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不同省份相繼更新了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政策，進一步收窄一次性補繳的空間。在安徽，一些地方通知了補繳可能截止的消息；佛山市規定，於2025年3月1日起停止執行原一次性補繳政策；海南省明確將最後的窗口時間定在2025年12月31日。
根據這些政策，此前從未繳納社保或中途斷繳的農村居民，可一次性補繳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過了截止時間後，首次參保已經超過45歲的，以及存在欠繳年度的，如果沒有及時補繳，在60歲時無法滿足累計繳費滿15年，隻能往後逐年續繳至65歲以滿足年限。換句話說，就是要再“熬”5年。
這牽動了許多在異鄉漂泊的年輕人的神經。在社交平台刷到信息後，他們開始緊張起農村父母的養老來。他們的父輩主要是1960年代或1970年代初出生的人，臨近退休年齡，年輕時常年在外打工，因時代所限，沒有被納入完善的職工社保體係，有些連基礎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也沒繳納過。
父輩從城市的縫隙穿行而過，年老時，沉重的現實壓力轉移到子女身上。這群年輕人希望能趕在“最後的窗口期”內，為操勞半輩子的老人按盡量高的檔次補繳養老保險，讓他們能在晚年有份保障。
文丨殷盛琳 孫然
編輯丨王一然
今年春天，小妍偶然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消息：有省市已經停止了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一次性補繳。她趕緊去向安徽農村老家的基層工作人員了解情況，對方告訴她，大概率今年年底當地也會截止了。
最後的“窗口期”在即，小妍趕緊把給父母補繳社保的事兒提上了日程：她的父親今年5月1日就滿60歲，媽媽是明年3月。這些年，父母從未有過正式的、體麵的工作，始終輾轉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做零工。雖然從2011年就開始繳納社保，中間沒有斷掉，但之前許多年，父母都是按照最低檔繳納的，“個人賬戶裏的錢很少。”小妍說，按照現行規則測算，他們最後能拿到的養老金非常微薄。
父母剛開始繳納社保那會兒，小妍才剛上大學，對五險一金的重要性幾乎一無所知。她隻記得，那會兒家裏要重新蓋房子，經濟上比較拮據，父母在這種沒有即時性回報的“投資”上向來興趣不大。
直到工作穩定後，最近四五年，小妍才開始接管了為父母繳納社保的任務，每年為他們按照2000元的檔次繳納。之前每到繳費時，小妍會把錢通過微信轉給村大隊裏一個負責社保事項的基層幹部，對方繳納至係統後，再把電子回執單發給她。
但同樣年輕的基層工作人員對政策也不完全了解，小妍說，她是因為補繳的契機，鑽研起當地社保政策的細則，又給區裏的稅務局打了谘詢電話，才後知後覺錯過了繳納每年“子女資助”的6000元額度——而這部分一旦錯過就不能再補繳了。
小妍能為父母提檔補繳的部分，是每年額度上限的差額。算下來，如果去掉這些年父母賬戶裏已經繳納的部分，一次性提檔補繳的話，每人大概還差7萬塊。（注：根據小妍提供的潁泉區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待遇測算表，年繳費檔次分800元至6000元共9檔，按照最高檔繳納，月養老金為844.06元）
但當小妍正式和弟弟、父母商議時，才發現溝通的成本比她想象中要高很多：家裏沒一個人同意。說服媽媽相對容易，她還在工作，沒有脫離社會，對社保政策稍微了解一點，主要是心疼錢，“老人你讓她一下子拿個幾萬塊出來，她不舍得的。”
最頑固的是父親，小妍說，談判那段時間她和父親吵了好幾架。父親心疼錢她能理解，但她受不了父親話語間“自我放棄”的消極情緒。“他覺得不知道以後會不會發生什麽意外事故，還能活多少年，不確定能不能把本錢拿回來。”
小妍漂泊在上海，是一名中學老師，平時的工作壓力很大，那段時間下班還要跟父親打電話來回掰扯細節，幫他按照測算表算賬，但無論怎麽算，父親總是不相信補繳是更劃算的方式。
有次終於說通了，父親同意補繳，很快又改變了主意，氣得小妍哭了一場，跟父親大吵一架：“我說愛繳不繳，我都不想理他了。”第二天，父親像做錯了事的小孩一樣給她打電話，說同意補繳。
小妍最終敲定方案：先給馬上退休的父親補繳，年底再幫母親補，每人補繳7萬，大家一起承擔。老人自己出3萬，剩下的4萬，她和弟弟一人補貼2萬。
●安徽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官網，有網友關心養老金補繳截止日期。圖源網絡
她把為父母補繳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帖子發到了社交平台，迅速獲得了大量留言——幾乎都是老家的年輕人們。大家的煩惱各不相同：有人在糾結父母職工社保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怎麽雙軌合並；有人已經進入婚姻，雙方4個老人都麵臨補繳的問題，資金壓力巨大。但大家的態度相當統一：提檔補繳是一定要為老人提前謀劃的，不然到時子女養老壓力大，能講道理說服父母當然好，實在不行建議“先斬後奏”。
李晴在安徽省某市區人社局工作十多年，據她說，今年3、4月的時候，他們確實接到了通知，一次性補繳通道會在2026年1月1日停止，但很快這個通知又給撤回了，“也沒有給我們解釋，可能涉及的人群比較多吧。”另一位在阜陽市下轄基層地區社保窗口工作人員也提到，開會時領導提到年底將關閉補繳通道，但文件還沒下來。即使如此，他們接到消息後還是“在各自然村微信群進行通知”。
但補繳即將截止的消息還是有跡可循，有縣、市的官方賬號也發布了相關通知。8月19日，安徽省合肥市長豐縣人民政府發布“關於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補繳特別提醒”文章：我省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補繳政策即將調整，我縣廣大參保人員2025年以前存在斷繳或2025年以前已繳費有意願提高繳費檔次的，請抓住窗口期，盡快完成補繳申報與繳費，以免政策調整影響繳費權益。
李晴觀察到，今年到人社局辦理補繳的人比往年多了很多，大家都擔心錯過最後的窗口期，因為以後“社保政策會越來越規範”。阜陽基層社保窗口工作人員說，他個人認為按照現行政策，提檔補繳對群眾來說算是一種福利，“哪怕你沒領取養老金，賬戶餘額也在以3.59的利率在增長，萬一發生意外會全部退還外加一部分喪葬補助金。”
他說，能提早按最高檔繳納是最劃算的：“以阜陽為例，基礎養老金195元，按15年，最高檔次6000元（繳納），到退休大概在900元左右，當然這不包含子女資助部分，最終領取按照個人賬戶餘額/139（月數）加當地基礎養老金。”
順利辦完補繳後，小妍懸著的一顆心才安定下來。按照最高檔6000元的繳費檔次補繳滿15年，老人養老金大概每月每人能拿到800多元。兩個人加起來足夠支付日常生活開銷。
她習慣規劃未來，補繳也是為父母年老時能減少些矛盾。“（以後）他們每個月都有固定到賬的錢，不用伸手跟子女要錢了。”小妍說，如果今後她和弟弟各自成家有了小孩，每個月還要固定給父母錢，其實是不容易的。
而且，按照父母的個性，如果遇到難題，他們大概率也很難開口直接向子女要錢。“如果是政府每個月固定往裏打錢的話，他們會活得更舒心、有底氣一點。”
張衡為媽媽補繳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最直接原因是，想讓她年老時，和拿職工養老金的爸爸比起來沒那麽大的落差，關係更“平衡”一點。張衡的爸爸在深圳一家國營企業工作多年，雖然隻是普通工人，但也順利、持續地繳納了15年社保，目前已經到了退休年齡，每個月能拿到接近2000元的退休金。如果媽媽不做提檔補繳，最後的月養老金大概隻有200元左右，和爸爸差距懸殊。
“我不想讓我媽找我爸要錢，不要伸手討，讓她為難。”張衡說，他早在2023年的時候就關注過湖南省補繳社保的政策。那年春節回鄉，他特意到當地的人社窗口詢問，工作人員告訴他，要到60歲退休當年才能辦理，但當時媽媽年紀還差一年。
●圖源東方IC
第二年春節時，張衡已經在國外工作，回家的時間短暫，就拜托離家近的姐姐去跟進了整個流程。補繳需要8萬多，除了媽媽補貼的幾千塊，全部由他來出。兩個姐姐都是全職的家庭主婦，他不好意思開口讓姐姐分擔，“說實話錢也是從她們老公那來，我也不是很想讓她們去要這個錢。”
張衡2019年研究生畢業後，先後在企業和體製內工作過幾年，補繳養老保險的錢幾乎是他工作後的全部存款。
他希望盡可能讓父母晚年生活安穩些，但張衡說，父母好像並不“滿足”，隻要他一天不結婚，他們就還想再多幹活，多攢點錢。“我覺得你賺再多的錢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那點錢在澳洲一點消費能力都沒有。”
和很多保有傳統觀念的家長一樣，張衡的父母也將他成家立業視為自己的責任。他們在縣城提早購買了一套商品房，為他結婚做準備。今年過完春節回澳洲前，張衡建議父母趕緊脫手，縣城的房子沒什麽上漲的可能了。“我寧願他現在把房子賣掉，也不願意他繼續再交房貸了。你就可以回農村老老實實待著，享受你的退休生活。”他說，自己不一定會結婚，也大概率不會回國工作。
在生活發生不可控的變動前，阿閃對自己的人生有清晰的規劃：“多大之前結婚，婚前攢一筆錢給父母，婚後多久要寶寶，都會考慮好。”為父母補繳社保原本不在計劃內，直到失業、懷孕同時到來，她的生活產生劇烈變動，阿閃才動了補繳的念頭，她“不確定以後有沒有資金和精力去顧父母”。
之前，她對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政策並不了解，隻知道農民一年會有一兩千塊的養老金，一直以為是國家補貼。去年年底了解完政策，她就趕緊聯係村幹部，為父母兩人都辦理了補繳。按照次高檔5000元每年的標準提檔補繳，算下來兩個人一共要補繳接近15萬元，阿閃拿出自己存的應急錢補上了。
阿閃家裏姐妹三人，當她提出為父母補繳養老保險時，兩個姐姐都不同意，“她們對政策不了解，怕錢有去無回”，她就一個人承擔了所有費用。後麵二姐支持了2萬塊，但話裏話間還是有顧慮，“二姐會反複問，這個有沒有人繳，錢繳到哪裏？有沒有人拿到錢？從哪個途徑交，靠不靠譜？”阿閃幹脆把錢退給了她。
不過，了解完政策的細則後，姐姐們都轉變了態度，打算過年把錢分攤給阿閃。大姐甚至開始操心起自己的養老保險來，前段時間還在問阿閃流程的事，也想為自己補繳一下。“對姐姐而言也算有所突破了”，阿閃說。
對許琪來說，為父母補繳社保，更像是一種給自己的安慰，為未來的不確定性買單。“我怕我後續有什麽變故的情況下，可能連幾百塊都掏不出來，我買的是一個安心。”
和很多老人一樣，她的父親也是執拗拒絕的那個，連理由都高度相似：政策是變換的，相當於存錢，萬一人沒了，錢沒領到，實在很虧。今年國慶，村裏的一個60多歲老人，去喝喜酒時忽然猝死，爸爸心有餘悸，拿這件事作為拒絕補繳的“盾牌”，“他說你看到沒？生命就是這麽無常。”
許琪的父親60多歲，和很多農民工一樣，他年輕的時候也參與過城市化的建設，去過廣東工廠打工，也在家鄉做過服裝生意。但由於不斷流動，當年的工廠也沒有完善的製度規範，他沒能持續繳納職工社保。直到許琪大學畢業前不久，父母才徹底回老家來生活。
“可能對於我父母那個時候而言，他們也沒什麽路可以走，哪（條路）更掙錢就在哪一個。”目前，父親做門窗相關的小生意，媽媽沒有穩定工作，兼職做一些零活，去村裏人家酒席上幫忙做飯、洗碗。
為了說服父親，許琪讓他去問身邊人，“他的朋友不可能沒有一個補繳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在當地農村，大多數老人真的沒補繳，基本都和父親一個想法，“怕自己拿不到，活不了那麽長。”隻有小部分是子女直接幫忙補繳的。另外，除了觀念不普及，錢本身也是難題。許琪說，比如一年4000元一檔，並不是最高的，但很多農村家庭拿出這些錢是困難的。而且老人們根本不知道怎麽繳納，線上操作特別麻煩，“他本能就會去逃避這個麻煩。”
許琪最終也沒能說服父親，如果直接給他補繳，他可能會一直惦記著這些錢。今年國慶，她為母親補繳了近6萬元，父親沒有阻攔。
●圖源東方IC
根據安徽師範大學的仇鳳仙教授對第一代農民工群體的調研，他們打工超過15年，但到了晚年，一半以上的存款不到5萬元，錢都用來供孩子上學、成家。
養老觀念衝突之外，像許琪父親這樣的大齡農民工都經曆了相關政策變動與完善期，現實存在的城鄉差異、對信息的滯後導致他們對補繳的遲疑。
大齡農民工對養老的焦慮也催生出“灰色”市場。由於以城鎮職工身份參保，退休後能拿到的養老金更高，有些人通過有門路的“中介”掛靠代繳職工社保，在2022年新版人社部《社會保險基金行政監督辦法》施行後，社保掛靠代繳被全麵叫停，一係列案件浮出水麵，這群老人的養老金也停發了。
根據《財新》報道，一起案件中，至少有超過百名重慶籍參保人通過掛靠代繳的方式在一家從未工作過的公司補繳了職工養老保險費，“其中大多數是農民，沒有固定工作，有的在家帶孩子，有的打零工，有的做小生意。在他們的講述中，並不清楚‘串串’是如何辦理的掛靠，事情敗露後才知曉大致模式。”
事實上，像張衡父親這樣，在2000年左右南下廣東做建築工人，卻能找到國營工廠的機會，有正規的社保繳納，享受到城市的退休待遇，算非常幸運的。連張衡都感慨，“尤其是前些年，製度還沒那麽完善，能這樣執行下來的工廠就更少了。”大部分大齡農民工像潮汐一樣退回農村，但迫於生活，又再出來打零工，要完成對下一代的托舉。
小妍爸爸身體不好，今年已經住了幾次院，小妍說，爸爸的肺、腎都有問題，身體零件的損耗相當嚴重，目前隻能留在村裏給人做點零工。
小妍的媽媽一個人在外地打工掙錢。最近幾年，媽媽在多個行業間流轉：早些時候去過工廠，由於手指關節留下類風濕的毛病，僵硬疼痛，沒辦法長期做工，又去給人在工地做零散的體力活。但這兩年工地對工人年齡開始有限製，媽媽顯然不占優勢。城市裏留給她的崗位又少一個。
小妍說，目前媽媽在做家政，給人家打掃衛生。媽媽以一種近乎偏執的態度“自力更生”，在她樸素的價值觀裏，人永遠要自食其力，即使到了退休年紀，她也從沒想過去依賴一份政府按時發放的養老金。小妍說：“她想趁現在還能幹活的時候多幹點，攢點錢。”
如果為父母補繳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有什麽立竿見影的效果可言，那或許是對長壽的熱切期待——許多人在社交媒體發帖分享，自從補繳後，父母說自己一定要活得久一點，活到80多歲，把錢賺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