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它”或許是民主黨最後的希望

民主黨的未來之路

「民主黨中道派」的道路已經失敗了。 七個月前，哈裏斯的競選口號「我們不會重返過去」敗給了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這意味著當下對於美國的民主黨以及自由主義者而言，已是生死存亡的關口。而曼達尼的成功，或許是一抹希望的微明。一如英國雜誌《新政治家》上的一篇社論中所談到的：

（曼達尼）證明了，特朗普對政治魅力的壟斷並非牢不可破。反建製政治已不再是MAGA右翼的特權。

阻止特朗普在下一個任期勝利的，不會是「我們不會重返過去」這樣讓人喪氣的話語；而應當是曼達尼式的「經濟民粹主義」道路。 即對於「財富再分配的勇氣」、「連貫的平等主義政策」以及與特朗普針鋒相對的「一個新世界的許諾」。簡而言之，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烏托邦。

一．渴望變革：民粹主義時代的政治邏輯

特朗普的第二次上台，早已標誌著中道政治年代的結束，我們來到了一個政治民粹主義的時代。這無疑一係列的喧嘩與騷動，一些朋友可能會覺得，民粹主義者與鼓動家是一切的元凶，良治的破壞者。但是究其本源，民粹主義隻是一種症狀，而不是病因。它是合法性危機的標誌；它反映了「民主的製度」之下，民眾對於這個製度的不滿。當下的美國乃至於整個西方世界，中產階級與底層皆有理由感到失望與迷茫。畢竟，近五十年以來，多數人的收入隻增不減；而數十年來技術進步創造的財富，多半被前十分之一的所截留。

而這樣一個世界之中，多數人渴望改變——不論是真正的可行的改變；還是改變的幻覺。

因此，一個民粹主義的時代注定是一個極化的年代。而這在美國的兩黨製體係之中，這一「極化」趨勢體現為共和黨的右轉與民主黨的左轉。這一方麵當然源自於「民粹主義」這一政治策略本身：民粹主義要求「劃分敵我」。但與此同時，這也是源自於當下的現實，首先，美國社會之中不同群體之間的「共同利益」在迅速的萎縮——特別是廣大的工薪階層與富人之間。這兩個群體之間最根本的利益衝突，正體現在特朗普的《一個大而美的法案》上：這一法案在削減數百萬普通人的醫療補助之同時，慷慨地給予富人數百億美元的減稅。我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觀察者，皆會對於這一《“劫貧濟富”法案》感到由衷的憤慨。

但是在憤慨之餘，我們更要去思考一個至關重要的難題：或許馬斯克、紮克伯格之流對於特朗普的支持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美國眾多的普通工薪階層——即注定會在右翼政策之中飽受打擊的百分之九十——又為何有一多半支持了的特朗普呢？

簡單地得出「這些民眾被欺騙了」、「這些人不了解自己的利益」是不夠的。恐怕這不隻是一種與特朗普一樣的「精英式的傲慢」；更是對於「尋找破局之路」的主動放棄。正如當年在1930年代投票給希特勒的中產階級一樣，多數人很清楚自己的困境：或許讓一個法西斯組織摧毀憲法是一杯苦酒，但當下的生活無論如何是絕望的；而當那個奧地利人承諾著「讓德國再次偉大」之時；守舊的政治家連一個完整的方案都提不出來。

因此，這一問題的答案是簡單明了的：因為在一個多數人渴望改變的年代，特朗普至少給出了「改變的幻覺」，而民主黨的守舊派連「幻覺」都不願意給。那麽進一步來講，「破局之路」也就顯而易見了：自由主義者應當給出「切實的改變」。

這個切實的改變是什麽？一個有更多參與民主、更公正的社會分配的新世界？一個新政自由主義重新回歸的美國？還是一如吉登斯與艾裏克·賴特口中所說的「真實的烏托邦」？我們等到第三個部分再談，這裏不妨先回答一個潛在的質疑：民粹主義時代背景之下，「真誠的變革方案」真的會有人買賬嗎？

曼達尼·佐蘭在紐約市民主黨初選中的成功證明了這一點：會的。民眾的眼光是雪亮的，每一個普通人在咽下「改變之幻覺」的同時，皆在等待著等待著「真正的改變」。

二．「連貫的平等主義政策」與民主的奇跡

曼達尼在紐約市的成功是一個民主的奇跡。一個競選資金上不及對方三分之一分；不曾獲得民主黨內部任何經營支持；不過三十餘歲的草根政客，靠著一個真誠的許諾、完整的改革方案以及深入社區基層的宣傳，完成了這場「大衛與哥利亞」的戰鬥。這說明了一個簡單的事實，當右翼民粹主義需要眾多富人雄厚資金之背書的時候；一種左翼民粹主義的策略並不需要這一切。它需要的隻是一種簡單的政治策略：「政策議題化」。

「政治議程」（agenda）對於任何政治製度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美國著名的民主理論研究者羅伯特·達爾也曾經提出：「對於議程的民主控製」是民主的一個必要的環節。而歸根結底，當前美國乃至於許多西方國家民主製度的危機，同樣也是源自於「新自由主義時代」以來，政治精英對於「政治議程」的壓抑。而當一些對於一般選民至關重要的「政治議題」，係統性地排除出了政治探討的空間時，不安、憤懣以及「民主已經破產」的實感，就是自然的後果了。

而自從裏根乃至於日後的克林頓以來，美國政治之中一個最為重要的「禁用議題」就是「財富的再分配」；而曼達尼·佐蘭勝利的根本原因，即是「財富的再分配」重新變成一個政治議題。

當然有一些朋友或許會說：自奧巴馬以來每一屆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皆會談到「打擊巨富」、「提高最低工資」、以及其他的「經濟正義話語」。甚至民主黨的進步派——諸如桑德斯與AOC——同樣也是以「經濟平等主義」的話語起家。但當這些零碎的政策無法構成變革的潮流與實感；甚至最終隻是由於空泛的話語「安慰劑」。這些「議程」也就會純粹退化成「修辭」，最終再也無法取信於人。

而相較於這些前輩不連貫的「經濟平等議程」，曼達尼·佐蘭的一係列承諾是連貫、具體且勇敢的：

市政府擁有的雜貨店。

食品價格失控。幾乎有9成的紐約人表示，食品雜貨的成本上漲速度超過了他們的收入。隻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在結賬時才不會感到壓力。

作為市長，Zohran將創建一個由城市擁有的雜貨店網絡，專注於保持低價，而不是盈利。由於無需支付租金或財產稅，他們將減少開支，並將節省的成本轉嫁給購物者。他們將以批發價格購買和銷售，集中倉儲和分銷，並與當地社區合作，就產品和采購進行合作。鑒於紐約市已經花費數百萬美元來補貼私營雜貨店運營商，我們應該將公共資金重新投向一個真正的“公共選擇”。

為紐約人設計和提供的住房。

我們需要更多的經濟適用房。但幾十年來，紐約市幾乎完全依靠改變分區法規來吸引私人開發——其結果常常未能達到宏偉承諾。而且建造出來的住房往往對於最需要它的工薪階層而言價格不菲。

作為市長，佐蘭將利用我們的公共資金，三倍增加該市永久性負擔得起的、工會建造的、租金穩定的住房產量——在未來10年內建造20萬套新單位。任何100%負擔得起的開發項目都將得到快速推進：不再有無謂的延誤。佐蘭還將充實我們市的住房機構人員，以便我們真正完成這項工作。

為了我們需要的額外住房，Zohran將啟動一個全麵的紐約市規劃，以創造一個關於可負擔性、公平性和增長的整體願景。這項規劃將使紐約市能夠解決種族歧視性分區的遺留問題，增加交通樞紐附近的密度，結束建造停車場的要求，並且積極主動地規劃我們的未來。

對大公司和最富有的紐約人征稅

佐蘭有一個計劃通過市政府擁有的雜貨店、普遍的兒童保育服務以及其他大膽的提案來降低生活成本，且他也確切知道如何為此買單。佐蘭的收入計劃將會提高公司稅率至與新澤西州的11.5%相匹配，從而帶來50億美元的收入。他還將對紐約最富有的1%的居民——那些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征收2%的統一稅率（目前無論你賺5萬美元還是5000萬美元，城市所得稅率基本相同）。佐蘭還將實施常識性的采購改革，結束無競標合同，增聘更多稅務審計員，並嚴厲打擊從腐敗房東那裏收取罰款，以籌集額外的10億美元。

而正是因為敢於給出這些「連貫的承諾」，曼達尼得以勝出。民主黨中道派也時常承諾「福利」，但這些政客卻不常說明：真正的經濟正義隻可能源自於「財富的再分配」甚至是一個更加公正的經濟製度；而不是當前特朗普式的「赤字擴張」。一係列零碎的承諾——比如最低工資上漲一美元——隻會給人一種「明天可能會稍微好一點，但總體沒兩樣」的模糊感覺；而一係列連貫且合理的承諾，可以讓紐約市民憧憬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更加平等、一個讓真正的工薪階層享受到「自由」的世界，或者如同昔日盧武鉉與文在寅的競選口號一樣：「人」生活的世界。

而「提出一個真實的烏托邦並實現它」正是「改變」的真正意義；更是一個在日益貧困與混亂的民粹主義時代之中，民眾真正渴望的東西。

三．自由主義的烏托邦

事實上，當前自由主義者在西方的節節敗退，是因為它還沒有適應這個新的世界。這一時代的主題，不再是「保衛與推廣民主製度」；而是在一個民主已經陷入危機的世界之中「重建民主」。

而今站在中道政治的廢墟上，回望裏根以來的美國史，我們會發現：四十年以來的曆史，證明了一個事實：「富豪階級」不會安於一個穩定的社會現狀——今天的保守派人把矛頭對準工會；明天就會更進一步得寸進尺，向政府施壓以求更多的稅收優惠。而近五年來的曆史，則證明了另一個事實：「富豪階級」對於民主沒有任何興趣——馬斯克與彼得·蒂利之流此前對於民主製度的尊重，不過是出於忌憚；而今的「富豪階級」，已經將「摧毀民主」視為自己的己任了。

事實上，這是一個無比諷刺的事情：麵對自己所創造的混亂，居然是右翼先提出了一個「新世界的承諾」。唐納德·特朗普的「美國再次偉大論」是一個虛假的烏托邦。這個精明的政客將一個封建主義與軍國主義的美國，包裝成了美國工薪階層的新希望。這就是特朗普與背後的富豪階層所給出的「改變的幻覺」。而麵對這個「虛假的烏托邦」，自由主義者必得給出一個「真實的烏托邦」——這不論在策略上、還是在實質上，這皆是美國、西方乃至全世界自由主義者最後的出路。

首先，策略上來講，當廣大的民眾渴望改變的時候，「老調重彈」是沒有意義的；同一個保守主義者一樣強調「沒有特朗普的世界」總歸好過特朗普，隻會顯得越發無能而虛偽。而另外一種更加可怕的對策：即不給出任何新的希望之同時，直接用行政手段與軍事手段與右翼對抗——且不論當前美國的民主黨是一個在野黨——隻會讓自己變成敵人的樣子，親手葬送民主製度。因此，民主的敵人拿起「變革」的武器之時，民主的保衛者也必須拿起「變革」的武器。

而更重要的是在實質上。許多自由主義者已經忘了，自由主義曾是一種「烏托邦」。不論是在宗主國殖民之下的美國、或是王權之下的法蘭西；抑或是軍事政權之下的韓國，自由主義者皆是要靠對於「新世界」的憧憬，戰鬥之中創造一個民主而公正的世界。即使是在以「漸進改革」聞名的英國，「工會權利」乃至於「普選權」也不是保守黨政治家的施舍，而源自於憲章黨人、婦女參政論者、費邊社與日後的工黨的「烏托邦憧憬」與現實的鬥爭。或許，上個世紀的蘇聯等國曆史一度讓「烏托邦」這個名字黯淡了，甚至染上了血汙。但這並沒有說明：我們要去畏懼烏托邦本身。正相反，隻要當下這個日趨保守的世界不盡如人意，隻要「不平等」讓多數人無緣於「民主參與」和公民生活；自由主義者就依然需要「烏托邦的渴望」。

「民主黨中道派」的道路已經失敗了。七個月前，哈裏斯的競選口號「我們不會重返過去」敗給了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這意味著當下對於美國的民主黨以及自由主義者而言，已是生死存亡的關口。而曼達尼的成功，或許是一抹希望的微明。一如英國雜誌《新政治家》上的一篇社論中所談到的：

（曼達尼）證明了，特朗普對政治魅力的壟斷並非牢不可破。反建製政治已不再是MAGA右翼的特權。

阻止特朗普在下一個任期勝利的，不會是「我們不會重返過去」這樣讓人喪氣的話語；而應當是曼達尼式的「經濟民粹主義」道路。即對於「財富再分配的勇氣」、「連貫的平等主義政策」以及與特朗普針鋒相對的「一個新世界的許諾」。簡而言之，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