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歲的人生全毀了”，律師解讀女子在上海薅羊毛

近日，“00後女子黃某在上海靠惡意‘薅羊毛’白吃白喝兩個月被刑拘”一事引發關注。黃某2月到滬後，利用各種規則漏洞開啟“零元生活”，最終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強製措施。

該女子到底做了什麽？

據媒體報道，黃某在衣物方麵，利用服裝店“無理由退換貨”規則，穿幾天後便以各種理由退貨，兩月內換十幾套衣服卻未花一分錢；住宿上，頻繁出入賓館和洗浴中心，以房間有蟲、床鋪不潔致過敏等理由要求免單，被拒絕就鬧到派出所甚至投訴。其行李中的死蟋蟀，是從花鳥市場買來誣陷賓館衛生的道具。此外，三次洗浴消費中兩次由網絡結識的男性網友買單；餐飲靠外賣，收貨後以“菜糊了”“有異物”等理由投訴，商家怕差評隻能退款；出行則全靠打車卻從不付費，每次都投訴司機，還通過兩個手機號搭配各類打車軟件拖欠大量車費；美容方麵，做完美睫後稱眼睛不適要求免單，拒絕店家調整或付費卸除的方案，最終店家無奈免服務費並卸除睫毛。

黃某稱首次“薅羊毛”是住賓館真遇蟲子，獲免單和贈卡後便一發不可收拾。被抓後她才知嚴重性，崩潰大哭稱“20多歲人生全毀了”，還強懟民警“誰沒犯過錯”。

“薅羊毛”後果為何如此嚴重？

黃某“薅羊毛”的行為為何會有這麽嚴重的後果？央廣網記者采訪了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徐偉。

“黃某惡意‘薅羊毛’的行為，涉嫌尋釁滋事罪而非單純詐騙罪，是基於其行為已超出財產侵奪範疇，直接擾亂了市場交易秩序。”徐偉介紹，惡意“薅羊毛”是以非法手段利用商家或平台規則漏洞套取補貼的行為，可能構成詐騙罪、破壞計算機信息係統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係統數據罪等刑事犯罪，常見手段包括虛構交易、篡改數據、虛假核銷等。而黃某通過偽造過敏症狀、誣陷酒店衛生問題等手段，在多家酒店騙取免單住宿；在美甲店消費後謊稱不適拒付費用；利用外賣平台虛假投訴獲取退款等行為，具有持續性、多樣性。“存在缺乏完整的詐騙罪構成要件，以及單次金額未達刑事門檻的可能。”

“但黃某這一係列行為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與市場交易規則，涉嫌尋釁滋事罪，有著堅實且明確的法律依據支撐。”徐偉分析，從犯罪構成的客體要件來看，尋釁滋事罪侵犯的主要客體是公共秩序。這裏的公共秩序涵蓋了公共場所秩序以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應當遵循的共同準則。黃某在上海的兩個月時間裏，其行為涉及多個領域，包括酒店、服裝店、餐飲外賣、打車平台以及美容店等。這些場所均屬於社會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她的惡意“薅羊毛”行為，不僅對單個商家的正常經營秩序造成了直接破壞，更重要的是，其行為引發了其他商家對消費者正常維權行為的信任危機，從整體上影響了市場交易這一公共秩序的穩定運行，向整個社會的商業規則與道德規範發起了挑戰，嚴重侵犯了尋釁滋事罪所保護的客體——公共秩序。

在客觀要件方麵，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尋釁滋事罪在客觀行為上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方式：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兩個月內，黃某實施此類惡意索賠行為多達30餘次，涉及多個行業，累計涉案金額甚至遠超多數地區詐騙罪立案標準，嚴重損害了商家的合法財產權益，擾亂社會秩序，其行為符合“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客觀行為特征。

主體要件上，尋釁滋事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隻要是年滿16周歲且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夠構成該罪。案件中的黃某作為00後，顯然已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且從其一係列有計劃、有步驟的操作行為來看，具備正常的辨認和控製自己行為的能力，滿足尋釁滋事罪的主體要求。

主觀要件上，尋釁滋事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是故意，即公然藐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其動機往往是通過尋釁滋事活動來追求精神刺激，填補自身精神上的空虛。黃某最初在賓館因真實遇到蟲子獲得免單及贈卡後，便開始蓄意謀劃，主動學習並運用各種不正當手段，有針對性地在衣食住行等各個消費領域實施惡意索賠行為。在被警方抓獲後，她不僅毫無悔意，還強懟民警，進一步表明其主觀上對法律的漠視以及故意擾亂社會秩序的心態，完全符合尋釁滋事罪的主觀構成要件。

徐偉認為，黃某在上海白吃白喝兩個月的行為，從犯罪構成的四個要件——客體、客觀、主體、主觀方麵綜合判斷，均與尋釁滋事罪的構成特征高度契合。“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對其采取刑事強製措施，是嚴格依據法律規定作出的正確處理，充分彰顯了法律對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商家合法權益以及規範市場交易行為的堅定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