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傑榮在他創辦的紐約大學美亞法律研究中心的辦公室，攝於2012年。一位同事說，他“在美國開創了中國法律研究領域”。
孔傑榮(Jerome A. Cohen)是研究不透明的中國法律體係的先驅人物，他是首批在中國執業的外國律師之一，並就中國的人權問題公開發聲。他於上周一在曼哈頓家中去世，享年95歲。
他的兒子伊森和彼得證實了他的死訊。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孔傑榮昔日的學生兼同事歐倫斯(Stephen Orlins)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孔傑榮“在美國開創了中國法律研究領域。很少有一個學科在起步階段如此深刻地受到一位學者的塑造”。
孔傑榮最初似乎注定將擁有一個按部就班卻輝煌的法律教授生涯。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後，他先後擔任兩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書記員，隨後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任教，講授法學中的主流議題。
但他遇到了一個學習中文和中國法律的機會，盡管當時中國正處於政治革命的動蕩之中且基本禁止美國人訪華，他仍毅然投身這一領域，這讓一些同事感到不解。
學習了中文之後，孔傑榮通過采訪逃到香港的大陸人，深入了解毛澤東時代中國法院和檢察機關的運作方式。他後來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創立了東亞法律研究項目，1964年至1979年間在該院任教。
1975年的孔傑榮，攝於哈佛法學院。他於1964至1979年間在該院任教。
毛澤東去世後，中國開始尋求西方投資，孔傑榮的職業生涯再次轉向，進入律師事務所工作。他為外國公司提供谘詢服務，並為渴望了解商法的中國官員傳授相關知識。
1990年，孔傑榮開始在紐約大學執教，期間接待了來自中國、台灣、日本、韓國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律師、法官和人權倡導者。直至去世前，他一直沒有停止對習近平上台後中國日益嚴厲的政治壓製的公開批評。
孔傑榮逝世的消息傳出後，亞洲多國的政界人士、律師、學者及活動人士紛紛發表悼文，其中許多人的職業生涯——甚至人身自由——都曾受惠於他。中國法學教授許章潤便是其中之一，當年他因為批評習近平而被迫離職並遭受警方嚴密監視時，孔傑榮曾公開聲援。
2002年，孔傑榮與妻子瓊·勒博爾德·科恩在一次家庭旅行中登上中國長城。她曾學習中國曆史與文化，後來成為一名藝術史學家、策展人、作家和攝影師。
他的“久病仙逝，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許章潤在網絡期刊《China Heritage》上發表的悼文中寫道。“孔公希望播種法意以達公義，借助法權以捍衛人權。”
孔傑榮於1930年7月1日出生在新澤西州伊麗莎白市，在鄰近的林登長大，是律師菲利普·科恩和教師比阿特麗斯·科恩（娘家姓考夫曼）夫婦的次子。
高中時期他成績優異，後考入耶魯大學，主修國際關係，之後又進入該校法學院深造。
孔傑榮夫婦與三個兒子在日本京都，從左至右分別為彼得、伊森和塞斯，攝於1972年。
在大學期間，他遇見了瓊·勒博爾德，兩人於1954年結婚。孔傑榮的遺屬包括妻子瓊、三個兒子伊森、彼得和塞斯，以及七個孫輩和六個曾孫輩。
在今年出版的回憶錄《東行，西行》(Eastward, Westward)中，孔傑榮回憶起當年籠罩在法律界的反猶文化——這種歧視使他和其他優秀的猶太裔法學院學生無法獲得頂尖律所的暑期實習機會。
但他依然取得了卓越成就：畢業後與妻子移居華盛頓，先後擔任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與大法官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的書記員。他曾在科文頓·柏靈律師事務所執業，還曾在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任檢察官，隨後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於1959年開始執教，最初講授刑法課程。
次年，法學院請孔傑榮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物色合適人選，去研修中國語言與法律。當時中國對美國幾乎完全封閉，其司法體係的運作模式鮮為人知。孔傑榮未能找到人選，於是開始考慮自己是否應該親自上陣。
孔傑榮去年出版的回憶錄《東行，西行》。
一些同事對此持懷疑態度。孔傑榮在回憶錄中提到，當時的法學院院長威廉·普羅瑟曾對他說：“不要把你的職業生涯浪費在中國上。”
但孔傑榮仍毅然投身其中。對亞洲藝術懷有興趣的妻子開始研習中國曆史與文化，後來更成為藝術史學家、策展人、作家和攝影師。
1988年，孔傑榮與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的吉爾·斯普魯斯走出新加坡一家法院。他們此前旁聽了一宗政治案件的審理。
學習中文後，孔傑榮於1963年攜家人移居香港。當時關於中國法律體係的文獻極為匱乏，他著手采訪來自大陸的難民，包括曾經的警察，以深入探究法律的實際運作。1968年，他出版了開創性研究著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程序(1949-1963)》(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63）。他累計主編、撰寫或合著了十餘部著作，其中多部是關於中國法律的指南讀物。
“他展現了關注現實層麵以了解真實情況的重要價值，而非僅僅依賴書麵材料，”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榮休教授郭丹青(Donald C. Clarke)在采訪中說。
孔傑榮後來轉赴哈佛大學，並積極參與推動美國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他亦渴望親身前往中國大陸，曾多次嚐試未果——包括提出書麵請求，以及為一座美國動物園購買一隻大熊貓的提議。
1972年，機會終於降臨，他加入一個規模不大的學者代表團，訪問了北京等城市。他憶及在一家早餐店與警惕的當地民眾喝著豆漿艱難攀談的情景。此行最精彩的部分則是與周恩來總理共進晚宴。
1972年，作為一個學者代表團的成員訪華期間，孔傑榮在北京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
“我知道你寫了很多關於我們法律體係的著作，”孔傑榮回憶周恩來當時對他說道，語氣中“隱約暗示，我對中國法律體係的描述恐怕與現實不符”。
毛澤東去世後，中國領導人開始歡迎更多國外來客和投資，孔傑榮在中國法律領域的學識因此備受跨國公司青睞。他還開始為渴望學習如何起草合同、商法和稅法規章的中國官員開設講座。
孔傑榮決定離開哈佛教職，全職從事法律實踐工作。1981年他加入寶維斯律師事務所，並鼓勵年輕律師將中國作為事業重心。許多人至今仍記得他風風火火的熱情、提攜後輩的慷慨胸懷，以及他常佩戴的領結。
在寶維斯工作期間，他和妻子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度過，參與合同起草、企業谘詢，以及商業糾紛的調解。
“他始終懷抱著求知的渴望，”由孔傑榮招進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伊馮·陳回憶道，“即使在艱苦的談判中，他也會提出些看似偏離主題的追問，隻因他迫切想要理解對方的立場。”
20世紀70年代末的孔傑榮。他於2000年從律所退休，但一直在紐約大學任教至2020年。他還持續訪問中國，並偶爾接手案件。
孔傑榮於2000年從寶維斯律師事務所退休，但一直擔任紐約大學教授至2020年，他在該校創辦了美亞法律研究中心。他持續造訪中國，並偶爾接手案件，包括曾為《紐約時報》研究員趙岩辯護——該案在檢方撤回“泄漏國家機密”的最初指控後，在2006年以欺詐罪判決趙岩入獄。
孔傑榮亦深切關注中國維權律師和人權活動人士許誌永和丁家喜的困境。這兩人於2023年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長期徒刑。他同樣關心陳光誠的遭遇，這位盲人維權律師曾在家鄉遭到軟禁，後逃入北京的美國大使館，並於2012年飛往美國。
“他曾組織過一次研討會，以確保人們關注這個案件，”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在采訪中說，“他幫我聯係到很多人並整合資源，他不希望他們被人遺忘。”
孔傑榮時常感歎習近平上台後中國日益嚴厲的政策，但他拒絕陷入絕望。
“我不像一些人那樣完全陷入悲觀，”他在去年接受數字新聞雜誌《The Wire China》采訪時說。“中國的發展就像鍾擺一樣。眼下我們正處於一個高壓時期。但這種情況不會持久，也不可能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