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家餐館 第一季》
你見過真實的烏托邦社區嗎？
在丹麥哥本哈根，存在著一個真實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克裏斯欽自由城(Christiania Fristaden)。至今，它已成立超過半個世紀，成為全世界烏托邦信仰者的“聖地”。
2014年，學者歐寧被邀請成為克裏斯欽自由城的駐地研究者(CRIR, Christiania Researcher in Residence)，從而得以親身體驗這個她此前隻能通過出版物來關注的烏托邦社區。
今天，我們就來揭開這座烏托邦之城的神秘麵紗，窺探這個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自由城”。
作者 | 歐寧
來源 | 看理想節目《實踐烏托邦》
01.
都市村莊
克裏斯欽自由城占地34公頃，位於哥本哈根市中心，離丹麥皇宮和議會僅一英裏，卻擁有大麵積類似農村地區的叢林和水域，克裏斯欽人驕傲地把它稱為哥本哈根的“綠肺”。
它的地形呈月芽狀，東、西兩邊由兩個長條形的地塊圍合而成，原本是始建於17世紀的哥本哈根外城牆和內城牆，中間和外圍的水域是原本的護城河，兩個地塊各有五個向東凸出的小半島，是原本的防守工事，上麵分布著克裏斯欽人自己建造的各種房子。
克裏斯欽的西南端原先是工人階級比較集中的工廠區，廢棄後曾被占屋者(Squatters)盤踞，他們屬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丹麥的“貧民窟占領者運動”(Slumstormer Movement)的一部分，這個運動於1971年結束，這一年的9月26日，一個另類雜誌團體《主體》(Hovedbladet)接手克裏斯欽，自由城由此宣告成立。
如今舊工廠區變成了克裏斯欽富有都市生活氣息的部分，在這裏，克裏斯欽人建立了自己的信息中心、郵局、電視台、電台、博物館、青年俱樂部、足球場、廣場、電影院、餐廳、酒吧、咖啡館、商店、自行車工坊、建築和家居材料流轉中心、舊衣回收流通店、音樂場館、公共浴室、急救室等，為居民和遊客提供便利的服務。
使用克裏斯欽自行車的母女。
紅色橫幅上三個黃色圓點是自由城的標誌。
歐寧攝，2014年。
穿過這片遊人集中的喧鬧區域，往東北方向則可深入幽靜、分散的住宅區，還有茂密的叢林和寬廣的水域。在這裏，碎石小徑四通八達，古木遮天蔽日，花草爭芳鬥豔，連綿的水域不受任何汙染，各種鳥類和動物與人比鄰而居，堪稱都市中的村莊。
克裏斯欽自發規劃的這種城鄉混合的空間格局，深受丹麥建築和規劃大師施泰因·埃勒·拉斯姆森(Steen Eiler Rasmussen, 1898-1990)的稱許。這與他二戰後為哥本哈根大都會區所作的“手指規劃”(Fingerplanen)的精神是相通的。
“手指規劃”是拉斯姆森領導的丹麥城市規劃實驗室和哥本哈根城市規劃部在1947年所作的發展戰略規劃，以密集的哥本哈根市中心為“掌心”，把市郊通勤鐵路係統(S-tog)建設為五條不同方向的路線，即五根“手指”，“手指”之間為楔型綠地，作為農業及康樂用途。
哥本哈根之所以曾經被Monocle雜誌列為“世界最宜居城市”，與這個城鄉混合的規劃打下的基礎有很大的關係。拉斯姆森認為克裏斯欽作為一個另類社區，“實現了現代主義城市規劃未能實現的一切”。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克裏斯欽被左派的社會民主黨政府準許以“社會實驗”的名義存在時，拉斯姆森的評介起到了一定的影響作用。
根據2003年哥本哈根大學藝術文化學院的一項研究，早期克裏斯欽居民來到這裏，除了占領舊屋，大多都是以旅行車(Wagon，丹麥語Skurvogn)的形式在此駐留，隨著他們逐漸定居下來，下一代出生，需要更多的空間，於是在旅行車的基礎上加建淋浴間、廚房和兒童房，或擇地另建新居。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端自美國的“回歸土地”運動(back-to-the-land movement)在遭遇經濟和政治危機的西方世界到處盛行，嬉皮士們離開喧鬧的城市，到偏遠的郊野結社定居，自己動手興建房屋在他們之中成為潮流。
香蕉屋。歐寧攝，2014年。
曾經為《全球目錄》擔任建築編輯的勞埃德·卡恩於1973年編輯出版了《庇護所》一書，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民間建築曆史和資料，並走訪了當時不同地區的嬉皮士們自己興建的房屋和社區，以一千多幅圖片，配以材料、工藝和施工流程的詳細說明，讓讀者一卷在手，即可動手自我實踐。
此書迄今累計銷售超過30萬冊。在丹麥，不少當年的嬉皮士仍保存著此書的老舊版本，而克裏斯欽的許多自建房屋，也可以看出深受此書影響的痕跡。
也許克裏斯欽人比較喜歡創新和多元的文化，他們在比較熱鬧的舊工廠區建了一座微形的西藏佛塔(Stupa)，而在內城牆的水邊，則建了一個飄浮的蒙古包——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強烈的象征——陸地上的遊牧居所再飄浮在水上，凸顯了雙重的移動性。
如今，克裏斯欽的主入口用兩根圖騰柱立了個牌子，當人從這兒進入時，能看到它的正麵寫著“克裏斯欽”；從這兒離開時，能看到它的反麵寫著“你現在正在進入歐盟境內”，言下之意，即克裏斯欽是獨立於歐盟的一個自由國度。
02.
自由何價
大麻和無政府主義，是克裏斯欽聞名於世的兩個“招牌”，但其帶來的麻煩也一直困擾著克裏斯欽五十多年的曆史。
首先要說明的是，在丹麥大麻並沒有合法化，這是自由城地下交易大麻的前提，當然所謂的地下交易，也隻是一個說辭而已。
在舊工廠區的普舍爾街，入口豎著巨大的“禁止拍照”的告示牌，還有兩位拿著擴音器的大漢在監督遊人，一旦發現有人拍照，便高聲製止。這裏密布著數十個大麻攤位，全部用迷彩布遮擋著，人們都站著交易，你隻能看見他們的下半身。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大麻交易市場，但並非由克裏斯欽居民操縱，它年銷售額高達1.5億美元，有來自阿富汗、吉爾吉斯、印度、尼泊爾、匈牙利、波蘭和保加利亞等地的不同品種。
整個舊工廠區，隨處可見大麻葉子和吸食大麻的塗鴉，空氣裏飄蕩著大麻的香味，是一座名副其實的迷幻之城。
大麻在克裏斯欽的存在，一直在丹麥主流社會中引起爭議。一位在克裏斯欽自由城外經營古物店的80歲老先生告訴我，克裏斯欽是個好地方，自然環境好，人們可以在這裏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他最不能接受的是那裏有大麻交易。
主流社會對大麻的反感以及對占屋占地行為的爭議，導致丹麥政府反複多次企圖清除克裏斯欽，克裏斯欽與丹麥政府之間的拉鋸戰，在過去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從中也可以看出烏托邦主義者想要爭取一點獨立，需要付出多少的努力。
克裏斯欽自由城的旅遊禮品店。歐寧攝，2014年。
1973年，克裏斯欽被社會民主黨政府準許展開“社會實驗”，是拜當時的國際大氣候所賜，那時很多西方國家經濟蕭條，失業人口劇增，社會矛盾激烈，資本主義製度出現危機，街頭抗議此起彼伏，嬉皮士運動如火如荼，人們熱衷於探討並鼓勵實踐另類社會的可能性。
但大時代的風氣並未能維持太久，1975年，丹麥政府決定清除克裏斯欽，引發克裏斯欽人上街遊行。1976年，政府撤銷了清除計劃，克裏斯欽把政府告上了法庭，1977年克裏斯欽敗訴後繼續上訴，1978年上訴再次失敗，反而促成了政府對克裏斯欽推出“合法化”的計劃。
1995年至2000年這五年間，克裏斯欽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它在1997年發行了自己的社區硬幣1 LØN（價值相當於50丹麥克郎，或8美元），並在2000年把Bob Dylan請來灰色大廳舉辦了兩天的音樂會。2001年，克裏斯欽走到第30年之際，丹麥政府又開始擬定對它進行“正常化”的計劃，試圖解決它的土地所有權問題。
為了爭取民意支持，克裏斯欽開始加強自我管理，並於2003年重新開放關閉了長達14年的主入口，歡迎世界各地的遊客參觀。
可是，在2004年，右派的自由黨和保守黨聯合政府修改了1989年通過的那條關於克裏斯欽的法例，終止了克裏斯欽的土地使用權，要求所有土地必須向政府購買或租賃，並以曆史保護為由，要求舊城牆上所有房屋必須遷走。
2008年克裏斯欽曾向政府提出一個土地的議價方案，但遭到拒絕，2009年雙方再次就土地使用權問題走上法庭，克裏斯欽敗訴，上訴至最高法院，2011年被駁回。
這一年，克裏斯欽成立40周年，它暫時關閉，不對外開放，以便召開內部會議，商討對策。6月，克裏斯欽決定同意政府開出的條件，要籌集7600萬丹麥克郎（約相當於1300萬美元）來購買政府強製他們購買的部分土地，而另一部分土地則要每年向政府支付600萬丹麥克郎（相當於100萬美元）的租金。這就是自由的代價。
為了讓自由城可以按原來的方式存在下去，克裏斯欽人成立了一個基金，並向全世界發行“人民股份”(People Shares)，用類似眾籌的方式募集資金。
從這幾十年的鬥爭中，可以看出來丹麥政府對克裏斯欽的幹涉，大致分成了兩個階段，早期政府的理由主要是把它視為一個“藏汙納垢”的地方，重點在於社會治安。
如同世界上大多數政府對待城市中的貧民窟的態度一樣，隻要納稅人所代表的民意開始抱怨，丹麥政府就常常條件反射地把克裏斯欽當作社會失治的靶子，通過打擊它的吸毒和犯罪來向納稅人證明自己的“作為”。
而流民聚居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潰敗的結果，政府難辭其咎，它不去檢討自己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平等方麵的施政失敗，隻是簡單地進行武力討伐，可以說是治標不治本。
後半階段，大致在2003年之後，克裏斯欽的自我管理和開放觀光日見成效，他們用內部規則嚴格禁止硬性毒品、黑社會、武器和暴力，慢慢把克裏斯欽變成深受遊客們喜愛的哥本哈根地標之一。
灰色大廳，Bob Dylan曾在裏麵舉辦音樂會。
歐寧攝，2014年。
因為它越來越受歡迎，政府失去了原先的治安借口，於是把幹涉重點放在土地使用權上。這一位於市中心、既擁有怡人的自然景致又兼及都市便利的地塊，其市場價值不言而喻。政府想要收回這塊地塊，再通過市場交易重新私有化，便可增加巨額的財政收入。
為了挽回自己的社區，使這個運行多年的另類都市空間免於在自由市場中被士紳化，克裏斯欽人不得不接受政府的開價。終於，他們在2012年支付了第一筆購地款，先獲得34公頃中的8公頃地權，完成了部分的“合法化”。
03.
自治之道
克裏斯欽人淡泊產權，看重的是人生經驗和精神財富，特別是社區的歸屬感。他們大多是靠社會保險或養老金生活的人，或是國際移民，社會機構的服務對象，年輕的失業者，流浪漢，避難者，格陵蘭人(Greenlanders，丹麥社會中的低賤社群，他們曾是這個國家早期殖民曆史中被壓迫和歧視的對象)……
克裏斯欽是他們的天堂，他們在這裏用自己的想象力建起家園，采用一種有別於主流社會的方式進行集體生活，以自治的方法管理和營造自己的社區，保障每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細心照料這裏的自然環境和曆史遺產，並對所有人開放。
要入駐克裏斯欽並成為它的一員必須提交申請，並由所有成員開會投票決定是否接受。但遊客並不需這樣的資格甄別，可以自由參觀，至今它已成為丹麥最具號召力的參觀地點之一。
它不僅屬於所有哥本哈根人，丹麥人，也屬於全世界。它是現實世界裏維持時間最長的烏托邦之一。在資本主義世界裏通行的規則，在這裏並不適用。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出現的極權和專製現象，他們也深惡痛絕。他們是一群無政府主義的夢想者，在努力不懈地探索著另類社會的道路。
最後，我們再來討論一下自由城是如何自治的。克裏斯欽現有居民1000人左右，其中60％是男性，20％是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60％的人隻受過小學教育。
在34公頃的土地上，他們把自己分成14個區，克裏斯欽有自己的兒童看護中心和幼兒園，還有一個馬術學校，讓在這裏成長的少年兒童有機會通過學習馬術來培養如何與動物相處。
克裏斯欽沒有領導人，社區的一切事務通過一係列的會議協商解決。它發明了一套有效的自治方法，建立起自己的行政係統，這使它不僅可以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更可迎接丹麥政府的挑戰。
漫長、反複的抗爭使這個自治係統經曆了千錘百煉，而人心對社區的歸屬也在政府的挑戰中越擰越緊，團結的力量讓克裏斯欽在多年的風波中一直存活下來。
克裏斯欽最高級別的會議是共同會議(Fællesmødet，英文Common Meeting)，它對所有克裏斯欽居民開放，主要處理例如集體資金、年度預算、合作計劃的通過、和國家談判、區內暴力和警察的問題，也處理那些在低一級會議中無法達至一致的爭議。
克裏斯欽共同會議的通告，議題是哥本哈根市政府修的自行車專用快速道要穿過克裏斯欽。
歐寧攝，2014年。
克裏斯欽的民主方式並不滿足於所有成員對於決策的參與，更重視對現實問題有效率的解決。共同會議也是一個關於重要事務的信息論壇，例如，它會隨時公布和國家談判的進展程度。
克裏斯欽的自治製度雖然也設置了一些層級，但其目的是為了細分專項事務和建立遞進式的決策程序，它要求每個居民的參與，是一種分享式的水平權力結構，並非那種主流政治中的垂直權力分層。
這種建基在居民廣泛的直接參與之上的共識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可以避免產生集權專製，更可杜絕通常政府模式中的官僚現象，是世界各地的無政府主義者一直在探索實踐的一種政治理想。
共識民主在實踐中的弱點是，它要照顧公平，要求每個人參與議題的討論，如果不能達成共識則要反複再討論。
而因為克裏斯欽經常身陷丹麥政府的圍剿，這種緊急危難的處境要求他們以最快的速度達成共識並采取回應行動，所以政府的壓力實際上錘煉了克裏斯欽的民主效率，使他們避免像世界上其它無政府主義社區經常出現的低效現象。
在克裏斯欽，你無法找出誰是這個社區的領導者，也無法見到什麽創始人或靈魂人物。它就是一個集體，無人可以單獨代表克裏斯欽。在這裏，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擁有自己的個人自由，但無人擁有特權。
1948年，美國行為主義心理學家B·F·史基納曾出版過一部烏托邦小說《桃源二村》，在他所虛構的這個用行為工程學運作的烏托邦中，是從不鼓勵個人成功學的，因為“一個人的成功就代表另一個人的失敗”，“一個人的成功是離不開社區的”。
它反對競爭，反對英雄崇拜，反對強人政治，“我們不鼓吹曆史感，桃源二村的創設史從不公開宣布，老一輩的人也不能享受特權”，在這個烏托邦中，居民們一概免說“謝謝”這樣的套話，因為每個人做的事都在為社區作貢獻。
克裏斯欽的集體主義雖然不至於這麽極端，但個人對社區的投入感和謙遜感卻是與桃源二村相似的。
自由城的垃圾車上寫著：It's sexy to clean!
歐寧攝，2014年。
正如所有的烏托邦組織，克裏斯欽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它與資本主義所鼓吹的個人奮鬥和自由競爭背道而馳，它認為資本主義的貪婪本性會耗盡資源、破壞生態和毀滅自然，它不相信個人通過出賣自己的時間、為雇主工作可以獲得人生的幸福，它強調通過自由的勞動獲得生活所需，通過互助與他人發生關係，靠直接參與來處理公共事務，以自治的方式來取消政治代理。
他們之所以建立起這個另類集體，是因為政黨或政府之類代理政治模式已經讓他們無法信任。
作為一場持久的社會實驗和抗爭運動，克裏斯欽自由城對於塑造當代都市替代空間有著難以替代的曆史和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