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懂王”時代的在美留學生，如果不被提前驅逐出境的話，筆者應該能有幸現場見證自己所在的地方一天天大踏步走向二百五——看，今天一過，美國就二百四十九了！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個國慶節前三天，經過整整六個月的折騰（從1月的共和黨華盛頓兵工廠會議開始算），美國國會最終以副總統萬斯一票的“巨大”優勢，在多名共和黨參眾議員反水情況下，勉強通過了被《財富》雜誌稱為“反向羅賓漢法”的“大漂亮”法案。
更早一些的半個月前，美國廣大群眾還看了一場猴戲：著名的MAGA喉舌塔克·卡爾森與著名的白右參議員泰德·克魯茲大吵一場。克魯茲拿他自己不知道在聖經哪一節（實際上在《創世紀》）的選段證明上帝命令他捍衛內塔尼亞胡，卡爾森問他：“伊朗有多少人？”克魯茲答不出。卡爾森問：“你不知道你要我們去推翻的這個國家有多少人？”
現在大家都盯著一個月前與“懂王”撕破臉的馬斯克，看他放出的“如果大漂亮法案通過，就自建美國黨”大話打算如何兌現了。
“懂王”這個“沒有成年人”的MAGA草台班子上任的半年，是其自身一係列議題矛盾集中爆發的半年。考慮到特朗普民粹加持給他帶來的至少共和黨內“反誰誰死”的超強個人權威，MAGA精英內部如此嚴重的矛盾張力，可不是適合獻禮美國249年國慶的好兆頭。
MAGA迄今已暴露的內部矛盾梳理
MAGA圈子中已經觀察到的矛盾大致可以分為四對，這四對矛盾截至目前，大致相互獨立，不足以根據它們的組合特征劃出一係列徹底分裂性的小山頭。為了簡便起見，本文打算效仿“大漂亮”先例，用“說電影”短視頻的“小帥小美”套路命名它們：
1.“基列派”與“邦聯派”的矛盾。
前者名稱取自《使女的故事》（雖然與其中“基列共和國”的設定略有差別），出於白右傳統政治正確的宗教狂熱，打算賣腎死保以色列，克魯茲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後者名稱取自《地球Online》北美大區1860年版，出於白右傳統政治正確的小政府心態，不想參與需要自己賣腎的世界事務，卡爾森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哥譚派”與“春田派”的矛盾。
前者名稱取自《蝙蝠俠》，出於白右傳統政治正確的新保守主義，要求維持甚至增加技術移民，以維持大城市供養的高新科技發展潛力，馬斯克和拉馬斯瓦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後者名稱取自《辛普森一家》，出於白右傳統政治正確的舊保守主義，反對一切新增移民（或至少非基督教白人移民），以維持曾經全美到處可見的那些熟悉的小鎮農村生活方式，約瑟夫·埃德洛（“懂王”提名的移民局長）和保羅·戈薩爾（亞利桑那眾議員）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3.“擼企鵝派”和“怡情為止派”的矛盾。
前者名稱取自特朗普的“解放日”關稅令，出於白右傳統政治正確的重商主義，認為對包括企鵝島在內的全世界立即發動關稅戰是將美國從它們魔掌下解放出來的迫在眉睫的大事，納瓦羅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後者名稱是我瞎編的，出於白右傳統政治正確的新自由主義，認為小擼怡情、大擼傷身，不可完全摧毀自由貿易，雁過擼毛、鵝過擼蛋的關稅政策會最終“強擼灰飛煙滅”，美國財長貝森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4.“夜之城派”和“惡土派”的矛盾。
兩者的名稱均取自《賽博朋克2077》。
前者出於白右傳統政治正確的財政保守主義（餓死野獸派），鼓吹賣腎減稅（實際上考慮到其堪稱瘋狂的砍窮人食品券救濟的操作，筆者相當懷疑自己用“腎”打比方是不是將其影響弱化了）、不惜赤字飛天的“大漂亮”法案，眾議長約翰遜和國土安全部長克裏斯蒂·諾姆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後者出於白右傳統政治正確的財政保守主義（赤字鷹派），認為政府需要致力償還國債達到預算平衡，不應再增加已經如此之大的財政虧空，5月否決“大漂亮法案”的安德魯·克萊德等“自由黨團”極右翼共和黨眾議員、蘭德·保羅參議員和馬斯克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眾議長約翰遜和他的“大漂亮法案”
可以明顯地注意到，這四對矛盾的一大共同點在於，雙方都認為自己真正捍衛了右派的某種傳統政治正確。
相比於我們已經審美疲勞的兩黨意識形態惡鬥，這種共和黨內或者說純粹MAGA圈子內的惡鬥（位於民選職位上公開反對MAGA的共和黨人早已被“特朗普邪教”的民粹清洗一空）雖然一直存在，但集中在最近一個月裏如此井噴般地公開爆發出來，還是很“活久見”的。
MAGA班子內部矛盾的本質
上述四對矛盾的另一個共同特點在於，在每一對矛盾中拋頭露麵的主要正反方人物都是民選官員或馬斯克、克裏斯蒂·諾姆這種右翼民粹網紅，他們的爭鬥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表演給自己的支持者看；卡爾森采訪克魯茲的例子把這種表演性展現到了極致。
這說明，這些矛盾的表層起源，在於支撐MAGA精英的白右民粹自身固有的“既要又要”：既要聽從上帝驅使除魔衛道，又要不幹涉的孤立主義外交；既要重商主義的保護性高關稅，又要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既要小政府的減稅，又要“讓美國再次偉大”所需的“愛國主義”軍費增長……
表麵上，這是“民粹綁架”和“民粹非同質性”之間的矛盾。不同見識的MAGA支持者對現實局勢的認知差別極大，形成了萃取分層：MAGA大多正確認識到自己所在階層相比上代的明顯掉落，但往往嚴重高估自己無法接觸到的、“美國整體文明領先世界”的程度。這種不同程度的對“我們全國”的高估，導致了不同程度的具體政策傾向。
例如，那些以為大美利堅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自由貿易是美國在對全世界做慈善的人，就會傾向於無腦支持全麵關稅；那些以為非法移民都不工作、隻白吃福利製造犯罪的人，就會傾向於無腦支持全麵驅逐非法移民。事實上，很多MAGA認為非法移民都不工作、隻白吃福利製造犯罪，而且還把正經美國人的工作都搶光了——這樣的人就更加雙倍無腦地支持全麵驅逐非法移民了。
而深層一點來看，這種“既要又要”可以很大程度上歸結為，既要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優先的美國民族國家，又要某種雄立宇宙間的“右翼版本”的普世信念。
一方麵，美國的價值觀中其實一直存在一種類似拉美考迪羅時代的“定居者民族主義”情結，隻是長期以來的“主流美國”自由主義或者所謂“普世價值”宣傳將它們忽略了。這種情節可以追溯到美國建國前，早期白人尤其美東移民把自己已世代耕種一二百年的美洲大陸看作鄉土，形成了“故鄉（定居點）高於遠方中央政府”的認同；這種認同既是美國建國的理念根源，其失控後的極端化版本也是南方獨立建國理念的根源（奴隸製隻是經濟背景）。
在南方被擊敗之初，統一的美國曾嚐試將這種模糊而搖擺不定、但現實存在的“定居者民族主義”以軍管方式加以消除，最終隻迎來了1873年經濟危機和1876年的美國憲政危機，這場幾乎引爆二次內戰的危機導致了吉姆克勞法的複興。從1877年起，美國政府實際上通過吉姆克勞法和《排華法案》、配額優先強調歐洲來源和白人血統的移民法等一係列政治手段，對這種“白右民族主義”加以保護。
然而，隨著20世紀幾個新移民法的實施、民權運動尤其近年進步派勢力的崛起，海納百川吸引全球精英的國籍政策、“星際迷航”式的自由主義烏托邦成為徹底的政治正確。從南方邦聯“白人至上建國理想”退而求其次形成的“穩定現有的美國為一白人主體民族國家”訴求被過度壓製，最終以社會對一些走火入魔極端白左案例的反感為文化突破口，加上經濟問題，形成了今天的MAGA大反彈。
另一方麵，美國獨立戰爭的最初共識是什麽？答：團結起來解放全北美！
美國建國之初，心態上是頗為將加拿大視作“自己的台灣”的：在1812年戰爭前夕的美國人看來，他們不是在入侵另一個民族國家，而是在以一場特別軍事行動“拯救”被那些（占英國北美殖民地97%人口的）保王派壓迫的“愛國者”。
美國今天的激進文化白左尤其進步派，在LGBT、環保和多元平權等議題上有很多扯淡或高度脫離實際的理念，但他們做的一件事是毫無疑問真正進步的：解構和破除了美國白人視角的建國神話。
近年來，以“1619計劃”為代表的曆史批判運動，包括但不限於華盛頓的櫻桃謠言和蓄奴真相、寶嘉康蒂和感恩節等土著曆史敘事的土著視角解構重塑、黑人和婦女實際權利的敘事重塑、對基督教的解構等，在美國以各大主流高校的文科院係為中心向外擴散，已經很大程度上成為年輕一代的社會共識。他們的工作讓傳統宗教保守白右又恨又怕，美國白右針鋒相對組建了所謂“1776委員會”，後者在沒有任何曆史學家參與情況下編寫了偽史——“1776報告”，以維護傳統宗教視角的“白人美國”敘事。
拋開事實不談，這一敘事方式天然決定了，美國右派必須采取“解放全北美”的宗教普世擴張心態。這種心態與老一輩民主黨分子的“自由民主普世價值”心態相通，但與因厭倦美國連年戰爭等原因成為MAGA的大量普通群眾所期望的孤立主義卻是本質矛盾的。
海納百川易，川納百海難
美國現在正被迫麵臨一場社會心態大變遷的挑戰，這是歐洲、拉美各國數百年前都幹過、目前大多已基本完成，而一些非洲、大洋洲國家和東歐前華約國家目前還在進行中的事情：在自己長期引以為豪的某種普世理念發生動搖甚至被破壞時，用民族主義重新塑造出捍衛國家認同的中流砥柱。無論是當年對穀愛淩的惡毒攻擊、還是今天對“卷入伊朗”的恐懼，塔克·卡爾森不過是不自覺地扮演了參與這一建構的曆史角色。
問題是，基於民族主義的愛國價值觀不是那麽容易從無到有建立起來的。
中國古代一直以文明為認同基準，幾乎從未產生以民族主義立國的需求。從清朝中後期開始，中國費了近百年，才部分且不完全自覺地將現代民族國家形式建立起來；即使是這一過程，也費盡了艱辛。投資人、觀察者網創始人李世默在2013年最受歡迎的TED演講《中國崛起與“元敘事”的終結》中指出，從共產主義到“中國模式”，中國成功將自己的“元敘事”進行了轉型。實際上，這一過程絕不是容易做到的：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極大地助推了亞非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但它在本質上是否定民族國家敘事的。
如果你仔細關注過1949-2021年曆次國家慶典式的視頻可能會注意到，直到改革開放深化到一定程度以前，我國國家大典上奏的國歌是不唱的——在這個時期，慶祝場合也不會有現在經常看到的“國旗海洋”，隻有純紅旗的海洋，國旗往往不出現，或者隻出現一麵。1990年代初之前，沒有“國旗護衛隊”這種配置，1976年前天安門國旗甚至隻是一個北京電力局的老工人兼職管的。
那些年代顯然比現在更注重政治儀式感，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正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敘事不是基於民族國家構建的，“笑灑滿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來”是當時的社會共識公理，而愛國主義隻是它的附帶推論。
1978年後，黨和政府未雨綢繆，在國際共運轉入低潮前，開始結合前三十年國家積累的建設成就有意識地大幅加強了愛國主義教育，從而改變了以前政治公理化體係的層次。文藝戰線經過若幹年“戰地新歌”昨日黃花後，突然出現和引進了一大批導向鮮明的“愛國主義歌曲”，既有革命色彩濃烈的《中國，中國，鮮紅的太陽永不落》等，也有至今為人熟悉的革命色彩很淡的《我愛你中國》等，還有從香港引進、完全無革命色彩的《我的中國心》等；《國旗法》、《國歌法》紛紛落地，中小學開始嚴格執行儀式化的升國旗和奏唱國歌製度。
這場運動總體上非常成功，“複興中華”的旗號被從當時竊據台灣的蔣介石集團禦用文人手中奪了過來，最終在除港台外的絕大部分領土上建成了今天我們所熟悉的、人民擁有極高民族自豪感的政治認同，同時仍保留著作為基礎的革命價值觀。
《我的中國心》一度成為老山前線指戰員最喜歡的愛國歌曲，後來在部隊傳唱中被自發重新填詞，演變成了今天著名的、女生軍訓必被教的軍營民謠《軍中綠花》
截至目前，凡經曆這一過程的大型政治經濟體中，新中國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如果排除體量較小的越南，目前隻有我國不僅鞏固和弘揚了紮根於（而非否定）原本普世敘事的愛國主義精神、在並未像當今俄羅斯那樣國家層麵乞靈於舊宗教舊法統的情況下重新塑造出了民族信心，甚至已部分找回了對自己過去所持普世理念的集體自信。
俄羅斯的“通三統”目前仍肉眼可見地沒有眉目，而美國精英尤其MAGA精英們正在第一次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的“元敘事”並不特別例外，同樣有經曆這一轉型的可能，然後被困在了轉型中“既要又要”的人之常情裏。
問題是，對美國來說，將自己建構為一個普通民族國家的預期，不僅與現政權竭力維護美國“世界老大”例外地位的需求背道而馳，而且與長期以來被塑造入美國價值觀中的大量普世元素是相矛盾的。
蘇聯的主體部分在解體後尚能維持為統一的俄羅斯（仍然出現了在烏克蘭“‘他們整個’是我們”、還是“隻有‘被他們壓迫的那部分更像我們的人’（東烏俄族）是我們”這種顯然俄國人自己沒有想清楚、導致戰略進退失據的問題）；而美國右翼這種無意識的自發建構能否成功、美國能否被他們平穩扭轉成一個完整和自我認知相對穩定的拉美式民族國家，隻有他們的上帝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