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布萊特機構
一個富布萊特社交夜晚
這是一個典型的波士頓夜晚,空氣裏彌漫著國際富布萊特學者周末聚會特有的喧囂與悸動。
我朋友曾笑著說,這樣的聚會就像一場不斷延期的“盲約”——你終會明白自己與誰最契合。你要做的,是挺起胸膛、揚起笑容走上前,伸出手,讓善意自然流露,然後說出你的名字,一次又一次。
“我叫Hannah,來自剛果。你呢?”
“中國。你在哪裏讀書?”
“我在xx大學讀衝突研究碩士。你會待多久?”
“我讀博士,還有四年。你呢?”
“我的項目是兩年,明年就該結束了。”
國籍、學位、學校、留美時間——像某種心照不宣的儀式,這些元素構築起每個初次見麵的標準開場,也在暗地裏預示著這段關係的走向。在很多這樣的夜晚,我與二十多個國家的陌生人握手、做自我介紹、互加臉書、笑著閑聊。每個人都渴望了解對方的國家、文化、校園日常和休閑愛好,約定“保持聯係”。這些夜晚被包裹在一種開放、平等、尊重的氣氛中,仿佛跨文化理解本就該如此自然地發生。
我們為他者的文化歡呼,也為異國的故事著迷,興致勃勃地討論著地球另一端的風土人情、校園趣事,這樣的夜晚最終成為許多富布萊特學者美國記憶中最為明亮的部分。
幾乎每一個人在回望這段旅程時,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到這個“迷你聯合國”般的社群,以及它所賦予的那種多元、平等、包容的交流體驗。“隻有在這裏,你才能遇到這麽多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人,”他們這樣說。自富布萊特誕生以來,已有超過160個國家的學人在此交匯。
瑪莎,一位來自墨西哥的學者,在喝下第三杯龍舌蘭後對我說:
“這個群體真的太國際了——穆斯林、印度教徒、各種背景的人匯聚在一起。語言、文化、食物、成長經曆……所有這些交織成一個迷人的混合體。最讓我收獲滿滿的,是能嚐到不同國家的美食,聽到他們的音樂。這段經曆真正打開了我的世界。”
她的感受並非個例。他們沉浸在這種跨國界的氛圍中,為多元體驗所震撼;他們在與不同國籍的人對話時,感覺自己變得更開放,也更寬容。
可我未曾想過,在新冠疫情暴發後,富布萊特項目戛然而止,這些周末聚會也隨之煙消雲散。那些來自全球南方的學者們,像退潮一般,回到了他們熟悉的同族裔社群中。這種國際化、精心編排的多元,原來如此脆弱。當危機來臨,我們最先退回的,是那些早已刻在身體裏的邊界。
日常的世界主義及其挑戰
這樣的“迷你聯合國”是當代世界的一隅。全球化所映照進的日常生活裏,我們正經曆著一場靜默而深刻的轉變。人群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流動、交匯,形成一片片“超級多樣性”的星雲。不同膚色、語言與信仰的人們比鄰而居,在超市排隊時、在公園長椅上、在孩子的校園裏,都會在不經意間與他者相遇。這些日常的交錯,悄然拓展著我們理解世界的邊界,也孕育著一種新的可能——成為世界主義者的可能。
而世界主義,並非遙不可及的哲學理想。它悄悄潛伏於生活縫隙之中:可能是街角移民開的咖啡館裏一個友善的微笑,也可能是多元社區中一場不同語言的鄰裏節。它不要求宏大的宣言,隻關乎普通人對“他者的”文化與人群是否懷抱一份基本的開放與好奇。它試圖告訴我們,重要的或許不是我們之間存在多少差異,而是我們如何在這些差異之上,編織出共享的聯結。
於是有學者走進這些日常現場,去觀察街頭小販如何與不同顧客打交道,市場裏的交易如何跨越文化的隔閡。他們提出如“日常世界主義”“本土世界主義”這樣接地氣的概念(Werbner,2006),試圖捕捉普通人如何在多元中自處、又如何與他者共處。其中最動人的意象或許來自“世界主義穹頂”——它象征著某些城市公共空間如何像一把巨傘,庇護著不同背景的人們在此相遇、交談、建立禮儀與相互理解(Anderson, 2004)。
這條路徑鄭重地挑戰了“世界主義屬於精英”的成見。它關注的不是國際精英的飛行裏程與高端論壇,而是普通人之間那些細微卻堅定的友好姿態:一句用對方語言說的“謝謝”,一個節日時的分享動作,一段耐心聆聽他者故事的時間。它們看似微小,卻是構建跨文化信任的基石。它回歸一個樸素而強大的信念:靠近,才有可能理解;相遇,才有可能消弭偏見。這並不是天真的想象,而是一份屬於現代社會的、艱難卻值得的希望。
可就算擁有了“附近”,有了與他者的互動,我們就可以真正看見彼此麽?而對他者保持開放的邊界在哪裏?它是否也有最大額度?
我們總是滿懷希望地描繪跨文化相遇的畫麵,想象它們溫和、光亮,充滿彼此理解的可能。這種想象背後,是世界主義長久以來所承諾的願景:一種對他者保持開放、願意走入異文化的姿態(Hannerz,1990)。然而,這種開放性從來不是渾然天成的饋贈。它更像在特定角度下才能折射出光彩的棱鏡,曖昧,遊移,其形態與色彩全然依賴於它所處的語境與時刻(Skey,2013)。我們口中的包容,常常佩戴著一副清晰的隱形眼鏡——人們可以輕易地為遠方的異文化著迷,卻在麵對身邊真實的移民鄰居時,不自覺地流露出遲疑與疏離(Keating,2021)。這仿佛一種情感的悖論:心靈可以向往跨越疆界的星辰,雙腳卻難以邁出社區的藩籬。普通人的善意與開闊,往往在觸及“將人類整體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這類崇高理念時,顯露出它柔軟的底線(Skrbis & Woodward, 2007)。
更進一步說,即使我們相遇,也未必真正“看見”。(Valentine,2008)指出,近距離的接觸並不自動帶來有意義的交流。有時,它反而加固刻板印象,成為偏見的溫床(Young,2011)。要實現跨越文化的理解,不僅需要意願,更需一種能力——學者稱之為“世界主義的社交能力”,即能夠建立包容性關係、識別共同人性的溝通技藝(Schiller, Darieva & Gruner-Domic,2011)。
日常的世界主義實踐並非一場平滑的理想之旅。它充滿皺褶與裂隙,需在重重障礙中尋找微光——而這,或許才是它真實的樣子。
富布萊特項目—— 一項“製度性烏托邦”?
我所關注的富布萊特項目開始於1946年,誕生在戰爭殘骸與複愈的渴望之中。它最初源自美國參議員富布萊特的構想——以教育與文化交流搭建國家之間的理解之橋,通往某種“相互理解”甚至“世界和平”的理想圖景。
然而理解從來不是無條件的。它所承諾的開放與平等,始終籠罩於國家利益的框架與權力不對稱的結構之中(Lebovic,2013)。對於許多剛剛走出殖民陰霾的國家而言,富布萊特曾像一束外來的光源。它支持來自新獨立國家的學子赴美學習,他們既是未來國家的建設者,也是跨文化中的“公民大使”,維係著國際之間微妙的紐帶(Kell & Vogl,2012)。也因此,這個項目始終與美國外交戰略緊密相連,是文化外交中一枚精心布置的棋子,尤其在冷戰期間,它成為施展“軟實力”、編織影響力網絡的重要工具(Nye,2005)。
遴選的標準本身,便悄然勾勒出一幅理想富布萊特學者的畫像:他們首先必須是“國家的代言人”,是“負責任”的公民;其卓越的學術能力之外,更被要求具備一種“完整而公正”地展示自身文化的能力(Lebovic,2013)。直至今日,申請者依然被期望展現出卓越的“領導力”與強大的“跨文化適應力”。他們被預設為文化的使節,是遊走於國界之間的翻譯官,其核心使命,便是在深刻的差異之間,構築起理解的橋梁。
盡管富布萊特項目始終在文化霸權與文化理解的曖昧地帶徘徊,它卻實實在在地開辟了一方獨特的“日常世界主義”綠洲。在這片空間裏,差異成為被尊重的常態,他者受到真誠的歡迎,跨文化的互動與對話,如同呼吸一般自然地融入日常。正如Noble(2009: 48)所揭示的,這種實踐的本質,在於“向文化多樣性保持開放,投身於多元文化的真實相遇,並始終懷有與他者深度互動的意願。”它鼓勵人們勇敢地跨出自身文化的圍城,與背景迥異的個體建立真摯的聯結,並在共同生活中(Bayat,2008),不斷擊碎固有的刻板印象,重新塑造對世界與自我的認知。
為了深入這一看似理想圖景背後的複雜現實,我開展了為期兩年的質性研究。研究基於30次深度訪談,對象是2019至2020年間在波士頓五所精英大學就讀的20名來自全球南方國家的富布萊特學生。他們年齡介於25至38歲,來自北非、中非、亞洲及中南美洲等地區,盡管社會經濟背景各異,卻共同麵對非白人身份在西方社會所帶來的文化適應、語言障礙與隱性歧視等一係列挑戰。我也在2019年夏季參與了超過十場富布萊特社群組織的社交活動——音樂會、酒吧閑談、博物館漫步——並在每次結束後及時完成參與式觀察筆記。2019年完成首輪20次訪談後,我在2020年疫情暴發後對其中的10人進行了追蹤回訪。正是這種回溯的視角,讓我不再局限於即時當下的文化接觸,轉而洞察他們對於跨國聯結的理解,在時間沉澱中所經曆的深刻嬗變。
我關注的,是那些未被照亮的地帶——互動中的摩擦、脆弱與無聲的退卻。我試圖理解:為什麽這些原本最具跨文化潛力的個體,最終卻選擇從這樣國際多元的富布萊特社群中悄然退出?尤其是在今天,後疫情時代的陰影仍未散去,排外情緒與地方主義在全球許多角落悄然回潮。這使得我們不得不正視:世界主義的想象,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摩擦。

富布萊特項目的參與者
當多樣性成為負擔?
在這個宛如微型聯合國的小型社會中,跨國邂逅確實拓寬了他們的視野,也為他們帶來跨文化交往的歡愉。然而當它超出某種限度,多樣性本身也可能成為理解的阻障,帶來疏離與自省。
墨西哥富布萊特學者瑪莎對此感受尤深,她坦言:
“我們當然意識到周圍的多樣性,可當它變得過於驚人時,建立深層次的聯係與有意義的對話反而變得困難。理解每個人的獨特背景與興趣需要時間,而與來自完全不同文化曆史的人相遇,有時令人無措,甚至阻礙真正的連接。因此我選擇慢慢退出富布萊特的活動,回到我更親密的朋友圈中。”
瑪莎的告白,撕開了那層溫情脈脈的薄紗——在這人造的跨國主義溫室裏,文化多樣性被催生得如此濃密、如此急促,儼然一座超越日常的奇觀。可當差異的濃度超出心靈的承載,當萬千世界的碎片同時湧向一個有限的自我,這種豐饒便成了一種暴政。個體不再是對話的主體,而是被淹沒在符號的洪流裏,隻能在差異的表層漂流,再無餘力深入任何一個靈魂的深處。
她的挫敗感,恰與霍林格筆下“後民族美國”的預言遙相呼應(Hollinger,2006)。他犀利地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對多樣性的狂熱,非但未能消弭隔閡,反而不斷強化著差異的邊界”,最終導向一種令人疲憊的“多樣性的多樣化”(Hollinger,2006: 12),也為參與者埋下了深層次的幻滅。換言之,多樣性所能激發的驚喜與樂趣,永遠以適度為根基。一旦越過了某個不可見的閾值,持續不斷的異質刺激,非但不能促成聯結,反而築起了更高的心牆。
瑪莎的感受並非孤例。其他學生同樣抱怨在富布萊特社群中建立深層跨文化關係的困難。來自中國的袁這樣分享她的失望:
“經曆了更多文化交流後,我反而失望地意識到,建立跨文化友誼對我來說幾乎不可能——盡管我曾旅居日本和英國。在富布萊特的聚會中,我們積極接納文化差異、分享見解,也總互相問‘你們國家發生了什麽?’,因為我們像極了自己國家的文化大使。可真正的友誼應當能問‘你生活中發生了什麽?’,從而深化個人聯結。更困難的是,有時我們對彼此國家的了解並不足夠,對話竟變成機械的問答,失去了所有生機。”
盡管理論家們不吝以華美的辭章描繪公共空間中差異共存的烏托邦藍圖,卻鮮少有人能指明,這抽象的理想該如何在每一個眼神交匯的日常瞬間落地生根(Valentine,2008)。多數學術想象沉醉於一個自我完成的預言——仿佛不同文化一旦被置於同一時空,便會在某種神秘的化學反應下自然交融,所有隔閡都將消弭於無形的雜糅之中(Young, 2002)。
然而對袁而言,生活在被許諾的多樣性天堂裏,卻成了一場漫長的、令人精疲力竭的試驗。每一次試圖與“他者”建立聯結的努力,都像在無盡的鏡廊中追逐自己的倒影,最終隻照見了自身的無力。在富布萊特這個精心構建的場域裏,製度化的日常跨國主義,更像是一套精密的外交儀軌——每個人都佩戴著文化大師的麵具,進行著合乎規範的互動。這不是友誼在自然生長,而是角色在盡職扮演。
更深的困境在於,她發現自己缺乏那種被稱為“跨國社交能力”的密碼(Schiller, Darieva & Gruner-Domic, 2011)——那種能夠穿透文化表層,在差異的土壤裏培育真摯情誼的微妙技藝。沒有這把鑰匙,再頻繁的社交盛宴,也隻是一場場華麗而空洞的儀式,無法催化真正的理解與轉變。一次次失敗的嚐試堆積起來,最終化作沉甸甸的沮喪、自我懷疑與深入骨髓的疲憊。
另有幾位受訪者也因感到精力耗竭而選擇退出。來自厄瓜多爾的艾米麗說道:
“富布萊特鼓勵我們抓住每個機會認識新的人,他們說‘你永遠不知道你會遇到誰’。但認識如此不同的人令人不堪重負,也太耗時——你要花時間了解他們的文化、曆史、政治等等。剛來美國時,我艱難地平衡學業、富布萊特社交與適應新生活。最終我筋疲力盡,退出了一切活動。我渴望那種……錯失的喜悅(pleasure of missing out)。”
然而,挑戰還不止於社群內部。當他們邁出富布萊特的“穹頂”,麵對更廣闊的東道國社會時,更大的考驗正在等待。
在地的結構性權力不平等
他們來自全球南方,是各自國度裏的精英,懷揣著富布萊特項目所賦予的榮光與期待。然而,在被譽為“自由之地”的美國,尤其是在以深厚曆史與明顯種族分區聞名的波士頓,他們依然無法避開那些無聲卻堅固的結構性高牆。
來自海地的 Diana 這樣回憶她的頓悟時刻:
“海地是一個以黑人為主的國家,我從未因膚色而自覺‘不同’。直到在波士頓的一家餐廳,一位年長的白人女士久久地注視著我。我環顧四周,驀然驚覺:我是這裏唯一的黑人。那一刻,‘黑’這個字突然被賦予了重量,我仿佛第一次讀懂美國黑人眼中深藏的憤怒。”
這並非偶然的誤認。Diana雖以國際學人的身份遠道而來,卻總被無形的目光烙上非裔美國人的印記,不得不背負起一整套本與她無關的刻板印象與隱性歧視(Solorzano et al.,2000)。她的處境,恰是“殖民移民”悖論性命運的縮影:即便來自美國未曾直接殖民的國度,即便身為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她依然被不由分說地編織進原有的種族等級秩序中,被牢固地定位在“他者”的位置(Grosfoguel et al.,2015)。正如研究所揭示,加勒比海移民常常懸浮於自我認同的故土文化與外界強加的非裔美國人標簽之間,無所適從(Waters,2009)。我許多來自亞洲的受訪者,同樣陷入了類似的身份迷霧——他們生平第一次被簡單地歸類為“有色人種”,被迫在倉促間學習這套陌生的分類語法,重新辨認自己在這個國度坐標係中的模糊坐標。
而Diana肩頭沉甸甸的,遠不止種族的重量。“你從哪兒來?”——這往往是對話的第一個叩問。當她輕聲回答“海地”,追問總如影隨形:“海地現在怎麽樣了?”問句中藏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預設:那片土地仿佛與“麻煩”同義。她清晰地記得一位MIT女士那不經意的、帶著優越感的評判:“海地?噢,那一團糟。”隨後,那個經典問題從不缺席:“學成之後,你會回去嗎?”仿佛她個人的生命軌跡,必須承載他人對一個國度的想象與期待,必須回應某種關於救贖與責任的宏大敘事。這種包裹在關切之下的隱性傲慢,被學者精準地命名為“新種族主義”(Barker,1981)——它是借文化差異與發展劣勢之名,悄然施行著歧視與區隔之實。
文化上的隔閡,是另一堵透明的牆。來自中國的Chang不無感傷地訴說道:
“我最大的遺憾,是幾乎從未觸碰到普通美國人生活的真實肌理。他們總是禮貌的,卻像隔著一層薄霧。我曾深深自責:是不是因為我不看美劇、不夠‘國際化’?直到後來才恍然,問題或許並不在我,而在於對方是否真的願意,向我的文化世界走近一步。”
他的獨白,恰與一項研究遙相呼應:國際學生常常因東道國社會對異質文化的普遍漠然,而感到自己始終身在邊緣(Lee & Rice,2007)。某種深植於美國社會內部的地方主義與例外主義情緒,無形中窄化了他們向外看的視野(Knauft,2007)。而當Chang將交往的困境歸咎於自身,他已在無意識中默認了一種不平等的邏輯——所謂“國際化”,不過是單向地朝向美國文化靠攏,而非雙向奔赴的平等對話。
來自中國的Zhen,則活在地緣政治投下的漫長陰影裏。她輕聲說道:
“當中美關係日益緊張,許多人眼中的中國,要麽全是上海那樣的繁華幻影,要麽仍停留在四十年前的貧瘠想象。我努力解釋,卻發現幾乎無人願意鬆動他們固有的認知。到最後,我隻能選擇沉默。”
她的無力感,有其冰冷的現實基底。2019年,已有超過六成的美國人對中國抱持負麵看法,這一趨勢在疫情之後愈發尖銳(Greenwood,2023)。當政治猜忌如低氣壓般彌漫,人與人的相遇非但難以消融堅冰,有時反而讓偏見凝結得更加堅硬。
甚至,那試圖保護弱勢群體的“政治正確”文化,也可能在無意間,堵上了另一條通往真實相遇的小徑。來自墨西哥的Gabriella直言不諱:
“在波士頓,太多的交流被學術化的外殼包裹,被正確的表達準則捆綁。當每一句話都需要經過精密的衡量,你其實很難真正觸碰到一個人。”
政治正確的初衷,本是為避免傷害、促成包容(Moller,2016),但在現實的實踐中,它有時卻讓人們退縮至絕對安全的表達,反而抑製了坦誠的交流與富有建設性的爭辯(Valentine,2008)。對Gabriella而言,對“正確”的過度執著,帶來的是一種令人窒息的疏遠。
這些盤根錯節的結構性障礙——種族主義的幽靈、文化視域的錯位、地緣政治的寒意,以及政治正確所織就的微妙困局——共同構成了一張無形的巨網。它們讓這些原本對跨文化對話懷抱熱忱的學人,在現實中步履維艱,甚至心生動搖。而當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後,所有這些摩擦與脆弱,都被放大得愈發不容忽視。
停擺的世界:疫情中的斷裂與重歸
COVID-19如同一道沉重的帷幕猝然垂落,令整個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寂靜。邊境封鎖、航線中斷、以國民為優先的防疫政策……一場大流行病,竟意外催生了民族主義的高漲(Rachman,2020)。而那些曾經支撐跨國交流的製度架構——包括富布萊特這樣標誌性的文化外交計劃,也在震蕩中戛然而止。
2020年3月,美國富布萊特項目宣布暫停。外國學子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滯留異國,還是返回故土?在那年夏天的追蹤訪談中,我清楚地看見,他們曾懷抱的世界主義理想與信念,已被現實悄然改寫。
新冠疫情塑造了高度個體化的生命體驗,而這些體驗,始終與每個人身後的國家意誌緊密相連。我的受訪者們發現,他們在富布萊特社群中精心構建的世界公民身份,迅速被“國家公民”這一更為“原始”的身份所覆蓋。是否回國、何時能回、如何回去——這些現實問題,成了壓在他們精神上的巨石。
來自墨西哥的Gabriella如此描述她的離去:“那就像一場潰退,倉促,混亂,仿佛從淪陷的前線撤離。”她在航班起飛前三天才接到大使館通知,不得不倉促收拾行囊,與美國告別。她的經曆並非孤例;眾多國際學生都麵臨類似的突然終結與匆忙轉移,承受著巨大的現實與心理重負。也有人選擇留下,但心中始終縈繞著對遠方親人的深切擔憂。在這場全球危機中,他們的跨國身份反而加劇了內在的撕裂與焦慮(Hari et al.,2023)。
疫情期間,所有富布萊特的文化活動、聚會與旅行均被取消。我曾以為2019年那些線下相遇所培育的情誼,足以在風雨來襲時成為彼此的依靠。然而大多數受訪者告訴我,他們並未能維係這些脆弱的聯結。
來自海地的Diana坦言:“我和那些富布萊特朋友幾乎斷了音訊,不知他們如今散落何方……我想大多數人都已回到自己的國家。說實話,我感到無力,在巨大的不確定中,我隻能先守護好自己的內心平靜。”
她的孤寂是許多人的共同寫照,新冠疫情中每個人都仿佛被困在自己的孤島上。於是,這些國際學生不再願意付出額外的“情感勞動”去維係那些本就飄搖的跨國紐帶。這恰好印證了(Valentine,2008)的觀察:麵對麵跨文化互動中綻放的短暫火花,往往難以持久,總如曇花般轉瞬即逝。
當世界主義圖景崩塌,同胞社群重新成為情感的港灣與信息的生命線。來自中國的Ji告訴我:“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圈子、國內的親人朋友,是我最主要的信息與情感支柱。由於對病毒起源的汙名化與中美航線的中斷,其他國家的同學們很難真正理解我們所處的特殊困境。”
疫情期間,滯留美國的中國學生自發凝聚,形成了堅實的互助網絡(Liu & Peng,2023)。這與學者們指出的現象不謀而合:在危機狀態下,移民往往更傾向於依賴本民族社群,而非世界主義的理想共同體,來獲取切實的支持(Portes & Manning,2019)。跨國家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成為信息傳遞、資源整合與情感依偎的溫暖據點(Hu, Xu & Tu,2022)。
而當同胞與血緣成為堅實的依靠,世界主義的脆弱紐帶便進一步鬆解。在這樣的巨變中,許多人開始重新叩問“我是誰”、“我歸屬於何處”。
曾立誌在美國尋找職業可能的Layla,在疫情初期便毅然返回剛果,並發起地方NGO,向社區輸送醫療物資。原本計劃留美實習的Ely也選擇了回國。她輕聲說道:“在艱難的時刻,我才看清什麽對自己最重要——我隻想與我的家人緊緊相依。”
她們都曾擁抱全球公民的身份,向往著“真正的生活”在遠方展開。但一場大流行,讓她們重新發現——那份深刻的歸屬感與生命的意義,或許,正靜靜棲息在最初啟程的地方。

富布萊特訪問學生和學者為黑人院校的國際網絡做出貢獻,並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理想的黃昏:當世界主義遇見現實的壁壘
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曾經懷揣著理解與開放的信念,成為跨文化的“使者”。然而,在這條看似光亮的道路上,許多人最終悄然退場,重新回到熟悉的同胞社群之中。他們帶來的,不僅是一個關於退卻的故事,更是一麵鏡子,映照出世界主義理想背後的摩擦與脆弱。
這篇文章試圖講述的,正是這些“文化大使們”從投入到疏離的心路曆程。通過與來自全球南方的富布萊特學生的對話,我們得以窺見,在高度多元的社群中,那種表麵上的開放與包容之下,隱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疲憊與挫折。
與那些在跨文化中如魚得水、仿佛天生擁有“世界主義從容”的全球北方精英不同,這些南方學生常常在跨文化交流中經曆著不安與困惑。他們原本被期待成為溝通的橋梁,最終卻發現自己難以在這樣的環境中長久堅持。
為什麽即使是最堅定的世界主義者,也會選擇退出?本文認為,這一疏離過程源於三個層麵的摩擦:人與人交往中細微卻深刻的不適;東道國社會中難以逾越的結構性障礙;以及突如其來的全球危機加速瓦解了本已脆弱的連接。
表麵上,富布萊特社群像一個烏托邦:開放、多元、平等。但它實則漂浮在一個更大的現實之上——一個仍被種族隔閡、排外主義甚至“美國優先”口號撕裂的社會。在這種背景下,持續的跨文化互動不再是自然的享受,而成了一種情感上的負擔。
這項探索有三個層麵的意義:
首先,它幫助我們理解“疏遠”如何發生。經典社會理論常強調社會依靠什麽而凝聚,卻很少解釋聯結如何斷裂、人群如何悄然散場。本文試圖填補這一空白,從微觀的情緒積累到宏觀的時代轉折,描摹出一條退出世界主義的路徑。
其次,它正視跨文化互動中那些被樂觀敘事所掩蓋的衝突與失敗。太多研究熱衷於稱頌“成為世界公民”的願景,卻對過程中的挫折與困難諱莫如深。這篇文章則揭示,即便對於這些全球南方的精英學子,融入也挑戰重重。
最後,它提醒我們,世界主義理想雖美好,卻依賴現實的條件。它不是一種超曆史的必然,而是在具體日常經驗中艱難生長的實踐。在民族主義回潮的今天,它的聲音似乎正在減弱。但這並不意味著理想的終結——相反,隻有清醒意識到它的局限性,我們才能更切實地等待下一場開放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