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遠沒有表麵上看起來強大，這才是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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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特朗普總統本周訪問北京時，他理應感到欣慰，因為從長遠來看，時間站在美國這一邊。不幸的是，這恰恰也是問題所在。

這與一種普遍觀點背道而馳——該觀點認為，美國是一個步履蹣跚、維持現狀的大國，類似於大英帝國衰落時期的樣子，在次要戰爭（當時是南非，現在是伊朗）中虛耗國力，卻未能應對主要的戰略和經濟競爭對手（當時是德國，現在是中國）。正是這種傳統觀念一直在告訴我們，中國隨時都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但中國的經濟極有可能永遠不會超過美國，就像過去那些潛在的競爭者——無論是蘇聯、日本還是歐盟——最終都未能如願。為什麽？因為曆史表明，最高效的國家資產是政治自由和開放市場——越自由、越開放、越具競爭性，就越好。

那些認為良好的經濟就意味著英明的產業政策，也就是由政府將財政收入引向“未來”技術的人，往往會忽略這一點。因此，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下令在機器人、電動汽車、鋰離子電池和軍事裝備領域進行大規模投資，正如本世紀初德國領導人對可再生能源的大力推動——結果在普京入侵烏克蘭暴露出柏林對廉價俄羅斯天然氣的隱蔽依賴之前，這一努力就早已陷入失敗。

除了緊急狀態（尤其是戰爭）之外，這種方法很少取得良好效果。所謂“未來的技術”往往被證明名不副實。（還記得曾被視為環保救星的乙醇燃料汽車嗎？）當納稅人的資金被導向所謂的國家冠軍產業時，企業領導者往往更關注政治需求——比如維持虧損工廠的運營——而非嚴謹的管理，這常導致管理鬆懈。而一旦商業與政府之間的界限變得難以區分，腐敗往往就會成為痼疾。

美國周期性地遭受其中一些問題的困擾，在現任政府領導下尤為如此。但中國的問題要嚴重得多。

截至去年，國有製或“混合所有製”企業約占中國最大企業的60%。中國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催生了“鬼城”這一詭異現象，耗盡了數以百萬計普通中國人的積蓄，並引發了地方財政危機。而中國的企業部門正日益“僵屍化”，因為公司正日益依賴廉價信貸來彌補虧損：據《財富》雜誌報道，“自2019年以來，企業債務翻了一番，而收入僅增長了30%。”

請恕我混用隱喻，這座經濟紙牌屋是建立在沙子的地基之上：勞動力老齡化且規模萎縮、人口淨流出、廣泛的青年失業、外商直接投資驟減、讓商界領袖膽戰心驚的隨意執法、暴露出猜疑而非自信的反複軍隊清洗，以及除了引發鄰國驚恐和疏遠之外別無他用的強硬外交政策。

根據約瑟夫·奈著名的表述，大國應該兼具硬實力和軟實力——也就是強製力和吸引力。而今天的中國擁有的是一種 “脆實力”：這種力量硬度有餘，但缺乏彎曲或適應的能力。遲早，它注定會破碎。

然而，這正是當今中國如此令人恐懼的原因。正在崛起中的國家——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的中國正是如此——有餘裕可以靜待時機。衰落的國家則沒有。這往往使它們更傾向於拿未來進行豪賭。正因如此，普京在意識到烏克蘭正不可避免地進入西方軌道後，決定入侵烏克蘭。同樣因為如此，習近平會感受到強烈的誘惑，渴望通過入侵或封鎖來奪取台灣，盡管此舉不僅對世界經濟，而且對他自身也構成巨大風險。

麵對這種挑戰，明智的美國政策應該是怎樣的？簡而言之，就是在貿易條款方麵采取鴿派立場，在保衛盟友方麵采取鷹派立場。

這與本屆政府目前的言論和政策幾乎相反：政府一方麵不斷威脅要發動貿易戰，另一方麵，在是否繼續向台灣提供武器、以及衝突發生時是否提供防禦的問題上，釋放出明顯矛盾的信號。如果特朗普利用這次峰會，將承諾的110億美元對台軍售作為籌碼，去換取北京在外交或經濟上的各種承諾——無論是霍爾木茲海峽還是稀土供應——那麽你就會知道，這次峰會是一場徹底的慘敗。

某些讀者可能會忍不住指出，在壓迫或腐敗方麵，特朗普與習近平不相上下。如果真是那樣，本篇專欄文章就根本無法發表。正如比爾·克林頓在他的第一次就職演說中所說，事實是：“美國的所有問題，都能用美國的優點來糾正”——這同樣適用於本屆政府。但對於中國共產黨，卻無法得出類似的結論。正因如此，它在當下對我們構成危險，而在未來卻會對自身構成更大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