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乃謙耳背，而且腰痛，坐兩個小時，就得回硬板床上躺下休息。但已故瑞典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之一馬悅然曾經卻說曹乃謙“耳朵靈便”，因為他能敏銳地聽到農民的生動語言，以及話外之音。
憑著這個本事，曹乃謙曾以黑馬之姿在文學界聲名鵲起。一位山西警察，一度成為最受矚目的中國作家之一。馬悅然曾多次公開說，中國有三個作家有希望獲得諾獎，曹乃謙是其中一位。
“隱身”多年之後，曹乃謙今年低調地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長達70萬字，900頁。這次照例不談諾獎，而是談談母親，談談命運。
“隱身”
在山西大同文瀛湖生態公園，每天早上和傍晚，都有一個老頭兒在拉馬頭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位知名作家。因為腰病不能出遠門，如今曹乃謙的日常生活就是喝茶、下棋、拉琴，看國際新聞，關心中美關係和俄烏局勢。與文學有關的工作，是給讀者送上門來的書簽名。
喧囂早已遠去。曾經幾乎一夜之間，曹乃謙享譽全國。2007年，他在一年之內連出三本書：長篇小說《到黑夜想你沒辦法》、中篇小說集《佛的孤獨》，以及短篇小說集《最後的村莊》，涵蓋此前20年最重要的創作。
在年底各項好書評選中，這三本書頻頻入圍各個“十大好書”榜單。仿佛橫空出世，這個山西人一舉躍入公眾視野，有人稱他“文壇黑馬”，有人盛讚“文學鬼才”。這一年他已經58歲。
也是在那時，一個傳言不脛而走：曹乃謙是中國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三位作家之一，其餘兩位是莫言和李銳。說法來源於馬悅然。在中國“諾獎情結”狂熱的那些年，這個評價極為震動人心。
但聚光燈隨後又暗了下來。在公眾視野留下一個輪廓之後，曹乃謙又“隱身”了。實際上，是身體拖累了他。自從2004年起，他先是摘了膽囊，後又飽受腦血栓連番折磨，年年複發。他甚至具備了對付腦血栓的充分經驗：舌頭一僵硬，就趕緊躺下，等待一分鍾後發作過去，如果半邊身子逐漸都麻了，就得立刻去醫院。
曹乃謙一直有個宏大的寫作計劃：長篇小說《母親》。但身體狀況不允許他長期伏案，再也無法完成長篇馬拉鬆。於是他化整為零，一個個短篇寫起來。2016年到2018年，這些短篇陸續整理成三本書：《流水四韻》《同聲四調》和《清風三歎》。文章與書名一樣整整齊齊，每本分數十題，寫從他上學到母親去世這半個世紀的故事。主角是自己，也是母親。這三本書加起來，就是《母親》。
他想再整理一遍，細細加工，但身體好轉無望，一年不如一年。這幾年又添了腰疼和頭暈，便沒再動手，三本書加上多年前的一個中篇，匯成108題，70萬字。計劃總算完成。
曹乃謙作品的體裁獨特，或者說是自由。《流水四韻》《同聲四調》和《清風三歎》三本書，以散文集的名義出版。匯總成一部時，卻成了“長篇小說”。他常說，自己寫的故事都是真事，但他也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有些故事難免會而且是必須加入聯想與虛構，甚至是大量的聯想與虛構。這究竟是小說還是散文？我不去想它了。”
2025年5月，這本自傳體長篇小說出版，書名已經不是《母親》，改作《換梅》。
換梅
換梅是曹乃謙的母親。但1949年曹乃謙剛出生時，換梅還是他家的鄰居。
換梅沒有孩子，丈夫在大同打遊擊。曹乃謙出生以後，她常去隔壁院看他，喜歡得不行。兩家走動頻繁，有時她甚至把小娃娃帶回家，跟著自己睡，第二天再還回去。有一天她終於決定，這孩子不還了。
她做了充分的準備。她將一條被單改成吊床，係在驢肚子下，把7個月大的小曹乃謙擱在吊床裏。她把軍用水壺灌滿米湯，揣上白麵饃饃，帶一把鐵釺防身。就這樣，她帶著孩子走了兩天一夜，到達大同。又尋找了兩個多月，終於與丈夫重逢。這是真事，也是《換梅》頗具傳奇色彩的開篇。
曹乃謙的親生母親在他一歲時已經去世，在那時，曹乃謙被換梅帶走，就此在大同城裏安家落戶，算是“改命”，這很殘酷，很難以今天的標準去衡量當時的狀況。曹乃謙幼年時，又被帶著回過老家，兩家一直有聯係。
曹乃謙從小身體不好，4歲才能下地走路，母親換梅的照顧無微不至。換梅個性強悍，少女時代獨自捅死過野狼。曹乃謙小時體弱，又在農村待過，常常受到欺淩，換梅挨個收拾。不講理的女鄰居罵小曹乃謙“小要飯鬼”，換梅上去就是兩巴掌，端起垃圾盆、髒水潑在對方頭上，鄰居不久就搬走了。有大孩子總欺負曹乃謙，她一把揪住胸口，用力提起，揚言要扔到房頂上。甚至小學女老師也跟著學生一起喊曹乃謙“村猴”，換梅親自到課堂上，將老師按在門上，逼得她當麵跟曹乃謙道歉。
年屆八旬，換梅得了“幻覺幻想病”，幻想中的畫麵，依然是曹乃謙被人活埋、被車撞死、被人毆打……終其一生，在她缺乏安全感的內心，曹乃謙都是那個在驢肚子下晃蕩的柔弱嬰兒。
母子相伴一生，感情極深。母親暮年時，正是曹乃謙的創作高峰期，但他決定“先當孝子，後當作家”，停筆侍親，直至母親2002年去世。
“偷子”的身世，卻並未對曹乃謙造成內心困擾。“半點也沒有（困擾），也從來沒有想過。”他截然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再說了，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由不得自己去想。”
母親的這樁驚世之舉，對曹乃謙最大的改變，是讓他成為城裏人。那年正值新中國成立，換梅的丈夫作為剿匪英雄，被調入大同市任職，全家在大同上了戶口。雖然童年時他又回農村生活過幾年，但後來得以在城裏接受教育，初中就開始讀外國文學，最後穿上警服，當了一輩子警察。
他一生感恩母親，稱她是自己的第一個貴人。
曹乃謙的文學編輯、評論家付如初曾說，曹乃謙有“母親崇拜”。“麵對這樣敢愛敢恨，帶著點鄉野仗義的又無私對他的母親，曹乃謙愛她，敬她，怕她，寵她，而最終，都是為了寫她。”付如初在《文學“隱士”曹乃謙》中寫道。
寫母親，成了曹乃謙的使命。
寓言
曹乃謙信命。
“如果母親不把我帶到大同，那就不會發生以後的事。可是，她把我帶到了大同，如果我不喜歡文藝，我就到不了文工團；如果我不到文工團，我就不會被打發到鐵匠房；如果我不到鐵匠房，就不會認識陳師傅，就不會當了警察；可我到了鐵匠房，如果我不當警察，就不會被打發到北溫窯村給知青帶隊，就不會有十二年以後想起寫寫那裏，而有了《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我不想再往後推論了。我覺得是這眾多的如果和偶然，歸到了一個必然。”他用一個宿命論的推演，概述了自己的一生。
他覺得命裏有三個貴人。第一個貴人是換梅，讓他從村裏到了大同，變成城裏人。
第二個貴人是著名作家汪曾祺。1986年，曹乃謙因為和朋友的一個賭局——賭自己可以寫出一本書——開始寫小說。前兩篇就在當地文學刊物《雲岡》上發表了，第三篇《溫家窯風景五題》準備投向《北京文學》，正巧《北京文學》創作班來大同開筆會，請來了老作家汪曾祺。汪曾祺當場看了稿子，脫口而出：“好！”他寫了三千多字的評論，隨小說一起發表。沒過幾年，汪曾祺推薦曹乃謙加入了中國作協，那時他才發表過十幾個短篇小說。
他與第三個貴人馬悅然的交往，在文學界最為知名。雖然頂著“諾獎評委欽點”的光環，但曹乃謙始終否認與馬悅然談論過諾獎。至今，他仍然這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和馬悅然的交往中，從來沒說過諾獎的事。”
20世紀90年代初，馬悅然就從國內文學期刊上留意到曹乃謙，將他的小說譯為瑞典文，帶入國際文學界視野。馬悅然翻譯過沈從文、餘華、蘇童、殘雪等中國作家的作品，他的推薦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國際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認知。
晚年評論中國當代文學時，他經常提及曹乃謙——“是個天才的作家”“中國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為曹乃謙的長篇小說作序，稱曹乃謙是“一個真正的鄉巴佬”，而另一個著名的鄉巴佬，是沈從文。
說起中國作家中影響自己最深的，曹乃謙說，正是沈從文和汪曾祺。
初期，曹乃謙寫世間殘酷、驚駭的一麵，筆法冷峻，近乎白描。更多的文學滋養來自西方文學，他筆下大量的留白，有海明威的味道。他也常常提及斯坦貝克和傑克·倫敦。評論家則常常從他的“溫家窯故事”，聯想起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小鎮。他用最世界性的技法，寫最中國性的故事。
他從不評判筆下的人物，也不刻意通過書寫時代背景，為個體命運尋找社會病根。以至於他的故事往往是抽空時代布景的，仿如人類的普遍寓言。
汪曾祺一開始提醒過他，溫家窯這樣的故事，可以再寫兩年，再往後，就要換點別樣的題材和寫法。他提點後生，作家要學會轉移“戰場”，筆下的世界要寬廣。
後來，批評聲也有。有人認為他過於重複，有人直言“小氣”。曹乃謙說，自己對這些評論並不太關注，他隻是“蒙頭”寫自己知道的事。因為與主流文壇若即若離的身份，他不以名家自居，也坦言自己不懂理論。但凡在采訪中遇到涉及文學觀念的問題，他總是婉拒。
活著
如果命運沒把曹乃謙帶去城市，他的人生會如何？後來，他親眼見到了農村的麵貌。
他最著名的小說，寫的是一個叫溫家窯的地方。地名人名皆為虛構，但故事是真實的。1974年，25歲的曹乃謙被派到大同北部的北溫窯村，當了一年知青帶隊隊長。溫家窯的窮困突破了他的想象。農民家買不起炕席，隻鋪一張從礦上拾回的牛皮紙洋灰袋，全家人蓋一張爛羊皮，大冬天光著腳底板。沒錢娶媳婦，光棍遍地。
年輕光棍們有時在夜裏“打平花”，就是搭夥打牙祭，各自帶點蓧麵、麻油、山藥蛋，飽餐一頓，吃完就一首接一首唱歌。苦悶無處抒發，都放在歌裏。當地人愛唱一種叫“要飯調”的民歌，句句都是心事。唱得最動情的是二明，二明腦子不靈光，攢了一輩子錢，到死也沒娶上媳婦。他唱過一句動人的歌：“白天想你牆頭上爬，到黑夜想你沒辦法。”唱完沉默許久，狠狠摔門而去。
30年後，曹乃謙帶著馬悅然和陳文芬夫婦又回到北溫窯。二明已過世一年，他們踏著月光來到二明墳前。馬悅然讓曹乃謙給二明唱首“要飯調”。“山在水在石頭在，人家都在你不在。刮起東風水流西，看著人家就想起了你。二明呀，二明呀，我的二明呀……”
歌聲未絕，馬悅然已低頭垂淚。
一首首“要飯調”，深深打動了曹乃謙，他聽出了雁北百姓的苦悶、欲望與深情。“這才知道，人間為什麽會有歌。”一個遙遠的中國台灣讀者說得真切。這就是雁北的文學。
極端貧寒與匱乏之中，最缺的就是食和性。為了滿足食和性的欲望，小說裏溫家窯村民無奈做出很多今天看來違背道德人倫的舉動。但讀了曹乃謙的小說，卻很難做出汙穢與背德的指責，隻能深深同情，在極端匱乏的境遇中，人類是如此可憐。
在貧瘠的世界裏，溫家窯人有自己的解決之道，也有自己的道德觀。
小說裏，黑蛋為兒子娶媳婦，隻花了一千塊，價錢很低，隻好答應獨身的親家每年把自己老婆帶回去，“用”一個月。親家騎著毛驢到了，妻子不想去，丈夫說：“那能行？中國人說話得算話。”柱柱家兩個兒子等著娶媳婦，他的弟弟二柱也還沒娶上，他們一商量，讓柱柱媳婦輪流跟柱柱和二柱過，省下買媳婦的錢蓋窯房。在溫家窯，兩個男人“共用”一個女人並不稀奇。這都是真實的故事。而在曹乃謙筆下，溫家窯的女性又別具性格，令人佩服，她們往往富有正義感，是這個世界裏真正的精神支柱。
文學評論家許子東有一個說法：曹乃謙故事裏的人，認為這樣的舉動似乎“天經地義”。確實，他們以一種天經地義的姿態來對抗困境，那些行為看似反常，卻十分自然。
“那時我沒有想過‘人性’這樣的問題，現在也不去想這樣的問題。我隻是把見到、聽到、知道的一些事寫了出來。”曹乃謙回憶，“故事裏的人，沒有比較，不知道自己所處的生活境遇有什麽不對的地方，往往都很自然地活著。”
“溫家窯的人就這樣被自己的觀念釘死、封死在這一片苦寒的小小天地裏，封了幾千年，無法衝破，也不想衝破。”汪曾祺一語道破這個荒誕而真實的世界。
中國作協內部刊物《作家通訊》有次來信問他：在創作中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麽？他的答複是：“食欲和性欲這兩項人類生存必不可少的欲望，對於晉北地區的某一部分農民來說，曾經是一種何樣的狀態。我想告訴現今的人們和將來一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後的人們，你們的有些同胞、你們的有些祖先曾經是這樣活著的。”
馬悅然說，這就是曹乃謙的使命。
半生
寫完溫家窯的故事，曹乃謙轉移戰場，寫母親，也寫自己的半生。
曹乃謙情感蓬勃，經常寫得淚流滿麵。寫《佛的孤獨》時，他寫到記憶中的慈法和尚上吊自殺，痛哭幾次，寫不下去。寫溫家窯的故事，想起二明那些曾經鮮活的苦命人，一次次淚濕稿紙。寫《換梅》，想起母親時更是常常心潮翻湧，號啕大哭，幾次病倒住院，醫生警告他，再這樣寫下去人會癱瘓。
到了《換梅》，原來不曾著墨的時代，也開始在筆下浮現。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是中國社會跌宕起伏的30年。“於靜水深流之中，不動聲色地狀寫時代樣貌。”中國文學研究者陳文芬評價。
無論外界作何評價，《換梅》是曹乃謙一定要寫給自己的一本書。“原想著，寫完母親寫父親，寫山西應縣下馬峪村曹家的故事。”曹乃謙說起自己曾經有過的寫作設想，“可惜，健康不允許。”
自從2017年寫完《清風三歎》，也就是《換梅》的最後一部分，他便幾近封筆。殘損的身體不允許他靜坐打字。親友的婚喪嫁娶都是妻子出麵，文學界的會議、活動更是一概婉拒。他已經遠離文學界許久，樂於領受“文學隱士”的封號。
曹乃謙初入文壇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文學界最熱鬧的時候。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小說……一個個流派此起彼伏，扯起大旗，拉起隊伍。但曹乃謙不屬於任何流派，他單打獨鬥，被漏進文壇的縫隙。“但我沒有這種勢單力薄之感，我也從來沒有想過文學史的事兒。”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他說現在連書都不看了。他一生鍾愛《紅樓夢》，每晚睡前會在手機上搜索《紅樓夢》的各種講評，看兩個多小時。他對小戲骨版的《紅樓夢》擊節讚賞，一群十歲左右小孩演的劇，被認為是對87版《紅樓夢》的“神還原”。
相比於作家、警察，“鄉巴佬”才是他刻在骨子裏的基因。很多年裏，他始終保留著很多鄉村生活的習慣。即使住在樓房，每當下大雨，他都會抬頭看屋頂，怕漏水，怕冰雹砸壞莊稼。睡前鋪床時，總是輕手輕腳，仿佛床頭燈還是幾十年前的蠟燭，怕被子掮起的風，會把燈吹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