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媒：美淪為“體製破壞者” 與盟友隱性契約難以為繼

韓國“韓民族日報”網站12月10日發表題為《最富裕國家美國狂卷5萬億美元……盟友還能忍多久？》的文章，稱每當美國因“雙赤字”（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擴大、製造業競爭力下滑等原因導致霸權地位動搖時，便會將調整成本轉嫁給盟友。特朗普公開對盟友資本進行“劫掠”，在追求“霸權變現”的過程中，美國正逐漸淪為戰後“體製破壞者”。

文章全文如下：

盡管韓美兩國已達成了關稅協議，但最終能否產生實際效益仍是未知數。有觀點認為，參考韓美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先例，即使當年談判包含諸多不利於韓國的“毒丸”條款，韓國最終也成功化解危機，因此現在無需過度悲觀。韓國企業確實曾借助韓美FTA提升了自身競爭力，但這一經驗難以直接應用於當前的關稅協議。原因在於，此前的談判核心是“相互降低關稅”，而這次幾乎完全是韓國單方麵的讓步。目前，韓國對美商品征收的平均關稅仍維持在0.79%，而美國對韓國商品征收的關稅卻已升至15%。尤其令人擔憂的是，在總額高達3500億美元的對美投資中，韓國政府出資部分就占2000億美元。其中，造船領域的1500億美元投資收益雖可由韓國全額收回，但政府出資部分的本金和利息在收回前，需與美國五五分成，之後韓國僅能獲得10%的收益。關鍵問題在於，韓國能否如期在20年內收回全部本息。

日本可能要虧損1913億美元

美國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的兩位研究員近期發布報告，深入分析了美日之間達成的5500億美元投資諒解備忘錄。報告指出，如果日本無法全額收回本息，將麵臨諸多不確定性，未收回部分最終將被計入損失。基於“未來30年每年收益10%，此後收益歸零”的假設，研究團隊推算出日本可回收金額的極值：最高為4227億美元，最低為3587億美元。由此可算出，日本的淨虧損額將在1273億至1913億美元之間。研究人員同時強調，這一估算已相當保守，因為他們采用了3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5%）作為折現率；如果投資項目風險較高，折現率必然更高，虧損規模也將進一步擴大。相比之下，美國無需投入任何資金，便可穩賺分成，其收益預計在4230億至4870億美元之間。

日本若想在此框架下實現盈利，項目回報率必須極高，初期投資至少要在當前價值基礎上翻一番。究其原因，超過半數的利潤將直接流入美國。兩位研究員指出：“政府主導的項目很難持續創造出相當於初始投資兩倍的回報。如果真有此類暴利項目，私營資本恐怕早已捷足先登。”他們進一步指出，美國所獲收益本質上是一種“外國投資稅”，稅率超過50%。這筆交易無異於美國對盟友的資本進行“掠奪”。

盡管上述數據基於特定假設，不必完全采信，但鑒於其出自美國頂尖機構的專業研究人員之手，絕不能視為無稽之談。除年度200億美元投資限額等個別條款外，韓美投資諒解備忘錄的基本架構與美日版本高度相似。若套用相同的模型進行估算，即使考慮到韓國分10年投資2000億美元，損失絕對值低於日本，其虧損規模仍可能高達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

美韓、美日協議：變相的“海湖莊園協議”

美韓、美日達成的協議，讓人聯想到特朗普的經濟顧問史蒂芬·摩爾提出的所謂“海湖莊園協議”。摩爾曾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後奉命執行特朗普的降息政策，目前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理事。他在去年11月發布的《重構國際貿易體係指南》報告中提出了驚人主張，引發廣泛關注。報告認為，各國將美元作為儲備資產並不斷增持，實際上推高了美元匯率。這使得美國一方麵享受著全球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特權，另一方麵卻因出口競爭力下降而深陷“鐵鏽地帶”（製造業衰退）危機。為扭轉這一局麵，摩爾主張在提高關稅的同時，主動引導美元貶值，並提出了兩項具體措施：其一，以提供儲備資產為條件，對外國持有的美國國債收取“使用費”；其二，將外國持有的美國短期國債強製置換為百年期國債。他甚至表示，如果對方拒絕，美國應以加征關稅和撤銷安全保護傘作為威脅。正如1985年美國與西德、英國、日本、法國簽訂的“廣場協議”因會談地點紐約廣場酒店而得名，摩爾也將自己的構想以特朗普的私人莊園命名為“海湖莊園協議”。

盡管此次美韓、美日之間的大規模投資協議在形式上與摩爾的提案有所不同，但結果卻有異曲同工之妙。韓國總統府表示，將利用外匯儲備運營收益來籌措每年200億美元的投資款。韓國目前擁有約4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其中約七成投資於美元資產，每年通過利息、分紅等獲得約150億美元的收益。如今將這筆收益再投資於美國，實際上等同於向美方繳納外匯儲備的“使用費”。更值得關注的是，即使收回本息，韓國仍需將投資本金留在美國境內；如果產生新增收益，則由美方拿走九成。這無異於購買一支“百年期美國國債”，並將絕大部分利息拱手讓給美國。

如果說40年前的“廣場協議”是通過幹預外匯市場來間接重塑貿易流向，那麽此次美國采取的則是單邊關稅施壓、對盟友資本的公開“劫掠”以及強製性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截至今年10月底，韓日、歐盟以及中東富國承諾的對美投資額已超過5萬億美元。如果這些投資全部到位，將創下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招商引資紀錄。按理說，如果美國合理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可以為自身帶來技術創新、就業增長等積極效應。全球經濟的正常邏輯應該是資本和技術雄厚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投資，但在特朗普時期，這一邏輯被徹底顛倒。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1.2萬美元的發展中國家馬來西亞，竟然在10月特朗普到訪期間承諾了高達700億美元的投資。對於人均GDP高達8.5萬美元的美國而言，這種橫征暴斂式的資本吸納，堪稱“經濟帝國主義”。

岌岌可危的美-盟友體係“隱性契約”

二戰結束後，美國主導了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維護和擴張。但“美國治下的和平”能夠維持近80年，離不開盟友的積極配合。美國提供市場準入和安全保護傘，盟友則承認其霸權地位，並在外交、安全和宏觀經濟等領域與美國合作。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教授邁克爾.馬斯坦杜諾在題為《體製締造者與特權享有者》的論文中，將這種通過政治交易保障美國特權，同時滿足盟國經濟安全需求的機製稱為美國與其合作國之間的“隱性契約”。冷戰時期，美國的主要經濟夥伴是西歐和日本；冷戰後，其合作網絡擴展至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韓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加入二十國集團（G20）。然而，這份“隱性契約”也曾多次麵臨瓦解——每當美國因“雙赤字”（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擴大、製造業競爭力下滑等原因導致霸權地位動搖時，便會將調整成本轉嫁給盟友。1970年代初，美國宣布暫停美元與黃金兌換的“尼克鬆衝擊”，以及後來的“廣場協議”便是典型案例。

長期以來，美國既是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體製締造者”，也是這一秩序的“特權享有者”，但這次的情況截然不同：特朗普以“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為口號，不僅破壞了自由貿易的根基，還通過雙邊交易將夥伴國家逼入絕境。在追求“霸權變現”的過程中，美國正逐漸淪為“體製破壞者”。照此下去，“隱性契約”恐將難以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