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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侖石刻真假之謎:當地有牧民稱40年前就曾看見

文章來源: 每日經濟新聞 於 2025-07-10 18:41:05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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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侖石刻真假之謎:當地有牧民稱40年前就曾看見

6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發表文章指出,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以下簡稱“昆侖石刻”),就在青海果洛州瑪多縣紮陵湖北岸。

一石激起千層浪,考古界、地質界、史學界乃至書法界的專家們,圍繞“昆侖石刻”究竟是“秦代遺存”還是“今人偽刻”,線上線下展開激烈爭論,掀起萬種聲浪,“昆侖石刻”也躍上多個熱搜,迄今熱度不減。

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辛德勇認為是“石刻造假新高度”,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宗迪也提出質疑,認為存在今人偽刻的可能性;而複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認為,“昆陯”寫法與裏耶秦簡一致,造假者難以發現並模仿,“如果此刻石真是偽作,我倒是願意拜作偽者為師”。

圈內圈外的爭論背後,真相到底是什麽?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簡稱每經記者)近日奔赴果洛州當地調查,並在采訪中獨家獲悉,瑪多縣牧民多傑南傑稱其大約在40年前就看見這塊石刻了,就在他家牧場內。



青海“昆侖石刻”實物 圖片來源:華旦

牧民稱40年前就發現了 就在他家牧場內

七月的青海瑪多縣紮陵湖畔,10℃的冷風,裹挾著海拔4300米的凜冽,卻吹不冷湖邊一塊刻字岩石攪動的滾燙爭議。

“秦代遺存”的論斷與“今人偽刻”的質疑激烈碰撞。每經記者就此展開調查。雖在盛夏時分,但進入青海省東南部,從踏上果洛藏族自治州(簡稱果洛州)的土地開始,清冷的風便從稀薄的空氣中撲麵而來,提醒著記者這裏的特殊環境。



“雪域高原”果洛藏族自治州山上夏天仍有積雪每經記者 張文瑜 攝

這裏人煙稀少,極端的自然環境,對人的體力和耐力提出了極高要求。每經記者剛到果洛州,就已產生了嚴重的高原反應,胸悶氣短,心率飆升到160次/分,心髒疼得難以呼吸,24小時去醫院吸了兩次氧才稍好點。再加上州上相關人士稱“昆侖石刻”已被保護起來,不允許常人進入該地區,每經記者隻好暫時撤回西寧。

“瑪多縣紮陵湖鄉卓讓村有一位名叫多傑南傑的牧民告訴我,該石刻的位置就在他常年放牧的‘地盤’上。大約在三四十年前,他就見到過。但因當時其年紀較小,且不懂漢語,就沒有重視這件事。”6月24日,瑪多縣副縣級駐寺指導員、瑪多山水文化研究員華旦通過電話告訴每經記者,他本人曾於2016年聽說過這處石刻,並在2019年親眼見到,“第一眼看到時,我就很震撼,根本沒想到,能在人跡罕至的地方見到文字。”華旦表示,他當時認出了上麵的“皇”字。

7月7日晚,在華旦的幫助下,《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通過視頻獨家采訪了多傑南傑。



多傑南傑(右)接受每經記者獨家視頻采訪,華旦(左)協助翻譯圖片來源:受訪視頻截圖

多傑南傑今年58歲,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放牧,直至2011年搬到了瑪多縣城居住,目前一家6口人主要靠經營民族服飾商店為生。

“20世紀80年代初,我們一家人(13個兄弟姐妹)都居住在距離‘昆侖石刻’2公裏左右的地方。我從七八歲時開始放牧,大約在1986年,包括石刻所在地的30萬畝草場就劃分給了我們家。”多傑南傑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此石刻所在區域便是其兄妹13個人的“地盤”。

據多傑南傑、華旦講述,雖然瑪多縣草場麵積大,但草質肥沃的地方有限。所以,靠近紮陵湖的草地,是多傑南傑最常放牧的地方,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們家最多時有3000多隻羊。

“我最早看到石刻,大約是在1986年的某一天,但當時並不知道上麵書寫的是文字。”多傑南傑認為,在他之前應該也有人見到過石刻。

感謝康巴衛視藏文高級譯審益西彭措為本文藏語翻譯提供指導

在後麵放牧的20多年裏,多傑南傑經過石刻所在地時,還會去瞧上幾眼,所以,當今年6月“昆侖石刻”引發廣泛關注,照片在網絡上頻頻流傳後,多傑南傑立刻認了出來,這正是那些年自己見過的那塊石頭。

記者了解到,2001年11月,多傑南傑與兄弟姐妹的草場正式分開。據其介紹,他獨自拿到了包含“昆侖石刻”在內的14萬畝草場承包證。2011年至今,這塊草場交由多傑南傑的兒子、侄子兩戶人使用。



多傑南傑的草場承包證圖片來源:多傑南傑

談及引發廣泛關注的“昆侖石刻”,多傑南傑既感到高興,也有些惆悵,“現在那邊(石刻被打圍保護)連我都不讓去了。圈起來的那片區域靠近湖邊,草長得非常好。”

華旦告訴每經記者,2023年,仝濤一行人來此處考察時,他曾陪同。“隻來過一次,時間也不長,大概停留了40分鍾,拍了一些照片就走了。並沒有問過我們當地是否有人早先就看到過這處石刻。”



2023年7月4日 華旦等人陪同仝濤(前排蹲下拍照者)考察“昆侖石刻” 圖片來源:華旦 攝



華旦(左)陪同仝濤考察完“昆侖石刻”後合影圖片來源:華旦

目前,記者隻能從多傑南傑與華旦的口述中,收集到這塊石刻曆史的破碎片斷,未能了解到是否有更多的或更早的見證者。



“若按當地所說,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被牧民看到,那麽,幾乎不存在造假的問題。”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常青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

20世紀90年代,常青從北京大學考古學碩士畢業後,曾供職於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參與過我國多個重大考古發掘。據其介紹,他還曾多年為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文物“辨別真偽”。常青指出,2000年以前,我國國民對文物的愛好和關注程度較低。其間,因海外對中國古董的興趣增加,催生了一批造假行為。2000年後,伴隨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國人對文物的關注度提高了,出現了有人用嘩眾取寵的方式造假。“而‘昆侖石刻’位於高原放牧區,人跡罕至,且需具備深厚的秦漢時期字體研究功底才能造假,所以,不具備造假動機和條件。”

複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亦認為,“昆陯”寫法與裏耶秦簡一致,造假者難以發現並模仿,“如果此刻石真是偽作,我倒是願意拜作偽者為師”。

不過,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宗迪持不同看法。他認為,這塊刻石稱五大夫於三月到達河源,據此推測或許是頭年冬季出發,而冬天前往高原采藥違背常理,“人馬不被凍死也會餓死”。

三大謎團待解

瑪多縣石刻是否是“秦始皇遣使采藥”遺跡,最終的定性仍需要國家權威部門來鑒定。而業內外圍繞該石刻的疑惑大致聚焦在以下三大謎團,亟待破解。

謎團一:37字石刻有何玄機

持續引發公眾關注的“昆侖石刻”,就靜臥在紮陵湖畔北岸、距湖邊約1公裏一處凸出沉積岩上。



青海“昆侖石刻”所在位置 圖片來源:果洛州文體旅遊廣電局人士

每經記者了解到,石刻上隻有短短37字,內容大意為:

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領一些方士,乘車前往昆侖山采摘長生不老藥。他們於該年三月己卯日到達此地(黃河源頭的紮陵湖畔),再前行約一百五十裏(到達此行的終點)。



石刻線描圖 圖據光明文化記憶 仝濤



石刻釋讀圖 據光明文化記憶 仝濤

在當地人眼中,並不“新鮮”的石刻竟於今年6月多次上熱搜,方寸間卻成為學術界爭議的風暴眼。







“昆侖石刻”相關話題屢上熱搜 截圖來源:新浪微博

“昆侖”,在中國古代曆史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關於它的傳說和神話很多。文化語境中,“昆侖山” 常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象征之一,但其具體位置在哪裏,是千百年來一直困擾學界的謎題,而非對應現在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昆侖山脈”。若“昆侖石刻”真為秦代遺跡,就已透露了“昆侖”地理位置的玄機。

但圍繞這塊石刻是否是“秦始皇遣使采藥”遺跡的爭議,至今仍未平息。



謎團二:始皇“廿六”年還是“卅七”年?

6月8日,仝濤提出刻文是“廿六年”(即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此紀年與《史記》記載的秦始皇活動軌跡存在矛盾——公元前221年秦剛統一六國,秦始皇尚未大規模派遣方士求仙,且“采藥昆侖” 的人應該是前一年就出發了,其行為缺乏曆史背景支撐,引發廣泛質疑。

目前多位學者傾向將刻文中的紀年釋讀為“卅七”年。劉釗在6月30日的文中表示,“廿六”是“卅七”的誤摹,並將昆侖刻石中的“卅”和“七”字與裏耶秦簡“卅”和“七”字進行對比。





圖片來源:古文字微刊《新知丨劉釗:再論昆侖刻石》

但7月2日,仝濤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回應該問題時稱,“傾向於識讀為‘廿六’。不過,關於該年號信息的論證還需要再結合刻石的超高清圖像進一步確定。”



謎團三:字跡是否符合自然風化規律

以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劉宗迪為代表的質疑者認為,該石刻在高海拔高寒區域,經曆兩千多年應當風化嚴重,而如今字跡仍較為清晰,顯然不符合自然風化規律。還有聲音更進一步懷疑其為現代電鑽工具所刻,刻文疑似人為“避讓”了岩石原有的裂縫。

對此,支持者則強調石材材質及氣候因素。仝濤最初在文章中初判石刻材質為玄武岩。玄武岩硬度高、抗風化能力強。《甘孜岩畫》專家組成員周行康近十年實地調查了180多處青藏高原史前岩畫,他以降水量和氣候相近的昆侖山脈岩畫、玉樹岩畫、甘孜北路岩畫,以及海拔相近、降水量稍小的阿裏日土岩畫等為證,認為“昆侖石刻”符合距今兩千年以上的觀察經驗。

河北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湯惠生認為,降雨量和石質是影響石刻摩崖腐蝕程度的兩大重要因素。他強調,雖然石刻刻痕腐蝕程度尚淺,但其石鏽(又稱岩曬、氧化層或沙漠漆)的色澤頗深,幾乎與岩石原始麵一致,由此可以確定其古老性。

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教授王乃昂則認為,該地區地層為砂岩,抗風化能力遠低於玄武岩。他指出,抗風化能力較強的秦泰山刻石、嶧山刻石均已嚴重風化,但“昆侖石刻”風化卻較輕,主要信息保存完好,成為一大疑點。





青海瑪多縣“昆侖石刻”實物(局部) 圖片來源:果洛州文體旅遊廣電局人士

“據岩畫研究專家講,連上萬年的岩畫看上去都很新,尤其經雨衝刷後會顯得更‘新’。既然上萬年的岩畫看去都很‘新’,兩千多年前的石刻看上去‘新’有什麽奇怪的呢?”劉釗指出。



如果多傑南傑40年前就看見過這塊石刻,那“昆侖石刻”謎底到底是什麽?是哪個時代,哪些先人鬼斧神工在海拔4000多米的寒冷之地鑿下了這段文字,讓後來者絞盡腦汁。爭議仍然會持續,答案或將繼續沉睡在高原凍土之中……

已納入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

7月7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撥通瑪多縣政府電話,接線人員表示,石刻位於紮陵湖附近,多年前就已經因為自然保護區被封起來了,必經之地有人值守不能隨便進入,如果走路要走幾十公裏。目前隻有一些牧民和政府工作人員可以在當地活動,大概幾百人。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張文瑜攝

每經記者獲悉,今年4月,該石刻作為果洛州四處新發現之一,被納入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登記表顯示,該石刻類別為石窟寺及石刻(岩畫),統計年代“不詳”,文物級別“未認定”。5月底,已通過州級審核,材料被提交至更高級別的文物部門,等待進一步審查。

同時,“昆侖石刻”也從圈內火到圈外,在熱搜話題後麵,公眾紛紛通過評論參與到“考古”中來。

“這種學術討論,過去主要是在我們專業領域內,引起社會關注的事件每年也會發生,但像它(昆侖石刻)這次引發大輿論關注的,比例極低。”北大國土空間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國際會員劉保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昆侖石刻”引發出圈討論的特殊性在於“秦始皇”的全民認知度是大家最為熟悉的。

劉保山、常青等數位業內專家均向記者指出,該出圈現象是社會進步的體現。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文化自信的提升,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開始關注考古與文物。全民參與討論,不僅有助於推動學術研究的深入,也為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更廣泛的社會基礎。

此前,青海省文旅廳方麵向每經記者表示,瑪多縣從6月中旬開始就已派遣專人進行24小時看護。7月4日,果洛州文旅局一位相關人士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透露:“我們前期在方圓50米圍了一圈,後來又在方圓20米圍了一圈。”

他們守護的,既是待解的曆史懸案,也是欠發達地區對發展文旅經濟的深切期盼,更是華夏兒女對中華文明地標溯源中,那份穿越萬古歲月的深沉叩問與虔誠守望。

記者手記丨正是不斷論證、不斷推翻的過程,推動了學術的進步

深入采訪中,我們曆經身體的極限考驗,連續數周鑽研眾多專家論說,與各方反複溝通……“昆侖石刻”真偽之爭也似一麵棱鏡,既映出學術交鋒的火花,更照見文物工作者骨子裏的求真底色。

他們深知,考古本就是在嚴肅客觀的枯燥中反複去偽存真,每一步都要對曆史負責,容不得半點投機。劉釗、仝濤、常青、劉保山等專家的發聲,印證著這份堅守。他們不回避爭議,反而視“百家爭鳴”為進步契機,“正是這種不斷論證、不斷推翻的過程,推動了學術的進步。”

圍繞這塊石刻,仍有許多疑點尚未厘清,它究竟是哪個年代的?謎團待解,理性的探討仍將繼續。最終,石刻的謎底,或許將在無數次的論證中被逐漸喚醒,又或許會在漫長的探索裏始終保持神秘,但這並不妨礙考古工作者在追尋真相的路上步履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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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侖石刻真假之謎:當地有牧民稱40年前就曾看見

每日經濟新聞 2025-07-10 18:41:05
昆侖石刻真假之謎:當地有牧民稱40年前就曾看見

6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發表文章指出,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以下簡稱“昆侖石刻”),就在青海果洛州瑪多縣紮陵湖北岸。

一石激起千層浪,考古界、地質界、史學界乃至書法界的專家們,圍繞“昆侖石刻”究竟是“秦代遺存”還是“今人偽刻”,線上線下展開激烈爭論,掀起萬種聲浪,“昆侖石刻”也躍上多個熱搜,迄今熱度不減。

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辛德勇認為是“石刻造假新高度”,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宗迪也提出質疑,認為存在今人偽刻的可能性;而複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認為,“昆陯”寫法與裏耶秦簡一致,造假者難以發現並模仿,“如果此刻石真是偽作,我倒是願意拜作偽者為師”。

圈內圈外的爭論背後,真相到底是什麽?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簡稱每經記者)近日奔赴果洛州當地調查,並在采訪中獨家獲悉,瑪多縣牧民多傑南傑稱其大約在40年前就看見這塊石刻了,就在他家牧場內。



青海“昆侖石刻”實物 圖片來源:華旦

牧民稱40年前就發現了 就在他家牧場內

七月的青海瑪多縣紮陵湖畔,10℃的冷風,裹挾著海拔4300米的凜冽,卻吹不冷湖邊一塊刻字岩石攪動的滾燙爭議。

“秦代遺存”的論斷與“今人偽刻”的質疑激烈碰撞。每經記者就此展開調查。雖在盛夏時分,但進入青海省東南部,從踏上果洛藏族自治州(簡稱果洛州)的土地開始,清冷的風便從稀薄的空氣中撲麵而來,提醒著記者這裏的特殊環境。



“雪域高原”果洛藏族自治州山上夏天仍有積雪每經記者 張文瑜 攝

這裏人煙稀少,極端的自然環境,對人的體力和耐力提出了極高要求。每經記者剛到果洛州,就已產生了嚴重的高原反應,胸悶氣短,心率飆升到160次/分,心髒疼得難以呼吸,24小時去醫院吸了兩次氧才稍好點。再加上州上相關人士稱“昆侖石刻”已被保護起來,不允許常人進入該地區,每經記者隻好暫時撤回西寧。

“瑪多縣紮陵湖鄉卓讓村有一位名叫多傑南傑的牧民告訴我,該石刻的位置就在他常年放牧的‘地盤’上。大約在三四十年前,他就見到過。但因當時其年紀較小,且不懂漢語,就沒有重視這件事。”6月24日,瑪多縣副縣級駐寺指導員、瑪多山水文化研究員華旦通過電話告訴每經記者,他本人曾於2016年聽說過這處石刻,並在2019年親眼見到,“第一眼看到時,我就很震撼,根本沒想到,能在人跡罕至的地方見到文字。”華旦表示,他當時認出了上麵的“皇”字。

7月7日晚,在華旦的幫助下,《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通過視頻獨家采訪了多傑南傑。



多傑南傑(右)接受每經記者獨家視頻采訪,華旦(左)協助翻譯圖片來源:受訪視頻截圖

多傑南傑今年58歲,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放牧,直至2011年搬到了瑪多縣城居住,目前一家6口人主要靠經營民族服飾商店為生。

“20世紀80年代初,我們一家人(13個兄弟姐妹)都居住在距離‘昆侖石刻’2公裏左右的地方。我從七八歲時開始放牧,大約在1986年,包括石刻所在地的30萬畝草場就劃分給了我們家。”多傑南傑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此石刻所在區域便是其兄妹13個人的“地盤”。

據多傑南傑、華旦講述,雖然瑪多縣草場麵積大,但草質肥沃的地方有限。所以,靠近紮陵湖的草地,是多傑南傑最常放牧的地方,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們家最多時有3000多隻羊。

“我最早看到石刻,大約是在1986年的某一天,但當時並不知道上麵書寫的是文字。”多傑南傑認為,在他之前應該也有人見到過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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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麵放牧的20多年裏,多傑南傑經過石刻所在地時,還會去瞧上幾眼,所以,當今年6月“昆侖石刻”引發廣泛關注,照片在網絡上頻頻流傳後,多傑南傑立刻認了出來,這正是那些年自己見過的那塊石頭。

記者了解到,2001年11月,多傑南傑與兄弟姐妹的草場正式分開。據其介紹,他獨自拿到了包含“昆侖石刻”在內的14萬畝草場承包證。2011年至今,這塊草場交由多傑南傑的兒子、侄子兩戶人使用。



多傑南傑的草場承包證圖片來源:多傑南傑

談及引發廣泛關注的“昆侖石刻”,多傑南傑既感到高興,也有些惆悵,“現在那邊(石刻被打圍保護)連我都不讓去了。圈起來的那片區域靠近湖邊,草長得非常好。”

華旦告訴每經記者,2023年,仝濤一行人來此處考察時,他曾陪同。“隻來過一次,時間也不長,大概停留了40分鍾,拍了一些照片就走了。並沒有問過我們當地是否有人早先就看到過這處石刻。”



2023年7月4日 華旦等人陪同仝濤(前排蹲下拍照者)考察“昆侖石刻” 圖片來源:華旦 攝



華旦(左)陪同仝濤考察完“昆侖石刻”後合影圖片來源:華旦

目前,記者隻能從多傑南傑與華旦的口述中,收集到這塊石刻曆史的破碎片斷,未能了解到是否有更多的或更早的見證者。



“若按當地所說,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被牧民看到,那麽,幾乎不存在造假的問題。”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常青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

20世紀90年代,常青從北京大學考古學碩士畢業後,曾供職於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參與過我國多個重大考古發掘。據其介紹,他還曾多年為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文物“辨別真偽”。常青指出,2000年以前,我國國民對文物的愛好和關注程度較低。其間,因海外對中國古董的興趣增加,催生了一批造假行為。2000年後,伴隨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國人對文物的關注度提高了,出現了有人用嘩眾取寵的方式造假。“而‘昆侖石刻’位於高原放牧區,人跡罕至,且需具備深厚的秦漢時期字體研究功底才能造假,所以,不具備造假動機和條件。”

複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亦認為,“昆陯”寫法與裏耶秦簡一致,造假者難以發現並模仿,“如果此刻石真是偽作,我倒是願意拜作偽者為師”。

不過,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宗迪持不同看法。他認為,這塊刻石稱五大夫於三月到達河源,據此推測或許是頭年冬季出發,而冬天前往高原采藥違背常理,“人馬不被凍死也會餓死”。

三大謎團待解

瑪多縣石刻是否是“秦始皇遣使采藥”遺跡,最終的定性仍需要國家權威部門來鑒定。而業內外圍繞該石刻的疑惑大致聚焦在以下三大謎團,亟待破解。

謎團一:37字石刻有何玄機

持續引發公眾關注的“昆侖石刻”,就靜臥在紮陵湖畔北岸、距湖邊約1公裏一處凸出沉積岩上。



青海“昆侖石刻”所在位置 圖片來源:果洛州文體旅遊廣電局人士

每經記者了解到,石刻上隻有短短37字,內容大意為:

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領一些方士,乘車前往昆侖山采摘長生不老藥。他們於該年三月己卯日到達此地(黃河源頭的紮陵湖畔),再前行約一百五十裏(到達此行的終點)。



石刻線描圖 圖據光明文化記憶 仝濤



石刻釋讀圖 據光明文化記憶 仝濤

在當地人眼中,並不“新鮮”的石刻竟於今年6月多次上熱搜,方寸間卻成為學術界爭議的風暴眼。







“昆侖石刻”相關話題屢上熱搜 截圖來源:新浪微博

“昆侖”,在中國古代曆史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關於它的傳說和神話很多。文化語境中,“昆侖山” 常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象征之一,但其具體位置在哪裏,是千百年來一直困擾學界的謎題,而非對應現在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昆侖山脈”。若“昆侖石刻”真為秦代遺跡,就已透露了“昆侖”地理位置的玄機。

但圍繞這塊石刻是否是“秦始皇遣使采藥”遺跡的爭議,至今仍未平息。



謎團二:始皇“廿六”年還是“卅七”年?

6月8日,仝濤提出刻文是“廿六年”(即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此紀年與《史記》記載的秦始皇活動軌跡存在矛盾——公元前221年秦剛統一六國,秦始皇尚未大規模派遣方士求仙,且“采藥昆侖” 的人應該是前一年就出發了,其行為缺乏曆史背景支撐,引發廣泛質疑。

目前多位學者傾向將刻文中的紀年釋讀為“卅七”年。劉釗在6月30日的文中表示,“廿六”是“卅七”的誤摹,並將昆侖刻石中的“卅”和“七”字與裏耶秦簡“卅”和“七”字進行對比。





圖片來源:古文字微刊《新知丨劉釗:再論昆侖刻石》

但7月2日,仝濤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回應該問題時稱,“傾向於識讀為‘廿六’。不過,關於該年號信息的論證還需要再結合刻石的超高清圖像進一步確定。”



謎團三:字跡是否符合自然風化規律

以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劉宗迪為代表的質疑者認為,該石刻在高海拔高寒區域,經曆兩千多年應當風化嚴重,而如今字跡仍較為清晰,顯然不符合自然風化規律。還有聲音更進一步懷疑其為現代電鑽工具所刻,刻文疑似人為“避讓”了岩石原有的裂縫。

對此,支持者則強調石材材質及氣候因素。仝濤最初在文章中初判石刻材質為玄武岩。玄武岩硬度高、抗風化能力強。《甘孜岩畫》專家組成員周行康近十年實地調查了180多處青藏高原史前岩畫,他以降水量和氣候相近的昆侖山脈岩畫、玉樹岩畫、甘孜北路岩畫,以及海拔相近、降水量稍小的阿裏日土岩畫等為證,認為“昆侖石刻”符合距今兩千年以上的觀察經驗。

河北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湯惠生認為,降雨量和石質是影響石刻摩崖腐蝕程度的兩大重要因素。他強調,雖然石刻刻痕腐蝕程度尚淺,但其石鏽(又稱岩曬、氧化層或沙漠漆)的色澤頗深,幾乎與岩石原始麵一致,由此可以確定其古老性。

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教授王乃昂則認為,該地區地層為砂岩,抗風化能力遠低於玄武岩。他指出,抗風化能力較強的秦泰山刻石、嶧山刻石均已嚴重風化,但“昆侖石刻”風化卻較輕,主要信息保存完好,成為一大疑點。





青海瑪多縣“昆侖石刻”實物(局部) 圖片來源:果洛州文體旅遊廣電局人士

“據岩畫研究專家講,連上萬年的岩畫看上去都很新,尤其經雨衝刷後會顯得更‘新’。既然上萬年的岩畫看去都很‘新’,兩千多年前的石刻看上去‘新’有什麽奇怪的呢?”劉釗指出。



如果多傑南傑40年前就看見過這塊石刻,那“昆侖石刻”謎底到底是什麽?是哪個時代,哪些先人鬼斧神工在海拔4000多米的寒冷之地鑿下了這段文字,讓後來者絞盡腦汁。爭議仍然會持續,答案或將繼續沉睡在高原凍土之中……

已納入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

7月7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撥通瑪多縣政府電話,接線人員表示,石刻位於紮陵湖附近,多年前就已經因為自然保護區被封起來了,必經之地有人值守不能隨便進入,如果走路要走幾十公裏。目前隻有一些牧民和政府工作人員可以在當地活動,大概幾百人。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張文瑜攝

每經記者獲悉,今年4月,該石刻作為果洛州四處新發現之一,被納入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登記表顯示,該石刻類別為石窟寺及石刻(岩畫),統計年代“不詳”,文物級別“未認定”。5月底,已通過州級審核,材料被提交至更高級別的文物部門,等待進一步審查。

同時,“昆侖石刻”也從圈內火到圈外,在熱搜話題後麵,公眾紛紛通過評論參與到“考古”中來。

“這種學術討論,過去主要是在我們專業領域內,引起社會關注的事件每年也會發生,但像它(昆侖石刻)這次引發大輿論關注的,比例極低。”北大國土空間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國際會員劉保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昆侖石刻”引發出圈討論的特殊性在於“秦始皇”的全民認知度是大家最為熟悉的。

劉保山、常青等數位業內專家均向記者指出,該出圈現象是社會進步的體現。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文化自信的提升,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開始關注考古與文物。全民參與討論,不僅有助於推動學術研究的深入,也為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更廣泛的社會基礎。

此前,青海省文旅廳方麵向每經記者表示,瑪多縣從6月中旬開始就已派遣專人進行24小時看護。7月4日,果洛州文旅局一位相關人士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透露:“我們前期在方圓50米圍了一圈,後來又在方圓20米圍了一圈。”

他們守護的,既是待解的曆史懸案,也是欠發達地區對發展文旅經濟的深切期盼,更是華夏兒女對中華文明地標溯源中,那份穿越萬古歲月的深沉叩問與虔誠守望。

記者手記丨正是不斷論證、不斷推翻的過程,推動了學術的進步

深入采訪中,我們曆經身體的極限考驗,連續數周鑽研眾多專家論說,與各方反複溝通……“昆侖石刻”真偽之爭也似一麵棱鏡,既映出學術交鋒的火花,更照見文物工作者骨子裏的求真底色。

他們深知,考古本就是在嚴肅客觀的枯燥中反複去偽存真,每一步都要對曆史負責,容不得半點投機。劉釗、仝濤、常青、劉保山等專家的發聲,印證著這份堅守。他們不回避爭議,反而視“百家爭鳴”為進步契機,“正是這種不斷論證、不斷推翻的過程,推動了學術的進步。”

圍繞這塊石刻,仍有許多疑點尚未厘清,它究竟是哪個年代的?謎團待解,理性的探討仍將繼續。最終,石刻的謎底,或許將在無數次的論證中被逐漸喚醒,又或許會在漫長的探索裏始終保持神秘,但這並不妨礙考古工作者在追尋真相的路上步履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