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月30日，瑞士在公投中以78%對22%的壓倒性多數否決了旨在對超級富豪征收50%遺產稅的提案。
這項由瑞士極左翼青年社會主義者黨發起的提案，原計劃對超過5000萬瑞士法郎（約合4.4億元人民幣）的遺產與贈與資產引入50%的聯邦稅，並將所得收入專項用於氣候相關支出（包括建築節能改造、新能源開發等）。公投前，瑞士聯邦政府、商業團體和高淨值人士就已普遍提出反對態度，警告其可能損害瑞士作為國際財富中心的吸引力。
有人或許會覺得奇怪：有錢人反對這事兒很正常，可提案若落實，僅僅涉及大約2500名瑞士富人，隻占該國人口的0.03%，而這次公投的投票率為43%。公投結果如此懸殊，說明絕大多數普通人也不看好這事兒。
在那些崇尚“劫富濟貧”的人眼中，對富人課以重稅理所應當且正義，雖然提案稱這部分稅收會專項用於氣候相關支出，但富人能把它扛起來，普通人未來就不會有類似征收，政府財政支出也能省下來一部分並用之於民，怎麽瑞士人就不樂意呢？
越是缺乏商業傳統的地方就越仇富，這是因為一旦缺乏商業傳統，富人的發家之路與權力牽扯不清的可能性就大增，普通人因為這些灰色地帶的遮蔽，對真正商業體係、契約精神的認知程度也很低，兩方麵互相作用，就會產生對富人的敵視。但在瑞士，這種現象並不存在。
瑞士人反對向富人征收50%的高額遺產稅，當然有利益因素的考量。目前全球經濟體對富豪群體的稅收政策存在分化，比如阿聯酋的迪拜和阿布紮比，還有新加坡等都以稅收優惠和寬鬆監管吸引富人。其中新加坡通過修訂《所得稅法》下的稅收豁免計劃，為單一家族辦公室（SFO）提供管理財富和投資收益的稅收激勵，迪拜也通過稅收優惠實現人口的迅速增長。南歐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家則傾向於加大富人的稅負。博弈無處不在，今年法國社會黨就曾提出對淨資產超過1億歐元的個人征收2%的最低稅率，但法國議會於10月否決此方案，其後還推翻了對超過1000萬歐元財富征收3%稅收的另一份提案。
采用寬鬆政策吸引富人，當然是看中了富人的錢袋子。在這方麵，瑞士一向是“行家”。就算對金融毫不熟悉的人，也在影視劇裏見識過“瑞士銀行”的出鏡頻率，美劇裏的富豪、港劇裏的大鱷，在瑞士銀行有賬戶簡直就是標配。可以說，瑞士是無數離岸資產的合法溫床，堪稱“避險天堂”。
數據顯示，瑞士每百萬居民擁有超過九位億萬富翁，這一密度是西歐國家平均水平的五倍，瑞士最富有的300位居民總財富高達8500億瑞士法郎。能夠成為富人聚集地，正是因為政策。外國富人在瑞士可享受特殊稅收條款，允許在未完全披露所有資產的情況下完成納稅。2023年，瑞士稅收占國內GDP的比例，在經合組織（OECD）38個成員國中僅排第31位。
如果向富人征收50%高額遺產稅的提案真的在公投中通過，會帶來一連串負麵效果：很多準備來瑞士的富人可能會轉向寬鬆的阿聯酋與新加坡，目前身在瑞士的富人可能會選擇移居他國，畢竟有錢人的流動更容易，有無數辦法優化稅務問題。
這就很可能出現一個結果：這頭在富人身上多收了點稅，那頭一群富人直接選擇走人，原先的大筆財產稅直接歸零，失去的很可能與新增的抵消，甚至造成瑞士整體稅收下降。瑞士聯邦委員會測算顯示，若按此提案征稅，理論上可獲25-50億瑞士法郎收入。但以目前製度，在瑞士大多數州，財產稅稅率采用累進式，資產越多，稅率就越高，瑞士最富的10%群體已貢獻總財產稅的86%之多。如果頂級富豪出現離境潮，瑞士的財產稅損失顯而易見。
所以，公投結果一出來，有瑞士金融業人士就盛讚“瑞士人的常識占了上風”，瑞士的商業中心地位和聲譽也得以保全。
利益考量並非全部，瑞士人的理性也並非僅此一次。
說起公投，很多人會第一時間聯想到“民粹”，認為不靠譜。但作為世界上最愛公投的國家，瑞士和“民粹”二字並不沾邊，反而詮釋著何為理性。
瑞士有直接民主的傳統，“聯邦民眾倡議”製度保障任何瑞士公民都擁有發起意圖修改法律的全民公投權利，前提是要在18個月內攢夠至少10萬個有效簽名。瑞士人口數量為800多萬，10萬簽名的門檻不算高，因此每年都起碼有幾次全民公投。隻要多數人投出讚成票，並且多數州為讚成方，達到了雙重多數標準，就可成功修訂法律。
公投門檻這麽低，肯定有人會擔心濫用，覺得瑞士會天下大亂，但這顯然低估了瑞士人的普遍理性。
公投的定義是指公民就被提議之事案，表明讚成與否時所舉行之投票，是一種直接民主製。與廣泛使用的代議製相比，公投處於補充地位，但一旦動用，所謀多為大事要事。
瑞士人是公投先行者，早在19世紀中期就已開始嚐試全民公投，從1848年至今已經進行過六百多次公投，超過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公投次數的總和。
許多人對公投的反感，是因為他們認為公投會形成“多數人的暴政”，形同鬧劇。曆史上也確實出現過值得深深警惕的全民公投，比如希特勒就喜歡這一套。1936年，希特勒將國會改選與“恢複民族榮耀及國家主權”的公投一並舉行，投票率高達99%，納粹黨獲得了98.8%的支持率。1938年，希特勒又以全民公投方式並吞奧地利，支持率達到99.08%，有人正是就此得出“公投製造民粹”的結論。
也許正因為希特勒的陰影，在自由主義底蘊深厚的英國，二戰後曾有不少反對公投之聲。如1945年，首相丘吉爾提出針對是否繼續戰時聯合政府舉行全民公決，工黨領袖克艾德禮明確反對，認為全民公決違反英國民主傳統，是專製可利用的工具，後來的撒切爾夫人同樣如此認為。
但這種判斷偷換了概念，即將“全民公投”等同於“獨裁者控製下的全民公投”。但實際上，憲政製度下的公投，即使有政黨政治左右，即使也有輿論引導，但充其量是一種潛移默化式的誘導，不具有強製性。
而且，不應低估憲政製度下的民眾智商，也不能濫用“民粹”一詞。
2016年，瑞士曾有一次公投引發熱議，主題是“無條件基本收入”，即針對瑞士政府是否每月給瑞士成年人發放2500瑞士法郎（當時約合1.7萬元人民幣）、給兒童發放625瑞士法郎（約合4000多元人民幣）這一問題進行公投，最終76.9%的選民對該項提案說不，26個州也全部表示反對。
這個結果在許多中國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政府每個月給你白發錢，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可是大多數瑞士人都表示拒絕，這是不是瘋了？
這甚至不是瑞士人第一次拒絕“餡餅”。2012年，瑞士人以67%的反對率拒絕將原本4周的帶薪假期提高至6周，2014年，瑞士人以76%的反對率否決了每小時22瑞士法郎的最低工資標準。反對者們認為，無論最低工資標準、延長帶薪假期還是直接發錢，都會腐蝕年輕人，使之喪失學習與工作的動力，不利於社會的長久發展。
按照某些人對“民粹”的理解，上述幾個公投理應獲得超高支持率才是。可瑞士人的選擇一點也不“民粹”，覺悟之高實在讓人感慨。這顯然與國民素質和公投傳統有關，頻繁公投多少磨練了瑞士人的責任感和眼界，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瑞士並非曆史上最早進行公投的地方，曆史公認的首次公投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阿維尼翁公投，在當時的15.3萬名投票者中，超過10萬人支持阿維尼翁脫離教皇控製，同時並入法國。後來，美國總統威爾遜正是基於阿維尼翁公投所創造的“獨立公投”概念，在一戰後提出“民族自決”。
同樣在瑞士產生公投之前的還有1845年的德克薩斯公投，公投結果為德克薩斯脫離墨西哥，加入美國。1846年，非洲大陸上的利比裏亞發起獨立公投，52%的投票者選擇獨立。
如今以高福利著稱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也是熱衷公投的地區。1905年，瑞典-挪威舉行解體公投，以99.95%的驚人支持率實現解體，誕生了瑞典和挪威這兩個獨立國家。作為獨立國家的瑞典，1922年以來曾發起六次公投，議題涵蓋禁酒、改變駕駛方向、以政府稅收資助退休金、核能發電、加入歐盟和采用歐元等。不過瑞典的公投為谘詢性質，不具約束力，議會也未必按完全按照投票結果製訂政策。1944年，冰島舉行獨立公投，支持率同樣達到了驚人的99.5%。
二戰後，亞非拉大陸的獨立公投屢見不鮮，如1958年的幾內亞公投、1962年的阿爾及利亞公投、1964年的津巴布韋公投、1970年的巴林公投等，支持率都極高。但最有意思的公投來自於歐洲，而且與英國有關。1964年，“地中海心髒”馬耳他舉行獨立公投，但獨立支持率僅為54.5%，可算是險勝，這是因為馬耳他的前宗主國是英國，民眾擔心離開英國後自己會變窮。
進入90年代後，因為東歐劇變、巴爾幹硝煙，獨立公投此起彼伏。如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便相繼舉行獨立公投並成為獨立國家，僅1991年便誕生了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愛沙尼亞、格魯吉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烏克蘭、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等新生國家。同年的斯洛文尼亞獨立公投也開啟了前南斯拉夫解體的序幕。
此後，分離主義的獨立公投越來越多。1980年和1995年，魁北克兩次舉行公投，決定是否脫離加拿大獨立，均未成功。1991年和2014年，克裏米亞地區兩次舉行全民公投，決定地區歸屬。2008年，巴斯克地區獨立公投。該公投被西班牙政府阻止並取消。
如果從曆史上公投的頻密度和具體效果來看，將之視為“相對多數人的暴政”實在站不住腳。有人將公投的壞處歸結為“誰也不能確定自己能贏”，可這個理由隻需一句話就能推翻——“誰也不能確定自己一定有道理”。
之前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個例子，當時結果公布後，我聽到不少這樣的說法：“連英國這種民主積澱如此深厚、國民素質相對較高的國家，搞起公投來都得到了一個人們不想看到的結果，可見公投絕不等於民主，甚至成為多數人的暴政。如果在民粹主義盛行的國家，公投後果更會不堪設想”，並認為“民主絕不是簡單的一人一票，公投這種‘極端民主’行不通”。
這些說法都假設了一個前提，即“留歐好，脫歐不好”，所以公投的結果肯定有問題，進而推導出公投不是真正的民主，也不適合地球。這種預設立場的思維方式顯然缺乏邏輯，而且“民粹主義”這一概念的使用也似是而非。
在英國脫歐公投前夕，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其中有這樣一句話：“當一個國家的人民可以通過投票表達自己的意願時，被嘲笑的肯定不應該是他們。”所謂公投，就是以全體民眾的判斷力來決定國家大事，結果或可商榷，但過程確實不該被嘲笑。
在英國脫歐一事中，“素質論”是反對意見中最為常見的一種，他們認為普通民眾沒有能力權衡利弊，無法勝任公投，尤其是像退歐這種關乎政治、經濟、事關國家命運的議題，根本不應該讓缺乏專業知識的民眾來決定。但從公投曆史來看，這顯然是多餘的擔心。
關於這一點，英國前財長克拉克算是個反麵教材。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公投從未解決過任何問題，除非是在一個強大的獨裁者例如墨索裏尼或拿破侖的支持下。”這個說法不但抹殺了曆史上各種公投的意義，還將公投與民主對立，其潛台詞就是“如果公投的結果沒有預先決定，那麽公投便是有毒的”，其荒謬性顯而易見。
雖然法國大革命時的阿維尼翁公投是公認的史上首次公投，但公投雛形早在古希臘時期便已出現。被視為民主典範的雅典民主製度，其實就是直接民主形式。它由公民大會、500人議事會和陪審法庭等機構組成。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一年召開40次，年滿20歲的男性公民都有權參加，可自由發言，展開辯論，然後進行表決。在小國寡民的雅典城邦時代，這種製度的好處顯而易見。
但也有人認為，恰恰是直接民主形式導致了雅典帝國的覆滅。當雅典城邦成為雅典帝國後，國家實際事務繁多，直接民主形式無法適應這種發展，反而造成了災難性後果。比如失敗的西西裏遠征就是野心家煽動民眾，利用公民大會所促成，這場失敗也成為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轉折點，導致帝國崩潰。也正因此，美國“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曾聲稱“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群暴民。”這句話也常被喜歡把“民粹”二字掛在嘴邊的人士所使用。
可是，一個帝國的覆滅往往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如果從政治角度分析，以公民大會為代表的直接民主形式當然有其局限，但更致命的問題是雅典帝國並沒有及時發展國家管理的專業機構。換言之，公民大會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與現代政治的差距恰恰在此。
現代文明社會的直接民主，與古希臘早已不可同日而語，有著足夠豐富的支撐與配套。這種支撐來自憲政和施行已久的間接民主——代議製民主，至於配套，現代國家的各種事務機構已臻完善，具有相對穩定的執行力。在這種情況下，以公投彌補代議製的缺陷，已有足夠土壤。比如最熱衷公投的瑞士，在國家製度上就相當完善，它有兩院製的聯邦議會，國民院（下院）代表人民，聯邦院（上院）代表瑞士26個州。公投這一直接民主手段，始終與代議製民主相結合。從曆史來看，早在1848年首次公投之前，瑞士就已有悠久的“露天議會”曆史。也正是因為這種傳統，使得人們十分擔憂的“多數人暴政”沒有出現，反而能始終以妥協和共識為底線。
關於公投，有一種思維差別值得注意：一些人認為，當麵對大事時，領導者乃至政府、國會就應該挺身而出，如果他們將決定權交給民眾，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但在另一部分人看來，領導者乃至政府、國會在無法代表民眾的情況下擅自決定，才是真正的不負責任，也會使得決策缺乏正當性，此時最需要的便是還權於民。
也有人認為，頻繁公投是民眾對於精英政治的失望，代議製也將走進死胡同。但如果明白公投是代議製的有效補充，就不會同意這種將公投與代議製直接對立的思維。
特別要指出的是，瑞士是當今世界上為數不多仍然堅守自由主義的國家之一。公投作為瑞士人的常用手段，其實是對國家控製的一種消解。在這背後，是對市場經濟的堅守和對自由的捍衛。
（本文部分首發於《周末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