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多哈論壇在卡塔爾舉行。本屆論壇以“行動中的正義:從承諾邁向進步”為主題,設置數十場分論壇和研討會,吸引了來自150多個國家的6000多名與會者,包括諸多政策製定者和意見領袖。而在論壇召開前夕,美國發布了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其中關於中東地區的優先級降低,關於中國的部分也引人關注,激起輿論高度熱議。
美國為何急於從中東抽身,這其中有什麽國內和個人因素?中美戰略競爭是否必然走向衝突,台海問題會成為引爆點嗎?中美關係的發展未來會由經濟邏輯主導還是安全邏輯主導?《鳳凰大參考》在多哈前方特邀美國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曾任裏根總統特別助理的道格·班多,就美國戰略調整與全球格局走向展開深度解讀。
本文旨在真實呈現美國一線學者的觀點,文章中的論點不代表《鳳凰大參考》的立場。

核心提要
1. 班多認為,美國雖然繼續向沙特和卡塔爾提供安全背書,但其國家安全戰略已明確降低中東優先級,表明美國不再希望承擔過去那樣的主導角色,並準備讓地區盟友承擔更多安全責任。美國財政赤字嚴重、軍費負擔過重,是其減少中東承諾的根本原因。
2. 班多表示,美國在西半球維持主導地位相對容易,主要挑戰集中在移民、毒品等長期內部安全議題,而印太地區才是美國真正麵臨嚴峻挑戰的地區。班多主張,美國應從歐洲、中東完全撤軍。他認為,亞洲是未來全球經濟與戰略競爭的核心。
3.班多提出,美中關係未來走向取決於雙方政策選擇,避免衝突是共同責任,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必須降溫。特朗普本人從未承諾為台灣開戰,相比拜登的四次明確承諾,特朗普在軍事介入問題上更為謹慎。班多認為,美中必須認識到,危機管控與持續溝通應成為雙方管理競爭的核心機製。
4.班多稱,盡管《國家安全戰略》強調威懾中國,但特朗普更關注經濟議題,並不願意為台灣做軍事承諾。他表示無論誰來接任,都必須意識到美中經濟關係對雙方繁榮至關重要,真正的安全保障是避免戰爭,而不是通過不斷升級威懾來維持競爭優勢。
美國為何急於從中東抽身
《鳳凰大參考》:我們現在正身處多哈,而就在9月這裏剛剛遭受過以色列的襲擊,美國當時的表現被認為反映出了其對於阿拉伯盟友的安全承諾存在局限性。您認為未來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將如何與以色列相處?這個地區的互動格局將朝什麽方向演變?
班多:以色列與海灣地區幾個國家之間一直存在非公開的私下合作,尤其是與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種合作很有可能會繼續下去,盡管他們對最近在卡塔爾發生的空襲感到不安。然而,它們也意識到,與以色列合作對自身有一定好處。與卡塔爾的合作可能更困難一些,畢竟空襲發生在卡塔爾境內。
不過,由於特朗普總統發布了對卡塔爾安全的相關保證命令,卡塔爾現在也感覺到自己有了更加牢固的美國背書。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它依然可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合作。總體而言,我預計他們會在某些領域持續願意進行合作,尤其是在安全領域。
但在近期,要實現進一步的對以色列的正式外交承認是不太可能的。沙特已經明確表示,這一步必須以某種形式的巴勒斯坦建國保證作為前提。而卡塔爾在短期內也同樣會對此保持謹慎態度。不過,我預計在某些安全領域仍會有合作發展。
《鳳凰大參考》:美阿之間的合作可能會繼續,但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美國已降低中東的優先級,這可能在未來導致該地區出現“權力真空”。您認為是否有其他大國會趁機填補這一空白?這些潛在國家能否替代美國以往在中東發揮的作用?
班多: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特朗普政府並不在意是否會有其他國家去填補美國的角色。目前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有意在中東進行軍事介入。我們看到北京非常關注構建經濟關係,我認為這種做法會繼續下去,但這在美國看來這並不是問題。
俄羅斯現在顯然忙於烏克蘭事務,我們也不太可能看到俄羅斯在中東開展大規模軍事行動。比如一年前阿薩德政權倒台時,俄羅斯並沒有選擇出手救援;在以色列與伊朗的衝突中,俄羅斯也保持了旁觀的態度。所以,我認為沒有其他國家真正介入並接替美國的角色。
美國現在認為,中東在國際層麵上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重要,美國也清楚到了讓其朋友和盟友承擔自身防務的時候。這種支持會作為後盾存在,我們可以在美國與沙特、與卡塔爾之間的安全合作承諾中看到這一點。但這屆政府意識到,美國無法再掌控整個世界,它正在嚐試逐步後退,而中東正是其希望收縮的地區之一。
《鳳凰大參考》:那麽我們再從美國自身的角度來看這份戰略。特朗普政府在中東曾采取不少行動,曾深度介入巴以問題和伊核談判,海灣盟友也一向支持特朗普的經濟要求。為何如今美國卻選擇從中東抽身?從美國國內來看,這一轉變主要是由政府內部關鍵人物推動,還是反映了更廣泛的社會共識?
班多:美國麵臨的主要問題在於,國家已經瀕臨破產。美國政府每年支出約7萬億美元,其中2萬億美元是赤字,1萬億美元僅用於償還國債利息。在這樣的財政狀況下,美國很難繼續支撐每年耗費1萬億美元的軍事支出。政府的判斷是,美國已經無法再承擔單方麵為許多國家提供安全保障的成本,而且坦率地說,這些國家本身相當富有,也具備自我防衛能力。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在政治上仍然對以色列作出承諾,這是美國國內政治因素決定的,這屆政府幾乎滿足了以色列想要的一切。但同時,美國認為以色列已經是地區內的主導性軍事力量,並不真正需要美國的保護。此外,美國認為伊朗的威脅已經降低,這意味著該地區的威脅整體減少。
直白地說,美國深度介入中東所獲得的收益也變少了。美國如今是一個更大的能源生產國,認為中東對能源安全不再構成重大威脅。因此,美國認為可以在中東部分抽身,並將相關責任交給友邦承擔。
美軍應從歐洲和中東全麵撤出
《鳳凰大參考》:在《國家安全戰略》下調對中東和歐洲的關注度後,美國戰略重心預計將向西半球和亞太傾斜。您認為特朗普政府將如何平衡“強化西半球主導地位”與“在亞太遏製中國”這兩大目標?可能會采取哪些具體措施?這些舉措能否落實?
班多:美國在西半球保持主導地位相對容易。美國是該地區最強大的國家。比如,美國近日將其最強大的航母部署在委內瑞拉附近海域,在這一地區,沒有任何國家能夠真正威脅美國。當前政府所強調的,是將重心放在移民問題和毒品販運等議題上,這些都是長期存在的挑戰。這屆政府希望更直接地處理這些問題,盡管沒有輕鬆的解決方案。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將更加重視這些議題,而且這種投入並不妨礙美國繼續在印太地區發揮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印太方向的問題要嚴峻得多。美國在經濟和軍事層麵都對中國感到擔憂。很顯然,中國是一個近乎對等的競爭者,可以說是美國的潛在對手。中國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能力,這將對本屆政府構成更大的挑戰。
未來,不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將麵臨一個共同議題:如何在維持互利關係的前提下,遏製美國認為會威脅其國家安全的行為?這比處理西半球事務更具挑戰性。因為在西半球,美國幾乎擁有天然的優勢和主導地位。
《鳳凰大參考》:也許美國維持其主導地位並不困難。但我們知道您是軍事不幹涉主義者和北約擴張的批評者,美國如今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對歐洲和中東的軍事存在降低的考量,以及關注西半球和本土,是否契合您的立場?您認同特朗普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當中的調整嗎?
班多:就我個人而言,我會主張美國將軍隊從歐洲和中東全部撤出。我看不到美國繼續駐留的必要。歐洲國家的整體經濟規模與人口都遠大於俄羅斯。二戰已經過去80年了,他們理應能夠自我防衛。
坦白說,我也認為俄羅斯無意於入侵歐洲其他國家,我沒有看到任何依據,都是危言聳聽。我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是不僅是一場悲劇,也是一個錯誤舉動。但我認為俄羅斯並沒有吞並其他歐洲國家的意圖。美國應與歐洲合作,讓歐洲可以自行承擔防務。在中東問題上,我也持類似觀點。無論是能源安全還是以色列安全,都不再需要美國在中東維持軍事存在。
因此,我大體上同意這屆政府的方向。事實上,政府應該做得更到位——不僅要減少,還要逐步脫離。未來亞洲才是關鍵。這是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區域,對美國的貿易也至關重要,美國與中國、日本、韓國等國的經貿關係都非常重要。至於軍事方麵,我的觀點是美國應準備好適當收縮。雖然美國仍然希望保障日本和韓國的安全,但不應認為必然與中國發生衝突。
維持和平不僅對美國和中國至關重要,對整個世界都至關重要。美中如果發生戰爭無人承受得起,這會摧毀全球貿易,重創兩國經濟,並造成災難性的軍事後果。因此,我會強烈建議美國和中國明確不走向戰爭。雙方確實存在分歧,但應努力解決,因為避免軍事對抗對雙方都至關重要。
《鳳凰大參考》:避免衝突這一點非常重要,但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卻認為“威懾中國”對於美國國家安全來說同樣十分關鍵。新戰略提出要在經濟上與中國競爭、調整雙邊經濟關係,並以實力“威懾中國”。您如何看待中美關係的下一步走向?雙方關係會逐漸趨穩回暖,還是延續甚至加劇當前的競爭與對抗態勢?
班多:美中兩國政府官員都將主導兩國關係的走向,而關係將如何發展,取決於美中雙方各自的政策選擇。雙方都要承擔責任,確保未來能夠保持和平與合作。我認為決策者必須認識到:雙方都承擔不起衝突的代價,任何衝突都會在經濟和軍事層麵造成災難性後果。我希望兩國能夠在存在潛在風險的領域設法降溫。
目前最重要的安全問題是台灣問題。我希望美中都能各退一步,大家都不希望因為台灣爆發戰爭。涉事各方都必須願意從對抗中退讓,確保共同追求和平未來,並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所有分歧。這至關重要。我們承擔不起在這裏爆發衝突的後果。這要求所有涉事方共同努力——當然也包括美國。我認為,美國政府以及該地區其他相關政府都必須確保衝突不會發生。
與拜登不同,特朗普不會為了台灣而戰
《鳳凰大參考》:在進一步討論這一問題之前,我們想先談談一些關鍵人物。美國戰爭部長赫格塞思與財政部長貝森特在對華態度上存在明顯分歧。據悉,因貝森特希望軟化對華措辭,一度推遲了《國家安全戰略》的發布。您認為未來美國對華戰略將更多由經濟邏輯還是安全邏輯主導?特朗普會更傾向於聽取哪一方的建議?
班多:未來的走向將由特朗普之後的下一任總統決定。特朗普總統更傾向於經濟層麵的考量。他強調貿易議題,強調關稅,並與中國以及其他國家談判。因此在我看來,特朗普認為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是最重要的。同時,他並沒有急於在台灣問題上做出軍事承諾。
雖然《國家安全戰略》暗示美國可能會在必要時對台提供軍事支持,但與此相比,拜登總統曾在四次場合明確表示,一旦發生衝突,美國將動用軍事力量“保衛台灣”。特朗普總統並沒有這樣表態,說明特朗普希望讓美中經濟關係持續下去,並盡量避免任何軍事衝突。
至於他離任之後會發生什麽,那將取決於他的繼任者是誰。我們還不知道會由誰繼任,如果是萬斯,他將怎麽做?如果是魯比奧,又會怎樣做?其他潛在的共和黨候選人,或者民主黨候選人呢?我們還需要拭目以待。我希望不論誰執政,都能夠認識到美中經濟關係對雙方繁榮都非常重要。
當然,兩國都必須重視安全問題,但美國和中國真正的安全保障是避免戰爭。這不僅對雙方至關重要,也關係到整個東北亞地區,以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安全。因此,我的希望是在未來三四年,特朗普執政期間,我們能夠推動美中關係向更加穩定、更具繁榮潛力的方向發展,通過降溫與聚焦經濟來改善局勢。這樣無論誰來接任,都能夠在一個更有利、更穩定的環境中繼續推動這個政策。
《鳳凰大參考》:您多次提到台灣問題。我們注意到,這份戰略中,美國要求台灣當局增加軍事支出,並強調台灣海峽的重要性。那麽,美國將會在對台政策上采取哪些具體策略?美國是否會繼續支持民進黨當局?
班多: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有自己的立場。特朗普政府並不希望卷入一場與中國的戰爭。需要強調的是,這份《國家安全戰略》雖然是以他的名義發布,但並非由總統親自撰寫。但如果我們觀察特朗普本人過去的表態,他從未說過會為了台灣與中國大陸開戰。
相比之下,拜登總統曾在四次講話中明確表示,一旦發生衝突,美國將會軍事介入“保衛台灣”。特朗普沒有做出類似承諾。這表明他在軍事介入方麵比拜登及其他前任更為謹慎。因此,盡管戰略文本中某些表述看起來更強硬,但並沒有直接承諾美國會參與戰爭。我認為最重要的判斷依據,應該是總統的親自表態,而目前他並未表示願意開戰。
在這種情況下,關鍵在於特朗普總統與中國領導人之間的官員能夠合作,找到避免局勢升級的方案。在我看來,台灣方麵不應率先挑釁;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也應強調其“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的承諾;美國則應明確表示——它不希望武力卷入其中。
如果各方都能夠從對抗邊緣退一步,那麽該地區就能在和平環境下繼續發展經濟或在其他領域開展合作。這些問題可能依然存在,但我們可以避免走向對抗與戰爭。
《鳳凰大參考》:是的,中美關係無疑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也是特朗普政府行動的重要考量。在當前美國國家戰略重心轉移的背景下,您認為中美應如何發展雙邊關係?能否分別對中美兩國提出具體的建議?
班多:我們希望看到兩國政府保持交流,這很重要。我認為,當國家之間存在分歧時,溝通比那些自認為關係親密、互為盟友的國家之間的溝通更加重要。美中雙方官員需要明確彼此的底線,了解對方最重視的問題,以及最容易引發衝突和對抗的議題,並努力避免這些情況發生。通過溝通,雙方能夠清楚地認識到在推進雙邊關係時應如何行動,以及哪些政策可能會造成矛盾。
我也希望雙方在潛在危機出現時能夠保持定期溝通。例如,2001年小布什上任後,美中之間發生戰機相撞事件。當時雙方花了些時間來處理,但最終成功化解,美中關係沒有遭受長期損害。而如今,由於兩國之間的緊張情緒有所上升,類似事件可能更難處理。因此我們需要溝通來確保類似危機得以妥善解決。
其次,在經濟領域,兩國應繼續合作,尋找仍可保持經貿往來的領域。希望美國能夠逐步放棄關稅政策,確保貿易與合作繼續向前推進。當然,雙方也都存在擔憂,並且在某些方麵希望降低依賴、進行所謂“去風險”或“脫鉤”,尤其是涉及供應鏈的部分。我認為雙方可以在這個問題上通力合作,共同確認哪些領域需要逐步收縮,哪些領域仍然可以繼續合作。
2025年10月,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與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就中美經貿問題展開會談,取得多項建設性成果。圖源:環球時報
最後,我認為在安全議題上,因為兩國都有本國至關重要的安全利益,所以兩國能嚴肅對話,也就是雙方必須要講些“醜話”,能夠推進艱難的溝通。美國的安全利益與其盟友密切相關——這些盟友關係已經維持多年甚至數十年,比如韓國、日本和菲律賓,美國都與它們簽訂了條約。
同時,美國也必須認識到這些議題都非常敏感,因為它們發生在中國的“家門口”,而不是美國的“後院”。因此,我認為,美國在軍事行動上需要保持克製,而中國也必須理解其行動會如何影響美國盟友,並因此影響到美國的政策立場。
再次強調,我認為溝通在這裏非常關鍵。對於像美中這樣擁有強大實力、並在安全利益上有重大關切的國家而言,彼此溝通的重要性遠遠大於美國與英國這樣的盟友之間——美英關係友好且延續數十年,沒有敏感性。而美中雙方在安全和經濟領域都牽涉巨大利益,因此我們必須看到兩國在關係管理方麵作出巨大努力,包括兩國高級官員之間加強溝通,願意麵對麵解決問題、合作交流,並且在接近彼此的“底線”時都能夠保持克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