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東昇
編輯丨雪梨王
玻璃杯裏的鐵觀音泡了半天，像團發脹的海帶。下午三點，這個西北縣城的鄉政府辦公室裏，王琦盯著杯底這團褐綠色的“海帶”出神，他推了推眼鏡，“真懷念湖北老家的綠茶。”窗外的山是赭黃色的，六盤山餘脈在此鋪開，風裹著沙粒打在玻璃上，沙沙作響。
一年前，23歲的王琦從武漢一所“985”高校畢業後，一心考公。他算過筆賬：老家大城市動輒幾百比一的報錄比是獨木橋，而這個離家1000公裏的西部小鎮，報錄比不到20:1，是陽關道。
“1000多公裏呢。”母親感歎。王琦點開手機地圖，從湖北老家到西北小鎮的直線距離，像從作業本這頭劃到那頭。
做出同樣選擇的還有林源。他的準考證仍夾在《二號首長》裏，A4紙的邊緣磨出了毛邊——那是他“上岸”的憑證。照片上的他穿西裝、留寸頭，一臉嚴肅。他本想讓相機捕捉自己“穩重可靠”的氣質，結果打印出來，倒像是落馬官員的通報照。
林源的老家在華北的一個縣城，2021年臨近畢業時，體製內的家人告訴他，“現在逢進必考，誰也操作不了，全靠你自己。”為了繞開當地的激烈競爭，他報考了西部一個僅有幾千人的邊境鄉鎮。
當考公賽道變得空前擁擠——以2025年國考為例，報名總人數達3258274人，較去年同期增長34萬餘人。其中一個僅招錄1人的崗位，甚至出現了1萬多人報名——“去遠方上岸”對年輕人來說，成了一種充滿誘惑的現實主義選擇。
他們從華中、華北等地出發，背離繁華，朝著地圖上那些用虛線標注的腹地，逆流而去。
5000公裏外的風沙與高原紅
在1000多公裏外“上岸”的確容易得多。2024年2月下旬，王琦報了現在的鄉鎮崗位。3月中旬筆試結束，順順當當進了麵試；總成績出來後體檢，接著是考察。6月公示結束，辦了錄用審批；7月，他接到了具體報到通知。
報到那天，王琦坐了近18個小時的K字頭火車，到了鄉鎮所屬市的火車站，再打車去單位。8月正式入職時，鄉黨委書記和鄉長說，“咱們這兒剛脫貧沒幾年，缺人才啊。”他不記得自己答了什麽，隻記得環境和口音裏那份全然的陌生，像被拋進了另一套語法係統。
宿舍在鄉政府後院，一間十平米的小屋。床是前任留下的，鋪著幾層褪色的褥子，王琦後來聽說，每有一個人離開，床上就會多一層褥子。小鎮的冬天又幹又冷，風從窗縫鑽進來，夜裏能聽見院牆外的狗吠，一聲接一聲。
林源的旅途則更漫長。從老家到報到地，足有5000公裏。他轉了兩趟飛機，又包車才到鄉鎮。這個邊境鄉鎮距縣城近200公裏，寒冷幹燥，冬季漫長，常刮大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越靠近目的地，林源的高反越明顯，“頭痛、乏力，每個手指都像脹了一圈。”
一位在西部“上岸”的大學生，去單位時拍下的沿途場景
高海拔把疼痛自動調成了固定程序，像是老式鬧鍾，到點就準時“敲鑼”。 每天早上六點半，林源都會被頭痛疼醒，他摸索著拿起床頭的布洛芬，就著前一晚晾好的水吞下。在高原鄉鎮，最難的是做飯。食堂的飯總像沒熟，他從網上買了高壓鍋，可米飯還是帶著股夾生味。有次想煮麵條，水咕嘟咕嘟冒泡，麵條下進去煮了很久，芯還是硬的。
林源報考的鄉鎮機關公務員有5年服務期，其間不能調入或報考上級機關。這意味著，他至少要在高原待滿5年。日子久了，他慢慢適應了高原，臉頰甚至染上了高原紅。
在另一座西部縣城，郭少軍麵對著同樣的命題。2023年，這位江西美術係的畢業生在家鄉省份參加教師招聘考試，幾百人爭奪3個市區編製，雖然最後筆試第二，但麵試成績下來後，綜合成績沒入圍。落敗後，他考取了4000多公裏外一個西部縣城的初中教師編。
他總會在淩晨，對著手機裏妹妹發來的江西老家油菜花海的照片發愣，窗外正刮著沙塵暴，沙粒簌簌打在雙層玻璃上。他也常問學生一個問題，“大學畢業後願意回老家工作嗎？”大多數學生給出的答案是，“上學就是為了走出去。”
泡不開的茶，煮不熟的飯，和家鄉風景對比鮮明的漫天風沙——這是“上岸”後，現實遞給年輕人們的第一份見麵禮。它粗糲、直接，不帶任何濾鏡。
穩定與代價
林源的父母和祖輩都在縣城體製內。對他而言，“上岸”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近乎信仰的傳承。在公務員家庭長大，他很清楚這份工作所代表的穩定和社會地位。在穩定性愈發稀缺的當下，他不顧一切地想要擁抱體製。但在他的老家，“上岸”並不容易。
在培訓班上課時，他刷到有人去邊遠地區考公上岸的視頻。他覺得這辦法不錯，至少能躲開大城市內卷。家人也支持他的想法，爺爺說，“年輕人就該吃苦”。
2021年5月，他注意到西部某地的招考公告。為了減輕“上岸”壓力，他選了一個縣的鄉鎮級公務員崗位。那個縣他從未聽說過，他報考的那個鄉，僅幾千口人。“當時這個鄉招3人，兩個麵向2021年高校應屆畢業生，1個僅限服務基層項目人員。”林源對“艱苦”沒有任何概念，隻覺得這地方夠遠、夠偏，便通過當地人社局官網係統報了名。
某邊遠省份的公務員招錄信息
之後的筆試、麵試、資格複審、體檢、政審一路順利，公示結束後，錄用通知在那年8月下來了。他記得，報到那天，鄉裏的人見到他們笑得合不攏嘴，“終於來新人了”。
這份遠方的編製，也確實帶來了一份在大城市難以企及的確定性。
由於海拔高，林源的待遇也高，“每月工資和績效加起來，能拿1萬多，平時幾乎花不了什麽錢。”除此之外，他每年有兩個月左右年假，放假就回老家。
邊境鄉鎮的工作有特殊性，林源說自己平時“什麽都幹”。今年是他在高原工作的第4年，他已經完全熟悉了這裏。鄉裏的村子幾乎種不了農作物，多以牧業為主。他差不多能熟記每家養了多少隻羊。
郭少軍對自己的選擇也總體滿意。這個西部縣城的待遇甚至比家鄉好太多——剛去的頭一年，他每月工資6000元，公積金2000元，且還會逐年上漲。單是公積金，就比老家一些工作的月薪還高。因為是應屆生，當地還為他退還了大學學費。而他每天的花銷，不過是那套50平米公租房每年不足2000元的租金，以及低廉的物業費、垃圾費等。
“在老家當老師，每月工資才三四千。”郭少軍翻出手機裏存的招聘截圖給我看，某縣2024年教師崗報名統計中，一個小學美術教師崗後跟著104個名字。而他報考的這個教師崗，總共才幾個人報名。
他常想起畢業第一年的同學聚會上，班長說，“咱們美術係，考上編的就兩人”。郭少軍就是其中之一——那成了他的高光時刻。
他更在意的是職稱評定，“這裏的政策是工作滿幾年直接評中級，不用發表論文。”郭少軍說，像他這種二本畢業生，即便在老家考上教師編，評中級也得熬十年。
王琦則總說自己窮。每月5號發工資，到賬短信彈出時，他總盯著那個4000多元的數字。但日常花銷不多——不用交房租，吃飯在食堂，除了零星花銷，他每月能存下3000多元。在小鎮當公務員，王琦格外忙。辦公室的工作涉及經濟、教育、文化、衛生、體育、民政，他都要沾手。後來給領導寫材料，接觸的領域更廣了，連孤獨的空檔都沒有。
回到老家，他也同樣能收獲同學們的羨慕，“我們那一屆幾百人，據我所知，最後考上公務員的，算上我也不到5個。”
但天平的另一端，代價同樣沉重。
對王琦來說，最熬人的是顧不上家裏。有次母親打視頻電話，輕描淡寫說自己摔了一跤，在醫院縫了幾針。看著母親紗布上滲出的血印在屏幕上，他張了張嘴，沒發出聲音。
他也被同事介紹過對象——縣中學的語文老師，本地人。兩人約在奶茶店，女生問，“打算在這裏長待嗎？”王琦說，“不知道，我爸媽在湖北。”女生攪著奶茶裏的珍珠，沒再說話。後來同事轉達，“人家姑娘怕你早晚要走，耽誤不起，算了吧。”此後，王琦再沒相過親。
“在這裏結婚顯然不可能，找老家的，人家也受不了。”——對林源來說，結婚也是他和家人最頭疼的事。有次視頻電話中，母親突然哭了，“你姨家女兒在縣醫院當醫生，上周訂婚了。你在那麽遠的地方，誰能照顧你？”林源把鏡頭轉向窗外，遠處的山在陽光下發亮：“你看這風景，多好看。”母親說：“好看能當飯吃？”
先行者
這股逆向的潮汐並非始於近年。18年前，高局長就已經在偏遠地區“上岸”了。
高局長今年40歲，在西部某地級市任局長，正處級。這個級別不算高，但以他的年紀能走到這一步，晉升已然算快，“我當年也是以應屆生身份來的西部，整18年了。”他抬頭望向窗外的院子，渾濁的雨水拍打著院裏的碎石。辦公桌上的玻璃保溫杯裏，熟普洱的沉渣積在杯底，茶湯濃得像生抽。
高局長是山東人，2007年畢業於山東省一所高校。2000年起，我國已全麵停止高校畢業生“包分配”，大學生需自主就業。從報名人數看，“國考熱”始於2003年：2002年國考報名6萬餘人，2003年猛增至12萬餘人，此後報名人數持續高速增長。
到2007年高局長畢業時，高校畢業生達447.79萬人，而當年國考僅招錄12724人。起初，他也想在老家考公，但考慮到競爭壓力和未來晉升空間，便把希望寄托在了西部。
2025年3月，甘肅定西，參加公務員考試的考生等待進入考場。
“我是山東人，你也知道，不少人有從政想法。”他在2007年7月報考了一個偏遠鄉鎮的公務員崗，筆試、麵試順次通過。總成績達標後，他去了那個偏遠鄉鎮。
剛入職時，高局長還被叫做“小高”。
“那會兒條件才是真的苦，”高局長說，“很多地方沒網絡，連手機信號都沒。我進村後，剛開始是學騎馬，後來是騎段摩托車，再步行。”最初的日子像一場漫長的高原反應，氧氣驟減讓他的指甲蓋常泛著青紫色。單位宿舍在海拔3500米以上，夜裏總聽得見同事們壓抑的咳嗽聲，有人床頭常年放著速效救心丸。
第一次值夜班，風沙把窗戶紙吹破了，小高整夜都在掃被吹進屋的沙塵。冬天夜裏低至零下17度，宿舍沒廁所，上廁所得跑到院子裏，冷到連褲子都難脫下來。夜裏不到萬不得已，他絕不出去。
“那時候經常下村，村與村離得遠，還能碰見野狼。”高局長擰開保溫杯，他有時反倒懷念當時的無所畏懼。孤獨感在節假日變得格外尖銳。剛到西部的第一個春節，他接到父親的電話，沒說幾句，兩人都哭了。掛了電話，他莫名地跑出去，朝著家的方向磕了頭。
在鄉鎮幹了幾年，小高表現不錯，被調到縣裏。又過了幾年，他又被調入省會城市的市直單位，成了高科長。從副科級、正科級，升到副處級。2024年，他調到現在的地級市，成了正處級，“在老家，即便當年考上公務員，現在能做到正科級，已經很不錯了。”
但他同樣付出了代價。起初，他沒打算在西部成家，眼看調動無望，就在省會安了家。去年調到地級市後，兩人開始了異地生活。早幾年還好，當了父親後，他越來越覺得顧不上家——孩子還小，他和妻子都要上班，找保姆不放心，嶽父母身體又不好。他隻好讓山東的父母過來幫忙看孩子。可老人受不了高原氣候，隔三差五就得去醫院。
當了局長後，他其實一直想找機會調回山東老家，卻發現“比登天還難”，“跨省調動需要兩邊組織部簽字，我是被西部政策培養起來的幹部，哪能說走就走？”更何況，他早已習慣了這裏的幹燥和缺氧，習慣了冬天出門裹得像粽子，習慣了同事們帶著口音的普通話。
這些年，他眼看著年輕人一撥撥湧來，學曆越來越高，學校越來越好，“有的人一看就想好好幹，有的人一看就後悔了。以前基層留不住人，有人考上三個月就想辦法調走。現在卡得嚴，五年服務期內連辭職都要審批，更別說調動了。”他有個山西籍的同事，妻子在老家，兩個孩子出生時他都沒在身邊，孩子的成長也基本缺席。
新錄用公務員任職定級規定 中組發〔2019〕10號
他說這個下屬不是沒想過辭職，“但回去又能怎樣？現在很多崗位要求35歲以下，他今年已經34了，辭職可惜，不辭職又天天為家裏的事鬧情緒。”
也有人試圖打破這種困境。高局長說，有的人5年服務期滿，幹脆先辭職，再以社會考生身份重考，相當於把五年青春打了水漂。可很多人回到內地，始終沒考上。
因此，對於想通過邊遠地區“上岸”的年輕人，高局長一針見血地發問，“還是要想清楚，年輕人來這裏到底為了什麽？是把這裏當跳板，還是當歸宿？”
但他還是鼓勵他們來。“年輕人得轉變就業觀念，主動去艱苦地區工作，紮根基層大有可為，可以讓人生之路走得更堅實。”他喝了一口濃濃的普洱茶，繼續說，“比如，‘三支一扶’計劃2006年啟動到現在，累計招募了近6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基層服務，其中27萬餘名投身西部建設，服務期滿後八成以上選擇繼續留在基層。當然，邊遠地區歡迎的是那種有情懷的年輕人，僅僅為了‘上岸’，到任何地區的崗位，都做不太好。”
擱淺、逃離與重返
並非每個人都能順利抵達。
周舟，今年大專畢業，學的是鐵道技術類專業。他的成績不算突出，100多名同學裏排在中下遊。當年選鐵路類學校，是因為在網上看到“鐵路院校好就業”，可今年僅專科（高職）畢業生就高達552.58萬人，就業壓力一點沒減。更關鍵的是，畢業前夕他才發現，很多鐵路局的崗位至少要求本科學曆，自己連報名資格都沒有。
千挑萬選後，他看中了西部某鐵路局下屬邊遠工段在招一個操作崗——鐵路局直接簽約，相當於“鐵飯碗”，還免筆試。他跟父親商量，父親說，“去吧，雖然遠，但好歹是份穩定工作。”
那地方有多遠？周舟點開手機地圖一搜：距老家3580公裏。若不是這次找工作，他壓根沒聽過這個地名。很快，他按要求報了名。當時他挺自信，覺得那麽偏僻的地方，總該沒什麽競爭壓力。他跟同學念叨著要去西部，家人也開始幫他收拾行李。
可錄用通知遲遲沒等來。家人托了幾道關係打聽，才知道崗位早已定了人。
“人家說，今年報名的就我一個大專生，其餘都是本科。我現在能做的，要麽繼續提升學曆，要麽找個第三方派遣到鐵路的工作。”周舟突然意識到，“可能這些年大家都知道邊遠地區好‘上岸’，去的人多了，也就卷起來了。”
郭少軍也感受到了這種“卷”。學校缺語數外老師，音體美老師則已經飽和，“我2023年考試時，一個崗位隻有幾個人報，現在已十幾個了。”他還聽說，好像從明年開始，幼兒園、小學、初中都不招高中以下的老師了。
不少大學畢業生選擇去邊遠地區
有人是去不成，有人是逃出來的。
做老師後，郭少軍注意到，每年辦公樓走廊的公告欄裏，都會貼著最新的教師名單，一半以上的名字來自河南、湖南等地。“去年來了三個南方姑娘，過年回去就沒再來”。他指著其中一個空位，“她們說受不了這裏的幹燥和風沙。”
王劍就當了“逃兵”。他學的電力專業。本科畢業後通過校招，進了國家電網某省公司的一座變電站。當初選這個崗位，是因為它要求通過統一考試，錄用後合同期通常為“3年+5年”，表現優異者可轉無固定期限合同，算是電力係統的“鐵飯碗”。他拍著胸脯說“沒事”，心裏盤算的是“編製穩了，工資比老家高兩千”。
變電站設在邊遠地區的大山上，隻有五六個人。除了每月休息的一周，其餘時間都得待在幾乎沒人跡的大山裏。第一個月，王劍跟著老師傅巡線，背著二十斤的儀器在山裏走，腳後跟磨得出血，他咬著牙沒吭聲，晚上用熱水泡腳，血水混著沙子沉在盆底。
比巡線的辛苦更難挨的是孤獨。冬天大雪封山，可能兩個月也出不去。他唯一的娛樂就是休息時去縣城的電競酒店，通宵打遊戲，也不讓保潔員打掃。屋裏總飄著泡麵味和煙味。以前他討厭這些味道，現在卻覺得是“人間煙火氣”。
山上的網絡時好時壞，於是他到電競酒店還有個任務——在手機裏下載電視劇，專挑長的下。《甄嬛傳》《琅琊榜》《亮劍》《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他每部看了不下兩遍。除了劇，還有各種玄幻網文，越長越愛。
上班第二年起，他開始失眠，後半夜總聽見鐵塔的嗡嗡聲，像無數隻蜜蜂在耳邊飛。他會爬起來繞著院子走，月光把影子拉得老長。熬了幾年，失眠沒好，幻聽反倒加重了。
去年他辭了職，在家歇了段時間，去了一家接網絡預約的維修公司，日常幫客戶修電器。“不後悔去變電站，也不後悔辭職，人每個階段想要的不一樣。”王劍不再想“上岸”的事了。這讓他看清一個悖論：城裏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
胡鵬飛的樣本似乎更加複雜。2019年，他考到西部某鄉鎮，帶著一雙新買的運動鞋和一本485頁的《大清帝國》離開了家鄉。上班的第一個冬天，他和同事去催收新農合款項，騎著摩托車在山路上顛了四個小時。50多歲的女主人端來熱水，他喝了幾口才敢開口，“新農合今年漲了30元，您家5口人，總共比去年多150元。”女主人沒說話，從床單下摸出個布包，一層層打開，露出皺巴巴的零錢。數到最後還差5塊，胡鵬飛自己墊上了。
2024年服務期滿後，他選擇辭職。收拾行李時，發現當初帶來的新運動鞋，鞋底磨平了；至於那本《大清相國》，他連100頁都沒看完。
鎮領導說，“去年來的選調生，待了倆月就走了，你算久的。”胡鵬飛沒接話，他發誓不再考公。回到老家，他轉而創業，結果敗得一塌糊塗，房貸都還不起。今年他重新翻開《行測》，準備再次考公。
“我今年28歲，還有7年時間。”胡鵬飛製訂了計劃：先盡著老家的公務員、事業編、國企考，實在考不上就再選邊遠地區。要是邊遠地區也考不上，就找個民營企業上班。但他心裏也明白，自己那時可能過了35歲，民企或許也不要了。他跟妻子說，“要不我考研吧，這樣‘上岸’機會興許更大些。”“你看著辦吧，我已經累了。”妻子說。
胡鵬飛重新翻開的《行測》教材上，落了層薄薄的灰。
他想起催收新農合款那天，墊上的5塊錢。當天回宿舍時天已黑透，他摸黑煮泡麵，才發現沒水——水管凍住了。他裹著棉被坐在椅子上，手機信號時斷時續，朋友圈裏，大學同學正在上海外灘，煙花把黃浦江麵照得通紅。那一刻他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堅持什麽。
此刻，他依然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