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就業率誘惑下，中國留學生擠爆這個國家

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統計，截至2024年5月1日，日本共有336,708名外國留學生（包括語言學校），比前一年增長了21%，超過了疫情前2019年的峰值，其中中國學生占比最高，達到了36.7%。曾經偏好歐美留學的家長們，將目光轉向了日本，這條看似小眾的留學賽道，如今已經人滿為患。一些日本頂尖高校的課堂裏，超過一半都是中國人。

“越來越擁擠了”

從一所211大學的日語係畢業五年後，文倩決定辭去北京的工作，去日本留學。當她開始搜集各類資料求助學長學姐時，才有些後悔自己為什麽沒早點申請修士——“去日本”這條留學賽道，比她畢業時已經擁擠了太多。

2018年本科畢業時，文倩順利找到了一家還不錯的公司，她便放棄了當時申請留學的想法。工作的前兩年還比較順利，但疫情發生後，文倩負責的許多與日本對接的項目都無法開展下去。到了2022年底，她的項目基本上名存實亡，每天上班的內容隻是在“假裝忙碌”。文倩也嚐試過換工作，但工資待遇方麵都不如人意，甚至不如自己現在的這份工作。迷茫之下，文倩當年想申請留學的想法逐漸重燃起來。



《安娜》劇照

她請教了一位比自己早一年畢業的學長，他當年隻報了早稻田大學一所學校，也沒有上語言學校，“隨便寫了個研究計劃書，找學姐幫忙看了一下日語，就交上去了。”但文倩得到的信息並非如此。

不同於歐美國家，申請日本的修士（即國內的碩士），大部分需要參加相應的筆試和麵試，即便部分項目免除了筆試，麵試也需要在線下進行，隻有少數大學可以通過線上麵試。申請學校比較多時，靠旅遊簽證往返日本考試，大量材料的互相郵寄很不方便，部分學校還需要提交長期簽證的在留卡。因此除了選擇直接考試外，如今多數學生的選擇是報名日本當地的語言學校，或者申請修士的預科旁聽（在日本稱為“研究生階段”），主要目的是獲取一個在日本長期停留的留學簽證，最長可以申請兩年。在此期間，學生可以學習日語，同時準備參加考試或找工作。

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統計，2024年日本就讀語言學校的留學生達到了107，241人，創下自2011年開始此項調查以來的曆史最高。

日本的留學生數量也達到了曆史新高，截至2024年5月1日，日本共有336,708名外國留學生（包括語言學校），比前一年增長了21%，超過了疫情前2019年的峰值，其中中國學生占比最高，達到36.7%。留學生數量的增加，帶來的是錄取難度的提升。以東京大學對外公布的報錄比為例，文倩發現，自己想要報考的學科報錄比，已經從疫情前的3比1變成了今年的接近5比1。而且每個學校對學生的偏好不同，東京大學更喜歡招旁聽的研究生，這也意味著需要花大量精力準備預科的筆試、麵試和材料，還要頂著一年後考不上的風險。



《墊底辣妹》劇照

於是，即使擁有日語能力考試最高級N1級別的合格證書，文倩還是選擇了一家由中介推薦的語言學校，2023年10月正式來到東京。文倩報名的語言學校有對學曆背景的篩選，屬於質量較好的一類。她看到自己中介今年7月底就發朋友圈宣布，已經招滿了明年4月入學的名額。

文倩在這所語言學校度過了一年半的申請時間。班級裏最多時有16人，除了三四個來自東南亞的同學外，其餘都是中國人，而且越到高階班，中國人的比例越高。文倩發現，東南亞的同學大多數是為了找工作來讀語言學校，而中國學生的目標幾乎都是為了考學。和身邊的同學聊天得知，盡管日本就業不太看重學曆水平，但大家還是希望拿更高的學曆，能給回國找工作留一條後路，這也是文倩自己的考慮。

來到語言學校後不久，文倩又被周圍的同學“卷”著報了“塾”。用文倩的話說，就是“中國人開給中國人的補習班”。她身邊認識的每個人都報了塾。文倩報的新聞學專業則被分到傳媒學領域，有針對筆試知識點的班課，也幫助修改研究計劃書和輔導麵試的老師。

日本的碩士申請過程非常繁瑣，每個學校的材料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格式。準備材料期間，文倩幾乎每天隻睡五個小時，剩下的時間都在讀論文和改論文。每次麵試前，她都要準備八千多字的稿件，三十多個問題模擬。在這樣的努力下，文倩第二年春天申請了三所學校，拿到了一個offer，直到秋天拿下早稻田大學的錄取，她才放下心來。



《龍櫻2》劇照

根據JASSO統計，早稻田大學也是日本接收留學生數量最多的大學，排名第二、三位的則是東京大學和立命館大學。入學後，文倩發現自己班裏的中國學生比例很誇張，16人裏有10個是中國人，還有一個和她類似情況的“大齡留學生”，其他六個日本人裏，有四個已經工作的“叔叔阿姨”，年紀比文倩都大很多，隻有兩個年輕的日本應屆生。

日本大學的報考體係自成一派，以往更多是願意學習日語的學生的選擇，但現在也有更多人盯上了為數不多的英文項目。為了吸收全球頂尖人才，日本政府首先在三十多所頂尖大學推行全英文授課課程，早期稱法是G30或SGU項目（Super Global University 超級全球大學）。現在的全英文授課項目已經不局限於早期的SGU，在更多大學都有開設，報考流程更接近歐美大學的申請模式，不再需要統一筆試，成為了一種更快捷的日本留學選擇。

周昊曾在國內一家較早參與SGU項目申請的工作室工作，已經從事了八年的申請業務，他注意到2022年後，也有更多人湧入後台向他谘詢SGU項目。周昊告訴本刊，相比日語項目，SGU項目的招生體量較少，“中國留學生搶奪的核心項目，招生總量也就在三五百人，可能和比英國一個學校招生總數都少。”SGU項目麵向全球，但中國學生依然是申請大軍的主流，周昊估計，超過3/4都不算誇張。



《對不起青春》劇照

剛入行時，周昊幫不少“雙非”本科的學生申請進了不錯的學校，但近兩年來，幾乎都沒有“雙非”的學生來向他谘詢申請頭部校，“大家都被網上的信息嚇到，不敢申請了。”“2018年體感早稻田大學的一些項目錄取率接近50%，而現在可能隻有20%到30%，慶應大學的部分項目錄取率已經到了個位數。”

頂尖大學的申請者更是卷出了新高度。“中國學生幾乎把所有能通過考試改變的維度都頂滿了，”周昊介紹，東京大學的某SGU項目對外公布的錄取率是15%左右，但中國申請人不少是清華北大的高績點學生，“他們的托福、GRE都是接近滿分的狀態，比美碩的很多頭部項目還要激烈。”

轉向

周昊曾經指導過一所中外合作辦學大學的學生申請日本項目，後來這位學生又給他介紹了更多這所學校的學生。他很驚訝，這所學校畢業的學生，最差也能申請合作的英國大學作為保底，但很多家庭已經把日本視作更有性價比、更安全的選擇。

孫悅是在讀研時決定從澳洲來到日本的。最初她考慮日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喜歡二次元和日本流行音樂，每年看演唱會每年就要來日本旅遊兩三趟。但真正決定生活在日本時，孫悅發現這裏可能比澳洲更適合她留下。

可是，澳洲移民已經不像十幾年前那麽簡單，以建築師行業為例，孫悅剛上學時，建築師既是聯邦的移民職業也是維多利亞州的移民職業，但到她畢業那一年，墨爾本所在的維州建築師已經飽和。那年畢業的建築係學生麵臨的選擇就是回國，或者搬到比較偏遠的地方，努力通過加分留下。“這非常看運氣，今年昆士蘭宣布辦奧運會，才又招了一批建築師，我的很多同學才被從低穀撈上來。”孫悅說。



《過往人生》劇照

孫悅曾比較過兩國的移民政策，她認為拿到日本的永住資格相對更容易。日本的永住不限製行業，學曆、年齡、薪資都屬於積分項目，如果像孫悅一樣從比較好的大學畢業，應屆找到工作，拿到符合要求的薪資，一年就可以達到申請標準。

從經濟上看，這似乎也是更劃算的選擇。孫悅在澳洲的本科大學每年學費要交15萬左右，而日本隻需要60萬日元，大約3萬人民幣。隨著日元貶值，這個價格對中國學生更加友好，孫悅在澳洲和日本每月的住宿和生活費支出也差不多，都在一萬元人民幣左右。

但讓孫悅哭笑不得是，她發現自己的讀研實際上“降級了”。在剛申請時，這所學校和她本科的學校排名旗鼓相當，但在之後的幾年裏本科排名開始上升，碩士反而在下降，而這還是日本今年僅有的四所進入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學。

不過這對於留日找工作的影響並不大，畢業後，孫悅認為自己找工作的體驗比國內和澳洲容易得多。“在澳洲沒有綠卡，找工作也很有壓力。”日本對專業要求並不嚴格，孫悅沒有找建築行業的工作，投了12家公司，大部分都進入了麵試。



《繼承者們》劇照

孫悅的果斷讓她趕在了疫情開放的留學浪潮前，申請到了日本頂級的國立大學的英文授課項目。和孫悅同期入學的二十多個人裏有十多個中國人。她後來聽說，現在國內考進來的幾乎都是985院校的學生。

她發現，和她做出相似選擇的留學生很多。她在網上結識許多這樣的朋友。有一次，她參加演唱會，旁邊坐著個中國女孩。女孩告訴她，說自己原本在國內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到美國讀研，但畢業發現工作太難找了，於是又輾轉來到了日本。

“上岸”之後

當許多人在不斷湧入日本的同時，有不少中國留學生已經想要逃離“圍城”，有人自嘲自己“能保持現在的精神狀態，已經很厲害了”。

葉知差不多和孫悅同時到日本留學，今年在東京大學讀博士三年級，還有一年即將畢業。她記得自己在高三時看了日劇《龍櫻》，劇裏的“差生”們以東京大學為目標努力，給了她很大鼓舞，這讓葉知一直想去東京大學看一看。

葉知對特攝電影很感興趣，在來日本的第一年參加了很多展覽活動，但這些新鮮勁兒很快就過去了。在日本的第五個年頭，她開始認真考慮自己畢業後的去留問題。



《龍櫻》劇照

東京大學既是日本最頂尖的學府，也是留學生數量排名第二的學校。據葉知介紹，留學生主要集中在修士和博士階段，她所在的專業有一半博士都是中國人。但葉知導師的研究室一直滿員，在她之後幾乎就沒再接收過留學生，這讓她成為了專業裏的一個另類——她是自己所在實驗室裏唯一的留學生，也是少數的幾個女生。作為一個社交精力有限的理工科學生，身處日本人圈子的文化衝擊超出了她的想象。

一個直觀的問題來自語言。葉知是上海人，她覺得身邊東京大學的同學們，英語甚至不如自己高中同學。在準備去往日本時，葉知向導師提起過語言的擔憂，她擔心自己的日語不足以聽懂生物學的相關術語。導師當時告訴她，不必擔心，可以讓同學們講英語。但葉知現在已經認清了現實，這完全不可能，她最終還得靠自己學日語跟上同學們的進度。

“按理說，我早就應該適應了，但實際上並沒有。”不久前的一次論文分享會上，老師們要求用英語發言，葉知發現日本同學的日式英語雖然有嚴重的口音和語法錯誤，但互相都能聽懂。可輪到葉知時，她的語速稍微快一些，下麵的同學們就跟不上，隨後開始互相用日語討論，問葉知是不是這回事。這次又輪到葉知聽不懂，不得不讓同學再用英語重新解釋。那天，台上的葉知非常尷尬和難堪，因為實驗室人多，每人的發言時間有限，葉知懷疑他們其實根本沒聽懂自己在講什麽。

和同學為數不多的交流，還讓葉知感受到對女性和外國人的不友好。她曾和一個日本師妹聊天，對方明確告訴她自己想在畢業後做家庭主婦，不想工作。她還經常聽到同學們說“小話”，聽說某個實驗室新來的女生占了一半，“好恐怖”。即便表麵態度客氣，葉知還會被日本同學隨口說的“我覺得你都跟日本人差不多了”的話刺到，感到非常不舒服，“他們可能以為是在誇我吧。”



《重啟人生》劇照

葉知和實驗室的其他人似乎是隔絕的，據她所知這也不稀奇。她隔壁實驗室裏中國留學生占到了一半，中國學生和日本學生的社交圈也幾乎是涇渭分明。兩個月前，葉知到瑞士參加學術會議，才久違地感受到了“活人感”。她才發現自己原來可以很快就和歐美的同學搭上話，聊一些生活瑣事，這在她和和日本同學相處中是很難做到的。

成年後融入一個國家的文化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化背景是很多人在真正進入前很難具體想象的事情，但對於現實生活又無孔不入。”周昊說，日本社會的人際關係、相處方式，以及有些讓人透不過氣的隱形壓力，在一個外國人試圖成為其中一份子時，會變得格外強烈。

孫悅也曾在讀研時遭遇不愉快的導師和研究室氣氛，但也在一個就業指導的公益組織裏，得到了一個素不相識的日本學姐非常細心的幫助。沒有任何報酬，這些學長學姐晚上十點也抽出時間陪她練習麵試，還幫她改了很多版文書。這讓她對曾經詬病的日本前後輩文化產生了改觀。

孫悅摸索出了適合自己的社交模式。她在與同事保持互不打擾的距離，但她其實很愛交朋友，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圈，大多是中國人和外國人，日本朋友很少，她也不強求。在澳洲的生活讓孫悅認為，所謂的“融入”是一個偽概念。相比日本，澳洲是一個更多元化的社會，但也有很多人一輩子隻在自己狹小的社交圈裏生活。作為外來者，她認為自己沒有必要去刻意融入一個讓自己並不舒適的圈子。



《青春之旅》劇照

博士畢業的葉知找工作也並不順利。她的日本同學畢業後都非常均勻地分布在日本最大的兩家藥企，看起來一投一個準，這讓她錯估了找工作的難度。她和周圍認識的留學生投給這些頂尖藥企的簡曆，幾乎都是一輪遊，連簡曆關都沒過。後來她看到了公示，一家公司第一批招的50個學生裏，隻有一個是外國人。葉知同時投了8家頂尖的製藥公司和醫藥谘詢公司，最後一個麵試邀請也沒有收到。

日本大學畢業生就業率高達98%的神話並不完全適用於留學生。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24年的報告，日本的國際學生在畢業後 5 年內留在日本的比例為 30-40%，這一比例高於包括瑞士、荷蘭、英國在內的許多歐洲國家，但低於加拿大和德國。葉知周圍留在日本工作的中國學生，大多降低了崗位預期，選擇腰部的製藥公司就業，其他則選擇了回國。

日本的收入也沒有達到許多人的期待。在日本找工作的應屆畢業生叫做“新卒”。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24年度《工資結構基本統計調查》，日本大學畢業新卒的平均起薪約為28萬日元/月，平均年收入約在350萬日元左右（稅前），大約17萬人民幣。孫悅所在的外企屬於比較熱門的IT行業，與她同期入職的同事稅前年薪在600萬日元左右，稅後大約23萬人民幣。

葉知即便是以博士學位找到工作，年薪也在500萬日元左右，與葉知的預期相差甚遠。據她所知，她在國內博士畢業的學長在藥企工作，年薪也在30到50萬人民幣。日元貶值帶來的不隻是學費的下降的利好，還有畢業後工資下降的現實問題。由於日元貶值，孫悅畢業後的工作收入也跟著縮水，而澳洲卻在漲薪。

疫情後，周昊接到了更多已經工作了兩三年，或四五年的“社會人”的谘詢。他們有很多人都在外人看來收入不錯的公司，工作也很體麵，但他們急迫地想通過留學改變自己的疲於奔命的生活，甚至脫離原生家庭的掌控。每當遇到這樣的客戶，周昊一般都會建議對方先去日本旅遊體會：你真的了解日本的現狀嗎？了解在日本生活的感受嗎？



《異國日記》劇照

周昊今年有一個學生剛剛到日本入學。她從國內一所財經類211畢業，曾經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在目睹自己的朋友從事務所辭職考公，上岸後又陷入了新的存在焦慮後，她決定改變人生軌跡。她堅持認為，在日本工作，“不需要很多錢，但是有足夠的時間去享受獨立的人生”。

但來到日本“重啟人生”，不代表著年齡問題就隨之消失了。

文倩加了一些就業經驗群，其他人告訴她，不少企業默認的“新卒”，並不包括工作後重新讀書的文倩，她還需要找招收“中途”的工作，也就是轉職。但相比新卒，轉職類的工作崗位需求時間隨機，通常需要招聘後馬上入職。林舟比文倩早了兩年辭職來到日本，他在國內的工作經曆不適用於日本，花了將近兩年時間投了兩三百家公司，才最終確定了自己現在的工作。

周昊理解，許多人想要從高壓狀態下掙脫的衝動，常有人對他說，自己來到日本是想要“躺平”。“人們在沒去圍城前，都對彼岸有一些美好的想象，”周昊說，“但這條路上也會有很多難熬的時間，這些努力是無法逃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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