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網發布了《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關於優化上海市義務教育學校作業管理提高作業育人水平的通知》，其中再次明確了2021年“雙減”政策中的要求：不得給家長布置或變相布置作業；不得要求家長檢查批改作業。

上海市義務教育學校作業管理10條負麵清單/圖源：上海市人民政府網

輔導作業看似日常，卻是愈發顯著的家庭矛盾來源。

“不寫作業母慈子孝，一寫作業雞飛狗跳”是很多家庭的真實寫照。南風窗記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發現，談起輔導作業，家長們各有各的頭疼，有人感覺自己“快被氣死了”，有人真的因一時氣急被送進醫院，還有家長輔導作業幾年之後，被診斷出重度抑鬱症和焦慮症。很多家長不願打罵孩子，卻一次次在教育孩子引發的衝突中失去理智。

家長的抱怨和相關政策的一再強調，讓我們重新審視和思考這件事：輔導作業、教育孩子的日常，為什麽成為困住家長和孩子的牢籠？

01

作業戰場

因為要每天督促小學三年級的女兒完成作業，徐月有時候甚至會懷疑，自己是不是會成為下一個“被氣死”的家長？

她的情緒隨著女兒的作業完成情況而變化。有時候，女兒在學校完成了大部分作業，回家後隻花十幾分鍾就寫完了作業，徐月會開心地表揚她。更多的情況是，女兒沒有在學校完成作業，回家後也一直拖延，完成後的作業裏還有不少錯誤。徐月必須給女兒講題，講著講著她就會生氣，甚至氣到“喘不上氣來”。

輔導作業考驗著家長的耐心。遇到做錯的題、讀不對的單詞，徐月有時候要反複講三五遍，女兒仍然聽不懂、讀不會。另一個媽媽也為此頭痛，她會先教女兒做一遍，然後問女兒“懂了嗎”，女兒回答“懂了”，但等到女兒自己做的時候，她還是不會。

孩子的態度還在進一步刺激家長。徐月的女兒沒聽懂，但還很強，覺得是徐月講得不對。她會不服氣地頂嘴：“就這樣！”“那怎麽了？”原本就已經不耐煩的徐月，會因此更加氣憤，“把我逼到一個崩潰的點”。

在輔導作業時，孩子的態度也會刺激家長/《學爸》劇照

情緒的升級有時不受理智控製。徐月也打過女兒，“直接砸屁股墩上，真的是往死裏砸的那種感覺。有時候（發）火了，我給她朝臉上就是一巴掌”。

她知道這樣不對，也心疼孩子。打完她就跟女兒道歉，解釋自己為什麽情緒崩潰，檢討自己不應該這樣。

作業成了親子矛盾的主要導火索。而家長們都發現，發怒是無效的，輔導作業無法幫助孩子學習，還會產生諸多反效果。

徐月能感覺到，自己的督促沒有給女兒的學習帶去多大的影響。從女兒上小學起，徐月就會陪著她上網課，女兒很容易走神，要麽是擺弄桌上的玩具，要麽是目光飄去了別的地方，每隔幾分鍾，徐月就需要提醒她看屏幕。到了三年級，徐月依舊需要不斷提醒女兒完成作業。

孩子寫作業時有時候會走神/《小舍得》劇照

而家長的怒火，換來的往往是孩子的對抗。

家長馮欣過去也常常因為寫作業對女兒發火。她至今還記得女兒一年級的時候，她叫女兒寫字，隻是寫幾排簡單的數字，但女兒不肯寫。馮欣又說了幾次，拿起衣架就往女兒的屁股上打過去，皮膚上的紅印很快浮現出來。即使如此，女兒仍舊不肯寫，也不哭，“（她）也沒服輸的”。

“我也是看得到的，我用我的‘鎮壓’沒有把她壓下去。實際上我們（之間）就沒有勝利者，我也是失敗的，她也是失敗的。”馮欣說。

親子關係被扭曲了。在氣頭上的時候，徐月摔女兒的書、摔作業本，還撂狠話，“我也養不了你了”“咱倆今天就到此為止”。女兒學會了看徐月的臉色，觀察她的眼神，如果徐月教育她的時候提高了音量，女兒就像是有點怕她。

輔導作業導致親子關係被扭曲/《小舍得》劇照

徐月也會害怕，她害怕這場圍繞作業的“戰爭”，把自己和女兒都逼出病來。有三四次，女兒自己把作業本摔了，然後在徐月麵前尖叫大喊，“我已經很努力了”“你還要讓我怎麽樣”。徐月意識到，自己的性格和情緒，也在慢慢轉移到女兒身上。

其實徐月並不願意管女兒的作業。她每天晚上六點下班，偶爾還會加班。下班後她要帶女兒上遊泳課，一直上到晚上八點半才回家。她已經很累了，隻想看手機、睡覺。但不行，她還得催促女兒寫作業，有時候要一直等到十一點，才能真正躺上床睡覺。

更重要的是，她擔心自己的“輔導”並不對。即使是拚音、漢字筆畫這些基礎知識，她每次也要先上網查一遍才敢講。女兒上三年級之後，數學題開始變難，有時候女兒拿來問徐月，她感覺自己也被題目“繞進去了”。徐月買的學習機也不太好用，有時候，它會直接顯示答案，女兒就會直接抄，不去思考過程。

但這場“戰爭”很難就此結束。因為女兒的拖延、不專注，徐月仍然認為督促作業是必要的。她進退兩難：“你不督促她就完成不好，你說你又能怎麽辦呢？”

02

家長的作業

事實上，2021年開始推行的“雙減”政策，已經明確要求“嚴禁給家長布置或變相布置作業，嚴禁要求家長檢查、批改作業”。其中也強調了作業指導和監督的職責，教師要“指導小學生在校內基本完成書麵作業”，而對於剩餘的作業，則是要求“學校和家長要引導學生放學回家後完成”。

即使如此，家長們正以另一種形式，被迫卷入到孩子的作業當中。

即便開始推行的“雙減”政策，家長還是會被迫卷入到孩子的作業當中/《追愛家族》劇照

作業的布置與完成，都依賴於家長的手機。徐月的手機裏有兩個app與女兒的作業有關，數學老師用“班級優化大師”，英語老師用“外研U學”。老師們把作業發到app裏，再由徐月告訴女兒。女兒把作業完成後，還需要徐月拍照上傳到app裏，供老師批改。

“現在什麽作業都離不開家長。”徐月說。她的丈夫長期在外地工作，有時候徐月需要出差，她要麽打電話告訴女兒有哪些作業，要麽把女兒和她的作業都托付給朋友——朋友的手機裏也安裝了這些app，幫女兒拍照上傳。也有幾次，她沒找到人幫忙，隻能打電話告訴老師，因為自己在出差，女兒沒辦法上傳作業。

更常見也更簡單的“負責”，是要求家長簽字。馮欣能感覺到簽字這件事隱含的壓力：“你簽了字就要負責，她做都沒做，（或者）她全做得不對，你咋簽字？”

感到壓力的家長並不少。據央視新聞，2020年，江蘇一位家長在短視頻裏大呼：“我就退出家長群怎麽了！”以表達對老師要求家長批改作業、輔導功課的不滿。澎湃新聞則在2024年報道過一則新聞，浙江台州一位家長在小學門口下跪，大喊“校長，我求你了，取消釘釘”。後來當地教育局回應稱，該事件與釘釘打卡並無直接聯係，而在該條新聞的評論區裏，對家長群、班級群、打卡深有共鳴的家長們，留下了超9000條討論。

家長在校門口下跪，大喊“校長，我求你了，取消釘釘”/圖源：大河報

溫州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趙同友在論文中用“全景敞視監控”這一概念，來解釋這種將家長困住的係統。即通過班級群、相關應用軟件這種便捷、低成本的途徑，教師將家校溝通、互動變得更為日常，將家長從過去的家庭養育者，轉變為教師任務的執行人、子女學習的輔導者。

“家校溝通的界限消失了。”趙同友進一步解釋說，“通過微信或者釘釘，學校可以無界限地‘監控’孩子，而家庭生活也已經開始以學校教育為中心來運行。”

比如，不少老師會告訴家長，在家裏也要像老師要求學生一樣要求孩子：回家就先完成作業、寫作業時不要來回走動等等。

而與“監控”同時存在的另一層壓力，是學校對家長的評價。在這一評價體係裏，“好學生”與“好家長”是被綁定在一起的。

在徐月的“班級優化大師”app裏，記錄著女兒這周拿了幾朵小紅花。如果徐月不能上傳作業，或是上傳的作業質量不高，都會影響小紅花的數量。一二年級的時候，老師會按照學生的表現排名，給靠前的孩子發小禮物，排名也會顯示在教室門口的顯示屏上。那時候，徐月的女兒也會在意自己的表現。

好家長也會得到榮譽和表彰。家長們都提到，每學期的家長會上，都會有家長來分享自己家校共育的經驗。馮欣對一個媽媽印象深刻，她的孩子在班裏年齡最小，但進步很快。過去，孩子英語口語不好，害怕表達，現在已經能自信地和人溝通、上台講話。馮欣了解到，孩子媽媽沒有工作，全職在家輔導，寒暑假還能把孩子帶出國見世麵。

每學期家長會都會有家長來分享自己的教育經驗/《小舍得》劇照

但馮欣做不到這樣。“我們沒時間，主要的精力還是放在了家庭生存上麵。”她覺得，比較起來，自己隻能說是一個及格的家長，“差了很長一截”。

在趙同友看來，這種評價和表彰就像“廣場示眾”。而當孩子的優秀與家長是否合格直接掛鉤，也給家長帶去很重的道德壓力。

壓力之下，家長卻很難有別的選擇。徐月常常和朋友吐槽作業的事，卻不敢直接找老師溝通。她擔心老師不滿，針對自己的女兒，同時也知道老師有自己的苦衷，不願意再去給他們添麻煩。“說實話，現在很多家長的心理都是在等冒頭的。”

曾經有一個家長“冒頭”。徐月記得，有個家長自己也是老師，他嫌學校布置的作業太多，孩子又比較磨嘰，有一次就沒讓孩子做。第二天，老師直接在班級群裏點了孩子的名，說他的作業沒有寫，讓孩子回家後補上。

“你說，這個是不是就很尷尬了？”

03

擺脫係統

被係統困住的徐月，害怕自己的孩子會落後。她能感覺到家長之間的“卷”，開家長會的時候，也有家長會覺得孩子作業不多，還說自己會給孩子布置其他的作業。徐月擔心女兒的學習跟不上，又無力輔導，於是開始考慮給女兒報課外的數學輔導班。

這種焦慮，反映出家長難以擺脫係統的根本原因。趙同友告訴南風窗，《愛、金錢和孩子》一書分析了世界上幾十個國家的家長教育參與情況，以及他們的教育焦慮，最終總結出一個規律：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收入分配不均衡，而教育回報率又很高，它就會導致父母對教育十分焦慮，且積極地介入到子女的教育當中。

國家的經濟收入分配不均衡但教育回報率很高時，會導致父母對教育很焦慮/圖源：unsplash

“這一點在中國、俄羅斯、美國、英國表現得都很明顯，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收入分配是不均衡的，基尼係數比較大。”趙同友說。在這一背景下，家長的“雞娃”其實是一種理性、清醒的選擇，“他們對自己的子女如何能在社會中獲得優質的資源，如何獲得幸福，他們是看得清楚的”。

但與此同時，也有家長在通過自己的方式，做一點擺脫係統的嚐試。

馮欣嚐試讓作業真正變成孩子自己的事。她後來有了第二個孩子，隨著年齡增長，她反省自己，慢慢糾正和孩子相處的方式。過去，她總是用命令式的語氣，指揮孩子做題，現在她學會讓孩子自己讀題、自己寫。如果她想要檢查作業的完成情況，還會先問孩子：能不能給媽媽看看？

黃婕的“放手”則更加徹底。她說自己是個有點“懶”的家長。從女兒上小學一年級起，黃婕從來不檢查她的作業，也不會給她講題。老師要求家長簽字，黃婕會讓女兒自己簽，有時候要聽女兒背誦，她不會對照課本檢查，而是直接聽女兒背，女兒說背完了就背完了。家長會上，老師經常強調家校共育，“聽聽就好了，回來還是按照我的（做）”。

應該讓作業變成孩子自己的事

這種選擇基於她的觀察。女兒兩三歲的時候，黃婕就發現她喜歡關注路邊廣告牌上的字，認識的字變多之後，女兒可以安靜地讀自己喜歡的書，不受外界的幹擾。這讓黃婕覺得，自己不去過多地參與女兒的學習，可能更好。黃婕的丈夫也讚同她的觀點，於是，包含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在內的整個家庭，都不會去輔導女兒的作業，除非她自己提問。

而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黃婕能看到，現在的孩子比過去的自己更辛苦。

她在四川省一市級教育局工作，身邊也有很多當老師的朋友。黃婕常常從朋友那裏聽說學生的心理問題，有學生因為承受不住壓力患上抑鬱症，放棄讀書回家休養，也有的學生壓力過大，在毫無征兆地情況下跳樓。

“有些人會覺得，是不是現在的小朋友受的打擊太少了，才這樣承受不住壓力，我就說你們要去看看現在小朋友的卷子，真的很難做。”黃婕說。

現在小朋友的學習難度更大/《追愛家族》劇照

她對女兒的語文試卷印象深刻。小學五年級的一套試卷裏，四大名著中每一本的內容都被考察到了，學生還得對目錄、內容情節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才能回答題目。但在黃婕看來，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學生，他感興趣的可能隻有西遊記，三國演義也不一定都能看完。

青少年心理社工張晗主要服務厭學、棄學的青少年，已經有大約七年的經驗。他也觀察到，孩子的學習壓力在不斷地被前置。例證之一是，他服務的青少年越來越年少。2019年，張晗接觸到的大多是大學生或高中生，現在則有很多家長帶著孩子找到他，其中有很多初一、初二年級，甚至是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

厭學的背後，存在一種認知錯位。家長的教育焦慮，是希望通過教育為孩子的未來生活贏得確定性，比如好大學、好工作。而張晗觀察到，這套邏輯在很多孩子那裏已經不成立了，不少孩子告訴他，他們也會在網絡上看到“社畜”“996”一類的討論，家長的“勸學”，有時候是行不通的，“（孩子）他們更在乎自己內心的感受是什麽樣”。

意識到問題的家長，比起在係統中繼續內卷，選擇把“育人”放在前麵，讓孩子的自我生長出來。

把“育人”放在內卷前麵/《小舍得》劇照

黃婕雖然“放手”，但並非不關心教育。她給女兒定了一個基本目標，各科考試成績要達到95分以上。黃婕觀察過，這個目標對女兒來說不算太難，達成目標，她基本上一直穩定在班裏的十幾名到二十名——在小學階段，她不希望女兒為了“拔尖”付出太多。

學習之外，更多的時候，她希望讓女兒理解一些“大人的道理”。黃婕和女兒約定，隻有周末可以玩手機、看電視，如果成績沒達到95分，玩耍的時間就會被扣掉，這是“底線”，黃婕告訴女兒“要有自己的底線思維”。每次女兒犯了錯很委屈，黃婕也會教育她，“情緒不能解決問題”，或者是“要學會為自己的決定承擔後果”。

現在，黃婕還不知道女兒能不能真的理解這些話的含義。但至少，培育孩子獨立的自我，讓孩子學會找到自己的路，對家長而言也是一種解放。比起使勁拽住孩子，把她拉到一個更高的地方，黃婕更希望孩子是自己願意去。

這同時意味著，家長要能夠接受孩子的“跌落”。黃婕和丈夫都考慮過，如果以後女兒真的學不動了，他們也願意讓她去職業學校，學一門技術。這種很多家長不願接受的選擇，並不影響他們對女兒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