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甫一建立，幾年間與北宋之間就爆發了多次惡戰。雖然就戰場來說，夏軍大多得勝，但連綿的戰亂仍然使其陷入了兵疲財竭的窘境。國困民窮，人心厭戰，令西夏統治者不得不罷戰議和。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西夏向宋廷派出了使節。這一次，元昊放低了姿態，沒有自稱“大夏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而是以“男邦泥定國兀卒”的身份上書“父大宋皇帝”。表麵上看，雖不稱臣，但以子事父，倒也顯出幾分謙恭。但書中的“邦泥定國兀卒”這個稱號，還是引出了麻煩。其中的“邦泥定國”是西夏自稱的一個國號，毋庸多言，關鍵還是在於“兀卒”。尤其後來元昊又改為“吾祖”，所以宋人就言：
“‘吾祖’猶雲‘我翁’，慢侮甚矣”！
其實，元昊既是遣使言和，如何會故意在文字上討宋朝便宜，自稱“我們的祖宗”呢？這大約是北宋朝廷不了解黨項社會的情形，對黨項語更莫名其妙造成的誤解。後來，宋人也弄清楚了：
“時元昊自稱烏珠已數年。烏珠者，華言青天子也，謂中國為黃天子。”
顯然，發音相近的“烏珠”“兀卒”“吾祖”都是西夏皇帝同一稱號的漢字音譯，其意為“青天子”。
隻因西夏史不入二十四史，導致其文字記載寥寥。不像《遼史》和《金史》都設有《國語解》，用漢字發音記錄下相當多的契丹語和女真語詞匯，諸如“兀卒”這樣為史籍記錄下的黨項語詞匯委實不多。
字若符篆的“天書”
但不多不等於沒有，而且從有限的例子裏可以發現，黨項人的語言，與中原漢語的差別相當大。
黨項文字，當時稱為“國字”或“蕃書”，後來又被稱為“河西字”，現在則統稱“西夏文”。《宋史》說其“字形體方整，類八分”。所謂“八分”，是唐代人對漢代隸書的稱呼。這就說明，西夏文字是一種類似漢字的方塊文字。從當時的情況看，可供黨項人選擇的文字模式其實不少。西麵的回鶻、南麵的吐蕃諸部使用的都是字母表音文字。這兩種文字相對簡單易學，黨項人引進後稍作變化即可。東麵的契丹（遼）使用契丹大字、契丹小字也已經有百年，西夏與契丹關係甚密。契丹大字是略加改造的漢字，也是標意體製；契丹小字是分解漢字形成原字，是方塊式標音文字。西夏文擯棄字母表音文字，顯然是中原文化的強大吸引力所致。
但西夏文字與漢文，到底還是很不一樣。曾鞏在《隆平集》裏說，“元昊自為蕃書十二卷，文類符篆”。後來的李燾在《續資治通鑒長編》裏也提到：“趙元昊自製蕃書十二卷，字畫繁冗，屈曲類符篆。”這些記載，與《遼史》的“又製字若符篆”意思差不多，都認為西夏文與“符篆”相類。後者是道教符字，其字取篆意，故有此稱。它的特點，就是似篆而非篆，似字而非字，筆畫多重疊盤曲。用來書寫道家秘文，而外人不識。西夏文也是如此。盡管其形體極像漢字，但因為偏旁都是自造的，所以西夏文字初看上去，“字皆可識”，再仔細端詳，卻“無一字可識”，所以宋人才會用“符篆”相比。
另外，《續資治通鑒長編》提到西夏文“字畫繁冗”。與漢字、契丹字相比，西夏文字形上最大的特點還是筆畫繁複，斜筆豐富，撇和捺用得較多。漢字從象形文字發展而來，筆畫多寡乃是自然形成，又經曆了“隸變”的簡化，故而最簡隻有1畫，多的20畫以上；可是西夏字最簡的也有4畫，最多達20畫，一般的字也都在10畫左右，實際使用中的西夏文的筆畫要多於漢字。究其原因，西夏文的創製完全是黨項統治者刻意追求的結果，它既要保持漢字的體製而徹底地進行分解，又要明顯地區別於漢字及契丹文字，文字的書寫效率就隻能置之腦後了。
西夏文一直使用到16世紀，之後才逐漸被曆史黃沙所湮沒，淪為一種無人知曉、無人使用的“死文字”。
密碼的鑰匙
轉機出現在1908年。當時，受沙俄皇家地理學會委派，科茲洛夫（Pyotr Kuzmich Kozlov）進入內蒙古額濟納旗哈剌浩特，即西夏黑水故城。1909年的發掘中，他在城外古塔中發現大量文獻和文物，連他自己都感歎這是這座古城“送給探險隊大量寶物，是一座擁有各種書籍、文卷和抄本的完整書庫”，僅文獻就有上萬卷，其中絕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獻。用俄國學者阿列克賽耶夫後來的話說：
“西夏文書籍數以千計，這種文字還未能完全讀通，其文獻具有特殊的世界意義。”
以科茲洛夫為首的“探險家們”將這批珍貴遺物席卷而走，至今仍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和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由於科茲洛夫並不認識西夏文，所有文獻的放置雜遝錯亂，彼得堡大學副教授伊鳳閣（A.I.Ivanov）受命同其他幾位漢學家一起對這些文獻進行編號整理。在整理的過程中，伊鳳閣先後發現了《音同》 《文海》 《雜字》等一係列西夏文辭書，其中最為重要的一件則是《番漢合時掌中珠》。
此書的編著者是西夏人骨勒茂才，成書於乾祐二十一年（1190）。《番漢合時掌中珠》實際上是一本西夏語—漢語雙語教學的基礎教材。之所以如此，同樣有著深刻的曆史原因。西夏雖是黨項統治者建立的政權，故而將西夏文尊為國字，但其國土自漢代以來就是漢人之地，大量漢人仍然使用漢字。而黨項貴族長期在唐、宋二朝為官，早已嫻熟於漢家禮儀，西夏建立之後又設國學授儒學，尊孔立廟，這些措施進一步鞏固了漢字的地位。再加上西夏與宋、遼、金的往來，都要使用漢文漢字。因此，西夏社會實際上是漢文與西夏文並行不悖的雙語環境。蕃人需要掌握漢語漢字，漢人也需要懂得蕃語蕃字。“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為實現番、漢之間的順利交流，《番漢合時掌中珠》應運而生。
對西夏文的破譯而言，《番漢合時掌中珠》最有價值的一點在於，它是一本西夏（番）、漢語文對照的詞語集。全書收錄日月星辰、幹支風雨、山河名物、身體發膚等西夏文字共計1504個。每一個具體的詞條共分為4行，從右往左依次是：漢文注音（西夏語）、西夏文、漢文、西夏文注音（漢語）。
這樣一來，書中所收西夏字，每一字都有漢字注音釋義，反過來每一個漢字都有西夏字釋義注音，可以說是一目了然。這種做法，在當時大概方便了蕃人漢人互相學習彼此的語言。到當代，《番漢合時掌中珠》出土之後，學者們一夜之間便獲得了1000多個常用西夏文字的讀音、字義和字形，為西夏文字的破譯以及西夏文獻的解讀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如同後來的學者們所評價的那樣：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掌中珠》是一把打開西夏學研究大門的鑰匙。”
在這把鑰匙的幫助下，學者首先解開了西夏黨項人的身世之謎。元昊在稱帝時說，“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據此，他就成了北魏拓跋氏的後裔。這種看法也影響到《遼史》，所謂“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北魏拓跋氏是東胡鮮卑的一支，與其同源的“禿發氏”則在十六國時期進入了河西走廊。從這個意義上說，“本魏拓跋氏後”也不是沒有可能——即便與《舊唐書·西戎傳》的說法抵牾：“黨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拓拔最為強族”。
之後，當代學者通過對《番漢合時掌中珠》以及其他西夏文古籍的研究，已經有了充分的依據證明，西夏語屬於漢藏語係，但與接近日後蒙古語的鮮卑語言根本不同。它同現代分布在四川西部的羌語與嘉戎語關係密切，與漢語也有親緣關係。譬如，西夏語的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的讀音分別可以擬作*nga和*na，正與漢語中的“吾”“汝”二字同源。以此可見，元昊自稱拓跋鮮卑後裔，實是古代帝王的陋習，其借由攀附一個高門世族，以表出身正統與高貴，這種說法不足為訓。
複活的文字
西夏語的族屬確定之後，西夏文也成為迄今所見的漢藏語係四大古典文字（漢、藏、緬甸、西夏）之一。
這種文字形與漢字相仿，由筆畫積累成字。與漢字中的情況類似，西夏文字之中既有獨體字，也有合體字。獨體字單獨表意，也是構成合成字的基本字素。譬如西夏文裏的“人”“小”“馬”“手”都是如此。用這些單純字的全部或其一部分（上、下、左、右），即可造成新的合體字。這樣做的好處是隻要先認識一定數量的獨體字，慢慢就可以找出它的組字規律，成批識字，比識漢字的效率還高。反過來，壞處也很明顯，由於結構複雜，多數字都在十畫以上，西夏文的書寫都有一定難度，就連漢字中書寫最為簡單的數字，到西夏文裏筆畫也相當繁雜。這也就是前麵提到的宋朝人的評價——“字畫繁冗”。西夏文在西夏滅亡後的逐漸失傳是否也與這一弊端有關，也未可知。
譬如，在西夏文裏，表示“牛”的字和表示“塊”的字組合在一起，就是表示“角”的字，而讀西夏文裏“塊”的音。用漢字“六書”的說法類比，這就是個形聲字。表示“牛”的字就是形旁，表示“塊”的字就是聲旁。
相比其他構字方法，形聲字在漢字裏占顯著優勢。但西夏文的情形與之不同，會意字的成分遠比形聲字為多。譬如，無所事事，無所作為，人就會產生懈怠。所以西夏文裏就故取“無”的右旁和“為”的右旁，即造出新字“懈”。而人在山中修煉，即可成仙。故取“山”字之頭和“人”字全部，構成一個“仙”字。為了確切地表示字義，西夏文的會意字不隻限於二合，有些字是多合，由三個、四個原字合成，成為一個短語。“口”+“無”+“水”就是“渴”字，而將“膝”“手”“行”加在一起，就成了西夏文裏的“爬”字。西夏時期還出現過一本字書《文海》，裏麵解釋“佛”這個字是“神”旁加三橫一豎構成，三橫代表“天、地、人”，一豎代表“一以貫之”。這就表明，西夏人的觀念中，佛乃溝通天、地、人、神各界的綜合體，自然法力無邊，理當崇敬。
除此之外，西夏文裏還有一種比較獨特的造字方法，變換合體字內部件的位置，形成一個新字。部件變位所涉及的兩個字一般有意義上的關聯，如同義字、近義字、類義字；有的是雙音節詞中的一個音節，其中一個字沒有意義。比如，將“指”“牢”的左右部件互換位置，就分別變成了“趾”與“獄”字，而將“燒”字中的上下部件互換以後，就成了“烤”字。
在成功識讀西夏文的單字之後，詞匯的理解也迎刃而解。在西夏文裏，動作的承受者往往放在動作之前，而修飾成分放在被修飾成分之後。句中的賓語往往放在動詞之前。如“我吃飯”一句，西夏語的語序是“我—飯—吃”。而“突圍”這個詞，在西夏文裏則是“圍突”。至於形容詞在修飾名詞時，也往往放在名詞之後，如“白虎”，西夏語序是“虎—白”，“青龍”是“龍—青”。這種語序與現代漢語有異，但在上古漢語裏也可以找到相應的例子。譬如《詩經·魏風·碩鼠》的“莫我肯顧”與《論語·先進》的“不吾知也”，都將賓語放在動詞之前。至於《尚書·舜典》“月正元日”中的“月正”與《論語·鄉黨》“迅雷風烈必變”裏的“風烈”，也可能是上古漢語形容詞後置的殘留現象。不過，由於黨項人長期受中原文化影響，西夏文裏也有詞匯語序和漢文相同，如“三丘”“五墓”“天羅”“地網”等詞，語序排列在兩種語文就完全一致。
總而言之，一如30多年前中日合拍的史詩電影《敦煌》裏的台詞所言，西夏文字確有著“構造合理”“表達清晰”的優點。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從元昊時期創製西夏文，到它在明代石幢上最後的痕跡，這種文字跨越了5個世紀的風雲。如今，破譯而“複活”的西夏文已然成為連接古今的橋梁，讓世人能夠更為深入地了解8個多世紀前的西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