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進大廠實習是大學生暑期最熱門的選擇，而這個夏天，大學生們正忙著擠進保姆賽道。
這是暑期工口徑收緊後的一種降級選擇。為降低培訓成本，控製風險，許多企業拒收短期工，找到與專業對口的實習也比以往更難。忙於工作的中產家庭父母，瞄準缺乏實踐機會的大學生。不平衡的供求關係帶來競爭與壓價，“帶娃”定義的模糊，也為職責邊界的博弈創造了空間。
聘請一位專業的兒童陪伴師需要每月上萬元，但在社交媒體上找一位“兼職帶娃”的大學生，往往隻需三四千元。
#01
大學生湧進【保姆】賽道
晚上8點半，莫裏斯放下手中的英文繪本，向身旁四五歲的小女孩道別。準備離開時，孩子媽媽突然叫住她：“你來這邊挺久的，孩子也很喜歡你，要不之後便宜點，我們可以長期聯係？”
2025年7月，從重慶回到上海後，莫裏斯通過在社交媒體發帖，聯係上這位家長，雙方聊得十分愉快：莫裏斯陪女兒讀繪本，每周三次，每次2個小時。作為幫忙帶娃的報酬，母親每次向她支付140元。莫裏斯沒有想到，在合作快一個月後，對方會向她殺價。
2003年出生於上海的莫裏斯，目前在重慶一所高校讀書，即將升入大四，專業是小學教育。
這是莫裏斯打暑期工的第四年。每逢假期，她便四處尋找兼職賺錢的機會。做收銀、搖奶茶、陪老人掛號，都是她熟悉的業務。2023年秋天，大二的莫裏斯經過學姐介紹，得知大學附近有不少家長需要大學生幫忙照看孩子、輔導作業。她在校園牆公眾號上留下自我介紹和聯係方式，一周後就找到第一份“付費帶娃”的兼職。
兩年來，她已帶過大大小小十幾個孩子，上到高年級小學生，下到不滿周歲的嬰兒。
在諸多暑期工中，莫裏斯很早就發現“帶娃”性價比高，相比其它工種“錢多事少”。在一線城市的便利店、餐飲店兼職，時薪一般在20元上下，每天至少要工作8小時。幫家長“帶娃”不僅時間靈活，薪資更高，也比站著忙前忙後輕鬆。
暑期工的收益對莫裏斯來說十分重要。她的父親靠賣海鮮水產賺錢，母親做保潔，父母工作不易，從小就教育莫裏斯“錢應該用在值得的地方”。每每聽到這些話，莫裏斯都有點煩，但更多是愧疚。
2022年夏天，莫裏斯在結束高考後，就馬上投入到“搞錢”行列，找了一家奶茶店兼職。她渴望用自己的經濟收入，滿足“剛需”之外的娛樂需求。
今年7月中旬，從重慶的大學回到上海老家後，莫裏斯發現，暑期工市場有了變化。以往她常做的收銀、服務員工作都找不到了，上門帶娃幾乎成了她今年唯一的選項。
7月10日，話題“找不到暑假工的天塌了”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很多人發現，今年的暑假工格外難找。在不透明的大環境下，為降低培訓成本，減少人員流動帶來的影響，越來越多企業從今年開始拒收短期工，對求職者的年齡、經驗等提出更高的要求。
6月初，黎明從河南的本科院校畢業。她考上一所南方地區的211高校，讀電子信息工程專業的研究生。
離9月開學還有很長時間，作為研零的工科生，黎明深知自己在實習市場上的劣勢：由於她已經大學畢業，卻還未入學新的高校，許多大廠不方便辦理她的實習手續。更重要的是，她已經體會過就業市場的不友好。
畢業前後，黎明曾嚐試過求職。2024年秋招時，黎明和大學室友們一起投簡曆，準備麵試。秋招結束後，整個寢室都顆粒無收。
找實習無望後，她去到父母工作的浙江，決定找份兼職消磨假期。黎明家附近紡織業發達，布店對色卡工需求很大，她卻在求職時頻繁受挫。知道黎明是暑期工後，對方的拒絕理由很直接：隻要長期的，不招暑假工。
黎明開始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找兼職的帖子。後來，標題中的“兼職”變成了“帶娃”。“好找，時薪高，”黎明解釋，“除了這個，其它兼職都不肯要大學生。”
在接連碰壁後，黎明意識到，“帶娃”幾乎成了今年大學生暑期兼職的最後選擇。
在公眾平台上，“帶娃”賽道已呈現粥少僧多的態勢。大學生為增強自身競爭力，自我介紹中個個能文能武，卷成六邊形戰士。“985大學本科生，學生幹部經曆豐富”，“海外top院校在讀，雅思7分”，“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有重點中學實習經曆”，點進社交媒體上家長發布的“帶娃”招聘帖，大學生們的自我介紹數量常常高達上百條。
發帖幾天後，黎明才終於收到一條私信回複。對方一來就亮明了自己“中介”的身份，表示可以把她拉進“單子很多”的微信群。
當大學生慌忙擠進帶娃市場，商業嗅覺靈敏的中介已經做好準備，等著分一杯羹。在群中，黎明看見心儀的單子，聯係中介後卻被告知，她需要先給中介交一筆“信息費”，作為幫忙對接家長資源的酬勞。
如果每周上一次課，信息費是一周課時費用的100%至150%。黎明不想交。但繼續發帖、留言一段時間後，她仍然沒有接到單子。
思忖之下，她突然覺得“打不過就加入”，不如試著幹中介。
她主動聯係之前溝通過的中介，加入他們協作派單。黎明的工作很簡單，在網上尋找渴望兼職的大學生，建群，再把經理提供的家長訂單轉發進去。根據成交人數，她會從信息費中獲取分成。
做了中介後，黎明才發現，她之前在社交媒體刷到的不少帖子，其實是中介偽裝成學生和家長“釣魚”的。“你聯係他們，他們就會讓你加群。”在這個過程中，中介進一步將信息資源“兩頭壟斷”，越來越多大學生被迫依靠中介獲得帶娃兼職。
即使不用支付高昂的信息費，在獨自與家長溝通時，大學生也經常在談判薪酬時敗下陣來。為增強競爭力，一些大學生也會主動降低薪資要求，以此獲得家長的青睞。這在有職場經驗的夏天看來“很不公平”。
2025年年初裸辭後，眼看積蓄快要見底，夏天決定出來掙點錢。夏天本科就讀於一所師範類院校的英語專業，有培訓機構工作經曆，帶過全科輔導。在偶然了解到暑期帶娃的工作後，她覺得自己可以試試。
圖｜夏天和雇主一家去水上樂園
6月，開始發布求職帖時，夏天在心裏設定好底線，如果要住家，月薪不能低於5000元。畢竟，她發現在家政平台上找兒童陪伴師，帶孩子運動、培養學習習慣，月薪往往都是上萬元。但在社交媒體上，一些大學生卻為自己開出3000、4000元的月薪。
對於求職的大學生而言，“帶娃”屬於高薪兼職。但在雇主視角，相較於找專業的保姆、家政與家教，大學生卻是全能且廉價的勞動力。
在夏天接觸的家長中，對方提供的薪酬大都低於她的預期。還有人向她私信詢問情況，在聽到期望薪資後馬上回複“不太合適”。
一篇尋找大學生暑期帶娃的帖子中，家長因為提到“薪資麵談”，被一些評論懷疑“欺負學生”。質疑聲寥寥幾句，很快被新的自我介紹所淹沒。
#02
邊界博弈
商定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薪資，隻是大學生上崗的第一步。勞動報酬受到工作性質、工作強度等因素影響。但在開始帶娃之後，一些大學生才發現，在發帖、留言時，學生和家長雙方關於“帶娃”二字的理解，可能存在巨大差別。
作為帶娃的老手，在溝通階段，莫裏斯會向家長確認職責範圍，並根據工作性質報價：單純的“陪玩”1小時70元，如果涉及知識教學，就按“家教”來收費，1小時100元。但情況比她預想的更加複雜。
今年7月，在給“陪玩”的小孩讀繪本時，一旁的孩子媽媽突然問莫裏斯，“寶貝今天認識了幾個字呀？”
在莫裏斯看來，如果隻是念繪本、講故事，對識字的幫助有限。如果要手把手帶著認字，就屬於知識教學，是“家教”的工作。
莫裏斯嚐試解釋兩者的區別。她告訴對方，想讓孩子真正記住一個字，她需要梳理字音字形，講解應用場景，準備閱讀材料。這意味著額外的備課時間，以及，額外的費用。
聽完莫裏斯的話，母親說“算了”，又補充，“沒事，能會一點是一點”，好像教學是一件順便的事。
作為教育類專業的學生，莫裏斯知道，對年齡較小的孩子來說，“學”與“玩”的邊界更加難以辨別，常常出現“在玩中學”的情況。
兩者間天然的灰色地帶，也因此成為家長與大學生討價還價的空間。
圖｜莫裏斯給孩子讀英文繪本
一開始，黎明就明確了自己對“帶娃”二字的預期：不想陪小孩讀繪本，做遊戲。她希望找到一份教學性質更重的“帶娃”工作。
但她很快發現，含有“家教”的帖子會被審核係統識別為廣告，而“帶娃”“陪玩”的帖子更容易被推送給家長。最終，黎明通過“一對一”暗示求職傾向，又在文末打上“大學生陪娃”等標簽。
“保姆”“陪玩”“陪讀”“家教”……“帶娃”兩字的寬泛，創造了工作邊界的模糊。從發帖到溝通，所有模棱兩可的表述，都為後續的工作埋下隱患。
6月底，黎明終於接到了兼職帶娃的第一個訂單。在交流初期，黎明與雇主達成共識，考慮到她電子信息工程專業準研究生的身份，她主要的工作是為孩子補習四年級數學。
第一次課上得很平穩，沒出什麽差錯。下課時，孩子父親提出，要黎明送孩子去少年宮上課。
與家長溝通時，黎明的確提過自己“有駕照，可以開車，會騎電動車”。但實際上，黎明的開車技術並不好，“駕照”更多是自我介紹時提升競爭力的工具。情急之下，她表示“更傾向於騎電動車”。孩子爸爸爽快地同意了。
可就在準備出發時，孩子爸爸變了心意。他說自己剛剛撞見一起交通事故，騎電動車的人“摔在地上，渾身是血”，看得他十分後怕。“還是開車吧，”他說，“隻有一公裏，你試試。”
打開導航後，家長口中一公裏的路變成了三公裏。黎明愣了一下，對方趕緊解釋：“我之前也不知道居然有這麽遠。”
黎明開得很慢，身後的鳴笛聲幾乎沒有停過。身後等急了的司機直接把方向盤一打，從側邊竄出來，橫插到她前麵。路過一片廠區時，她被成群的半掛車圍在中間，快要喘不過氣。在強打著精神開到目的地後，她堅決地表明了辭職意願。
孩子安靜地坐在後排，副駕駛上的家長還在解釋、挽留，但黎明什麽都聽不進去。“實在太可怕了，絕對不想再經曆一次。”她回憶。
為了減少爭端，在繪本事件發生後，莫裏斯嚐試通過“是否需要備課”，更加明確地區分“陪玩”和“家教”，並由此區分價格，和雇主達成共識。
教學之外的“陪玩”領域，她也逐漸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好幾次遇到年齡小的孩子找不到父母，在家大哭的情況後，莫裏斯總結出了應對措施。她會輕輕撫摸孩子，打開電視，放《小飛俠》和《寶寶巴士》。
小孩的情緒和注意力總是“一陣一陣的”，看了一會兒後，可能又會開始要找媽媽。這時候，莫裏斯趕緊切換一集動畫片，或帶他們去別處走走。
#03
壓力之下
“我不喜歡媽媽”，在大學附近一戶人家帶娃時，八九歲的男孩從題目中抬起頭，突然向20歲的莫裏斯訴苦。他說，媽媽總讓自己學很難的東西，好不容易學會了，她還會要求更多，好像永遠沒有止境。
“媽媽都是為了你好。”莫裏斯反複安慰男孩。但說這句話時，她總感覺有些心虛。
男孩平常不怎麽說話，聽懂就點頭，沒聽懂就搖頭。他很少向莫裏斯傾訴自己的心情。
男孩母親規定給莫裏斯的課間休息隻有幾分鍾。男孩在客廳裏走了一圈，看看水缸中的魚，很快又回到書桌前。莫裏斯環顧書房四周，是各種書籍和補習資料。
莫裏斯猜測，一家人把孩子逼得這麽緊，也許是在為申請國際學校做準備。在母親安排的學習任務中，英語也占據較大比重，莫裏斯經常帶著他背單詞。
穿過連接客廳和餐廳的過道時，她看見一台三角鋼琴，“很新，很漂亮”。她感覺男孩家應該“不差錢”。
後來，那位辦事井井有條的中年女性才無奈地告訴她，自己想讓孩子多學點，隻是因為周圍的家長“都這樣”。
通過帶娃，大學生們窺見當下中產家庭的教育觀念。這位母親的焦慮是近年趨勢的縮影。“雙減”政策實施後，課外培訓機構數量明顯減少，但“超前學習”仍是主流選擇。據《2023年中國中小學超前學習狀況調查報告》顯示，65%的學生“正在或曾經提前學”，數學、英語兩科的超前率分別達72%和68%。
男孩媽媽向莫裏斯傾訴，朋友家讀幼兒園的孩子，已經掌握了不少小學的知識，而自己的兒子上小學後才開始補習，相當於落後別人一步，“再不抓緊，就真的趕不上了。”在這樣的環境下，不“搶跑”，本身就是一種“掉隊”。
作為小學教育專業的學生，莫裏斯有自己的教育觀。大學課堂上，老師讓大家讀著名教育學家李鎮西的《愛心與教育》。莫裏斯印象最深的是第二篇手記，關於如何與“後進生”相處：“教育是慢的藝術，需要耐心和等待。”她幾乎倒背如流。
但在實際工作中，家長的觀念與課內所學常常存在衝突。除孩子的抱怨外，莫裏斯也親身感受到，自己與這位母親存在教育觀的摩擦。
莫裏斯需要每周接這位三年級男孩放學，陪他寫作業，再輔導數學和英語。孩子媽媽會提前布置好授課內容，把當日學習目標發給莫裏斯。最初，莫裏斯覺得這位雇主溝通積極，要求明確，安排得十分妥帖。
當莫裏斯正式開始補習，她才意識到問題。在母親布置的課外習題裏，莫裏斯發現了平麵幾何、過去將來時等初中知識。莫裏斯嚐試自己先把知識吃透，再掰開揉碎，努力讓孩子理解。男孩總是耷拉著臉，有時做不出題目，會抱怨“超綱了”。
莫裏斯嚐試與對方溝通。她很委婉地說，“姐，你有沒有感覺這些題目有點難？我都有點做不出來。”她也很直白地告訴過對方，有些知識超綱太嚴重，孩子聽不懂很正常，我們應該讓他緩緩。
但孩子媽媽依舊堅持自己的安排，讓莫裏斯“教不會就一直教，教到孩子學會為止”。
作為被雇傭方，收了家長的錢，莫裏斯不好和對方“唱反調”。但根據課堂所學，她又十分清楚，讓三年級的孩子理解初中的抽象概念，本來就不符合兒童大腦的發育規律。超前的教學，幾乎成了一場注定沒有收獲的表演。
圖｜莫裏斯教孩子小學數學
明年9月，莫裏斯即將從大學畢業。她希望自己成為一名獨立教師，延續這幾年兼職的模式，不依托於機構，在市場中自己尋找客戶，積累訂單。“現在生育率降低，教師編製已經飽和，大家都開始思考其他的出路了。”據莫裏斯觀察，在很多一線城市，獨立教師還有一定市場。
今年暑假，莫裏斯從回到上海後便開始兼職，目前要帶三個孩子，分別教英語、做全科輔導和陪讀繪本，有時一天從早忙到晚。不過，在這一個多月裏，她賺到了4280元。莫裏斯喜歡自己賺錢自己花的感覺，用這些錢拍漂亮的藝術照，去麵包節排隊買甜點，她感到輕盈、自在。
從6月底到8月初，黎明接到三份帶娃兼職，以教學為主，包含少量聊天、接送的雜活。每段工作都沒有持續太久。她對最後一位雇主印象很好，孩子也聽話，但因為眼睛要做手術被迫終止。
不過，這些零零散散的帶娃經曆還是改變了黎明對未來的規劃。在剛上大學時，黎明的父母就一直催著她考教師資格證。但她對教師類職業非常排斥，“感覺很無聊，很枯燥”。相比之下，她更向往一份與專業對口的工作。
但在與中介、家長、孩子與小學課本打了幾個月交道後，黎明意識到，自己比原先所想的更喜歡小孩，也不討厭講課。更重要的是，在當下找到一份對口的工作，遠比她當初所想的難。
研究生去向塵埃落定後，結合這幾個月的帶娃感受，黎明最終報名了今年九月的教資考試，把《30天教資備考經驗》《教資綜合素質知識點匯總》放進收藏夾。
有了這張證書，即使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還能去當老師，幹教培，她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