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四大才子全部駕鶴西去,眾口悠悠倒蔡瀾

香江四大才子全部駕鶴西去,眾口悠悠倒蔡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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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片製作人、美食達人及文旅作家蔡瀾本月25日去世,27日火化,享壽83。近親屬在其社交媒體公布了簡短訃聞,並遵遺囑喪事從簡。至此,香江四大才子(黃霑2004、金庸2018、倪匡2022)全部駕鶴西去,伴隨他們凋敝的還有萎縮至極的港文化。

蔡瀾辭世在陸港台三地都引發了不小的關注,不過兩岸三地在其身後的表達並不一致。港台的紀念大同小異,突出蔡瀾的文化名人身份,緊扣其四大才子的文化貢獻,兩地苟延殘喘的報界均出版大篇幅紀念專題,追憶、懷念,揮手作別。

大陸的機構媒體心灰意懶,因為早就不做名人逝世的紀念社論,所以將蔡瀾的解釋權交了出去。短時間內,流媒體空間中解讀模式輪替,迅速完成對蔡瀾其人其事的紀念與解構:一個有魏晉風範、不怕死的豁達文人,一個逼良為娼的老逼登。

對蔡瀾的積極評價(不等於正確評價),主要是說他這個人酒氣財色樣樣精通,其“灑脫活過”的享樂主義人生觀也大受稱讚。他那些看起來肆意的縱樂,比如有過幾十個女友、一年交一個女友等行徑,也因為被豔羨而一並被諒解了。

對蔡瀾這個人、以及他那些危險的愉悅報以遠距離的欣賞,根本還是出於對他及其同輩文人的尊重。當大陸與台灣處於特殊曆史階段時,這幫人在彈丸之地發展出蓬勃、強勁的港文化盛況,並以流行樂、港片、武俠書等形式在改開年代廣為流行。

他們所處的黃金時代的Hong Kong,與同種同文的周邊區域在諸方麵都有強烈反差。皇後大道中的殖民地也好,紙醉金迷的東方之珠也罷,繁榮與罪惡交織、混亂與活力並存的香港,不僅造就了蔡瀾等才子文人,也成為倒灌並影響大陸的文化高地。

黃金倪蔡生逢其時,前三位離世的時間點也剛好。作為“四才子”中最後離開的蔡瀾,即使在香港大陸化日益加深的這些年,仍蔭庇於港文化的餘韻,在生意與名聲兩方麵獲得收益。但他死的時間相當尷尬,恰好處在香港去魅、中港文化強弱倒轉的關口。

前三個同輩中人死後享有榮光,黃霑坐穩了詞人重鎮的地位,金大俠自不必說,倪匡身後無擾,可晚年多行走大陸的蔡瀾死後,被放在了一個劇烈飄搖的位置,受著大陸民意重估香港文化、乃至以新眼光重新看待香港的思潮衝擊。

考慮到這個背景,以無中生有的陳寶蓮自殺聯係蔡瀾的惡行,用逼良為娼拍攝三級片的曆史汙點重構蔡瀾平生功業,就容易理解了。“惡霸蔡瀾”敘事迎合了大陸輿論中對反轉的病態需求,並與腐朽的老登敘事相呼應,積毀銷骨,眾口鑠金。

在“惡霸蔡瀾”“香港老逼登”“逼死豔星陳寶蓮”等敘事中,大陸爽文一如既往地表現出移花接木的造謠本領,比如“陳寶蓮15歲拍《草燈和尚》”“被好賭媽媽賣給蔡瀾”“被又老又醜的黃任中追求”等。蔡瀾活過,可惜被潑汙時沒有活著,隻能聽任流言中傷。

這些抹黑蔡瀾的小作文或許為迎合反轉、追求流量,可它們的廣泛傳播也能佐證蔑視香港文化史、看輕香港文化的心態,在大陸已然不是個別人的心態,而是普遍的社會民意。蔡瀾隻是死不逢時罷了,換一個其他香港文人,隻怕同樣如此。

而且,在“惡霸蔡瀾”的口徑之外,出現了一種批鬥蔡瀾的輿論傾向,使用了一種類似於批鬥“地富反壞右”的惡意與構陷手法。這些在輿論場中有所複活的批鬥傾向,將蔡瀾們的身後名“圍堵”在他們曾出逃或熟悉的曆史場景中,這讓人頓生寒意。

至此,在評價蔡瀾的主要敘事類型中,盡管帶著拙劣、粗糙的模仿痕跡,可批鬥的藝術已成。這是否也意味著,香港的大陸化在大陸主流民意中已經完成心理建設,大陸人對東方之珠擁有全麵的心理強勢?很想問問黃金倪蔡,遺憾的是全然不能。

蔡瀾之死在大陸評價中的兩極分化,不隻是起到分化和矮化效果,競奪蔡瀾的蓋棺定論,也在威脅“香港四大才子”這一組合美譽。既然陳寶蓮都能被挖出來作為控訴蔡瀾的罪證,難保黃、金、倪就能死後安寧。死者無辯,但將死者塗汙,更令他者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