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各地的幼兒園開始搶2歲寶寶

托育服務質量良莠不齊，

不敢托、不放心的現象較為普遍

女兒出生後，薇薇體會到母職的艱難，是從自己身體的變化開始：兩年內，她的臉上大量長斑，頭發大麵積變白。

由於女兒頻繁夜醒，她幾乎沒有睡過一個整覺。“失去了屬於自己的時間，我和老公的全部精力都投注在女兒身上。”薇薇對《中國新聞周刊》形容。到孩子兩歲半，她的心理和身體都到了臨界點。她提出把女兒送托。

薇薇是典型的“80後”新手媽媽。這一代年輕父母普遍晚婚晚育，以雙職工家庭為主，雙方長輩年齡都較大，帶娃力不從心；年輕父母的育兒理念與老一輩人也時常產生衝突。這些原因共同催生了越來越龐大的0—3歲嬰幼兒托育市場。

薇薇生活在托育行業發達的華東某市。但實地考察家附近的托育點時，她發現選擇很少：距離住所三公裏內有三家民辦托育機構和一家公辦幼兒園托班。“一家民辦有家長說老師不好，另一家很快倒閉了，還有一家環境設施很差，隻剩下這家公辦。”

從外觀來看，幼兒園的大樓富麗堂皇，還有戶外活動區。但薇薇沒想到，女兒去托班一個月就開始生病。薇薇覺得，這既有幼兒園飲食的原因，也與老師對孩子的“管教”方式有關。一個多學期以後，她讓女兒從托班退學了。

根據2024年9月發布的《國務院關於推進托育服務工作情況的報告》，盡管超過三成的3歲以下嬰幼兒家庭有送托需求，但目前全國實際入托率僅為7.86％，托位缺口較大。

報告還指出，2023年全國托位實際使用率僅為46.7％，托育服務質量良莠不齊，不敢托、不放心的現象較為普遍。作為緩解青年生育壓力的第一道關卡，托育行業將何去何從？



2025年3月19日，杭州勝利吟潮幼兒園開設的托班。圖/視覺中國

“最大的支出是人力成本”

“現在已是平均一個家庭背一個跑路機構了嗎？”瑞草在社交平台上憤怒地寫下這句話，很快收到近百條評論，都是各種托育機構的爆雷故事，和她的經曆幾乎一樣。

2024年11月，瑞草女兒所在的深圳市展寧托育服務中心一夜之間人去樓空。此前，瑞草對這家機構相對滿意：女兒所在的班叫“哈佛班”，3名老師帶12個孩子，每周還有外教來教唱歌。從女兒2歲起，她就陸續買了6個月的展寧托班服務，花費1.8萬元。

跑路前幾天，這家機構的副園長還勸說瑞草續費了三個月服務。“我本來有點猶豫，但副園長和我說，展寧是龍華區的‘示範園’，近期剛收到區衛生健康委的補貼，能給我不少折扣，但名額有限，優先老客戶。”瑞草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然而，微信轉款幾天後，機構就爆雷了。瑞草後來才知道，展寧托育員工當時已被拖欠三個半月工資，該機構股東也在當年10月頻繁變更。與更加顯性的幼兒園關停相比，托育行業的生存現狀尚未引起足夠關注。

杭州一家民辦托育企業的負責人魏時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針對0—3歲嬰幼兒的托育機構與麵向3—6歲兒童的幼兒園不同，托育機構可以常年招生，但隻有上半年是旺季。進入9月，隨著部分孩子升入幼兒園，此時就是考驗機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

巔峰時期，魏時運營著數十家托育機構。由於盈利目標難以達成，目前隻剩下幾家。“今年9月初開學後，這幾家機構的孩子數量都是腰斬，托位使用率連50％都不到。”他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和很多同行交流今年的招生情況，發現不少機構甚至一個新生都沒招到。

2019年被稱為“托育元年”。當年4月，我國首個針對托育的頂層設計文件頒布。2021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中進一步明確提出“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係”。

2019—2022年，托育行業迎來爆發式發展。國家衛生健康委數據顯示，到2022年，全國托育服務機構總數已達7.57萬家，提供托位數362.4萬個。但受疫情和出生率下降影響，過度膨脹的托育行業很快遇冷。2023年，很多民辦托育機構陸續倒閉，2024年迎來了規模更大的一輪關停。

“市場現狀是，約20％的民辦托育機構在倒閉邊緣，現金流馬上要斷或已發不出工資，特別是中小型托育機構；約50％處於剛好盈虧持平的勉強生存線上。”“劉sir托育圈”工作室主理人劉忠義介紹，其所在工作室為托育機構提供專業的運營谘詢服務。

一位不願具名的資深托育行業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托育機構關停背後，除了行業盲目擴張後的自然洗牌，地方政府推動普惠托育過程中存在的認知偏差與激進策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托育市場上主要有三類機構：開設托班的幼兒園、純民辦機構和公建民營機構。公建民營，即由政府投資建設，社會力量運營，政府指導定價，也是實現普惠托育的重要模式。劉忠義指出，受限於財政能力，不同地區的“公建”程度差異明顯。理想情況下，機構可“拎包入住”，但現實中，多數政府隻能提供場地和部分硬裝。

“賬是算不過來的。”魏時以自己已關停的一家公建民營托育機構為例，街道當年撥款10萬元用於場地改造，但“隻能用於改造洗手間、牆麵刷白等，桌椅、玩具和教育采購等大量前期的建設費用都由企業自行承擔”。

此外，按照國家規定，公建民營機構享有生均托位補貼，具體標準由地方自行設定。杭州針對普惠機構規定，乳兒班（0—12個月嬰兒）、托小班（1—2歲幼兒）、托大班（2—3歲幼兒）每人每月可分別獲得托位補貼800—900元、500—600元、300—400元。

然而，多位托育行業人士指出，托位補貼不到位的情況非常普遍。前述資深托育行業人士透露，孩子每月在園滿15天後才能發放補貼，但很多低齡嬰幼兒因生病、父母不放心等，每月在園時間難以達到一半，“受這條規定限製，我所在的普惠托育機構，每月隻能拿到30％—50％的托位補貼。孩子不在，師資、水電等成本仍在繼續累積”。

“乳兒班是收一個虧一個。政府的普惠定價是3000多元/月，一名成熟的育嬰師每月的人力成本就要6500元以上。”他強調，“政府認為房租是托育機構最大的運營成本。但實際上，最大的支出是人力成本。我們測算過，普惠托育機構要想達到基本的盈虧平衡線，收費至少應是普惠限價的2倍左右。”

此外，多位托育行業人士反映，近兩年，補貼發放的速度越來越慢，多地將補貼發放與機構考核掛鉤，以各種名義扣減補貼。

“羊毛出在羊身上。”一位北方地區的民辦托育機構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為了控製成本，很多普惠托育機構降低師資選拔標準，從有經驗的資深老師，降到專業院校應屆畢業生，乃至擁有保育員證的家政人員。“家政人員也不願意來，因為家政行業月收入至少5000元起步，托育老師每月隻有2500—3000元的薪資。”

最終，托育在價格上實現了“普”，但質量上的“惠”卻難以保障。

幼兒園“搶學苗”之後

今年9月，拿到最新數據後，魏時傻眼了。他手中的一家公建民營機構，附近1.5公裏內，有6個公辦幼兒園能提供180個托位，再算上該機構擁有的60個托位，共計240個托位。但在需求端，一共隻有235名適齡嬰幼兒，其中又隻有少部分會真正選擇送托。“供給超過了需求。”

這就是“托幼一體化”大潮。2019年發布的首個托育頂層設計文件，就提出“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今年7月，國家衛生健康委等七部門聯合發文，進一步將“幼兒園托班”明確為“1+N”托育服務體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規定幼兒園在滿足學前教育普及普惠的基礎上，可以“穩妥向下”延伸招收能夠適應集體生活的2—3歲幼兒。

不過，此前，由於開設托班對師資、場地的要求很高，成本較大，多數幼兒園對辦托興趣不大。但近兩年，受人口負增長影響，越來越多的幼兒園瞄準托育，既是為了不浪費閑置空間、增加收入，更重要的目的，是提前為幼兒園小班“搶學苗”。

薇薇的女兒就是“學苗”。如果一切順利，孩子原本會在公辦幼兒園的托班待滿兩學期後“自動”升到小班。因為不放心女兒，薇薇選擇隻送托半天，早上9點前送到，11點半接回，但她沒想到，每天2小時，讓女兒的身心受到不小影響。

首先讓她困擾的是飲食。幼兒園統一安排的午飯時間是11點，但她挑食嚴重，幾乎不碰幼兒園的蔬菜，隻悶頭吃米飯，中午回家後很難“再喂一遍”。“我和幼兒園溝通，能否在飯點前去接孩子，老師說不行，會增加他們的工作量。我希望老師在女兒吃飯時幹預一下，老師說，為什麽別的小孩吃你女兒不吃。”薇薇回憶。

讓薇薇陷入嚴重焦慮的，還有老師對女兒“不聽指令”的指責：喜歡鑽到桌子下麵自己玩、不和其他小朋友社交。幼兒園甚至懷疑女兒有心理問題，讓她去找園所推薦的“專家”谘詢。“專家”聽後說，“這就是家長太慣孩子，該打就打”。幼兒園的管教下，薇薇漸漸發現，女兒回家後說話聲音越來越低，兩歲時展現的語言天賦也消失了。

華東師範大學學前教育係副教授柳倩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托幼一體化帶來的最大挑戰是“托育幼兒園化”，多數幼兒園會慣性地將3—6歲幼兒的教養模式向下延伸到0—3歲，將托班辦成“小小班”。但實際上，這兩個年齡段的幼兒處於完全不同的發育階段。

柳倩解釋，0—3歲低齡幼兒的個體之間差異很大，需要老師給予個性化的支持。托班老師應承擔起母親的角色，托育機構提供類似家庭的環境，以連貫的一日生活方式對幼兒照料，“以養為主”。“托育不是讓老師去傳遞或教授什麽，要促使孩子自己主動去探索和發展。”大連奧凱托幼中心執行園長鄒凱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19年，鄒凱旋從新西蘭留學歸來，專業是0—6歲嬰幼兒早期教育。奧凱的一線老師中大多持有PITC證書，她介紹，PITC是美國使用最廣泛的嬰幼兒教育培訓項目，其核心理念是“回應式照顧”：教師通過觀察和回應嬰幼兒的信號（如哭聲、表情、動作等），對其需求做出及時、恰當、持續的理解與回應。

魏時把“回應式照顧”作為選拔托育人才的重要標準。相較學前教育出身的幼師，他更願意聘請擁有育兒經驗的“寶媽”。柳倩也認同這一點，她認為，托育老師要有很強的同理心，熱愛和孩子相處，具有溫和又堅定的特質，做過母親的女性通常對小孩的需求有更高的敏感度。

“不過，托育行業不像醫美，雙眼皮劃一刀就能看出變化，自主發展的效果要更長的周期才能顯現。多數家長缺乏對教育理念的認知，評判托育機構主要看硬件與環境。”鄒凱旋坦言。

多位托育行業人士說，0—3歲嬰幼兒對老師專業性的要求比3—6歲的更高，但現實中，由於托班工作負擔重，老師不願意接手。很多幼兒園會將考核排後的老師“發配”去托班，“這些老師年輕，沒有育兒經驗”。

目前，幼兒園開辦托班，需要向所在地的區縣教育部門提交申請。多位幼兒園園長表示，園所隻要存在空位，審批“很容易通過”，審批門檻以硬件和環境為主，比如托班教室要保持使用的相對獨立性，具備良好通風、采光和衛生條件，有足夠的生均麵積。在師資方麵，除師生比外，對老師的資質、是否經過專業培訓等則沒有具體要求。

師資問題已成為普惠托育建設中的核心痛點。薇薇女兒所在的托班共有20個寶寶，配有主班、副班與生活老師各一名。其中，副班老師是一名30歲左右的年輕女性，未婚，雖然有研究生學曆，但對孩子缺乏耐心，在育兒上也沒有任何經驗。

“有一次我向副班老師反映女兒睡眠很差，她說每天睡7個小時足夠了。她不知道，3歲以下的孩子每日睡眠至少在11小時以上。”薇薇說。她和其他寶媽交流，大家的共同心聲是：碰到一個好老師太難了。

“不應越普惠，家長的選擇越少”

多位托育專家觀察到，托幼一體化背後，還有一個繞不開的政策因素：“十四五”規劃中提出了2025年實現“每千人口托位數達到4.5個”的目標，因此，越接近2025年，有些地方完成托位目標的壓力就越大。部分地方政府意識到，讓已大量存在的幼兒園盡快釋放托位，是“衝數字”的最快捷徑。

“有些省是網格式鋪設（托位），有條件上、沒有條件也要上，隻要幼兒園小班沒招滿，就必須上托班，還有一些地區為了達到4.5個托位的指標，在附近沒有新生兒的老化社區盲目鋪設，擾亂了整個托育服務市場。”前述資深托育行業人士說。

國家衛生健康委數據顯示，2021—2024年，我國每千人口托位數從2.03個一路攀升至4.08個。目前，距離“十四五”收官就剩不到半年，多位受訪專家預計，按當前進展，4.5個托位數目標一定能順利達成。但各地也要思考：完成指標過程中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業內人士分析，部分地方政府通過行政指標來推動普惠性服務，幼兒園從業者已經曆過一次。2017年起，國家提出“5080”目標，即到2020年，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0％，其中公辦園占比50％左右。“5080”目標帶來的直接結果是：大量民辦幼兒園倒閉，新建的公辦幼兒園被閑置，學前教育資源配置與人口結構變動趨勢出現明顯錯配。“托幼一體化後，相當於把原本的資源錯配從幼兒園延伸到托育。”前述資深托育行業人士說。

托幼一體化外，另一種快速增加普惠托位的辦法是建立大型托育綜合服務中心。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2021年發布的《托育綜合服務中心建設指南（試行）》，托育綜合服務中心建築麵積宜為3000平方米以上，原則上建設托位規模在150個以內。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最新統計，截至今年9月，我國已在300多個地級市和人口大縣建設托育綜合服務中心。

作為服務區域托育行業的樞紐性機構，托育綜合服務中心集托育、培訓、行業服務監管等於一身。但一位長期研究托育問題的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類中心往往占地麵積很廣，耗資巨大，位於城市的新區或郊區地帶，對解決城區內托育需求的作用有限。研究還表明，托位規模超過100個，生均運營的邊際成本就會驟增，難以有效確保管理質量。

“政府應根據人口分布與真實需求靈活布局，針對不同類型家庭適配多樣化的托育服務，而非盲目追求規模。其實，多數家長需要的是‘小而美’的社區托育點。”這位專家說。

南方某省的一位學前教育政策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製定“十四五”千人口托位數目標時，有兩點應更充分地考慮：一是人口的變化；二是麵對一度狂熱的托育市場，應合理估算家長的送托需求。“中國的實際入托率連10％都不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即OECD）國家的平均入托率約有36％。”

劉忠義發現，中國年輕家長的入托意識從去年才開始明顯提高。“一些家長懷孕時就在互聯網上搜索托育機構，希望及早平衡好育兒與工作。但這些有強烈意識的家長，往往對托育服務的心理預期也很高，實地考察後如果不滿意，最終也不會選擇送托。”他解釋。

在他看來，下一步，政府應強化對托育行業人才的係統化培訓，加快公辦幼兒園師資的轉化。目前，政府主要依托各地的托育綜合服務中心開展培訓，但多位專家指出，政府組織的培訓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培訓碎片化，不具可持續性；二是政府聘請的老師以高校為主，理論性強，缺乏實操與技能的傳授。

柳倩指出，我國普惠托育推行的速度太快了，但學術界針對0—3歲嬰幼兒發展和教養模式的研究仍相對薄弱。“0—3歲幼兒和3—6歲幼兒的核心區別到底是什麽？與幼兒園關注的五大領域（健康、語言、社會、科學、藝術）相比，托育又要關注哪些模塊？隻有把底層邏輯弄清，培訓才能真正做好。”她反複強調。

從托育人才培養的入口端看，目前以高職專科院校為主，2021年3月，教育部在《職業教育專業目錄（2021年）》中增設“嬰幼兒托育服務與管理”專業，全國已有約600所院校開設該專業。前述學前教育政策專家透露，與之相對，本科院校仍主要開設麵向3—6歲的學前教育專業，“隻不過近兩年增加了0—3歲相關課程的比重”。

在她看來，這導致托育行業整體的師資力量仍然較弱，與0—3歲嬰幼兒對高水平人才的需求形成了結構性錯配。劉忠義指出，國內的托育行業正處於逐步走向成熟的過渡階段。從中長期看，伴隨著托幼一體化的全麵普及以及幼兒園向更低齡下沉，整個托育市場可能分化成兩條道路：一條是極致化的普惠，一條是極致化的高端，處於中間的機構會大量消亡。

魏時認為，再經過3—5年殘酷的行業洗牌後，中國的托育市場會漸趨穩定，公辦和民辦托育機構逐漸形成錯位發展，85％以上的服務由公辦幼兒園提供，優勢是低價和穩定。民辦機構中，主體為擁有自我造血能力、走多元化發展路徑的公建民營機構。極少數麵向精英家庭的民辦高端機構也能存活下來。

“民辦機構能否將差異化道路走通，也取決於政府的支持。”魏時說。他認為，托育行業未來良性發展的前提，是從價格戰轉向服務質量的競爭。普惠不等同於低價，政府應營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讓寶寶用小腳丫投票。

“不應該越普惠，家長的選擇反而越少。”魏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