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6日，長沙某小學四年級學生劉星星在教室內，被一把從講台飛來的三角尺擊中，三角尺深入顱骨，造成重傷，並被鑒定為九級傷殘。
拋擲三角尺的是她的老師，法庭上，對方把這次事故稱為“誤傷”——在管理課堂秩序時，他試圖將三角尺扔向一名吵鬧學生，卻意外砸中前排的劉星星。去年，這名教師因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並被禁止再從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工作。
這起突如其來的意外徹底改變了劉星星的人生軌跡，也讓一家人的生活陷入混亂與停擺。由於身體與心理的雙重創傷，11歲的劉星星已經離開校園兩年多，漫長的恢複期裏，她如何理解並消化來自老師的傷害？在特殊的身體狀況下，她又該怎樣重新融入、適應校園生活？
文丨魏芙蓉
編輯丨王一然
視頻剪輯丨張歆玥
劉星星的頭上有兩道傷疤。一道長約4厘米，橫在前額，是那把三角尺留下的；另一道更長，沿著頭部的弧線延展，是開顱手術的印記。
兩年前，2023年9月6日，被講台上飛來的三角尺砸中的那天，是9歲的劉星星新學期的第三天。母親郭洋永遠記得那天，她在家裏剝蓮子，準備煲湯，她的兩個女兒都在離家不遠的一所小學上學，大女兒讀六年級，小女兒劉星星四年級。她想等女兒們放學、從學校托班回家時，就能喝上熱乎的燉湯。但沒想到，等來的卻是噩夢的開始。
傍晚六點左右，小女兒還沒到家，電話突然響起，是班主任打來的：劉星星媽媽，孩子受傷了。電話那頭，班主任解釋說，班上一位老師管紀律時，用三角尺拍打講台，尺子意外反彈，劃傷了劉星星的額頭，傷口一直在流血，需要馬上縫針。
聽到孩子傷了頭，郭洋一下子慌了神。她叮囑老師把電話轉給醫生，再三強調：先別縫針，給孩子開個檢查，等自己到了再確定下一步治療方案。電話掛斷，她立刻往醫院趕。
郭洋很慶幸自己堅持讓醫生先做檢查，因為女兒的傷遠比她想象中嚴重。十幾分鍾後，她趕到醫院時，女兒正坐在急診室裏，鞋子也被鮮血染紅了，神情木木的，看到媽媽也沒有反應。郭洋擔心女兒嚇壞了，安慰她：“崽崽沒事，不用怕。”
班主任就站在孩子身邊。郭洋還沒來得及多問，醫生就從CT室匆匆趕來，指著電腦上的片子告訴郭洋，“顱骨已經碎了，顱內疑似有異物，要馬上做開顱手術。”郭洋說，女兒從小到大幾乎沒受過什麽傷，連感冒都少。聽到“開顱”兩個字時，她“腿都嚇軟了”。
在老家忙生意的星星爸爸得知消息後，當天也開車趕往醫院。與班主任通話時，接連提出多個疑問，事發時孩子坐在什麽位置？為什麽偏偏會“反彈”到第四排？老師是不是用了很大的力？班主任在電話裏始終強調是尺子反彈造成的意外。但夫妻倆已無法相信老師的解釋，當天，他們選擇了報警。
●斷裂的三角尺。講述者供圖
第二天，星星的信息技術老師，42歲的宋一明主動投案了。星星受傷後，郭洋才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此前她隻熟悉孩子的主科老師，對這位隻教過一個學期的副科老師毫無印象。她趕到醫院時，宋一明也在場。郭洋拍下的視頻裏，他坐在醫生的診桌旁，看起來有些緊張和無措。
宋一明將這起事件稱作一次“誤傷”。根據事後他在法庭上的描述：事發當天下午四點多，課後服務期間，他負責管理星星所在班級。教室裏喧鬧不止，他先後用教鞭敲擊講台、掀翻桌子，並折斷一把塑料三角尺，試圖震懾學生。
他強調自己不是有意傷害劉星星。當時，他把斷裂的三角尺扔向另一名吵鬧學生時，意外砸中了坐在前排的她。劉星星當場出血不止，宋一明隨即將她送到校醫室，因傷勢嚴重，校方最終決定轉送醫院救治。
後來的傷情鑒定結果顯示，星星的頭麵部軟組織裂傷，開放性顱骨骨折伴硬腦膜破裂，顱內出血，顱內異物，腦挫裂傷，傷情構成重傷二級。這起事件當年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涉事老師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並被禁止從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工作。
郭洋始終難以接受這一判決。麵對孩子如此嚴重的傷勢，她覺得刑期太輕；而且她表示，孩子的描述與老師的說法存在出入：星星在術後恢複期間曾提到，當時老師曾兩次將尺子擲向自己。郭洋因此向校方申請調取監控錄像，懷疑老師存在故意傷害的可能。
星星的遭遇也在班級裏引發了不小的震動。星星同桌的家長心有餘悸，跟郭洋感慨，“偏一點，可能就是我兒子了。”家委會的微信群裏，也有家長聲援郭洋，“這件事情如果不是落在劉星星頭上，而是落在我們小孩頭上，不知道各位作何感想，是否家委會召開一次會議進行討論，盡一切可能協助星星爸媽處理好這次事故……”
“聲援”最終不了了之，郭洋也很快被移出了群聊；教室裏曾經安裝了三個攝像頭，她得到的答複是“數據丟失”，至今沒能看到錄像。兩年來，她一直在申訴、奔波二審，試圖還原女兒受傷時的真實情景。那位老師究竟是不是故意傷害？到底打了幾下？又怎麽能對一個九歲的孩子下如此重手？“關於我孩子受傷的每一個事實、哪怕是一個細節，我都想知道。”
這位母親也陷入深深地自責。郭洋說，當年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教育，她不顧家人反對挑選了這所學校，買下學區房，帶著女兒從邵陽老家搬到長沙。她無數次想，如果不是當初這個決定，這一切是不是就不會發生？
●CT顯示，星星的顱骨碎裂，顱內有異物。講述者供圖
那把三角尺帶來的傷害，讓星星接受了長達五個小時的開顱手術，取出顱內異物並植入修補材料。期間，她三次被下達病危通知書，先後挺過顱內大出血和顱內感染的風險，十幾天後才從 ICU 轉入普通病房。
轉入普通病房後的那段日子，劉星星幾乎沒看過自己的樣子。直到有一天，她無意間拿起平板，屏幕裏映出裹著紗布的頭，臉和眼睛腫得厲害，她嚇得一愣。拆線那天的衝擊更大，頭皮上的傷口第一次暴露出來，女孩崩潰大哭，問媽媽，“他（老師）不是隻打到了我的額頭嗎？為什麽我頭上有這麽長的疤？”
郭洋強忍著眼淚，不知如何回答。此後，家人照顧她時格外小心。每次星星去洗手間時，身邊都有三個人陪同——一人攙扶，另外兩人提前站在鏡子前擋住，生怕她看到鏡中的自己。
一個九歲的孩子，如何理解老師對自己的傷害？這一直是郭洋最擔心的事。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麽，她心裏有無數疑問想問，可每次話到嘴邊，卻一句也說不出口。
隻有當女兒主動提起受傷的事，她才順著問一句：“你還記得自己是怎麽受傷的嗎？”
郭洋說，女兒曾告訴她，老師兩次用三角尺砸向自己——第一次砸中了自己的書本，第二次才砸到自己，至於原因，她並不清楚。
“你有沒有跟同學說話？你當時在幹什麽？”
“媽媽，我真的沒有調皮。”女兒滿臉委屈。再多問幾句，她的情緒就會變得激動，像是害怕沒人相信自己。漸漸地，這個話題成了家裏的禁區。
星星在醫院度過了漫長的恢複期，先是住院一個多月，之後又花了半年時間往返醫院進行康複訓練。表麵上看，她的頭部傷口在慢慢愈合，新長出的黑亮頭發幾乎遮住了那兩道疤痕。但一些看不見的“傷口”，卻在這段時間裏逐漸顯露出來。
●出事前的劉星星。講述者供圖
●被星星撕壞的衣服。魏芙蓉 攝
家人發現，星星變得越來越易怒。和兩歲的弟弟在客廳玩時，弟弟一鬧騰，她就嫌“吵死了”，順手抓起茶幾上的東西朝弟弟擲去，所幸沒砸中人，卻在電視屏幕上留下了一道裂痕。
她的記憶力似乎也在衰退。給小天才手表新設的四位密碼，轉眼就忘了，“媽媽，為什麽我總是記不住事情？”她一氣之下，把手表也摔了。
剛開始，郭洋和丈夫還以為是傷口的疼痛，或者心理創傷導致孩子情緒反複。直到去醫院檢查，醫生告訴他們一個殘酷的事實：這些表現，很可能是腦部受傷留下的後遺症。根據診斷，星星的腦組織受損，部分功能缺失，波及了掌管情緒調節和語言表達的區域，使她無法像其他孩子那樣正常管理情緒。這樣的損傷目前隻能通過治療緩解，是難以根除的。
影響遠不止此，受傷兩個月後，星星還在醫院診斷出重度抑鬱和重度焦慮。
郭洋說，僅僅兩年時間，女兒就像變了一個人。她手機裏保存了很多孩子出事前的視頻片段，那時的星星愛笑，眼睛圓潤明亮，笑起來像兩彎月牙。她也喜歡運動，出事前的那個暑假，媽媽給她和姐姐一起報了體能訓練班。天氣炎熱，姐姐試了一天就放棄了，星星卻整整堅持了22天。她曬得黝黑，每天把媽媽準備的一升水喝得精光，滿身大汗回到家，一躺到沙發上就能睡著。
現在，星星臉上已經很久沒有笑容了，她的眼睛總是低垂、無神，眼圈濃重寬闊，像兩道抹不去的陰影——那是長期睡眠障礙帶來的結果。近兩年，星星幾乎每晚要到淩晨三四點才能入睡。她告訴過媽媽，不是自己不想睡，而是“腦子停不下來”，“靜不下來”。
為了讓女兒安心入睡，郭洋幾乎每晚都躺在她身邊。有時好不容易睡著了，郭洋半夜一兩點醒來，發現女兒又一個人悄悄坐到了書桌前，拚拚圖、練字。
沒有人能真正體會，那把三角尺在她心裏留下的創傷有多深。星星的情緒像潮水般反複——摔東西、砸門、撕衣服、倒在地上翻滾，有時食欲全無，有時暴飲暴食。甚至，她還開始傷害自己——去年有一次，她說要去洗澡，進浴室後卻遲遲不出來。郭洋敲門無應，趕緊找來鑰匙打開門，看到女兒正拿著剪刀，手腕上已經劃出了血痕。她立刻將孩子送去醫院處理傷口。
女兒每一次情緒的崩潰，都會牽動郭洋的神經。她臉上常常有一種深深的疲憊感，今年7月的一天，談起孩子的經曆時，她說著說著便不自覺閉上眼，像短片卡頓般忘了下一句要說什麽。她解釋，前一晚孩子又情緒失控，撕壞了衣服，她整夜未合眼。
她不敢想，這道傷口未來還會給孩子帶來多少挑戰。
一直以來，讓郭洋夫婦難以釋懷的是，事發後，學校雖然承擔了賠償責任，但直到法院宣判，他們始終沒有收到宋一明的道歉，對方家人也從未上門探望。去年一審宣判後，郭洋和涉事老師雙雙上訴。今年4月，二審維持原判。
這個家庭在星星受傷後幾乎陷入停擺。過去，夫妻倆分工明確，孩子爸爸常年在老家經營生意，每周抽空往返長沙照看孩子；郭洋則留在長沙，陪讀、操持家務。因為術後孩子身邊不能無人陪護，夫妻倆最終決定暫時放下生意，委托他人代管，全力照顧女兒。
這兩年裏，郭洋頻繁在短視頻平台更新，發布案件進展和女兒的恢複情況，語氣常常激動，說著說著就哭出來。她說自己沒有真正能傾訴的地方，心中的憤怒與壓抑，隻能通過這為數不多的出口宣泄出來。
至於星星，這兩年的大部分時間，她都習慣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受傷後，家裏來過不少探訪者，她卻總是反鎖房門。即便麵對麵坐著，也難以交流——她常常沉默很久，偶爾才用一個字回應，雙手因緊張不停摳撓自己。
溝通上的障礙，讓她變得越來越封閉、孤單。剛出事時，曾經的玩伴還會來找她，可星星話不多，情緒常低落，孩子們抱怨她“無聊”，漸漸也就不來了。姐姐因為在她情緒失控時挨過她幾次打，現在也變得有些畏懼她。
她不愛出門了，對外麵的世界提不起興趣。出門大多是為了看病。
每次郭洋夫婦帶她前往醫院的路上，總會經過曾經就讀的學校。熟悉的校門掠過車窗，穿著校服的孩子們在父母陪伴下進出，郭洋總會下意識偏頭，看向後座的女兒。有幾次，她看到女兒靜靜地靠在車窗邊，望著窗外的孩子們，眼神發呆，神情沉默。
●星星經常把自己關在房間。魏芙蓉 攝
如何幫助星星重返校園，是兩年來讓郭洋和丈夫最苦惱的問題之一。一方麵，他們渴望她重新回到正常的校園生活；另一方麵，又擔心這樣的嚐試會給她帶來更大的身心壓力。
去年10月，星星曾短暫回到校園。郭洋聯係了另一所小學，和老師提前做了溝通，希望在安全方麵給予更多照顧——星星可以不參加早操，體育課也暫時免修，而在其他方麵，則盡量把她當作普通學生對待。
每天送她上學前，郭洋都會在書包裏放一條毛巾——術後醫生特別提醒，要防範癲癇發作的風險，毛巾的用途，是在她突然抽搐時防止咬傷舌頭。
但對劉星星來說，回到學校，似乎並不隻是“重新上課”那麽簡單。校園環境、社交場合、同伴的目光……可能都在無形中加劇了她的心理負擔。那段時間，她失眠加重，情緒更加不穩，說話也開始顯得心神恍惚。有次去學校的路上，她甚至產生了幻聽：“媽媽，我聽到了宋老師的聲音。”
郭洋立馬帶她去看了心理醫生。醫生告訴她，孩子可能仍處於高度心理應激狀態，建議暫緩返校。那次複學僅僅持續了一個多月，劉星星便再次退學。
盡管如此，郭洋夫妻倆沒有放棄。為了繼續孩子的教育，他們曾向當地教育局求助。她說，相關部門為此組織過一次協調會，建議讓星星去社區接受補課。但郭洋覺得那樣的環境既缺乏課堂氛圍，也不適合孩子目前的狀態，最終放棄了這一方案。
最後，他們隻能請家教老師上門，每周兩次給星星輔導語文、數學和英語，每次一個小時。這些安排帶來的學習效果十分有限，隻能維持一種“還在學習”的狀態。但郭洋覺得，哪怕隻能學一點，也總比完全放棄強。
除了基礎課程，他們也盡量保留一些興趣類訓練。受傷後，星星很多喜歡的事情都不能繼續了，比如籃球之類的對抗性運動，醫生明確不建議——一旦磕到頭，後果不堪設想。事故前報的舞蹈、奧數、口才等興趣班，如今隻剩下練字和鋼琴還能斷斷續續堅持。但即便是這些相對安靜的活動，對她來說也變得吃力。寫字時間稍長，手就會發抖。
事實上，事發後很長一段時間，郭洋始終沒敢告訴孩子，她的身體究竟發生了什麽。每次孩子哭著抱怨，為什麽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時，她總會習慣性安慰：“你已經完全好了，沒事了。記憶和計算能力是需要一點時間恢複的，每天慢慢訓練就好。”
但今年在北京複診時，醫生的一番話讓她改變了想法。如果孩子始終被蒙在鼓裏，將來某一刻突然得知真相，打擊隻會更大，心理上可能難以承受。而且，這場意外帶來的後遺症本就需要長期幹預和修複，不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她又如何學會自我保護？
“你把她喊進來，現在要告訴她了。”醫生對郭洋說。
那天，星星平靜地聽完了，知道了什麽是開顱手術，也知道自己頭部植入了一種叫“鈦網”的顱骨修補材料。她似乎在消化這些信息，幾天後，甚至主動問媽媽：“鈦網是什麽樣子的？它怎麽固定住的？”接下來，郭洋會繼續用自己的方式，一點點告訴她，那些持續存在的不適感，或許將是她一生都需要去適應的部分。
（文中劉星星、宋一明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