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東北的“猶太人”：“想象共同體”卷入遠方的博弈

近日，以色列政府批準一份總理內塔尼亞胡提出的計劃，將在2030年前將印度東北地區約7000名“瑪拿西支派猶太人”（Benei Menashe，下文簡稱“瑪拿西人”）遷至以色列，並安置在以色列北部與黎巴嫩對峙的地區，用於強化加利利（Galilee）等地區。瑪拿西人自稱是《聖經·舊約》所載雅各之孫——瑪拿西（Menashe）的後裔。瑪拿西的後代形成了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而這一族群宣稱自己在遠古離散後，一直棲居於印緬交界山區至今。

距以色列6500多公裏外的印東北-緬甸北部為什麽會有“猶太人”？這一看似孤立的遷徙計劃，又折射出全球化時代下身份認同、地緣政治與地區生態怎樣複雜的互動？

以色列通過引入瑪拿西人獲得超百萬“人力池”

瑪拿西人隸屬於米佐-庫基-欽跨境族群，這一族群在印度米佐拉姆邦被稱作米佐族（Mizo），在曼尼普爾邦被稱作庫基族（Kuki），在緬甸即為欽邦主體民族欽族（Chin）。

1951年，一個據傳名為恰利安坦加（Chalianthanga）的米佐人宣稱他在夢裏見到了上帝，且上帝說他們是猶太人，應該“回到”以色列。自此以後，在米佐-庫基-欽族群中自我宣稱為瑪拿西人的不斷增多，他們放棄基督教而改宗猶太教。

在20世紀70年代末，瑪拿西人開始引起以色列社會的關注，一些致力於尋找“離散以色列部落”的社會組織開始幫助瑪拿西人“回歸故土”。自1990年代以來，以色列開始將這些來自印度東北而“回到”以色列的瑪拿西人安置在衝突前沿地帶。

1994-2003年，約有800名瑪拿西人移居以色列。其大部分被安置在當時被以色列占領的加沙地區。2005年，以色列單方麵宣布從加沙地帶21個定居點撤離，這些瑪拿西人也被迫離開。不過，基於他們對以色列的貢獻，以色列賽法迪（Sephardi）首席拉比正式承認該群體的猶太人身份。自此以後，瑪拿西人繼續移居以色列，目前總數已達6000多名。他們大部分被安置於以色列與其鄰居對峙的前沿，如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還有超過200名瑪拿西人在以軍服役。

對以色列來說，瑪拿西人作為新移民，往往表現出極高的宗教熱忱與拓荒意願，是填充邊境爭議地區、稀釋當地阿拉伯人口比例的理想人口資源。以色列還出台了配套的希伯來語、正統猶太教宗教與就業住房項目，旨在將瑪拿西人快速轉化為忠誠的公民和士兵。

當前計劃中，瑪拿西人將被安置的加利利地區就處於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對峙的前沿地帶，那裏的猶太人多因為火箭彈轟炸而撤離，阿拉伯裔逐漸占據優勢，瑪拿西人的遷入有助於扭轉該趨勢。隨著來自以色列的僑民匯湧入米佐-庫基-欽族群地區，推動越來越多的人“回歸”猶太教並尋求移民以色列。這也意味著以色列獲得了米佐-庫基-欽族超過150萬人的潛在人力池。

然而，瑪拿西人的“猶太人身份”仍籠罩著團團迷霧。從科學證據看，2005年猶太記者哈爾金（Hillel Halkin）曾采集瑪拿西人的遺傳樣本，結果檢測發現其是典型的藏緬族群基因類型，並未發現中東淵源。而在曆史傳說層麵，米佐-庫基-欽族事實上對其起源有許多傳說，這些傳說彼此雜糅。比如，另一個流行的傳說是，米佐-庫基-欽族人的祖先名為“欽隆”（Chin Lung），是秦始皇的一個兒子。

不過，自近代米佐族改宗基督教以來，“以色列離散部落”說逐漸占上風。正因為該族群身份存在爭議，許多印度輿論批評以色列出於政治目的利用了瑪拿西運動，鼓勵了缺乏事實依據的敘事，加劇了印東北身份裂痕。似乎是為了預先削弱這種爭議性，內塔尼亞胡在宣布遷入瑪拿西人政策前一天，與印度商工部部長皮尤什·戈亞爾（Piyush Goyal）會麵，雙方敲定了印以自貿協議談判框架，此舉也被視為以經濟合作平衡政治敏感性的安排。

族群衝突的熔爐

乍看之下，瑪拿西人的案例無疑令人稱奇，但其並非無本之木。他們的身份建構與命運流轉，折射出印東北地區長期存在的族群-教派衝突的結構性政治社會生態。

所謂“印東北地區”，一般指印度阿薩姆邦、梅加拉亞邦、那加蘭邦、曼尼普爾邦、米佐拉姆邦和特裏普拉邦。印度還單方麵將被其非法占領的中國藏南地區（即偽“阿魯納恰爾邦”）劃歸印東北。這一區域的現代劃界，源自1824年以來英屬印度對緬甸及中國西南邊疆的一係列殖民戰爭，最終被強力納入印度版圖。

自殖民時代起，印東北地區族群與教派身份不斷交織、彼此嵌入，整個地區成為鍛造族群-教派身份的“熔爐”。正是在這樣的結構性環境中，瑪拿西人這樣的群體得以被敘述、被塑造，並在更高維度的地緣棋局中獲得意義。

殖民統治前印度教的傳入已在平原和高山間劃定了社會邊界。15至17世紀，印度教毗濕奴派（Vaishnavism）信仰分別於15世紀和17世紀傳入布拉馬普特拉河穀地區和曼尼普爾河穀地區，推動封建製的阿豪姆王國（Ahom）與曼尼普爾王國形成。這些封建國家長期與山地部落處於衝突、貿易和相互塑造的關係中，印度教的“純潔-汙穢”界線深化了河穀農業社會與山地部落民之間的分野。

英國殖民統治建立時，山地部落民社會尚處於原始社會晚期。例如，那加人（Naga）尚處於刀耕火種和設防村寨的原始社會晚期氏族部落階段，語言和信仰各異，沒有一個所謂的“那加”政治實體。分布在盧謝山地（Lushi Hills）的米佐人（Mizo）社會發展程度更高，已經形成以“賽洛”（Sailo）部落為核心的部落聯盟。

當殖民政權將這片區域強行納入現代國家與市場體係後，處於前國家階段的山地社會麵臨直接過渡到更先進社會形態的壓力。特別是作為其傳統對手的平原族群已經在殖民國家機構和市場中占據優勢。基督教新教的傳入，恰好為其提供了社會整合的關鍵框架。一方麵，基督教明確區別於平原居民的印度教信仰，強化了山地社會的內部認同與外部邊界，為其在現代政治經濟體係中進行集體競爭提供了組織與意識形態基礎。另一方麵，基督教以普世信仰打破了部落民社會內部的隔閡，創造出了新的共同體。例如，現代那加語實質上就是基督教在那加山區的傳教語言，可以被視為一種阿薩姆語方言。在盧謝山地，基督教傳教士借用了賽洛部落方言，進一步促進了米佐族統一。

獨立後的印度對印東北統治的策略導致該地區族群-教派身份不斷強化。該地區99%的邊界與其他國家接壤，僅通過21-40公裏寬的西裏古裏走廊（Siliguri Corridor）與印度本土相連，因而長期依賴地方力量進行間接控製，其政策體係進一步固化了當地的族群-教派身份結構。

一方麵，印度繼承了英殖民時期的“內線政策”（Inner Line），通過憲法條款將印東北高山部落民地區與印其他地區隔離，以緩解山地部落民“被平原支配”的恐懼。另一方麵，印對印東北實行軍事統治，憑借武裝力量特別權利法（AFSPA）鎮壓“騷亂地區”，印軍警可以隨意射殺“嫌疑目標”而不被追責。與此同時，印通過財政撥款等經濟手段籠絡地方勢力，使許多前叛亂組織通過參與選舉政治“洗白”並分享資源。在這一過程中，印度通過分而治之的手法，不讓任何一派本土力量坐大。

總體看，印度既缺乏整合印東北社會的政治權威也缺乏足夠的暴力資源，因此刻意鼓勵不同族群教派武裝組織之間的競爭。這使國家能夠長期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從而在缺乏全麵整合能力的情況下，維持一種動態而脆弱的控製格局。

瑪拿西人的現代性隱喻

正是在印東北“武裝鎮壓、族群對立、衝突不斷”的結構性生態中，瑪拿西運動的邏輯才能得到理解。在此之中，強化教派身份成為族群進行軍事、政治與經濟競爭的生存策略。

事實上，米佐人的“以色列離散部落”神話很可能是當初傳教士出於傳教目的杜撰出來的，但其確已經成為米佐-庫基-欽民族神話的底層元素之一，成為族群動員的重要武器。例如1966年米佐叛軍針對印度發起的武裝行動的代號即為“耶利歌行動”（ Operation Jericho），引用舊約《聖經》意象。

於是，在以色列6500公裏之外，一個“想象的共同體”——“正統派猶太人”社群在印緬山地被族群競爭的熔爐鍛造出來。這正是現代性“脫域”力量的驚人演示。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地域性沒有因現代性而消失，現代性將社會關係從地域中“抽離”，並在全球尺度上“重組”。

瑪拿西人的命運，便是“地域性”的印東北社會結構，與“全球性”的宗教身份敘事、地緣政治需求重新組合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盧謝山地的瑪拿西人從夢到被上帝召喚，到被基因證偽，再到被政治承認，最終被推上中東衝突的前線，完整演繹了傳統如何被解構又重構，族群如何在對穩固歸屬的追尋中，被深深卷入遠方博弈。這不僅是印東北的困境隱喻，更是全球化時代，無數社群身份與命運被全球化進程鍛造與重組的尖銳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