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4個省會級城市人口正增長，靠的是什麽

過去幾十年，中國人口流動的宏觀敘事一直是“孔雀東南飛”——中西部人口持續流向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區。然而，2024年的數據顯示，這一趨勢正在發生結構性轉變，來猜一猜：

1. 中部地區，太原、南昌、鄭州的人口是變多了還是少了？

2. 西部地區，貴陽、烏魯木齊、蘭州的人口是變多了還是少了？

中西部省會人口增長明顯

2024年，24個省會城市常住人口實現正增長，貴陽以19.96萬新增人口一騎絕塵，廣州、合肥增長量位居其後，太原、長沙、南昌等中西部省會也實現超10萬人的強勁增長。



人口增長隻是表象，結構變化更值得關注。

西部和東北省會首位度普遍較高且持續提升

省會常住人口首位度，指的是省會常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

過去 15 年，全國多數省會人口首位度均呈持續提升態勢，且東西部呈現明顯差異：西部省會 “單核” 特征突出，西寧、銀川、長春等省會首位度居前，反映出這些省份仍處於集中式城鎮化階段；東部省會則多呈現多中心發展格局，濟南、南京、廣州等省會首位度均低於 20%，部分省份還形成了多中心發展模式，比如濟南、福州並非本省經濟中心，廣州與深圳、珠海實現協同發展，杭州也和溫州、寧波等城市形成聯動。



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楊開忠指出，東部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社會相對發達，新型城鎮化和區域協調發展全麵進入多中心一體化發展階段，進而強調強省戰略和建設世界一流城市群；其他廣大地區則尚處於集中式城鎮化和區域發展階段，因而傾向於采取強省會單中心化戰略。一個省擁有一個強省會，就等於擁有了一個強有力的資源配置中心。各地的思路很明確：先把省會發展起來，再去帶動省內其他城市的發展。這也是我國近些年各大省份的發展戰略。

區域經濟學者孫久文指出，“強省會”戰略是當前中西部省份“尊重區域經濟發展規律的戰略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常住人口首位度高的省會，其經濟首位度（城市GDP占全省GDP的比例）也相對較高。比如常住人口首位度前三的省會，同樣也是經濟首位度的TOP3，西寧的經濟首位度達到47%，銀川和長春均超過53%。

此外，《城市問題》期刊中周玉龍的研究表明，市場化水平與省會人口首位度呈顯著負相關；另有學者認為，“強省會” 戰略初期會擠壓周邊城市發展空間，但長期可推動省域經濟從單中心向 “一主兩副” 乃至多中心模式過渡，而單中心模式長期來看不利於省域經濟持續增長，多中心協同才是省域經濟的理想發展方向。

省會人口增長，動力源自何處？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有部分省會公布了流動人口的來源。可以發現，以南京為代表的省會具有較強的跨省吸引力，而中西部省會則更多依賴省內人口集聚。



高質量發展的省會能夠成為強有力的資源配置中心，帶動區域發展，但需警惕在建設過程中對周邊地區產生“虹吸效應”。空間競爭效應可能使周邊中小城市處於大城市的發展陰影下，其城市規模與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難以得到提高。如果省會對周邊城市的輻射帶動效應不足以彌補虹吸效應，省會規模的增加會拉大省會與周邊城市的發展差距。

更深層的變化在於跨省人口流動網絡。

重要遷入省份影響力減弱、人口回流

根據複旦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教授潘澤瀚與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聶日明的研究，遷入省浙江、廣東具有全國影響力。



研究還提出，曾為主要人口遷出省的安徽、四川，如今遷入人口規模已顯著上升，躋身有影響力的遷入省行列。其中，江蘇、浙江遷入安徽的人口，占兩省各自遷出人口的比例均超 10%，而上海遷入安徽的人口，占其遷出人口的比例更是超過了 20%。廣東、重慶遷入四川的人口，占兩省遷出人口比重也超 10%。這些都表明，以安徽與上海、四川與廣東為代表的傳統遷出省和遷入省的人口流動，從以前的單向遷移，轉變為現在的形成了遷移對流。

不過，人口遷移對流，並不一定發生農民工返鄉現象，“鄉城流動”占比繼續上升的現實，意味著逆向城市化的遷移不會太高。更大的可能是，鄉城流動的跨省流動人口，在2015-2020年進行了反向的“城城流動”，他們從東部沿海發達城市返回了戶籍所在省份，但並沒有回到家鄉，而遷移到老家省份的發達城市。這時，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雖然他們在流動人口統計裏表現為省內的“鄉城流動”，但實際上是跨省的“城城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