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審查，我們都無比熟悉。然而當審查來自於美國政府的時候，我們感到的荒謬和幻滅是前所未有的。主編也說，她從業這麽多年第一次遇到美國出現這種情況。那段時間，我甚至看著一些歪腦已不敢發表的類型的文章，在牆內的微信公眾號上自由傳播著——對於很多簡中讀者來說，這些都已不算什麽“傷風敗俗”的話題了，然而在自由燈塔之國，它們卻被當成洪水猛獸。
離最後一天工作已經兩個月了，我依然時不時想起歪腦，早上醒來後即將睜眼的那一刻，它的名字便浮現在腦海，仿佛我還要掙紮著起床去開編輯會。可能因為它結束得太快了，在急轉而下、接踵而來的壞消息中，風卷殘雲一般被那陣政治風暴帶走，我們除了應對、接受，卻來不及去消化和理解。所以直到現在，仍然有一層荒謬的、不真實的迷茫籠罩在記憶中，好像做了場夢，連帶著過去兩年多和歪腦在一起的日子，都像一場理想中的夢。尤其是和這個時代裏，無處不在的冷漠、荒蕪、壓抑和放棄幻想的現實對比之下，它短暫地讓我體會到一種慰藉，原來我可以做一份自己喜歡的、擅長的，又對社會有價值的工作來過活，沒有任何東西被妥協。所以我常常想，就是因為它很美好，所以很短暫，就像其他美好的存在一樣，已不值得被這個時代擁有。
歪腦從開始遭遇關停危機，到正式關停，也就兩周多的時間而已。在第一個壞消息降臨之前，機構已經處於山雨欲來，人心惶惶的氣氛裏。那時我剛懷孕滿三個月，正打算等穩定下來之後再把懷孕的消息告訴同事。卻因為周末時花了三個小時做家務，不慎過於勞累，第二天起床出現了先兆流產的症狀。我趕緊請了病假，臥床休息了兩天。雖然不再流血了，醫生也說症狀沒有持續就不用太擔心，但整個人也躺得比較倦怠和消沉。
恢複工作以後，壞消息便接二連三地轟炸過來，國會撥給RFA的資金被卡，特朗普發了行政令要求機構縮減體量到“法律規定的最小”，USAGM新來的顧問終止了USAGM給機構的撥款……
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還是被編輯部裏彌漫的焦慮所感染。我們被動地處在搖搖欲墜的邊緣，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感覺最為痛苦，正因我熟悉這種在名為“國家”、“政府”的龐然大物麵前身不由己、無能為力的體驗，所以它精準地戳中了我的傷疤，讓我有天晚上突然焦慮爆發，自己大哭了一場。
我擦了一桌子麵巾紙，把臉擦得又紅又痛，一直到深夜都沒心情吃飯，後來明顯感覺肚子很不舒服。我調整了一下情緒，勸自己身體要緊，於是走進廚房，燒水準備泡個方便麵。水還沒燒開就倒掉了，我決定不讓自己顯得更慘，要認認真真做頓正餐，於是照著食譜，把新鮮食材一一洗、切、炒、燉，吃到嘴裏的時候已經過了午夜，但隨著熱騰騰的飯菜下肚，身心也很快平複了。
我第一時間和家裏說了即將失業的消息，爸媽意料之中地給了我很多安慰，幫我重新找到一個可以穩定站立的地方。其實從第一次發生類似的事開始，他們就已經選擇了陣營，那就是堅定地和我站在一起。也是從那時起，我就決定遇事不獨自承擔，而是要請親友一起來分擔。
那天晚上我做了個夢，夢見和爸媽去旅行，為要去哪個景點的小事大吵一架，我情緒失控破口大罵，心裏難過得直墜深淵，直接抽泣著哭醒了。醒來拿起手機一看，又是一堆壞消息。
當關停的日期確定，我們還有最後的工作要做，那就是盡量把手上能發的稿子全都發表，並且為所有作者結清稿費。為此一些同事開始加班。
我記憶深刻的是，不久前編輯們還在為一篇即將發表的文章爭論得熱火朝天，那是一篇關注伊藤詩織的紀錄片《黑箱日記》所引發的爭議的評論文章，這部紀錄片因為最近的奧斯卡提名而受到關注。我們爭論的核心點在於，一方認為，伊藤違背了“consent”原則，沒有遵守她和酒店簽署的不公開監控影像的協議，並且沒有征求案件中律師、警察和酒店員工的同意便在紀錄片裏使用其素材，侵犯了他人的隱私，因此她受到的倫理質疑應該被正視。但另一方認為這場糾紛不應該成為文章的議程，更應重視的是性侵受害者的發聲之難，司法不公、輿論偏見以及日本社會的保守文化等構成的結構性困境，文章應該公平地考量這些前提，不去順應苛求不完美受害者的風氣。
顯然女性同事大多都站在了後者的立場。我們在工作群裏據理力爭，從各個角度檢視論點的漏洞，這些都比那篇一本正經地當理中客，卻又處處露怯的文章精彩。讓我感到疲倦的，除了一遍遍重複那些“女權主義”的老生常談，還有一種無力共情的挫敗感——當我們之中的一些人依然相信並恪守“規則”、“倫理”，另一些人早已對這個社會的各種體製怯魅。原因就是人們表麵遵循這些文明的規則，以便能夠成為一個體麵的人，卻無可避免地被野蠻的權力侮辱和虐待。性侵受害者如此，一個身在國與國夾縫之間的人也如此。知道這一點並不能讓我免於傷害，但至少能讓我不為此繼續自我規訓。我想，大概就是這種直麵虛無的精神狀態能讓人足以苟活於一個MAGA的時代。
其實幹涉別的編輯負責的文章是越界的，絕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尊重彼此的能力和自主權，但我終於主動提出接管這篇文章的編輯。原因就是看著不足以服人的文章發表在網站上，實在過不了自己這一關。這對我來說不僅僅是打工，歪腦的形象和我個人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同化的。歪腦的目標受眾裏也有很多思想進步、富有批判精神的年輕人，作者的文章不能比讀者的所知、所思、所想還要滯後。其觀念、立場差異並不要緊，但欠缺說服力則是一個技術問題。
我能夠做這種容易“得罪人”的行為，也是因為同事之間平等、包容、崇尚專業性的氛圍。大家可說都是行業裏的幸存者，經曆過種種動蕩和失望，仍對新聞抱有一種誠摯的熱情。我們的共同目標是產出好的作品，為此能夠放下自我，不把衝突給個人化。所以，至今我最為懷念和可惜的，仍是這個難得的工作環境。
眾所周知，寫作是一種門檻很低的創作，可就我看過的稿子來說，真正能做到“及格線”以上的文章隻是一小半，能稱得上“寫得好”的佳作則寥寥無幾。也許是因為我們身處海外，中文作者的資源比起本土來說非常有限；且社群裏的作者尚還年輕，雖然大多受過精英教育，但社會經驗不足，還處於成長階段。而我的底線就是幫助作者交出“及格線”以上的文章而已。
換言之，文章本身的質量是主要評判標準之一（另外還要看選題），歪腦的編輯一直擁有極大的采編自主權，並沒有編輯部之外的人幹涉我們報道什麽不報道什麽，或者表達還是不表達什麽觀點，我們的選題和文章內容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價值觀、經驗和能力。我們當然是有局限的，但也問心無愧於“獨立自主”四個字。這種自主，在長期處於嚴厲審查和流量狂歡間的簡中世界中，是一方跡般的小小淨土。
在那篇關於伊藤詩織的文章編輯完成後，我把它發給了機構中一位負責新聞倫理與標準的上級編輯審閱。這是一個最新的程序，過去歪腦發表任何文章，歪腦的編輯就是最後經手人，不需要其他的眼睛再來審視文章內容，但是這種自由在保守派上台之後就結束了。起因是國會中某位保守派議員對RFA高層表達了對歪腦發表的一些文章的顧慮與不滿，這些文章主要涉及“性與性別”的議題。熟悉當前美國政治的人不難理解，這類議題被特朗普政府當做“政敵”的意識形態宣傳和政治議程，遭到全麵清算。全美境內的機構、公司被迫放棄DEI政策即為例。處於意識形態之爭前線的新聞機構，當然也首當其衝。歪腦被迫刪除了過去發表過的十餘篇涉及女權、LGBTQ+以及和性有關的話題的文章。並且之後再發表類似議題的文章，都需要上級編輯的審閱。而由於他們都不懂中文，隻能借助翻譯軟件閱讀文章，其中語言的眾多錯位與誤解，也拖慢了我們的產出效率。
這其實不是保守派對歪腦的第一次發難，但這次，他們掌握了權力。在特朗普新上台後的敏感時期，我們的表現恐怕牽扯到機構的存亡，這導致歪腦開始不敢輕易涉足這些議題。一些以“跨性別”、“性工作者”為主的選題，更是避之不及。在關停前，歪腦發表的“性與性別”類文章已大大減少，而這曾經是歪腦和歪腦的目標受眾重點關注的領域。
對於審查，我們都無比熟悉。然而當審查來自於美國政府的時候，我們感到的荒謬和幻滅是前所未有的。主編也說，她從業這麽多年第一次遇到美國出現這種情況。那段時間，我甚至看著一些歪腦已不敢發表的類型的文章，在牆內的微信公眾號上自由傳播著——對於很多簡中讀者來說，這些都已不算什麽“傷風敗俗”的話題了，然而在自由燈塔之國，它們卻被當成洪水猛獸。
但最讓我無法接受的，是機構的上級們對這種赤裸裸的審查的粉飾和維護。在要求歪腦整改內容的時候，他們提到了那位施壓的國會議員，辯解說：“任何讀者都有權利對你們的內容發表看法和提出批評”，如此故意跳脫語境，模糊一個國會議員和“普通讀者”相比，與歪腦之間天差地別的權力和利害關係。當一個同事勇敢詢問這是否為審查，他們卻將矛頭指向對我們專業性的質疑上，為此翻出來一篇歪腦過去發表的專欄作者的評論文章，指出文章中所引用的一篇學術研究並不嚴謹，因為取樣的sample太小，所以作者的論點站不住腳，並將這歸結為編輯的失職。所以，不夠稱職的我們理所應當接受更多的監管。
我的意思是，編輯們經手的文章當然不是無懈可擊的，我們自己也常常在文章發表之後進行糾錯，有時是被作者和讀者指出謬誤。對專業度的要求再嚴格也不為過，但這和針對特定內容的審查是兩碼事。他們看我們年輕，就想PUA一群在簡中的泥石流裏摸爬滾打過來的老胳膊老腿，以為我們無知無覺嗎？
其實沒人還在拿理想主義當飯吃。審查、政治壓力，坦誠地說出來，承認對此無能為力，大家都理解配合，何必如此小看人？那之後，我心裏升起強烈的“沒意思”的情緒。一個同事說，歪腦從創刊起一直標榜的“深度、視覺、無審查”的slogan，就像一個巴掌重重地扇在我們臉上。
事實證明，再多的自我審查也無法保證自己的安全，能夠短暫維持的，隻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安全感。資金斷供不久，機構的離職浪潮就像秋風掃落葉般一股腦把我們掃地出門，倉促而潦草。我們沒有餘裕給與彼此情緒上的緩衝，不管好說還是歹說，趕著比現實的發展更快地絕望，似乎是維護尊嚴的最好辦法。
除了歪腦所在的RFA，在同一時期遭遇資金受阻和停運危機的還有VOA、RFE這兩大公共媒體機構。那段時間，網上出現不少關注此事的聲音，機構媒體同行們大多抱著一種物傷其類的同情，但隻是把我們放在一個宏大敘事的框架裏，例如特朗普政府此舉如何削弱了美國在與中國、俄羅斯的宣傳機器的信息戰時的競爭力與話語權，諸如“正中習近平下懷”，“在做中國想做的事”、“送給獨裁者一份大禮”……我理解這是一種溝通策略，是“美國人能聽懂的說法”。為了在保守派掌權的政治局勢下求生存，不得不把自己放進新冷戰的語境裏，好像我們就是美國的政治武器，一個與中國、俄羅斯的宣傳機器對等的角色，或者至少是一個立場堅定鬥誌強的“民主鬥士”。也許RFA容易給人留下這種印象，但這不是歪腦的定位，也矮化了我們的使命。
我們想參與構建一個自由的中文世界，渴望用母語回應這個時代對理解自身的需求，記錄下主流之外的聲音，其初衷在於對那片土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的關心，以及對中國“走向何方”這一命題之複雜性的好奇。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總是避免用敵我的視角去看待中國，拒絕使用鬥爭性、煽動性的話語，也處處小心不去簡化或誤導讀者對中國一些社會議題的理解。我們甚至不試圖改變什麽，隻想更接近、理解、呈現它原本的樣子。
有意思的是，我看到X上很多網民對RFA的“倒掉”拍手稱快，隻是他們一方說：“華川粉的大本營”，另一方則說“極左化得厲害”。社交媒體時代的人好像隻看得到他們想仇恨的東西。
一個事實是，美國公共媒體的獨立采編權受到法律保護，作為資助者的政府不能幹涉新聞內容的生產（至少特朗普上台前是這樣）。但往大了說，新聞從業者想要走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是困難的，因為社會的任何一方都指望能夠控製其敘事，將你當做他們的傳聲筒。國家、政府、資本如此，民間輿論、社群、活動者和受訪者皆如此。我們和所有在社會中謀生的普通人一樣，不可能做到絕對的“獨立自主”，始終處於一個需要在各種權力之間去爭取空間的狀態，這涉及到我們如何盡量做好每一天的工作。而當一切被權力掃蕩的時候，旁人輕飄飄一句“靠美國政府也靠不住”、“還是得走市場化道路”，“讓讀者用錢來投票”顯得既無知又冷漠。
還有一些正義感爆棚的網民認為我們應該免費勞動，質問：“難道沒有錢你們就不為民主做貢獻了嗎？”
我無比敬佩那些用愛發電的獨立中文媒體（我曾經也是其中一員），但這不是我們的義務。如果不是公共財政支持，歪腦不可能有一個全職團隊向公眾穩定提供不含任何商業合作的免費內容（我們甚至定期出品免費的紙質雜誌），尤其涉及拍攝紀錄片等需要大量投入的項目。我們在選題上也很難傾向於不顧“業績”，去關注一些具有公共價值，但卻沒有流量的群體和議題。說得更現實點，編輯、記者們作為打工人，也需要一份穩定的工作、相對體麵的報酬，在缺乏支持的異鄉安身立命，不必為了“責任”而自我剝削。很多人把這一切take for granted的時候，卻忘記了背後有人在勞動，在生產。
我並不是說公共財政就優於其他資金來源，但是在現實中，沒有不附帶議程的資金。來自市場的錢意味著要生產迎合大眾（或者有付費能力的中產）的內容，而這未必與公共利益一致。大部分人強調的“獨立自主”其實是對自由市場的單一迷信，認為隻有市場的錢才是道德和幹淨的，隻有市場的邏輯才是最有利於公共的。
有些評論又說：“如今已經是自媒體時代，誰還看這些新聞媒體，早就應該被淘汰了”。
正因為沒人看，它們的存在才更重要，如果市場拋棄了它們，政府就有責任把其當做一項公共事業來支持。很多人都聽過這句話：“新聞是曆史的底稿”，而自媒體則是在這些底稿上的演繹而已。
我深有感觸的就是，當我們為了製作一個專題，去回溯過去十年、二十年的記錄的時候，唯一能夠證明那些事曾經發生過，那些人曾經存在過的，就是留存在互聯網角落裏的，當時的新聞報道。更別提一些超出了我們生命長度，整個同代的人都沒有親曆記憶的事件。
反觀如今中國的信息場，嚴厲的審查之下已經是“流量至上”，即便出現一個引發輿論熱議的嚴肅社會事件，公共議程很容易就被輿論情緒所定義，或者說公共議程根本沒有出現的機會，常見的隻是官方和群眾的“同仇敵愾”、“重拳出擊”。而美國，就算沒有嚴厲的審查壓力，但一個充斥著情緒價值和信息噪音的自媒體市場，和幾家供給精英群體的付費“頭部”媒體，就是各位期待的自由嗎？
我們對完整的、純粹而連續的自由的想象永遠都隻是抽象的烏托邦，但真實可觸的自由一直都是夾縫之中被撕碎的一塊塊漂浮之地。當我被裹挾著，也奮力遊動著，站上這些小小的立足之處，卻又頃刻失去平衡，墜入洋流中時，這些說著母語的“同類”們的風言風語，讓人尤感心灰意冷、有苦難言。
行至終點，我想起了最初是什麽讓我決定加入歪腦。一開始作為“外援”來製作關於中國女權行動派專題的合作給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打動我的，是主編Alex看見了我、找到了我，理解並認可我所做的事情。曾經歪腦製作過一個關於網絡霸淩的專題，Alex讓我幫忙在社群裏推廣一下，剛好我對這個議題也深有感觸，於是趁著去紐約旅行的時候組織了一個關於網絡暴力的線下討論會。參與的人並不多，我們甚至沒有正式的場地，而是選在了中央公園的草坪上。Alex知道後專程從華盛頓趕來紐約，和一群年輕人一起席地而坐，打開她的筆記本，認真地分享專題中的發現。我感動的僅僅是想要做事的人遇到了想要做事的人。是從那個時候我開始相信，這份工作能夠成為自己的熱情所在。
歪腦關閉前後，作為當事者的我們一直保持沉默，也是一種無奈的自我保護。就像美國公共媒體的很多外籍雇員一樣，他們不是什麽隔岸觀火的西方記者，而是威權國家的親曆者、幸存者。他們為了更大的報道空間，傳遞那些被本國所壓製的聲音，冒險為美國機構工作，卻也持續麵臨來自本國的威脅和壓力。其中很多人不得不匿名，無法公開認領自己的credit，為自己的發展積累影響力。當再遭遇來自美國方麵的政治壓力的時候，他們就徹底陷入夾縫人的困境裏，甚至不能站出來為自己說句話。造成這種困境的，不是因為他們在權力之間投機的“報應”，而是因為他們比其他人做得更多，從而把自己推入更加兩難的境地。
所以，與其將“受美國資助”當成個體的道德汙點，不如問一下，為什麽美國能夠壟斷民主事業的建設？
後來Alex上了《不明白》播客，講述了歪腦的故事，為我們發出了一點寶貴的聲音。我也感謝潔平，她在《不明白》播客上講到，不再輕易站在道德製高點上評判那些在夾縫之中做事的人。我想我們都明白，隻在乎保持自己的雙手幹淨就做不成任何事情。
我感念歪腦這個平台，和一群友善、專業、誌同道合的同事們對我的善待。很難相信，我過去兩年多的滿足感都來自這裏。我不敢去賦予這個工作太高的意義，但它在關鍵的時期托舉住我，幫助我平穩地從漂泊過度到安定的狀態，完成人生又一次蛻變。我懷念那些熱烈討論、絞盡腦汁、一拍即合地創作瞬間，它們像火花一樣稍縱即逝，卻變成點亮記憶的燈塔，這使得歪腦在黯然落幕後很久，我還常常為此眼眶濕潤，或者嘴角上揚。
Alex安慰我，天下無不散的宴席，事情沒有做完的時候，這份事業不可能永遠存續下去，不管什麽時候結束，總會留有遺憾。我說，我沒有指望它永遠都在，我隻希望它再存在個五到十年。
其實我隻希望它再存在一年而已，把今年過完，我們就可以完成一個重磅的關於中國公民社會的專題。我曾經想過，完成這個專題，我的使命就結束了，今後無論做什麽，去哪裏都無所謂。也許不再做新聞，也許淡出公共領域，去過庸庸碌碌的生活。
在離職後的日子裏，我沒有嚐試找新的工作，一是確實沒什麽想做的，二是正好懷孕了，可以休息一段時間，以後怎麽辦等生完孩子再說。托幾年全職工作當納稅人的福，領上了加拿大的失業保險金，我一下子就過上了庸庸碌碌的生活——也許這就是上天的好意吧，要提早讓我自由。
我每天都無所事事，看了大量的電影、電視劇和YouTube視頻，也看書和學習，但不多；唯一需要操心的是養胎，所以盡量吃得多樣而健康、睡八小時以上、每天都去散步和遊泳，定期去產檢。經常感覺無聊，但並不焦慮。再也不反思自己要為社會創造什麽價值了，畢竟社會也並不在乎我們。比如我很喜歡在附近的公園裏散步，那些我百看不厭的高聳針葉林，滿地的雛菊、蒲公英，棲息在湖邊的綠頭野鴨，從來不被這個社會看做有價值的東西。
我們曾努力回應這個時代，而這一往無前的時代列車上沒有我們的位置。朋友說，他理解以這樣的方式離職是一種創傷。但並不是這次而已，無論中國還是美國，我都對政治充滿了不信任，對權力的為所欲為感到無力。契約被撕毀，承諾也都落空，我們早已沒有可以回去的地方。所幸我依然熱愛著生活，所以從未被極端的想法吸引，寧願平靜地走向邊緣。
直到某一天，在所有無聊的事都沒得做的時候，我突然開始寫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然後就源源不斷，再也停不下來。我百般逃避寫作，寧願把無窮的空白時間浪費掉，因為那些沉澱在心底深處的事物，常常是經不起碰觸的。果然我寫完第一段就淚流滿麵。有作家說，你要等到和你的經驗保持足夠距離，不再情緒化的時候再動筆，可什麽時候我才能對此無動於衷呢？
我不知道會不會公開這篇文章，我預設沒有第二雙眼睛在看，所以能夠毫不自我審查地下筆。但推動我寫下來的，還有一種無法平息的，巨大的不甘：我不允許這些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被這個時代所埋沒。
為了終有一天，所有廢墟之下的語言，都能重見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