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騙局
在當前美國製度性護欄不斷受到侵蝕的時刻，特朗普政府采納了一種權力直接源於單一領導人的治理風格，為個人交易驅動官方決策創造了機會。這種腐敗威脅到自由的政治和經濟進程，並最終可能融入整個體係的運作方式，使其極難改革。
無論是發起加密貨幣計劃、收受卡塔爾的巨型噴氣式飛機，還是為主要政治獻金捐贈者的親屬提供赦免，唐納德·特朗普在他第二個美國總統任期的頭幾個月裏，頻繁地受到腐敗指控。每一起腐敗事件都引發了關於權力濫用、非民主治理或外國影響的關鍵擔憂。但要評估腐敗的宏觀趨勢卻極為困難。腐敗的概念難以清晰界定，也無法直接衡量，因為它通常秘密進行。有些腐敗是合法的，有些則不然。其根源有些來自公共部門，有些來自私營部門，還有一些則處於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
直到最近，美國和大多數其他市場民主國家一樣，通常被認為沒有遭受過度腐敗的困擾。諸如1977年出台的《反海外腐敗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等措施，使華盛頓在全球反腐領域處於領先地位。該法案禁止美國公民和企業賄賂外國官員，但特朗普政府已宣布計劃縮減其執法力度。然而，即便在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之前，美國在反腐方麵的良好聲譽就已經開始下滑，這期間美國最高法院的潛在道德標準違規問題、特殊利益集團在美國政治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以及涉及數名國會議員的金融醜聞都引發了外界的廣泛質疑。倡導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發布的2014年“腐敗感知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顯示，當時美國與巴巴多斯、香港和愛爾蘭並列，在173個國家和地區中清廉度排名第17位，得分為74分（滿分100分，100分代表最清廉）。該指數並非直接衡量腐敗程度，而是反映專家和商界人士對一國腐敗水平的看法。到了2024年，美國的排名已經下滑，得分僅為65分，與巴哈馬並列第28位。
然而，最令人擔憂的並非某個具體決定或腐敗發生的頻率——畢竟這仍是未知數，而是在於美國政府最高層出現的腐敗類型發生了轉變。在當前美國製度性護欄不斷受到侵蝕的時刻，特朗普政府采納了一種權力直接源於單一領導人的治理風格，為個人交易驅動官方決策創造了機會。這種腐敗威脅到自由的政治和經濟進程，並最終可能融入整個體係的運作方式，使其極難改革。
腐敗的類型
腐敗最基本的定義是，濫用公共職位和資源以謀取私利。但任何定義都會給特定行為是否構成腐敗留下相當大的爭議空間，且腐敗的表現形式千差萬別。認為丹麥（在透明國際榜單上常年高居前列的國家）的腐敗與喀麥隆（排名遠低於丹麥）的腐敗性質相同，隻是後者程度更深，這種看法毫無意義。社會和政治體係的構建方式不同，腐敗行為的助長因素和製約因素也各異。盡管如此，我們仍可將腐敗的根源劃分為四種類型：影響力市場、精英卡特爾、寡頭與家族，以及官方巨頭。這些類別並非固定不變，其運作的國家之間及內部也存在很大差異。但它們確實對應著各國運作方式的實質性差異。**某些類型的腐敗會助長暴力，而另一些則可能成為暴力的替代品。**有些會嚴重擾亂經濟和政治發展，而另一些則能加強精英間的聯盟，從而促進快速增長。有些腐敗涉及在具體決策上讓渡影響力，而另一些則等同於對國家的整體俘獲。
從曆史上看，美國的腐敗主要發生在“影響力市場”（influence market）中——這是一個將政治影響力和接近權貴的機會作為可交易商品的體係。這種形式的腐敗通常出現在經濟成熟、政治開放的社會。強大的製度可以防止國家被俘獲，但同時也使得影響力變得有價可沽；隻有當一項政府決策有可能被執行時，去影響它才有價值。在美國，遊說和大多數競選捐款是合法的，受到法院對第一修正案的解釋的保護。保加利亞、葡萄牙和斯洛伐克等國也未對遊說活動設置法律限製。許多其他國家則通過建立遊說登記製度來提高透明度；其中一些國家（如丹麥、德國和瑞典）要求相關團體進行登記，而另一些如以色列則沒有此要求。由於所有這些體係都容納了資金雄厚的有組織利益集團，公然的賄賂往往沒有必要。**但合法的腐敗依然是腐敗，因為金錢利益集團能夠將普通公民排擠出關乎其切身利益的決策過程。**其後果之一可能是“監管俘獲”（regulatory capture），即企業通過為立法者的競選活動捐款，從而影響到那些製定行業政策和監督執法機構的人。公眾對此類活動的不滿會助長民粹主義情緒，並幫助反體製政黨獲得支持。
在製度實力中等的國家，一種不同類型的腐敗可能會出現：“精英卡特爾”（elite cartel）。這些國家通常正處於自由化或改革進程中。來自商界、軍界、政界和媒體的強大行動者網絡相互勾結，在幕後左右政府議程，並分享腐敗所得。例如，在韓國，總統府經常成為財閥（家族主導的企業集團）巨額資金的清算中心。在意大利，各政黨表麵上相互競爭，但實際上常常結成聯盟或串通一氣，分配公共工程合同和政治酬庸職位。在阿根廷，商界領袖、州長和政治操盤手組成的聯盟曾在不同時期參與購買選票、從國有化或私有化計劃中獲利，並受益於貨幣操縱。精英卡特爾通常會鏟除政治和經濟上的競爭對手，並能夠創造出足以吸引投資的穩定性。
但這種穩定隻是暫時的；複雜且臨時的精英聯盟在危機中可能表現不佳，甚至會引發危機。上世紀90年代，意大利的“賄賂之城”（Tangentopoli）醜聞導致該國整個政黨體係崩潰。在韓國，財閥長期以來向總統支付大筆資金以確保獲得優惠的貸款條件，從而為自己鎖定大量信貸和投資；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來襲時，大量不良貸款拖垮了銀行業，加劇了貨幣貶值，並加速了股市下跌。
在製度非常薄弱、政治變革迅速的地方，會出現一種更不穩定、更具破壞性的精英腐敗。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唾手可得，寡頭與家族（oligarchs and clans）通過賄賂、私有化、操控司法，有時甚至是暴力來攫取權力和財富。他們相互競爭、衝突，以維持頂層地位、收買追隨者並捍衛自己的所得。不安全感普遍存在，阻礙了政治和經濟發展，並威懾了公民社會。像黑手黨（Mafias）或販毒集團這樣的公然犯罪派係，可能會接管警務、法律與合同執行以及其他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職能。上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就屬於這一類別，當時寡頭和黑手黨組織抓住後蘇聯時代私有化的機會，控製了多個商業和政府部門。如今，在菲律賓，寡頭們領導著擁有自己地區行動基地的強大政治家族；他們從事各種合法和非法的生意，收買選票，並俘獲重要的官僚機構。在墨西哥，一些地區由販毒集團主導，他們奉行“銀或鉛”（plata o plomo）的策略，即“要麽收錢，要麽吃槍子”，將賄賂、勒索和暴力集於一身。
在另一些製度同樣非常薄弱的國家，則發展出另一種腐敗模式：“官方巨頭”（official mogul）。政治和決策由單個個人、家族或軍政府主導。權力的積累和行使更多地依賴於高層的個人影響力和門路，而非官方職位和權力。這些領導人攫取腐敗利益，不僅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獎賞效忠者。任何資源，如社會保障基金、外國直接投資、礦產和能源開采收益、軍事采購支出以及發展援助，都可能被他們肆意侵吞。這種體係中根深蒂固的廣泛腐敗，對經濟和政治發展造成了嚴重損害，其後果與寡頭主導的體係一樣嚴重。但它不會導致同樣程度的暴力或不安全，因為被削弱的製度和反對派團體幾乎沒有機會挑戰主導者的權力。腐敗不再是體係內部的一個問題，而是體係本身的一個特征。
普京和薩爾瓦多總統納伊布·布克爾（Nayib Bukele）是這類腐敗的典型。但定義這種腐敗的權力動態，在特朗普治下的新式美國腐敗中也日益顯現。特朗普將個人品牌轉化為商業投機，與銷售“特朗普”品牌商品的公司簽訂不透明的授權協議。在一個涉及他總統職權的案例中，特朗普赦免了一位主要捐贈者的兒子，而此人幾周前剛剛參加了一場門票高達100萬美元的籌款活動——這顯然是一場“等價交換”（quid pro quo）。
與此同時，其他希望獲得赦免的人正向與總統關係密切的遊說者支付巨款，請求他們代為說情。個人交易也已成為特朗普時期美國對外關係的一個特征。例如，越南政府在即將與美國政府展開貿易談判前不久，批準了一個涉及特朗普集團（Trump Organization）和一家越南公司的15億美元房地產項目。而特朗普代表美國政府接受一架價值數億美元的卡塔爾飛機，也引發了外界擔憂，即便是五角大樓（Pentagon）所稱的“無條件”禮物，也不可能沒有隱含的條件。
美國總統職位所賦予的權力給了特朗普明顯的優勢。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如何運用其辦公室的權威，以及他的“懇求者”們——家庭成員、加密貨幣投資者、商業夥伴、美國政府官員和外國政府——如何對待他。他們沒有通過傳統的製度渠道來尋求對政策的明確影響，而是在討好總統本人，向他個人表示效忠。相應地，特朗普不僅利用其職位權力為自己牟利，更借此鞏固其作為唯一決策者的地位，追求一種在美國政治中前所未有的個人主導地位。
惡劣影響
當然，美國曆史上也曾有過總統被腐敗玷汙的先例。19世紀70年代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Grant）總統任期內的“威士忌酒幫醜聞”（Whiskey Ring scandal）揭露，威士忌釀酒商通過賄賂政府官員來逃稅；20世紀20年代沃倫·哈丁（Warren Harding）總統任內的“茶壺山醜聞”（Teapot Dome affair），導致一名內閣部長因收受石油公司的賄賂而被定罪。但這兩起事件都沒有直接牽涉或使總統本人獲利。
而當近代總統陷入權力濫用醜聞時，他們都麵臨了巨大的阻力：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在“水門事件”（Watergate）後於1974年被迫辭職；上世紀90年代末，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因與莫妮卡·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的緋聞相關指控，成為130多年來首位麵臨彈劾審判的總統。然而，特朗普在他的第二屆政府中尚未遭遇此類後果。恰恰相反，他模糊官方決策與個人交易界限的做法，反而增強了他的影響力，削弱了批評者的力量。
特朗普式的腐敗不會在一夜之間改變美國。在州和地方政府層麵，體係仍在照常運作。與特朗普無關的政治酬庸和“付費遊戲”（pay-to-play）計劃仍會在縣法院上演，一些州立法者仍會欣然接受企業的政治捐款，比如賓夕法尼亞州的頁岩氣開采行業就曾大舉捐贈。美國的經濟和政治體係規模龐大、結構多樣，不會輕易屈服於一位總統的個人主導。
此外，美國影響力市場中的主要參與者們，可能會抵製改變一個對他們有利的體係。通過精心維護與立法者和監管機構的長期關係，那些被許多美國人視為腐敗根源的大額捐贈者、遊說團體、工會和大型企業，反而可能製約一種更具危害性的腐敗形式的蔓延。
但美國完全有可能演變成一個“非自由民主國家”（illiberal democracy），或類似於政治學家史蒂文·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和盧坎·艾哈邁德·韋（Lucan Ahmad Way）所稱的“競爭性威權”（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國家。
美國已經開始朝這個方向漂移：本屆政府恐嚇大學、律師事務所和媒體機構的舉動，是削弱公民社會、破壞自由民主所必需的多元主義和公開辯論的第一步。長此以往，美國可能會變得與匈牙利總理維克多·歐爾班（Viktor Orban）治下的匈牙利相似。匈牙利有定期的選舉和多個政黨，但憲法權利和自由受到限製，歐爾班領導的“青民盟”（Fidesz）已積累了巨大的權力來決定選舉結果。領導人擁有巨大的個人權威，這使他能夠通過向支持者分發戰利品、進行不公正的選區劃分、操縱計票、限製新聞自由以及將國家資源轉移給其政黨以打壓反對派來維持統治。因此，高層的腐敗通過削弱對中央集權的製度和政治約束，進一步破壞了民主。
特朗普所展示的腐敗形式，可能對國內的民主規範和實踐產生類似的破壞性影響。它也使美國麵臨來自國外的有害影響。美國製度中內置了防範此類影響的保護措施：外國公民被禁止向聯邦競選活動捐款；外國政府和政黨的遊說活動必須根據1938年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進行披露；而大多數其他外國利益集團則必須根據更為寬鬆的1995年《遊說披露法》（Lobbying Disclosure Act）登記其政治活動。但特朗普不通過製度渠道運作。個人私下交易超出了反腐法規的管轄範圍。而那些以類似方式行使權力的強人——如歐爾班、普京或朝鮮的金正恩——都認識到特朗普的治理風格。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加以利用，通過與特朗普直接達成交易（例如投資他的加密貨幣）來換取外交和貿易上的優惠條件，並阻止華盛頓幹預他們的國家或他們所認為的勢力範圍。
絕非易事
當腐敗成為政治領袖決策方式的一個組成部分——或成為他授予恩惠、打壓對手以鞏固權力的手段時，大多數常見的改革策略都將無能為力。這些策略通常狹隘地聚焦於打擊賄賂。如果法律和行政控製權掌握在腐敗分子手中，公民社會和反對力量又軟弱無力，那麽通過法律、改善行政係統和動員公眾集會都收效甚微。作為國際反腐行動的領導者，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簡稱經合組織）甚至在2024年取消了其賄賂問題工作組籌劃已久的對匈牙利的訪問——這是該組織首次采取此類措施——因為歐爾班政府一直未能就經合組織早前的建議采取行動。而在一個腐敗的個人主義統治者已完全鞏固權力的地方，對抗腐敗就意味著對抗政權本身。就像去年死於西伯利亞監獄的俄羅斯反對派政治家兼反腐活動家阿列克謝·納瓦利內（Alexei Navalny）。
美國遠未達到那個地步，但旨在製約腐敗和權力過度集中的護欄正在削弱。商業利益集團和文化鬥士們越來越多地通過競選捐款和“黑金”（即無需披露捐款來源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所花費的政治資金），來換取對稅收、環境、司法提名等相關政策和政策執行的影響力。最高法院的裁決解除了對企業向政治競選捐款的限製；大幅限製了聯邦賄賂法規中民選官員“官方行為”的法律界定（在前弗吉尼亞州州長羅伯特·麥克唐奈（Robert McDonnell）的案件中，法院裁定，為曾向他贈送禮物的商人打電話給其他政客和在州長官邸舉辦活動，實際上並非“官方行為”）；並裁定，如果在官方決策做出後才支付給民選官員的賄賂，則僅為“酬金”且合法。此外，如果政府停止執行《反海外腐敗法》的部分內容，國際賄賂行為可能會激增。扭轉這些變化或許能削弱美國影響力市場的威力，但無法解決個人權力、恐嚇和邪教式忠誠的毒性組合，正是這種組合催生了特朗普現在所擁護的那種腐敗。
隻有在缺乏強大政治約束的情況下，領導人才能像特朗普那樣運用個人權威。這種製約機製內置於美國憲法之中；例如，“外國薪酬條款”（Foreign Emoluments Clause）禁止聯邦官員在未經國會同意的情況下接受任何其他政府或統治者的禮物或報酬；“國內薪酬條款”（Domestic Emoluments Clause）則禁止總統從聯邦政府或任何州獲得固定薪水之外的任何報酬。但要讓憲法限製真正發揮作用，立法和司法部門必須捍衛和執行它們。然而到目前為止，特朗普在國會的盟友幾乎完全放棄了這一角色，盡管下級法院已針對政府的某些行動和政策發布了禁令，但最高法院卻一再設法擴大行政權力。
這從根本上說是一個政治問題。由於高層腐敗與民主約束的侵蝕是相互強化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反擊總統權力濫用將變得愈發困難。抵製特朗普的施壓策略，取決於立法和司法領袖、行政機構、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營機構的共同努力。特朗普訴訟案的被告必須奮力為自己辯護，大學必須拒絕停止特朗普不喜歡的項目，律師事務所必須拒絕為特朗普的親信和其偏好的事業提供免費法律服務。今天在美國發生的事情帶有明顯的悲劇色彩，但它還不是一出獨角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