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這個春天，一則有關采茶女工集體住宿的短視頻在社交平台廣泛傳播，推動這群邊緣的中老年勞動者進入到公共視野：她們大部分來自農村，半輩子都在和農田打交道。當零工市場逐漸被更年輕的工人占據時，她們唯一能依靠的技能就是務農。
被工廠、工地淘汰後，土地重新收留了她們。
許多人第一次知道她們的存在，以及她們麵對的近乎苛刻的工作節奏：每日工作時長普遍超過12小時，需完成數萬次采摘動作。
身體的疼痛與損耗是直接代價。不止采茶，她們也摘大蒜，摘枸杞、辣椒——她們的腳步跟隨時節在土地間流轉。
這個夏天，坐在駛離河南周口太康縣城的大巴車上時，女工們信心十足，準備多賺點錢。
她們年齡大多在50歲以上，從下轄各個村莊趕往集合點。有些大齡女工不識字，更不認路，隻能由中介去村頭接。出發時，大巴車的儲物艙塞滿了塑料桶、化肥袋子和包裹。
她們本次的目的地是300多公裏外的江蘇邳州，位於蘇魯交界處的縣級市，也是國內最大的白蒜生產、出口基地。此時正是當地每年的招工旺季，需要大量拔蒜工人——大蒜經由工人之手拔出、剪莖、曬幹、剝皮，再由工廠加工成蒜油、蒜粉、膠囊等產品，被運往東南亞、歐盟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
大姐、阿姨，勞務中介這樣稱呼女工們，她們也這樣稱呼自己。女工趙炎和鄭紅是同村，又是遠親，在車上座位緊挨著。此前，她們沒人幹過拔蒜的活，但都有多年務農經驗，覺得“不是難事”。午後發車前，鄭紅特意拍了段短視頻記錄“出工”時刻，配文“出發邳州，大姐們加油”。
她用鏡頭掃過車廂，幾乎都是她的同鄉。後來她告訴我，有些麵孔她有印象，之前去給人打零工時見過，但彼此並不熟悉——工期結束大家回到村莊，聯係也就斷掉了。
很多年輕些的女工是看直播發現的這次工作機會。她們都關注了一個叫“華哥”的當地中介，在後台私信後，很快就有人來聯係，核實身份信息，就算報名成功了。不識字、更年長女工們的消息來源就是這些鄉鄰。有位女工聯係了十幾個同村，浩浩蕩蕩一行人，有人調侃稱呼她是“二工頭”。
中介海濤是本次負責管理的人員之一。他今年23歲，但工齡已經7、8年。據他說，他們和“華哥”是合作關係，不屬於一家勞務公司，把招的工人放在一起，“吃大鍋飯”，分攤彼此的成本。
招拔蒜工最主要的標準是吃苦耐勞。海濤說，年齡範圍比一般零工招聘放寬很多，65歲以內，沒有基礎病就能來，再大齡會徒增風險，“到時候在地裏有點啥事，咱這邊不方便嘛。”
除了對接蒜農的活兒，他的業務範圍也包括春天采茶工、夏末枸杞工的招聘，以及各類工廠、學生工對接。據他說，今年的拔蒜工人一共招了130多人，絕大部分是45歲到65歲之間的大齡女工。根據經驗，這群阿姨是“最有可能堅持下來的人”。
中介比誰都清楚，這是一份超高強度工作：淩晨4點到旅店門口集合，十幾個工人像沙丁魚一樣擠進麵包車，由他開車前往更偏遠的村莊。工人被農戶挑選後，就被帶到地裏開始幹活。一般從早上5點多開始，重複拔蒜動作近7個小時，到12點才能吃午飯。
午休就在田埂邊的陰涼處，工人們席地而睡，休息一會兒；下午1點，彎腰鏟土、拔苗的動作又開始循環，直到下午6點多，才能結束工作，坐麵包車返回賓館。中介給每個拔蒜女工都配發了一個墩子，用綁帶套在大腿上，能保持“坐著”的姿態行進。但時間過長，阿姨們的屁股酸痛，需要不停站起來，放鬆一下四肢。
●拔蒜女工們在地頭陰涼處吃午飯。殷盛琳 攝
這份高強度的體力工作，每年都有人中途放棄。年輕人，或者沒什麽農活經驗的，一般都堅持不下來。拔蒜的季節在初夏，碰上氣溫拉升，每年中暑的例子也很常見。中介每天要在阿姨們勞動結束後和蒜農一起量地、結算，也要時刻關注工人的身體情況。“就算是農活，這也是裏麵最累的一種。”
68歲的阿婆對這些外部情況一無所知。她跟著老家侄媳婦一起出的門，隻想來“掙點錢”。她刻意和中介保持一定距離，害怕被發現超齡後遣返——無論是按照工廠、工地還是農活的年齡紅線，她都是 “漏網之魚”。
她算了一筆賬：每年她和老頭的收入來源主要是養老金和種地。養老金是最基礎的一檔，兩人加起來每年大概3000元左右。家裏1畝4分地，拋開化肥、農藥等成本，賣糧食的年收入大概1000元。但支出的項目就多了，衣食住行外，她每年固定要交的還有兩個人的居民醫保，加起來800元，還有日常各種藥物，沒有定數，“一年光吃藥都不知道多少錢。”
為了不伸手跟兒女要錢，她和老頭平時也會打點零工。“閨女兒子都有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孩要養，你跟誰要錢？”
阿婆之前很自信能撐住拔蒜的勞動強度。她說，自己之前幹工地就幹過6年，別人砌牆，她遞磚塊，彎腰、起腰，往上遞。時間長了，她的身體出現了不可逆的勞損，腿、腰、脊柱都疼。“疼得很的時候，就像肉裏有鐵條在鑽，眼淚嘩嘩掉”。阿婆說，自從上回身體疼得趴在床上，坐都坐不起來，她再也不去工地了。
阿婆賺到的錢換回各種昂貴的藥，草藥、膏藥、藥酒，這次來，她帶上了速效救心丸和止疼片。
結果拔蒜第三天，她就有點撐不住了，她伸出手給我看，單右手上就磨出了3顆大水泡。疼得伸不開手。或許因為常年勞作，她的指節已經變形，泥漬滲進皮膚的褶皺裏，手掌蜷曲著，沒辦法完全伸直。
來到車輻山鎮第二天，女工們就覺得自己被勞務廣告欺騙了。鄭紅跟同村的趙炎發了一通火，指責她不知在哪看到的不靠譜消息，拉她來一起受罪。趙炎也很委屈，“這錢還不夠我回去看筋的呢”，她扯著嗓子喊，誰能知道來了是這情況？
和她們在一個小隊的李麗也覺得被騙了，跟著一起嚷嚷。李麗在女工裏很顯眼，1米75的個頭，嗓門也大，工友們都喊她“高個兒”。高個兒說，來之前，中介在直播間介紹的計酬方式是“包畝”，按照拔蒜的麵積算錢。她覺得自己年輕，想和幾位同樣年輕的工友合作大幹一場，但來到後發現是按天算錢，相當於日結工。每天在酷熱的天氣裏工作十幾個小時，才拿200塊錢，“肯定心裏覺得有出入”。
宣傳時的住宿標準也隱瞞了部分信息。她說，之前中介隻是說會安排住賓館，但沒說人數，來了發現小小的房間裏放兩張1米2寬的小床，卻要擠下4個人。有些原本的三人間則要塞下6個人。
她和那位高齡阿婆分到了一個房間，生活習慣完全不同：阿婆習慣隨手丟垃圾，上廁所也不衝水，她每次都要幫忙善後；另外，阿婆睡前會用濕毛巾擦洗身體，完全不避人，她感到尷尬；到了晚上，阿婆覺得太冷，要求她們關掉空調。高個兒有點生氣，沒理會她，結果發現老太太一個人裹著被子一動不動，她害怕了，趕緊把溫度調高。
在這裏，會遇到什麽樣的主家，基本仰賴運氣。高個兒、趙炎、鄭紅這個“精英小分隊”一直在一起行動。在這裏，年輕也是一種篩選——沒人願意和幹活慢的老年人合作。高個兒的另一個室友和阿婆分到了一起勞作，她聽對方抱怨，阿婆動作遲緩，但在地裏也沒人敢催她，為了給蒜農交差，大家隻能把阿婆沒做完的活平分，多拔一片。
小分隊碰到的第一戶蒜農是一對之前在市裏做玉石生意的年輕夫妻，待人溫和，每天的早飯和午飯都帶一次性餐具給她們，還會買來冰鎮啤酒，供她們消暑。小分隊不想中途更換人家，就跟蒜農協商好，讓蒜農去告知中介，把他們家的蒜地拔完再換地方。
因為是按天算錢，她們私底下偷偷協商，盡量保持統一節奏，慢點幹活——在時間固定的情況下，動作慢總是最劃算的。
●淩晨4點，女工們在旅館前集合等待出工。殷盛琳 攝
●工期前幾天的晚飯由中介負責，每晚都是一大盆煮菜。殷盛琳 攝
沒過幾天，中介就安排大家到另外的鎮上做工，她們被迫離開了這家“好雇主”。女工們也不再集中住宿，而是分散到需要用工的農戶家裏住。
再見麵時，“高個兒”還對前一晚的挑人環節心有餘悸。她說，幸好她們及時察覺，敢於反抗，才爭取到了這戶素質不錯的主顧。
中介原本給她們安排的是另一家，但那人連她們提出的“下碗麵條當晚飯”都顯得遲疑，“一看就很摳門”，她和趙炎帶頭和中介吵了起來，說她們也要有反選的權利。目前的蒜農雇主，一位戴著腕表，金戒指，打扮看起來像個幹部的老頭很符合她們的標準。雙方很快達成一致，中介沒辦法，隻好重新劃分。
但她們沒有預料到的是，雇主的兒子也會和她們一起幹活，相當於督工，幹活就沒法“摸魚”了，隻能硬著頭皮快速勞作。
這天中午，氣溫攀升到37度，陽光像燒紅的針紮下來——人在地裏站一會兒，裸露的皮膚會留下灼痛的紅色印記。鄭紅的上衣早被汗水浸透，緊貼皮肉。她不停用帽沿擦臉，避免汗水流進眼睛。為了緩解燥熱，她把防曬帽用水浸濕，但很快就被曬幹。她感到頭脹眼花，不得不停下到陰涼處休息。田埂邊的塑料水杯滾燙，水也是溫熱的，喝下反而令人更想吐。
熟悉的土地成了漫無邊際的蒸籠，放眼望去隻有連綿的綠得無聊的大蒜秧苗。即使鄭紅一身蠻力，說自己幹了半輩子體力活，“比男勞工都有勁兒”，也在酷暑麵前敗下陣來。
一位女工壓低聲音說，媽的，在這裏跪著掙錢，回家要站著。
“你掙個一兩千還站著了”。另一位女工大聲調侃她。
鄭紅的另一個同鄉，一位幹活速度和講話一樣慢的女工，在大家抱怨一通後，慢悠悠的聲音才從人群裏傳來，“你要找工作還是得通過他（中介），不然咋弄？自己又找不到”。她說，這幾天體力上已經習慣了這種勞作節奏。她已經對疼痛本身感到麻木了。前兩天因為高強度拔蒜，手掌磨出的水泡，已經被再次磨破了，膿水流出，皮膚表層塌下去，摩擦後開始變硬。
在蒜地漫長的一天裏，女工們需要彼此聊天，才能熬過枯燥的勞作。
這天下午，大家已經連續工作了幾個小時，肩膀、背、腰接連“告急”，行進速度也明顯慢下來。一位穿黑色蕾絲上衣的女工抱怨說，如果“下輩子不托生成人就好了，就不用幹活了”。另一位女工接過話茬，“托成個豬，托成個羊，還不如人呢，人家叫你吃啥你吃啥。得托成大熊貓，就有人保護了。”
“女人懷孕的時候也是大熊貓，結果之後呢？”同排拔蒜的阿姨調侃。
地頭解乏的酸笑話，讓大家接連感慨起命運來。趙炎默默聽著，末了說，她誰都不怨，現在的遭遇都是自己的選擇。她在拔蒜隊伍裏算年輕人，80後，但麵孔卻比實際年齡蒼老得多，皮膚黝黑，話也少，套一件迷彩服就鑽進蒜地，彎下身子淹沒在成片秧苗裏。
如果真有命運安排，那多米諾骨牌倒下的第一塊是她自己推動的。趙炎說，她人生的轉折點在於沒有躲開“高跟鞋的誘惑”。
初三下學期，中考前，她見到輟學外出打工的朋友回村，穿得可體麵，腳上是當時最時髦的高跟鞋。她還在念書，穿樸素到土氣的校服，每天騎著隻有鏈條沒有擋瓦的破自行車到鎮上上學，除了學習還得“吭哧、吭哧”準備體育考試，練習仰臥起坐。那雙高跟鞋讓她覺得自己也應該去外麵的世界看看。
趙炎說，當時她在班裏成績不錯，鬧退學時，老師找到家裏來，勸她去上學，她遠遠看見，躲了起來，沒敢跟老師直接見麵。她鐵了心要去打工。父母拗不過，放她去了許昌腐竹廠。當時她才15、16歲，連身份證都沒有。
拿到第一筆工錢，她就給自己買了雙黑色高跟鞋，粗跟，大頭。但穿上就開始感到後悔，“還沒我的球鞋得勁呢”，她說。同樣和想象相距甚遠的還有外麵的世界，工廠太累了，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她會偷偷抹眼淚。出門大半個月，父親去看過她一次，問她在廠裏能不能幹下去？言外之意是，想勸她回去讀書。她心裏很想回學校，但嘴裏死不承認，“因為那（退學）是我自己的選擇嘛，死要麵子。”
兩個多月後，她實在堅持不下去，灰溜溜回了家，但已經錯過了中考。回頭看，她說，可能再回課堂也坐不住了，“心已經靜不下了”。
之後的許多年，“高跟鞋”似乎越來越遙遠。她和那個時代的女工們有相似的人生軌跡：年輕時在各個工廠之間流轉，流水線上的物件各異，但工廠製度與生活並無差別。消耗幾年青春，到了年紀，被父母要求回鄉相親，和條件差不多的陌生男人組建家庭，趙炎接連生了三個小孩，分別是女兒、女兒、兒子。
●廣西某電子元件加工企業車間。圖源東方IC
趙炎出來拔蒜這幾天，在縣城寄宿讀高中的大女兒趁周末回家給她打了電話。她說自己“幹活都更有力氣”。今年開始，高中開始強製實行雙休，女兒總是擠不上回村的公交車，她為了照顧孩子，隻能辭工待在家裏；沒想到在廣東打工的丈夫也被迫回鄉，他所在的工廠效益不好，倒閉了。趙炎和丈夫做了輪換，趕在麥收之前這幾天出來幹點農活。
然而，有些女工被家庭、母職及老人纏繞在村莊和農田，連外出打工都成為奢望。鄭紅說，她羨慕趙炎的人生，起碼在年輕時去過那麽多城市，工廠，見識過形形色色的人。而她卻被框在了原地。
鄭紅是家裏的長女，母親身體不好，幹農活吃力，她早早輟學幫忙分擔壓力，也承擔起照顧弟弟的責任。每次她想外出打工，都會被母親找各種理由攔下來，即便隻是去家附近的鄭州，母親都不同意。之前有次她已經找好了一家筷子廠的工作，因為母親的反對，她臨行前不得不打電話跟人家道歉，去不成了。
大部分時候，鄭紅隻能圍著家裏幾十畝地打轉。農活之外，她常年在村莊附近的工地打零工，給別人遞磚塊，她說自己比工地上任何一個男勞力都更能吃苦。她靠賣力氣撐起了自己的家，供養兩個孩子讀完大學，幫兒子掙彩禮組建家庭，為他在鄭州的新房交上了首付。
但她的身體留下了不可挽回的損傷。鄭紅的背和腰有不同程度的勞損，患上過子宮囊腫，在多年的忍耐後做了手術，現在身體不再能承受高強度勞動，過於勞累就會出現低燒。
“高個兒”李麗在西藏做了多年生意，經常在各地跑貨，賣手工藝品、玩具。她能開體積龐大的廂貨車走蜿蜒的山路，膽子很大。但最近幾年，她縮減了跑貨的頻率，每年有至少半年時間待在河南周口老家，“這幾個老的要多陪陪他們，陪一天少一天”。她的父親有腎髒的毛病，母親也到了歲數，都需要她來照顧。
在江蘇邳州，這個以種植大蒜撬動全域經濟的縣級市，每年夏天都相當熱鬧。從河南、山東、安徽湧入大批外省勞工，當地工人也到了一年裏活計最多的時節。
淩晨3、4點，天際稍泛青白，鎮子的零工市場上就擠滿了人。有跟隨勞務公司的“正規軍”，也有像劉保平這樣的散工。他是安徽人，聽別人提到邳州有拔蒜的活，給的工價不錯，在短視頻平台上搜了地點，拎上幾件衣服就趕了過來。
劉保平53歲了，進廠也勉強，隻能在建築工地上幹點活。鄭紅比他小1歲，原本也是工地常客，但自從“清退令”（從2019年開始，多地陸續發文，對建築企業招錄和使用超齡農民工作出管理和限製。例如上海，明確禁止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歲以上女性進入施工現場從事建築工作業。）在各地炒得沸沸揚揚，作為女性農民工，她成了超齡人員。劉保平的許多年長工友也失去了工作機會。
劉保平也在其他農戶家拔蒜，除了零工，他還擺攤賣水果，淩晨3點多就開始勞作。他自稱去年被一個大他8歲的女人騙婚了，對方還拿走了7萬塊錢，是自己攢了十來年的打工錢。
他想把這筆錢掙回來。到邳州後，他沒有勞務中介安排住宿，就住到當地零工市場上的鐵皮棚子裏。籃球場那麽大的棚子，晚上隻有微弱的光源，大家鋪開被褥席地而睡，垃圾沒人清理，扔得到處都是。
雇主老漢就是在市場上找到的他，女工們拔蒜、剪蒜，但力氣有限，他需要劉保平這樣的男工來裝車。把剪好的、大袋的蒜頭搬運到車上拉回家，以備晾曬。
老漢說，他們家種了20多年大蒜，最早他開車直接去安徽那邊拉人來幹活，後來鎮子、縣裏都有了零工市場，按照天氣、供需，每天的工價都不一樣。最近幾年當地流行起勞務中介，為了省事，他們就跟中介簽合同用工，“不高興我們當天就換掉（工人）”。
這些年工人的價格漲幅並不大。他說，十多年前，他去安徽拉工人時開出的價格是一天160～180元，現在去拉人最多給到220元。
中介海濤說，最近幾年工廠效益也不好，訂單少，很多廠子為了縮減成本，對招工年齡的管控縮緊，一般要求45歲以內。“那些卡年齡的廠區已經把這群阿姨淘汰掉了，她們進廠是進不去了。”
●邳州當地農戶的蒜地分散，女工們需要不斷更換地點。 殷盛琳 攝
工廠曾經是開放的，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收留過這群女工的青春。許芳51歲，從17、18歲左右，就開始了打工漂流。她加入的第一家工廠是威海海帶廠，主要工作就是曬海帶。那時候還沒有如今的機械化，都是男工人力搖船，把撈到的海帶運到沙灘上，“吧唧”用刀一砍，女工就開始晾曬。
曬海帶回鄉後，她很快結婚生了兩個孩子，直到把老二帶到2歲半，才再次出發去了廣州，跟堂嫂、堂姐一起去一家毛織廠，織毛衣和羊毛衫。那是1990年代的後半段，“廣州正是發展的好時候”。那個高樓林立的大城市，被無數從農村湧入城市的打工者稱為“機遇之城”。丈夫留在家照顧孩子到讀小學後，許芳兩口子又一起到南方工廠打工。
許芳的青年時代在各個工廠之間流轉消磨：電子廠、鞋廠、毛織廠、燈泡廠、空調廠，打工版圖橫跨半個中國，山東、江蘇、浙江、廣東，都曾留下過她的勞作痕跡。當然，廣東是最主要的“根據地”。那些年裏，她從一個隻有二年級文化的農村人，見識到城市究竟有多繁華，以及異鄉的人心有多複雜。
在那個招工需求旺盛的年代，她的二年級學曆可以被包容，年輕是明確的優勢。但現在，工廠也需要人有文化，許芳成了“沒文化的老年人”，被淘汰了；以前很多廠子也優勝劣汰，她待過的一家鞋廠，先是搬去了福建，後來聽說效益不佳倒閉了。
另一位在工廠漂流多年的女工說，她年輕時去過當時的“大廠”偉力高，一家成立於1993年的港資玩具廠。當時廠裏有很多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她們同樣年輕，同樣身處異鄉，領到工資後會到平湖的街道上購買各種好吃好玩的。
她們坐在流水線上給橡膠玩具做組裝，做完的玩具會出口到遙遠的歐洲和美國。當時，每個人都以為這家“大廠”，會像流水線一樣永不止息，誰知隨著深圳推動“騰籠換鳥”戰略，低端製造業開始轉移，2020年左右，偉力高及幾家同期玩具廠共同撤離了平湖。當然，她早就離開了那裏，回到老家結婚生子。
許芳說，現在好的工廠招工最多放寬到46、47歲，要求也多，她已年過50，隻能憑過去的打工經驗找點熟悉的小廠。她不會拚音，鍵盤機的時代靠打電話，如今全靠微信語音。每加一個新人，她都會先發一個語音條，不是自我介紹，而是介紹對方作為備注，“你是XX”，避免對不上號。
一家浙江的橘子罐頭廠老板是她微信裏最重要的人之一，對方仍願招她進廠工作。當小時工一天150塊錢，計件製多勞多得。她以前都是按計件拿錢，這兩年許芳覺得自己速度下降，比不上年輕人了，開始主動要求做小時工。
但罐頭廠每年隻在用人高峰時才會對她“網開一麵”，平常不需要那麽多人。近幾年，許芳基本9月半時候去，幹到臘月間，回來不耽誤過春節，已經相當滿足了。
隻有熟悉的土地對她們沒有挑選，幹農活也永遠是她們打工清單上的保留項目——無工可做時，土地會收留她們。
女工們在農閑的間隙外出務工，但生活的軸心仍然是家庭。一旦家裏出了事情，她們得確保隨時回去，隻能做工期靈活的短工。
不止一位女工提到，支撐她們的最大動力是子女的未來——女工們都對自己的孩子抱有期待：希望他們能考上大學，去大城市幹淨明亮的辦公樓裏工作。不要重複她們的工廠命運，更不要回到土地，在毒辣的日頭下勞作。
讀書是下一代最顯而易見的躍遷路徑。但在人口大省河南，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如今讀書也競爭激烈，且不再承諾光鮮未來。
為了能讓小孩專心讀書，趙炎之前一直做陪讀媽媽，女兒到鎮上讀初中時，她跟著去學校打工，在食堂當做飯阿姨，每個月能賺2000多塊錢。現在女兒到了縣裏最好的高中，說什麽都不讓她跟著了，覺得她“冒犯了自己的自由”。趙炎覺得女兒怕自己丟人。她有點傷心地說，之前刷短視頻，看到人家拍成人禮儀式，有個高中生的媽媽是殘疾人，拄著拐杖，但那個學生理直氣壯地走到媽媽身邊，接她一起走紅毯。她說自己也很期待，女兒會不會在成人禮那天，邀請自己一起走“成人之門”。
她做夢都想三個孩子能上好學校，不要像自己錯失教育的機會。趙炎說，當時成績不如她的男生，後麵讀了中專，從師範院校出來，成了閨女學校的老師。這件事像石子一樣硌著她，每次女兒有懈怠，她就會說，“你可不能走我這條路。”
●阿婆從家裏帶來了一兜子藥。 殷盛琳 攝
●午休時刻，女工們靠啤酒、短視頻和家裏來的電話解乏。 殷盛琳 攝
但女工們自己倒坦然接受了回到農活行列的現實，畢竟在農村，能“出去找活”就意味著勞動價值和見識。她們將自己的四季根據作物工期劃分得很清晰——每年3月初春，鄭紅都要去浙江或安徽采茶葉；20天左右的工期結束後，她回家做點零活，有時去附近飯館給人家端盤子，空閑了也會走遠一點，去臨近的山東給人家的果園拔草。
夏天，是來江蘇拔大蒜的時節，工期很短，回去正好趕上收麥子。等忙完麥子，她就要到甘肅或青海摘枸杞，工期一個月左右；到冬天如果還想出門，可以去摘辣椒，幹完回來就進入臘月，可以開始準備過年了。
鄭紅對自己的婚姻並不滿意，覺得當時太倉促，任由家裏人安排，年紀到了就著急結婚，選的人不對。她不想女兒也這樣，所以即使女兒已經過了而立之年，工作也穩定下來，在農村的觀念裏已經算“大齡剩女”，她也堅持不催婚。“我想讓她找個自己喜歡的，滿意的。”生活的重量鄭紅更願意主動接到自己身上。
她向工友炫耀自己的防曬帽、項鏈，都是女兒給買的。每天到了午休時間，女兒的電話總是第一個打來，和她有說不完的話。鄭紅說那是她幹活最好的動力。
這麽多年，她很少有完全放鬆下來的時刻。有次兒子花2000塊給她報了去桂林的跟團遊，跟她去摘茶葉的工期撞了，她怕耽誤幹活，硬要退掉，兒子很生氣。她說自己有點後悔，都沒體驗過正經的跟團遊。之前僅有的幾次旅遊，都是因為要給家裏的幾十畝地進化肥，廠家安排去考察，順便請她們到景區玩一玩。邳州臨近山東棗莊，有著名的台兒莊景區，她之前考察化肥產品的時候就去那裏玩過。
對68歲的阿婆來說，這樣的零工農活就是她的“旅行”了。活了大半輩子，她最遠去過的地方就是太康縣城，去幫忙照顧孫子。直到今年春天，她才第一次出了遠門，跟著一個大隊的街坊，去南京摘茶葉。當時也是坐了好遠的大巴車，她說，一下車就是和河南景色完全不同的南方了。後來她聽人家說，茶園裏連片的、分層的斜坡叫丘陵。這次來邳州拔大蒜，已經是第二次出門，阿婆說自己一點都不害怕，新鮮得很。
阿婆每次出門前都要跟孩子吵架，不讓她瞎折騰，最後還是她家老頭發了話，“俺老頭說，你媽一輩子在家，再不去都去不了了。”孩子們就沒再攔著。
拔蒜開始的第五天傍晚，女工們幹完活回來要趕緊收拾行李，她們得分到新的農戶家裏去了。阿婆佝僂著腰，行動緩慢地收拾她的背包，她首先收好的是寫著村鎮衛生院地址的塑料袋，裏頭各種藥，都是她日常吃的。阿婆心髒不好，腰和腿都有勞損。“一年光吃藥都不知道多少錢。”
雖然幾天下來身體極累，但她相信自己一定能撐過去，熬完這個工期。上次去南京摘茶葉，她瘦瘦小小，最後拿到了1460塊工錢，“比有些年輕人都摘得多”，阿婆驕傲地說。
夜幕低垂，晚上8點，麵包車擠得滿滿當當，旅店卻幾乎全空了。雜亂的地麵上遍布泥漬、腳印與垃圾，空氣裏有經久不散的大蒜味兒。在入住的幾天裏，旅店沒做任何清潔工作，打算等她們走了再清理，“反正每天都很髒”。
老板說，今年的熱鬧算過去了，他的旅店開始等待下一個夏天。
（注：除趙炎、劉保平、海濤外，其他人物為化名。蔡家欣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