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被遺忘的中國第一代企業家

曆史學者傅國湧先生，來源：「先知書店店長薦書」「辛莊課堂」

編者按：

2025年7月7日，曆史學者傅國湧先生因病離世，年僅59歲。他深耕中國近代史，尤以《大商人》係統梳理張謇、盧作孚等第一代企業家精神而著稱。先生以史筆為炬，照亮被遺忘的民族實業脊梁，其“經濟創造力、社會責任感、管理製度化”的企業家精神論斷，至今仍為商界提供思想養分。辛莊課堂轉發傅國湧先生此文，讓先生筆下的曆史微光永續照亮今人前行之路。

“當官要讀《曾國藩》，經商要讀《胡雪岩》。”

這是現在辦企業的人中很流行的一句話。胡雪岩為什麽如此走紅？自然是因為胡有著“利用官府資源的能力，與社會各層麵斡旋的能力，資本運營的能力”。這些能力，有助於從體製內尋求創業資源，有助於迅速聚集財富。

但胡氏沒有投資新式企業，沒有在改良工藝、提高品質等方麵做出新的努力。所以，他算不上企業家，隻是一個流通領域的商人。

中國企業家真正的根、現代工商業真正的本土源頭，在那些開創了各種新式工業的民營企業家身上，張謇、榮氏兄弟、穆藕初、範旭東、劉鴻生、盧作孚等人，正是他們，代表了近代的方向。

近代企業家的五個來源

中國的近代企業家群體大致有五種不同類型，也就是五個來源：

一是紳商型，以張謇為代表，一般擁有科舉功名和官場背景，屬於地方頭麵士紳，所以張謇把大生紗廠的性質定為“紳領商辦”，以區別於“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這是民營企業的早期形式。

第一代紳商型企業家包括同屬“狀元辦廠”的江蘇人陸潤庠，安徽人周學熙、孫家鼐、孫多森，以及浙江人嚴信厚、嚴子均父子等。

▲張謇

二是商人型，以榮氏兄弟為代表，他們從做錢莊學徒到自己開錢莊，在辦廠之前隻有純粹的商人身份。葉澄衷、鮑鹹昌、宋煒臣、曾鑄等都屬於此類，“五金王”葉澄衷，商務印書館創始人鮑鹹昌、夏瑞芳，也和榮氏兄弟一樣，在上海做學徒出身。

三是買辦型，以早期的朱葆三、虞洽卿和後來的劉鴻生為代表，他們雖然都是買辦出身，但在掘得第一桶金並完成原始積累以後，就開始投資辦企業，完成身份的轉換。“買辦”說到底是一個中性詞，類似今天外資企業的高級白領或金領，並不是一個讓人談虎色變的政治符咒。

這一類型的早期代表還包括朱誌堯、王一亭、徐潤等人。經濟史學者嚴中平在《中國棉紡織史稿》中說：“買辦不但擁有創辦現代工廠所必需的大量資金，並且擁有創辦現代工廠所必須具備的某些‘洋務’知識，而這卻是一切官僚、地主、高利貸者等土財主縱使花費巨額資金也無從購買的。”

四是僑商型，就是回母土創業的海外華僑，包括煙台張裕釀酒公司的張振勳，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簡照南、簡玉階兄弟，永安公司的郭樂、郭泉兄弟，以及先施公司的馬應彪等人。

五是知識型，代表人物有範旭東、穆藕初、盧作孚，以及陳光甫、周作民這樣的銀行家，他們或是留學美、日的“海歸”，或自學起家，共同之處就是創業之前沒有官場背景，沒有從商經曆，沒有雄厚資本，但他們有見地、有魄力、有能力，他們的企業不是家族企業，往往一開始就是股份製企業。

在近代企業家階層中，他們最具創造性和現代精神，從來沒有把利潤最大化看作第一追求，而有著更高的目標，他們中許多人甚至算不上是資本家。

▲盧作孚

何為真正的企業家？

榮德生在七十三歲時說過一番話：

“回想四十五年前，篳路藍縷，創業伊始，由小做大，以至今日，自思亦甚可笑。有此成就，殊出意外，深愧既非實學，又無財力，事業但憑誠心，穩步前進，雖屢遭困厄艱難，均想盡方法應付，終告化險為夷。”

榮氏兄弟既無顯赫家世，又無科舉功名，更無雄厚資本，先天條件並無優勢，外在的環境因素則與同時代人一致。榮德生總結自己的創業經驗，概括為“勤”“儉”二字，他喜歡說“勤勞耐苦”，1919年還親自給無錫公益工商中學題寫“和平耐勞”的校訓。

我覺得，還應該加上“識”“能”“德”這幾個字，如果沒有過人的見識、相當的管理能力，以及對興學等公益事業的熱誠，很難想象他們能成為那個時代享有盛譽的企業巨子。

我很讚同有人已指出的“天道酬德”這個說法，成功背後一定有相通的因素，包括天道酬勤、天道酬儉與天道酬德。如果不是這樣，則一定是這個社會出了問題。

榮氏兄弟和劉鴻生既是企業家，也是資本家，他們擁有巨額個人財富，在自己創辦的大多數企業中享有控股權。但企業家並不等同於資本家，包括張謇、範旭東、穆藕初、盧作孚，他們自身都不是資本家，也不是職業經理人，而是企業創辦人。

他們和自己的企業血脈相連，是企業的靈魂、核心、精神領袖，甚至是企業生命的源泉。他們給企業提供的是頭腦，是動力，企業已與他們的生命合為一體。

▲榮氏兄弟

何謂企業家？從張謇到盧作孚，我們可以給企業家這個特定角色一個清晰的定位。

企業家與資本家不同，與富人、有錢人也不同。1946年，享有“麵粉大王”“棉紗大王”稱譽的榮德生在上海被綁票，綁匪開價勒索百萬美元，他說自己是事業家，而非資本家，因為自己的錢全投資在事業上麵，而資本家可以將錢放在家裏，不信的話盡管去調查。

綁匪把價碼降到了五十萬美元，他也沒有打算給，在立下的四條遺囑中說道，如果拿出這筆贖金將影響企業生產，寧可犧牲個人來保全事業。這就是企業家與資本家的不同，前者關鍵時刻看得最重的還是事業。

“企業家”這個概念本身有著特定的內涵，我個人覺得，至少包括四個特征：

一是經濟創造力，就是敢於挑戰風險、勇於把握新事業機會的創業精神，這是企業家的內在驅動力。中國傳統文化中往往缺少類似的冒險、開拓、創新等因素。

二是價值觀。實業救國、工業救國、民生救國、棉鐵救國等理念曾風行中國，胡厥文中學畢業就決心走實業救國之路。1914年考入北京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時，他認為機械是工業之本，選擇了機械科。

1918年畢業後，他抱定信念：一不做官，二不從教，終身以實業救國為己任。企業的凝聚力往往建立在企業家引導的核心價值之上，而非完全依賴外在規章製度的約束。

三是社會責任感，不以盈利為唯一目標，重視社會信譽，以服務社會為自己的最高選擇。“永久黃”團體製定的“四大信條”，以及民生公司在抗日戰爭中，特別是宜昌大撤退中的巨大犧牲和出色表現，都是最好的證據。

“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故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這是張謇的名言。榮德生的座右銘為“發上等願，結中等緣，享下等福”，盧作孚信奉的是“忠實地做事，誠懇地對人”。

四是管理製度化，現代企業不是舊式作坊，不是手工生產，而是組織起來的大規模機器生產，從生產到經營，如果沒有製度規範，一切無從談起。大生紗廠創辦之前，張謇即手訂《廠約》和一係列章程，早期得到較好的執行。

穆藕初率先引入美國最新的科學管理法，並使之本土化。各企業先後引入以嚴格核算為基礎的理性化簿記製度，包括會計成本核算製度。他們相信專家的作用，對新機器、新技術、新人才具有相當的認識，以工程師製代替了最初的工頭製。

盡管他們的企業管理上仍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在抗戰之前，榮氏企業、劉鴻生的一係列企業、盧作孚的民生公司、範旭東的“永久黃”團體等，都已經走向製度化。

上述四個特征缺一不可，成為衡量企業家的基本要件，共同構成我們通常所說的企業家精神。對於一個真正的企業家來說，這種精神要比一切計算更具有根本性。榮德生在他哥哥榮宗敬六十虛歲生日時說，精神才是立業之本，家兄一生事業靠的就是充實的精神。這個“精神”無疑就是企業家精神。

▲穆藕初

重溫企業家的本土傳統

從張謇到盧作孚，他們經辦的企業已具有明顯的現代特征，通過取名即可看出一些端倪：“大生”源自《易經》“天地之大德曰生”，“茂新”“福新”“申新”都有一個“新”字，“民生”本身就是宗旨，胡厥文辦機器廠叫“新民”，“久大”“永利”“德大”“厚生”“大中華”……也都寄托了創辦人的懷抱。

再看商標。大生的“魁星”“壽星”等棉紗，榮氏企業中“兵船”麵粉、“人鍾”等棉紗，德大的“寶塔”棉紗，久大的“海王星”精鹽，永利的“紅三角”純堿，大中華的“美麗”火柴，唐山啟新的“馬”牌水泥，華商上海水泥公司的“象”牌水泥，章華的“九一八”嗶嘰細呢，天津東亞公司的“抵羊”（即“抵製洋貨”）牌毛線……

都是當年的著名商標，有的曾打入國際市場，風靡一時。大生二廠和三廠同屬一個集團，還為相似的商標發生過爭執。可以肯定，那個時代站在最前沿領導風氣的企業家已具備強烈的商標和品牌意識，把產品的質量和信譽看作企業的第一生命。

二十來歲就做了老板的古耕虞說：“信用是買賣人的無價之寶，是不能以數字來衡量的。”他百分之百地信守合同，一向保持AAA的最佳銀行信用評級。這位愛穿中國長袍的“豬鬃大王”還將自己一貫遵守約會時間、一絲不苟的行為稱作“企業家風度”。

他們對企業性質的探索、實踐，已積累了許多可貴的經驗：大生從創辦之初就是股份製，民生公司為防止大資本控股而分散股份，天津東亞公司提出“國人資本，國人製造”“不怕股東小，就怕股東少”等口號，最多時股東有上萬人。榮氏企業熱衷的無限公司形式，“肉爛在鍋裏”，已成為資本積累、擴大生產的一個重要保證。

無論大生企業集團、榮氏企業集團，還是劉鴻生的企業係統，都不是創辦者單槍匹馬或者一個家族就能發展起來的，關鍵是用人、凝聚人。

▲從左至右，依次是：大生一廠“藍魁”商標、福新麵粉廠“兵船”商標、申新紡織廠“人鍾”商標、鴻生火柴品牌

民生公司和“永久黃”團體具有強烈的團隊意識，成為中國企業史上超強的兩個團隊。範旭東和盧作孚特殊的個人魅力，感召並集中了一大批各個層麵（從管理層到技術層）的精英。否則，成就這些事業是難以設想的。

當然，僅有中、上層的結合還不足以打造一個穩健、可持續的大企業。還需要企業文化來凝聚整個企業。

無錫申新三廠推行勞工自治區是個很好的試驗，可惜被抗戰的烽火打斷。劉國鈞總結經營經驗，在大成紡織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三個“一點點”口號：“貨色要比別人好一點點，成本要比別人輕一點點，價錢要比別人高一點點。”他將口號燒成藍底白字的搪瓷標牌，懸掛於車間、走廊、餐廳、寫字間等處，辦廠刊、編格言，人手一冊。

從1930年到1937年，在國內紡織廠紛紛倒閉的大環境裏，大成卻從一個廠發展到四個廠，從常州發展到上海，從一萬紗錠發展到七萬八千八百六十三紗錠，從兩百台織機發展到兩千七百零七台，從零到擁有日產五千匹布的全套漂染設備，從五十萬元到四百萬元注冊資本，八年裏翻了八番，經濟學家馬寅初稱之為“罕見的奇跡”。

宋棐卿於1932年開辦天津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東亞精神”，製定《東亞銘》，編印《東亞精神》小冊子，公司有職工青年會、學術研究會、職工夜校、基督教團契，還有國劇社、合唱團、球隊、國術學社等。

許多企業都辦有連續性內刊，“永久黃”團體有《海王》，民生公司有《新世界》，榮氏企業有《人鍾月刊》，天津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有《東亞聲》，還有教各種生活常識（特別是教婦女織毛衣）的《方舟月刊》，每月銷行一萬兩千冊，直接訂數就有七八千冊。

▲從左至右，自上而下，依次是：榮氏企業的女工、範旭東與“永久黃”同事、民生公司朝會、黃海社董事合影

還有一點不可忽略：愛國是那個時代大多數企業家的共性。

1926年，吳百亨在溫州開辦百好煉乳廠，他的“白日擒雕”牌在溫州主要與英國的“鷹”牌競爭。1931年，對方出十萬元購買他的商標，他回答：“我辦‘百好’，是為了興辦國貨，抵製洋貨，不單是為了金錢，擒雕牌的商標權我絕不出賣。”他反而勸說前來洽談的買辦離開英國公司，自辦實業或經營本國產品。

“九·一八事變”後，由胡厥文主持的上海銅鐵機器同業公會在《申報》發表《銅鐵機器業抗日救國決議》，提出組織義勇軍，各廠準許職工加入，在最短時間趕製迫擊炮、地雷、手榴彈、機槍等主張。

“一·二八事變”時，他親自參與用水雷攻擊日本旗艦“出雲”號的行動，並在一枚彈頭上寫下“抗日必勝”四字。1937年，新民機器廠等上海一百四十六家民營工廠不畏艱危，西遷入川。

“八·一三事變”發生時，正在德國洽談人造石油廠的“味精大王”吳蘊初匆忙回國，他說：“做一個中國人，總要對得起自己的國家。”

1949年，吳蘊初、榮德生、胡西園、古耕虞……那麽多在各自領域稱“王”的企業家選擇留下，盧作孚、劉鴻生後來也從香港返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對這個國家、民族刻骨銘心的情感，他們不願放棄自己的國家去做“白華”。

“企業家精神”在西方的含義十分明確，就是在經濟合理的基礎上勇於挑戰一切風險、把握一切機會的創業精神，這是一個企業發展過程中最強大的內在驅動力。在榮宗敬、劉鴻生等人身上，明顯存有這種冒險和開創精神，他們內心對於求新、求多、求大，有著不可遏止的強烈衝動。

但是，冒險、開拓、創新等價值，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畢竟比較匱乏，因此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從開始就和西方有所不同。

▲從左至右，自上而下，依次是：榮氏企業麵粉車間、章華毛絨紡織公司車間 、華商上海水泥廠煤碼頭、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永利堿廠、南京铔廠吊卸設備

在張謇代表的第一代企業家身上，可以明顯看到儒家對他們的深刻影響：他們有經世濟民的入世情懷，帶著濃厚的實用理性色彩，對於冒險、開拓的興趣並不很大。

到受過新式教育、接受全新西方思想資源的範旭東、盧作孚這些人那裏，則有了現代化的自覺追求。在他們之間，相通的是“實業救國”的緊迫感與危機感。

盧作孚直截了當地提出現代化的目標，榮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國要富強，非急速變成一個工業化國家不可。”

法國學者白吉爾在《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中有個論斷：與西方十七世紀的新教徒企業家不同，二十世紀的中國企業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拯救國家命運的希望之舉。

“地方精英階層所以承擔起社會公益事務的責任，是出於社會開放和現代化的強烈願望。”這就可以理解穆藕初一擲萬金去助學的義舉，理解張謇在南通的作為，以及企業家群體在推動工業化過程中，為促進城市化所做的一切努力。

他們對公益事業的關心，已不是造橋修路、做善事那麽簡單，而具有以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的深刻內涵。張謇是第一個例子，他是中國企業家的標杆、榜樣與楷模。他生逢一個大轉型的時代，用三十年致力於實業、教育、自治和政治改良（以地方自治為基礎）。

如果說梁啟超是以文字革新，那麽他就是在實踐上開風氣之先。古老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在他的腳下延伸，實業、教育與政治改良正是現代化的三個支點。

之前的洋務運動中，李鴻章、張之洞等人意識到了強國，但沒有洞察富民和開啟民智才是根本，更沒有想到政治製度的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講，張謇稱得上是中國的現代化之父。

他在南通大辦公益事業，致力於地方自治，由通州民立師範學校開始的一係列學校—從師範、專門技術學校、普通中小學、幼稚園直到大學、盲啞學校，南通博物苑、南通圖書館、更俗劇場到公共體育場、軍山氣象台，南通育嬰堂、養老院、濟良所、殘廢院到醫院、公園等，簡直是以企業辦社會，不僅奠定了南通一地的現代化基礎，而且他創造的“南通模式”直接影響了榮氏兄弟、範旭東、盧作孚、穆藕初等人，間接影響的人更是不計其數。

榮氏兄弟在無錫創辦的一係列小學、中學、大學、公園、圖書館，修建的橋梁、公路等，對於無錫這所城市的貢獻也不可小覷。範旭東在塘沽辦化工企業，把一個荒涼的漁村變成繁華的工業重鎮，盧作孚對重慶北碚的建設與他的民生公司幾乎同步。

值得注意的是，還有許多地方因廠成鎮，比如大生一廠所在的南通唐閘鎮、大生二廠所在的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大生三廠所在的海門三廠鎮、永利南京铔廠所在的大廠鎮等等，都是工業化推動城市化的生動範例。

他們辦企業的行為因而成為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要說企業家留下的本土傳統，沒有比這些更重要的了。

▲左：張謇時代的南通街頭；右：張謇創辦的通州民立師範學校

這些實業家們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進得一寸就是一寸，不奢望，不幻想，溫和而執著。與那些大刀闊斧、雷霆閃電般的曆史人物相比，他們往往顯得不夠過癮，不夠雄渾，不夠痛快，似乎缺乏顛倒山河、揮灑自如的大氣魄，但是，從一個較長的曆史過程來看，不能不承認，他們的選擇可能留下了更多正麵的遺產，是後人可以效仿、跟進的。

古老民族應該珍視自己的本土資源。企業家階層是近代的產物，從張謇到盧作孚，他們的實績本身，已昭示了一條通往未來的道路。

盧作孚、劉鴻生、範旭東、穆藕初、榮氏兄弟，還有狀元商人張謇，這些開創了各種新式工業的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們，他們創造了百年前的商業奇跡，更昭示了一條通往未來的路。

可惜的是，如今已經少有人記得他們，至於他們所代表的的那種生根於中國傳統的經世濟民的企業家精神，就更是無從尋覓了。或許正是這種精神的缺失，地溝油、毒奶粉等產品才會大行其道，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古老民族應該珍視自己的本土資源，這些“大商人”們不應被遺忘。為此，先知書店特別推薦傅國湧《大商人》係列，這是一部近代商業文明檔案，還原早期實業家對企業發展的探索實踐：

◎探尋中國現代工商業真正的本土源頭

“大商人”係列以六冊、近四十萬字的體量，重新挖掘被忽視已久的近代民營企業創業史，分別從六組各具代表性的民營企業家的創業史入手，探尋中國現代工商業真正的本土源頭，還原最早的民營企業家們對品牌、責任、技術、管理、團隊、企業文化的探索和實踐。

◎還原科學和民族的管理方式，思考推動社會漸進的路徑

張謇創造的“南通模式”，造廠力求其快的“榮宗敬速度”，穆藕初引入的科學管理法，“永久黃”的團隊精神，劉鴻生的企業托拉斯計劃，小魚吃大魚的“盧作孚神話”……這一切將帶領讀者發現中國工商業竟然曾發展到如此進步的程度，出現過如此科學和民族的管理方式，進而重新審視和思考實業家們“得寸進寸”、推動社會進步的漸進路徑。

◎揭開曆史激蕩下的企業浮沉

作者傅國湧，生前為寫作“大商人”係列，讀史兩年，試圖揭開曆史激蕩下的企業浮沉；尋訪一年，走遍大江南北，探訪企業家們在中國土地上留下的真實痕跡，走入他們的生活與悲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