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我在一個專注人道主義問題的新聞網站上，讀到了加沙當地記者拉莎·阿布·賈拉爾的日記。
拉莎是一名從業多年的記者，曾為當地報紙和國際媒體報道加沙政治動態以及巴勒斯坦婦女權益等問題。
有好幾次，炮彈就落在距離拉莎咫尺之遙的地方，饑餓也在吞噬著她的身體，她的體重掉了20公斤，關節無力，常常站不穩。而且，拉莎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外出工作時，孩子的安危一直懸在心上。
以色列在8月底加強了對加沙城的攻勢，拉莎從那時起開始以日記形式記錄戰時日常。她書寫炮火下的恐懼、流離失所帶來的種種苦難，以及失去引發的創傷。在控訴種族滅絕的同時，她也描繪著巴勒斯坦人在困厄中的守望相助，以及他們如何在絕望中尋找生活的亮色，苦中作樂。
比如，某天她寫道，帳篷外以色列軍隊步步逼近，帳篷裏又鑽進一隻老鼠，而全家人想盡辦法也抓不到它。最後，他們決定與這隻不速之客共享帳篷，還鄭重其事地給它起了名字。“我忍不住笑出聲來，好久沒這麽笑過了。這主意既荒唐又好笑。這裏的一切都瘋了……這場戰爭居然讓我們和一隻叫Zico的老鼠成了朋友。”
這種鮮活、立體、充滿人性溫度的講述，在一般戰事動態報道和人道主義機構發布的各類報告裏是很難看到的，那裏麵往往充斥著冰冷的數字、專業的術語和政治分析。
於是，我輾轉找到拉莎的聯係方式，提出了采訪的請求。當時拉莎一家已經再次南下逃亡，在加沙中部的努塞拉特避難。那裏早已人滿為患，他們一家七口隻能在馬路上搭帳篷。在那之後的一個多月裏，我們開始斷斷續續地在線上通信。
拉莎通常在加沙時間晚上9點後開始回複我的問題清單，或自由分享當天的見聞。那時，她的孩子們已陸續進入夢鄉。而她會在帳篷中間掛起舊布簾子，隔出一個小小的空間，借著微弱的燈光，在手機上敲擊文字。電腦幾個月前壞了，手機是她唯一對外溝通的渠道。
“希望我們的經曆能被聽到，而不是就這麽被埋在廢墟底下。”她在一次通信中寫道。
10月9日，加沙城西部，拉莎的孩子們用沙子製作了一個蛋糕，慶祝以色列與哈馬斯停火。圖/受訪者提供
當死亡人數變成一個不斷攀升的數字，當“流離失所”“難民營”“種族滅絕”這些詞語在新聞裏反複出現，它們很容易變得抽象。個體的經曆和故事，則會讓這些詞語有實感，也能抵達更廣泛的群體。
缺少這些敘事，外界得到的隻會是簡化的危機敘述和刻板的遇難者形象。而事實上，被炮火摧毀的不僅是房屋，還有一個個家庭的記憶、孩子的夢想、母親的掙紮。廢墟下埋藏的不僅是屍體，還有他們曾經擁有的日常。
在拉莎的日記中，在與我的交流中，她講述苦難，也談論尊嚴；書寫死亡，也記錄生的渴望。在整理這些問與答、傾聽與交流的文字時，我可能很難真正感同身受，但避免不了內心一次次被擊中。她在極端的處境中保持著對生活的熱愛，在絕望的邊緣守護著作為人的尊嚴。戰爭中的人不是符號，不是數字，他們是有血有肉的個體，有名字，有家人，有恐懼，也有希望。對於這個紛亂、健忘的世界來說，他們在廢墟中留下的印記，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