在中國特別顯眼。如果我在中國要找個對象，那就得出去看看電影、壓壓馬路、逛逛公園；如果不成的話，就會被說成是“破鞋”。所以我在中國一個男朋友都沒有，也沒有這個想法。
被貼大字報
然後我快要離職的時候，好像離職的第二天，工廠裏給我貼了大字報。整個走廊裏，那個長廊裏頭，都是大字報，都貼我的，說中國人民給我養育成長，然後我現在要享受資本主義的生活，要到歐洲去，要到奧地利去，要到國外去，就是寫的那些東西，好像是我沒良心怎麽怎麽的一大堆。有一個紡織廠裏認識的一個朋友，挺好的，跑到我們家來告訴我，說今天工廠裏貼了好多好多大字報，關於你的事兒，批評你。我一聽，我也沒有做什麽壞事，腳正不怕鞋歪。
第二天，我就到了沈陽的外事處，找他們的領導人。我就提出來，第一個，周恩來說，外國人不介入中國文化大革命，為什麽給我貼那麽多大字報。我也沒有做什麽壞事情。外事處的人勸我，說不要著急。那個時候已經同意我回奧地利，但還沒有完全批下來，他們也很小心。然後說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們會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就直接派了人到了工廠，把那個大字報全撕掉了。
之後工廠領導給我父親打電話，說到我們家來，跟我賠禮道歉。我父親跟我說，你今天下午在家裏待著，廠裏的領導過來看看你，給你賠禮道歉。我一聽，一氣之下就走掉了。我說我不聽他們的賠禮道歉，都是裝的。我不理他們，來了三次，我都跑掉了，沒有接受他們的道歉。
我們家我父親呢，在文革期間，皮肉上沒有受到衝擊，媽媽也沒有受到衝擊。媽媽一張大字報都沒有得到。因為媽媽人很好，我媽媽性格很好，不跟人翻臉，吵架什麽的都沒有。所以我們家就算是跟當時在中國的很多歐洲人家庭比，那我們真是不錯的，沒有受到皮肉上的衝擊，精神上是有的。當時那時候知識分子都受到衝擊。
老外的稱呼
你說我為什麽要回奧地利來，因為我長得就是歐洲人的樣子，在中國雖然我說中文，我到哪兒去都是（外國人）。還有當時在中國，我們一些鄰居還是同學，在我背後都叫我黃毛子、大鼻子雜種，當我麵叫我名字，背後都是黃毛子、大鼻子雜種這些東西。
在奧地利，有一次我在中國餐館去吃飯，我跟老板娘很熟。那天剛開門，有一對夫婦是中國遊客，他聽我說中文，就跟老板娘說，這個老外會講中文呢，講得這麽好。然後我就對那個中國人說，在這裏你不能叫我老外，你們是老外。我說你們中國人在公交車上，在歐洲什麽地方，一說就是老外怎麽怎麽的，好像到處都是他的國家，挺有意思的。
我先生就說，有一次，——因為他原先在大學裏教書，搞過一次好像是一個課題，叫包裝學，他就說，我太太這個包裝是歐洲式的包裝，裏麵的貨是中國貨，你明白嗎，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思維都是中國的，長相是歐洲人。
很多在歐美長大的華裔孩子，人家稱他們叫什麽人，你聽說過沒有，對，對，香蕉人。我當時就想，我是什麽人呢，我想一想，我是雞蛋人，煮熟的雞蛋，外麵是白的，裏麵是黃的，我就稱我自己是一個雞蛋人。
我還是說，中國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都有好的地方，我都維持著。所以說我的童年，雖然經曆了很多事情，但回想起來還是一個很快樂、很愉快的孩子。因為家裏條件也不錯，父親母親對我們都很好，鄰居也不錯，同學關係也都很好。所以我回想起我的童年，一直都是很愉快的。
後來我在奧地利讀了大學。也結婚了，工作，一直到現在。我不知道為什麽，我總覺得我的命挺好的。我沒有受過那麽大的苦，想做什麽，好像就都能做到，就能得到。
我在奧地利的時候，也在大學裏教過中文。
我的中文名字是我父親從《康熙字典》裏給我找出來的。他跟一個朋友兩個人商量來商量去，用哪個字。那個“嘏”字，是一個很少用的字，意思是幸福。“德”就是道德的德。所以這個名字的意思，一個是幸福，一個是道德。
後來我也常常回中國。我自己算了一下，大概去過二十多次，二十四次、二十五次。1972 年我回到維也納，1974年跟一個工業展代表團在中國，在北京的工業展覽會上做翻譯。1974 年是第一次回中國，最後一次是 2018 年。
Helmut Opletal博士在《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個人崇拜與紅色印記》一書中采訪了您，您提到您的母親在文革中曾不得不燒掉一幅瑪麗亞畫像，以防被抄家。小的時候，母親對您的教育有天主教背景嗎？
完全沒有，我就信我自己，啥也不信。對，文革期間，我一個挺好的同學找到我，說方嘏德，你們家有一張天主教瑪利亞的照片，你得給它毀掉。 破四舊嘛，不然同學會到你家裏去抄家的，這個一定要毀掉。我就回家就跟我媽說了，我媽說那咱們就給燒掉吧。摘下來，放在後麵院子裏弄點稻草，一點火就給它燒掉了。
當時在我們家還有來抄家的，我也經曆過。 那個時候是66年8月份、9月份，到我們家來抄家。因為我父親呢，那個時候是被說牛鬼蛇神，那個標簽呐，天天帶這個袖標，上麵寫的牛鬼蛇神。他們懷疑我父親是CC特務，那個CC是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是蔣介石的朋友吧，當時好像是他們資助國民黨有這個獎學金，我父親從他們那兒拿到獎學金到英國去留學的。然後呢，就因為這個事情父親被當成CC特務。
他們就去查，所裏麵就去查。父親他是頭腦很清醒的，他是哪一年哪一日見到什麽人跟什麽人說話，他都全都寫下來了，那人家就去查了，到底有沒有這個事情。他當時就為了得到這個獎學金到英國去留學，一定要加入國民黨，他就加入了國民黨，但是呢，他根本沒有什麽活動都沒有。就是你說：參加了這個黨、加入國民黨，就給你獎學金。後來就在英國深造，就這樣。回來以後呢，那個時候是周恩來說的號召知識分子科學家回國， 建設中國。那個時候我父親就是愛國嘛，就跟他的一些教授、還有一些同學就回到中國來，來建設社會主義，就這樣。好心好意的結果呢，被打成什麽CC特務。然後呢，怎麽查都查不出來，這個事情花了很多很多錢沒查出來。
剛才提到的書中您在采訪中說，當時沈陽有一些不同的派別，您父親加入了其中一個派別。
他加入了叫什麽硬骨頭派工人那一派。還有一派叫什麽紅旗派，是知識分子那邊的。這個硬骨頭派就是站在我父親這邊，就幫了我父親。有一天，父親晚上七點多鍾被抓到這個辦公大樓裏，不讓回來，說要審他、審查他，然後我媽媽就著急了， 說怎麽辦呢，父親被抓了。我就說，那我去找個朋友，我找一個同學，院裏的一個小姑娘，我跟她挺熟。她父親是這個硬骨頭派的頭頭。我就找這個小姑娘，說你告訴你父親，我父親被抓了，想辦法能不能給他保住，別受到什麽皮肉的那個衝擊，或者被打呀，怎麽樣的。然後呢，好像她父親馬上就通知了部隊，當時好像是硬骨頭派跟軍隊也有什麽派連接在一起的。結果後來早上五點、四點多鍾，把父親放回來了。父親就回來了，回家了，沒有受到這皮肉上的衝擊。
那個時候就是亂懷疑、亂抓人，然後是挺可怕的。每個人都要表現自己嘛，是不是？
書中的采訪提到，您還見過沈陽的武鬥？
有武鬥，見過大槍給我嚇得馬上就藏到那個樹叢裏頭去。有，在院子裏有動槍的。然後有一次，跟我媽媽到附近的一個商場去買東西。 然後走在大馬路上，那個時候年輕人造反派，他們就到部隊裏拿大卡車拿那個部隊的槍。那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麽中國政府好像就是說文化大革命就讓他們去幹嘛是怎麽回事。那年輕人呢，十四歲、十五歲就去拿槍拿大卡車。 不會開就在馬路上亂開呀。然後我跟媽媽在馬路上走，看到一輛大卡車、第二輛大卡車過來，都是年輕人站在上麵拿著槍。然後有一個就喊，哇，美國佬！就看著我和我媽拿槍比劃，給我嚇得趕緊把媽媽給拉住。馬路旁邊有樹叢，我就躺在這個樹底下去了，給媽媽也拉到樹底下。 然後，因為他那個車子司機沒有看到我們，車是向前開的嘛，所以就過去了。所以是很可怕的。後來我就跟媽媽說，我說你千萬不要出門，你不要出門，不讓媽媽出門。
短波聽林彪事件
還有一個事情。66年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家收音機壞了。因為當時每天都要聽新聞嘛，我就跟我媽說，我把那個收音機帶上到城裏去修。到一個修收音機的公司，公司也比較大，好多好多桌子，裏麵很多工作人員，一個人拿我的收音機放在他桌上，我都可以看到的，他就是隔一個隔板嘛。然後他看了，好像裏麵一個什麽燈管要換一下，他換了一下，然後他在後麵又調一下東西， 哢哢哢哢哢哢。我就看他後麵調什麽東西，轉來轉去，轉來轉去。無所謂，後來他說修好了。他就告訴我，你不要聽短波，我說我不聽短波。我拿回來以後呢，當然了，我是聽短波的，我都聽日本的，春夏秋冬有短波，我聽短波的地下電台。 那個時候，哎，我就發現聽不到了，什麽都聽不到了。那我就想了，好像在後麵撥什麽東西，我就用想象力，哪個方向，哪個方向，試撥了兩下，哎，短波出來了。那個時候修理收音機的人呢，他的任務是短波全都給你關掉，不能聽的。收音機裏是有這個，你一關掉，你不懂這些東西，當然聽不到了。
後來我就聽短波，我媽也聽短波，我媽聽德文的。有一天，林彪事件，1971年底。我聽廣播聽到了，就說林彪被擊落下來了，死了。然後呢，我就跟我媽說了這個事兒，我媽就把這事兒跟我父親說了。我父親下班回來晚上給我叫到他房間裏，他說，你現在已經是成人了，但是我要跟你說一件事情，你聽到的東西不能跟任何人說。他說我今天聽你跟你媽說關於林彪這個事情，如果你說出去了，你的頭會掉下來。父親很嚴肅地跟我說，千萬不能跟弟弟說這個事情，任何人都不能說，你可以聽，你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分析，但不能跟任何人說。我說爸，你放心，我就跟我媽說了，跟其他人沒有說。 我不會跟任何人說。我說我都沒跟你說嘛，我隻跟我媽說了。
這個事情呢，林彪的事情我是最早知道的。隔了兩個星期以後，我們鄰居有一個退休軍人，他挺喜歡跟我聊天的。 一會兒就過來說，方嘏德，我有一件軍衣領子，——他知道我會縫衣服，他說你能不能給我翻過來，我的領子前麵都破了。我說我沒做過這個事。他說，幫我做，他挺黏我的，我就幫他做。然後挺願意跟我聊天的。有一天在我下班回來的路上，好像他也在路上碰到我了，騎著自行車。 他就跟我說，方嘏德，我告訴你個事兒，什麽人都不能說，林彪的飛機降下來了。我就跟他說，這事兒可不能說呀，會掉腦袋的，我跟你講。我還挺嚴肅地跟他說，其實我心裏早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