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家二十年，林雪虹覺得自己和家的關係是疏離的。她來自馬來西亞的一個小鎮，壓抑的、男尊女卑的傳統家庭，那是她努力想掙脫的舊世界。像許多小鎮青年一樣，她靠個人努力，決絕地走出原生家庭——爭取到獎學金，來到中國讀大學、研究生，寫作，在異國的城市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新生活。
然而突如其來的一場疾病打亂了這些。母親被檢查出癌症晚期，她不得不回到自己的來處，陪伴照顧她。一個“出走”的女兒，重新麵對家庭的滋味是複雜的。她覺得自己和那裏格格不入，不想被拽回那樣壓抑的環境，又被母親和疾病牽絆住，看著她帶著遺憾離去，甚至在葬禮上無法擁有自己的名字。麵對巨大的悲劇和絕望，她感到悲憤，她想用文字“替死者伸冤”。
林雪虹寫下了母親、家庭的故事，當然那其中還有自己。六年來寫作和生活並行，她重新審視了母親的生活，她是如何從家庭逃離，外出學藝，開了自己的裁縫鋪，又是如何被困在家庭生活裏。林雪虹自己也經曆了一些生活的變故，宿命一般，她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母親的影子。在母親去世之後，她和姐妹也以各自的方式，表達了對那個舊世界的反抗。
以下為林雪虹的講述，部分內容結合她的作品《林門鄭氏》整理。
那些日子，我在更遙遠的一座城市裏過著和烏拉港的生活截然不同的日子。當癌細胞在母親的身體裏野蠻生長時……一切像是進入冬眠那樣忽然停滯。我那充滿詩意和假象的生活就這樣破碎了。
得知媽媽得癌症之前，我至少四五年沒有回過家了。確診是在2017年中秋節前，一開始以為是膽結石，取出來以後，醫生說有很多癌細胞，而且是晚期。接到大姐的短信，我很震驚，頭幾天沉浸在一種陰鬱、沮喪、失魂落魄的氛圍中。
電話那頭媽媽的聲音很洪亮，說剛才喝了蔬菜粥，我問她怎樣，她頂多講又拉肚子了。她很樂觀，還在家裏的裁縫鋪做衣服，想吃好吃的東西，父親在旁邊，她不會展現出脆弱。她確實生命力旺盛，給人感覺很強，相信命理，真的覺得自己可以活到93歲，那一年她62歲。
醫生說她要到47公斤才能化療，二姐來北京找我，我們正常過日子，因為不知道要怎麽做，也有理由不用做。我們幾個子女拉了群，叫“林家鋪子”，在馬來西亞的大姐常常回去，在台灣的弟弟也回去過幾天，在裏麵發她的照片，帶她去吃肯德基，她笑得很開心。
離家20年，我一直覺得我跟她是疏離的。家裏四個女兒一個兒子，我是三女兒。在家裏，我總是覺得壓抑，一種很絕望的感覺，可能是父親營造的那種恐懼——幾點去哪裏要匯報，晚一點回來會挨罵甚至挨打。
他是一個懦弱而強勢的男人，經常暴跳如雷。很大一部分時間裏，媽媽活在壓抑、憂心忡忡和恐懼之中，她需要同時經營裁縫鋪和家庭生活。父親繼承了爺爺的遺產後，突然有一天對賭博產生了興趣，生活朝著另一個方向無聲而殘酷地發展。
家裏男尊女卑的感受很強烈，比如女孩的內衣褲不能放在洗衣機裏，媽媽會說肮髒，帶著“晦氣”。後來我在一篇小說裏寫了一個情節，母女倆起衝突，半夜女兒故意把內衣壓在桶底，和弟弟的衣服混在一起。
小鎮沒有大學，出去是很正常的，報紙上有很多外麵的資訊，吉隆坡有大使館辦的英語課、雙子塔下有交響樂廳，我知道外麵的世界可以給我想要的東西，我要出國，擺脫階層。2005年，我靠自己拿全額獎學金來天津師大上學，後來去了北師大讀碩士。畢業之後在咖啡館兼職、做家庭教師，後來辭職全職寫作。我幾乎不和家裏聯係，也不怎麽回去過年。
冬天收到醫生通知，化療可以開始了，我踏上了回烏拉港的漫長歸途。看到家裏很多的鎖、鐵門，那種感覺回來了，我隱隱約約知道什麽樣的生活等著我。
●母親裁縫店的招牌。講述者提供
一進門，媽媽在房間裏佝僂著，旁邊放著一個藍色的水桶，她剛剛嘔吐過。非常瘦，眼睛大到凹進去，我沒有這麽近距離、真實地看到她瘦成那個樣子。地上有成人尿不濕，一些保健品，還有豪豬棗，她迷信它的功效。家裏彌漫著病人腐朽的氣息，我稱之為絕望的味道。
我們商定我陪她去化療，“阿虹陪我最好了，她的八字跟我很合”，以前我們總是對她的信仰嗤之以鼻，調侃、諷刺她，強調自己不像她那麽迷信，但眼下我保持沉默。
她睡眠變得很不好。白天打盹的次數越來越多，晚上就不睡了，一直整理東西，一次又一次將所有親友的電話號碼抄在新本子上，整理裁縫鋪的衣架、紐扣及袋子，還有將那堆顧客還沒來取的衣服一一打包起來。
因為弟弟新婚要從台灣回來，她要把自己睡的房間騰出來給弟弟弟媳，我們幾個女兒全都擠在一個房間。她想要很完美得體地迎接兒媳婦。
她一直是一個渴望維持體麵的女人。春節一開始她努力積極去化療，她覺得一定可以。在醫院她盡可能保持一貫雷厲風行的神氣，歡快大聲地向護士問好，還會主動幫忙打掃衛生和為病友提出各種建議。
疾病是真的會擊碎人的尊嚴的。到三月末，她有一種好像放棄的感覺，明確地說我不要化療了。講話聲音比較小了，好像意興闌珊，有點打發你的樣子。我最後一次帶她化療，給她手機打電話她都不接，問她也沒有回應。
麵對死亡的逼近，真的是無能為力，不知道能做什麽，一個講話很大聲有力的人，突然變成這樣。
●母親（左）在她的裁縫鋪。講述者提供
在顯微鏡下，癌細胞有時候看起來是如此美麗。它們色彩絢爛，粉紅色、淡紫色、紫藍色、棕紅色，或者是海藍色。它們的形狀也是多樣的，有的看起來像海膽、海綿、火球或深海中張牙舞爪的珊瑚，有的像一幅剛完成的畫作，神秘而迷人，讓人聯想到莫奈的畫和宇宙大爆炸。
回家的一個半月，我真的在數還有多少天回去。膽囊癌的生存期從半年到五年不等，從她的狀態看不出來，你不知道能撐多久。
我的飲食習慣、生活的舒適區已經和家裏不一樣了。要把自己放下，回到一個壓抑的環境，還有很沉重的責任。我知道一回去就要變回沉默、懦弱、順服的三女兒——在她們眼中，會讀書而已，生存能力不強，一直換工作沒有規劃，以寫作為生。但是病人很可憐，我隻能表現出積極向上、精力充沛的樣子。
母親身上有一些我討厭的特質，大部分時間我習慣了那些。但看不慣她重男輕女，一直會一針見血地刺傷她。弟弟回來那天，在車上她還跟我們聊天，一下車就坐在樓梯口說，“我上不去了”，我跟二姐就在後麵嗤之以鼻，“又演戲了，剛才明明可以，怎麽男的來就這樣（示弱）”。
弟弟去歐洲度蜜月，我就給她看那些照片。她好像笑得很高興，躺在床上縮著腮，沒有假牙的臉又好像在哭。我覺得挺悲涼，後來想想是不是也很殘酷？好像在告訴她女兒照顧你，你最愛的兒子去度蜜月了。
我一直很掙紮，好像一直在一個窒息的環境裏偷生的感覺，（寫作能讓我）趕緊喘一口氣。在北京的時候，我有自己選擇的舒服的床單，可是在家裏，是醜陋的百家被。沒有什麽書桌，手邊放著兩本書，狄迪恩、卡爾維諾都是中產的、很好的作家。那時候我剛剛開始為馬來西亞最好的報紙中最好的文學專欄寫作，是我真心喜歡的事情，可是我在一個離開很多年、想要放棄的家庭裏來完成，那種感覺有點荒誕。
我知道一個半月後妹妹會來，提前買好了機票，我也該走了，回到北京還有事情要做。初春，我和丈夫夏木去了日本旅行，這是一年前就計劃好的，我準備結束再回烏拉港看母親。
上飛機那天和她視頻通話，她的眼神很空洞，很絕望，好像意興闌珊，任命運擺布了。醫生說叫家屬過來，越多人越好。但抽腹水和吸氧過後，她好像又緩過來了，醫生說她可以回家，不用一直待在醫院，我放鬆下來。
她不能走路，要按摩讓她舒服一點。她腳上有濕疹，買來潤膚膏，弟弟給她塗，大姐喂她喝粥。那天很奇怪，她說要吃快一點、塗快一點，感覺要去哪裏似的。幫她換尿不濕的時候，她就突然倒在了大姐懷裏。
鐮倉的春光格外明媚。等待鰻魚飯上菜的時候，我接到了大姐的電話。我聽到旁邊有人叫她的名字，“鄭錦，鄭錦”，大姐很慌，哭了，很多人來急救，很混亂。醫生接過電話說，如果讓她插管留下來，會很痛苦，是我在電話裏說，那讓她走吧。
後來我想起，她還沒有生病的時候，我寫過一個回家為父親奔喪的小說，寫到父親的遺容，腦子裏跳出的竟然是她，我對她有多大的怨毒？我對家的窒息和厭惡她也有份，好像我詛咒了她，導致了她的死亡。
到家的時候她已經入殮了。掀開放著遺體的冰櫃，中間黑色的馬克筆寫著，“林門鄭氏”，那是一個很大的衝擊，我以為能看到她的名字。怎麽能不放一個人的真名呢？
●存放媽媽遺體的冰櫃，上麵用黑色的馬克筆寫著“林門鄭氏”。講述者提供
靈堂的前麵人來人往，她的棺材在遺像後麵，還沒有封。那幾天我常常在棺材那邊，透過玻璃窗看著她的臉，她裝扮得像《紅樓夢》裏的賈母那樣。看起來非常安詳，比睡覺還安詳。我撫摸她的臉和胸口，像鋼鐵一樣硬。想到她過去的生活，我感到悲傷。
父親沒有去她的墓園，這是本地的習慣，未亡人要留在靈堂邊。他非常愛自己，很愛去私立醫院看病，媽媽確診之前，他隻讓她去看小診所、中醫，拖了兩個月沒有辦法，一直高燒、低燒、拉肚子，媽媽打電話給大姐才去了大醫院。生病之後，他對她更苛刻了，“你這個樣子出去嚇死人”，有一次我和二姐聽到他這樣講，媽媽完全是百依百順的，我們也都沉默了。
媽媽最後的日子，父親跟大姐說要去旅行，他已經老了沒有力了，不能照顧了。他覺得那是他的房子，不要讓媽媽死在家裏，他是害怕的、不能接受的。很快，他把媽媽和她的行李送到大姐家。最後那天，大姐跟媽媽說，你要回家嗎？媽媽問，回哪一個家？
大姐沒有回答她。那一天她不用回家了。
●母親（右）和她的學徒。講述者提供
一直要到母親離去以後，我才突然醒悟過來，發現原來這些年來，她就好像一顆飽滿的檸檬不斷地被我們擠壓。我們一個一個地越逃越遠，最後隻剩下她獨自麵對殘破的生活。終於在最後的歲月裏，她開始頻繁地抱怨、歎氣，我們卻竟然無法容忍。
你被生活撞擊，就很自然地會記錄下來。最開始我希望自己從醫學人類學的角度，很冷靜地描述病人疾病、身體的變化，認識這個疾病，認識這個悲劇。我真的搜什麽是癌細胞，讀《癌症傳》。後來我意識到，不止是看病，這是家庭的事情。
我知道她帶著遺憾死。她一直以來這麽努力，到最後連想回家都沒有辦法掌控，老無所依。事情為什麽會至此？那時候我也覺得自己不夠好，我想（用文字）處理我的自責和哀悼。
入殮師說要帶一些東西進棺材，我們在群裏商量，打算把她的眼鏡、假牙、裁縫用的卷尺，還有衣服帶一兩套放進去。弟弟照相發到群裏，我看到，很久以前我送給她一套粉紫色的運動型衣服，她還保留得很好。
那一個晚上，找出來很多賬本，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裏麵有我很久以前的字跡，還在馬來西亞上學的時候，拿了多少錢媽媽會讓我們記賬。為了錢起爭執的時候，她會拿出來對。直到她去世前，還在不停地記賬。
●母親的賬本。講述者提供
後來二姐整理她的遺物，發了很多照片，我們在微信群裏回憶起各種往事。一張1974年南洋商報的剪報，上麵有“新慧服裝女學院”的38屆畢業典禮合照。我們一下就看到她了，黑黑土土的，臉方方的，別人還漂亮一點，她可能在照片裏沒有那麽融入。
我知道她19歲去過新加坡，可能就幾個月。從小到大聽她說，可是你想不到，媽媽曾經真的學得很認真，那是她一生中最引以為傲的事情。看到剪報你很自然會想，現在留學都不容易，那個年代，一個和父母種菜的女兒，是怎樣攢錢，坐車去到新加坡？怎麽從剪報裏麵的學生，成為一個你熟悉的這麽能幹、開裁縫鋪的人？
母親有沒有憧憬過她的愛情？她知道幸福的婚姻是什麽樣子嗎？我見過兩張她的結婚照，隻有她一個人的照片裏，她笑得更燦爛，看起來是那麽樂觀、亮麗。她的婚紗是自己縫製的，在我看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她二十一歲，和父親認識不滿一年就結婚了。我二十一歲在做什麽呢？
●“新慧服裝女學院”的38屆畢業典禮合照。講述者提供
●母親的婚紗照。講述者提供
就像拉片子，遺物把從前勾連起來，她的心路曆程，她的過往，印證了我本該認識的她的麵貌，把她具像化成一個活生生的人。我和她相處的時候，她已經是裁縫鋪的老板、幾個孩子的媽媽了。不像有的女性，辦公室和家分開，她的裁縫鋪、客廳和廚房連在一起，一直這樣穿梭，屋裏每天都熱熱鬧鬧的。
我開始以為自己是很疏離的。回顧的時候，包括寫作，學做衣寫到裁縫鋪，我回憶起在裁縫鋪的溫情時光，小時候我帶回來看圖作文本，她說你也可以寫，我真的寫完給她看。可能當時身邊有其他兄弟姐妹，可是我為什麽隻記得我和她？母女竟然就這樣定格了，一個很柔軟很溫暖的場麵。
後來房子被房東賣了，她抽泣了一會兒，很快回到她的裁縫鋪，我們搬到對麵的雜貨店樓上，我在烏拉港的家裏發現了一張在那裏拍的照片，1996年，兩歲的妹妹坐在縫紉機台板上，和她一起看向鏡頭，想到那個時候她已經是五個孩子的母親，當了二十二年裁縫，我暗暗吃了一驚。
她四十一歲，和當時的我一樣，很自然會聯想到自己。我一直覺得自己沒有很好地規劃生活，所謂人家講30歲該做什麽，35歲應該是怎樣，我一直沒有這樣過。35歲剛辭職全職寫小說，可是我不確定能寫完一本嗎？很多是模糊的。
這本書的寫作花了6年時間，中間丈夫生病，做了開顱手術，他的工作沒有續簽，我們的日子很難了。書寫到一半，我在找出版社，聽人說幸運的話會有預付款，可是一直碰壁。從北京搬到天津，開始的幾個月我買彩票，都記在日記本的最後一頁，10塊，20塊，有沒有中獎？我想到她的賬本，有些悲哀。你看你，多像她。你終究是你母親的孩子，不管你願不願意。
可能我的自信是學識和精神上的，可是她的那種行動力、本能的生命力，我會想，ok她有，你為什麽沒有？
回頭看，我的韌性用來寫書，是不是這一點繼承了她那種樂觀的行動力呢？她的韌性用來應付家庭，她被困在家庭裏了。丈夫不在她會偷偷摸摸給妹妹們打電話，丈夫回來就不能講了，即使電話費是她付，裁縫鋪也是她的。
對她們那一代女性來講，丈夫可能有很多問題，賭博、打孩子、陰陽怪氣，隻要不是特別嚴重，就逆來順受。她能做的很少，比如父親要打弟弟妹妹的時候，她就會開門讓你衝下樓。
她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姿態，這是她的局限性，她陷在裏麵了。她會跟我大姐說，“你們不要惹他，他是老虎”。她是受害者，也成了父親的幫凶。
●母親的裁縫筆記。講述者提供
弟弟曾經建議我們五個孩子當麵與他（父親）對峙，說出這些年來的傷害與不滿。更重要的是，核實母親曾經說的一切是否屬實。那些威脅、辱罵、冷暴力及欺騙。我們自然沒有這樣做。
最近我才知道你們有一個詞叫“斷親”。講座的時候也有讀者問，為什麽你們5個孩子沒有說，媽我們走，上車就走。其實妹妹去台灣讀書，走之前她們一起晾衣服，她對媽媽說，我明天就走嘍，我帶你走。可是媽媽說她肯定不會離婚，會覺得有始有終，這是傳統美德。
臨終前無意間聊起，她才說出來，有一次她想走。我們家樓下隔壁是巴士總站。那時候孩子都離開家了，她下樓，在巴士站那邊坐了一會兒，她應該幾十年沒有坐過巴士了，不知道能去哪兒，就回家了。我暗暗吃驚，悲從中來，原來還有這樣一幕，我以為她已經習慣那個環境了。我不記得當時說了什麽，可能就被生活的瑣事打斷了。
●母親的護照。講述者提供
最後的幾個月，她想方設法攢錢。她有了新目標——到私立醫院接受化療，供一套房子給自己住。一月末，她看中了一間平房，二姐真的開車載她去看房子。現在回想，會不會她真的以為自己可以活更久，既然丈夫好像時時刻刻要把她趕走，她又不想麻煩孩子，能想到的就是去買一個房。但她身上隻有五千馬幣，她下注萬字票（注：一種彩票）下得越來越凶猛，沒有如願時來運轉，她沒再中獎。
母親去世後的第一個春節，我沒有回去，兩個姐姐躲在我們女孩子的房間跟我視頻，那兩張臉非常的暗淡，很無奈，一點笑容都沒有。從小到大，媽媽就象征著一桌子的團圓飯，有紅彤彤的東西，裝也會裝出熱鬧的樣子。換到父親煮得很難吃，也不想撕破臉說我們不吃，不知道聊什麽，很荒涼的感覺。
父親沒有給媽媽掃過墓，他覺得那是孩子做的事情。去年清明他去給自己的家族長輩掃墓之後，突然中暑，噩夢就開始了。聽起來好像很文學或者電影，他聲稱沒有辦法下樓，後來去療養院住了一個月。
大姐在馬來西亞，她要去接父親看病。可是她說一想到，提前幾天就開始恐懼和焦慮，睡不好，沒辦法接他的電話。我們有一陣子是很荒誕的，大姐偶爾不能去會叫個車，到樓下了告訴我，我再給爸爸打電話。所以很可悲，四十歲了，你發現恐懼一直存在。
母親還在的時候，你有意無意要保護你的母親。母親去世之後，大姐要介入，我不希望她變成第二個媽媽，姐妹互相保護，我們一直這樣被牽扯進去。大姐拉黑他一段時間，我就負責扮演接電話的角色。有一次他問起我的寫作，“你這樣寫，每個月能掙多少錢？”我回答他，“我又沒有跟你借錢”，在家裏我（這樣的回答）已經算勇敢了。
疫情期間，我比較常給父親打電話。他常常是自己幾乎自言自語講一個小時，他看報紙，政治講很多，我承擔了很長時間。他那時候喪偶不久，我會覺得很悲憫很可憐，可是又一直拉扯，我有自己的生活底線，一個長時間沒有養育你的父親，因為衰老、喪偶要親情了，你會更起雞皮疙瘩。
母親離世後，父親喜歡上了電視購物，開始買各種東西，浴巾、空氣炸鍋、旅行箱、麵包機、電磁爐，一頁頁拍下說明書和附贈的食譜，讓我給他翻譯成中文。他還不止一次提到想要搬家和買車，“我活到這麽大都沒有開過新車，我要享受”，後來他真的買了一輛新車。
他一直讓我們把家裏的東西處理掉，有我小時候看的書、文學作品，大姐從台灣帶回來的東西，媽媽的縫紉機。他一直暗示這是我的家，我有新生活了。去年春節，二姐收藏了無數年的一個小玩具車模型不見了，她懷疑父親送給了朋友的孩子，就這樣爆發了一場很大的衝突。後來大姐和二姐真的租了一輛貨車，把房間清空了。那天父親故意出門，他有點窘迫，不敢直麵兩個女兒。
妹妹是90後，更決絕，從2019年到現在，她再也沒有回去過年。她有一次在電話裏控訴父親——賭博賭完家產，還罵我媽媽，小時候生病也不帶我看，全部講出來。我父親衝擊很大，他跟我講，一個女兒怎麽可以這樣對父親說話？然後把她拉黑了。
這些對抗是自然發生的。我不習慣起衝突，這本書也可以算是一個揭露。很多人其實不知道，他在外麵是很沉默的。沒有人想到你這個家有什麽問題，看起來好好的。所以這也是一個反抗。
弟弟也沒有打電話給他了，在群裏我們抱怨父親，他會更包容。“沒有那麽嚴重、不要挑撥離間”。即便父親撒謊、裝病或者無病呻吟，他也會解釋為孤獨，想要孩子的注意力。
這本書完成了，還是會覺得有很多遺憾。當初一想到就會淚流滿麵，現在我可以平靜地陳述這個事實了。結尾很匆忙，這一個階段必須結束了，可是媽媽生命的不完整和遺憾，是不能忘記的。也希望自己的生活不會這樣。現在我不會再埋怨她的選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