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退學的玫瑰少年，無路可走

“死在了20191219”，23歲的年輕人胡樂在微信簽名上這樣形容自己。

5年前的這天，胡樂17歲，在北京市房山區一所職業技術學校幼教專業讀高二，他在學校禮堂舉辦的“真人圖書館”活動上，講述了反對歧視性少數群體的相關話題。兩天後，胡樂被學校勸退，他的母親曾下跪向學校求情，仍於事無補。

在網絡上，有人用“玫瑰少年”形容胡樂。這是為紀念葉永誌，一位因不同的性別氣質表達遭遇校園暴力後不幸離世的台灣少年。而胡樂自小白皙清秀，說話溫柔，喜歡和女生一起玩，他在初中時被男同學嘲諷、孤立。因有過類似經曆，他才在主題發言活動上，懵懂表達了自己的性別意識。

被迫退學後的5年間，僅有一張初中畢業證的胡樂艱難求職，至今仍未等到校方的正式道歉，工作屢屢受挫，抑鬱反複發作。隻因一個懵懂的表達，少年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突如其來的勸退

2025年春，胡樂頻繁穿梭於房山區的家和朝陽區、豐台區等多家公司。4月至5月，他每天都要反複刷新招聘軟件，先後參加了十幾家公司的麵試。5年前，因為一次發言被學校勸退後，他內心時刻充滿戒備。當hr問及學曆，他隻模糊回答，2018-2020年，在一所技校就讀。

所幸，尚未有人進一步追問他在這所學校的經曆。不過，當他提及自己在餐飲、醫美、物流等行業工作過，但最長工作年限不到半年後，有些麵試便不了了之。在麵試官看來，這樣的員工有很強的不穩定性。

23歲的胡樂對每份求職報以厚望。3月，又一次麵試失敗後，他察覺自己有輕生念頭，想要自救，他喊朋友出來吃飯。朋友劉明珂記得，胡樂心情低落時約她吃飯，會止不住手抖，四處張望，說話言語斷裂。

纏繞胡樂5年的噩夢，發生在2019年12月18日，一個尋常的周三，下午1點多，在學校容納7、800人的禮堂中，進行著一場“真人圖書館”的主題分享活動，現場坐滿高二、高三年級的學生和老師，學生家長、係領導也在。

當就讀於高二年級幼兒教育專業的胡樂被抽中，走上舞台時，他心情緊張、興奮，他並未多想，即興發言：

“我就想借這個話題，改變現在一些大家的認知，我隻能代表我自己出一份力量” 、“我敢到大家麵談公開這件事情，就說明我之前已經做好了足夠的準備，我也麵臨著一些前所未有的問題”。這個寸頭，穿藍黑校服，衣服左下角貼一張紅色號碼牌的17歲少年，語氣熱烈。

當胡樂說這番話時，他看到坐在第一排的領導們表情不太對勁，但他沒有停止。前排同學討論，有人問“1802班（胡樂所在班級）是哪個班”，有男生倒喝彩說“下來吧”。

兩三分鍾的發言結束，胡樂彎腰鞠躬，離場。離開禮堂時，他才想起自己本是想分享“同性戀不等於艾滋病”這一話題，因為太緊張根本沒講。

但如今，胡樂覺得“幸好沒講”。那天發言結束後，他被一位老師叫到辦公室談話。又過了一天，周五，胡樂被學校勸退。此後，他和父母聯係過3家職校，都以不接受轉校生為名拒絕了他，胡樂也遲遲等不來學校曾允諾的幫助轉學。

2021年1月24日，胡樂將此事在微博曝光，此時他已失學2年，患上抑鬱。始終未等來學校的道歉和賠償，他開始了艱難的打工生涯。



“玫瑰少年”

在“真人圖書館”活動上發言前，胡樂並未想過在學校公開反對歧視性少數群體。

胡樂自小長相清秀，說話溫柔，他對男生熱衷的體育活動不感興趣，隻喜歡和女生玩。這讓他初中時，被班上的男生排擠孤立，嘲笑是“娘娘腔”。當他向老師反映，隻得到“為什麽欺負的是你”的回應。胡樂入校時，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後來慢慢掉隊。

中考後，胡樂的分數隻夠進入中專。父母先是將他送入一所職校學習計算機，他不喜歡這個專業，向父母提出要轉學，後來父母考慮到幼教將來是個吃香的職業，將胡樂送入房山區另一所職校學幼教專業。

在學校，為不像以前那樣被欺負，他不太展露頭角，特地加入一些小團體以保護自己。學校雖施行軍事化管理，早五晚九，但手機自由，氛圍還算輕鬆。此前，胡樂做過最“出格”的事，無非是在學校偷偷點外賣。他小心過著一種不會出差錯的日子。

幼教專業女生居多，胡樂所在的班級隻有2名男生，他沒有再遭遇霸淩，可以放心和女生相處，還交到了“可以一輩子聯係的好朋友”。青春期後，他少有地在學校感到被接納，也漸漸接受了自己不同的性別氣質。

悄悄搭建的安全小圈子之外，在網絡上看到性少數群體的遭遇，讓胡樂不安。2019年10月，胡樂看到一條新聞：南航某空少被惡意描述為“騷擾醉酒男同事”，引發熱議後被停飛。而網絡上充斥著對此人“惡心”的評論。

胡樂記得，學校老師提前兩個月通知 “真人圖書館”主題發言活動。他曾上網查閱，了解到活動發源於丹麥，初衷是通過交流，打破刻板印象，消除偏見和誤解，現場會隨機抽取幸運觀眾上台。若有機會上台，他打算反對對於性少數群體的歧視，還將自己的想法分享給朋友，朋友也表示支持。

他沒想到自己真的會被選上，發言結束時，“全場都亮了”，他聽到台下歡呼聲、喝倒彩聲夾雜，胡樂認為同學並無惡意，沒有在意。



走下演講台後班主任的問話，他將其理解為一種老師對學生身心健康的關心。直到2019年12月20日，母親被請來學校，走進係主任的辦公室，胡樂才隱約意識到，事情可能與自己在真人圖書館活動上的發言有關。

他站在門口緊張等待了大約十幾分鍾，之後被叫進辦公室，看見班主任、一男一女兩位係主任。據胡樂回憶，老師們稱他在演講上的有關發言，有損學校名譽。且因為胡樂的發言，學校將來也不便為其分配幼教工作。係主任希望胡樂能夠主動退學，否則一個月後，他就會被自動開除，並承諾，如果自行退學，可以幫忙解決轉學問題。

聽聞消息後，胡樂的母親崩潰，跪下，給係主任“磕了好幾個頭”，求學校不要勸退孩子，再給他一次機會。胡樂心疼母親，他想拉母親起身，但怎麽都拽不起來。盡管自認沒做錯什麽，他開始隨母親一同向老師致歉。

當天回家後，胡樂“被嚇到”躺在床上渾身疼痛，之後連發了一個禮拜的40度高燒。那時，他差2個月才滿18歲。12月份的冬天，“更多的是心涼”。

2020年1月2日，胡樂再次去到學校溝通，交涉無果。6天後，1月8日，胡樂的母親替胡樂在自願退學單上簽了名。

被勸退後的第一年裏，看著周圍的同齡人都有書讀，他也期待能夠重返校園。學校曾允諾為其轉校，但沒有下文。2020年9月秋季開學，仍未找到學校後，胡樂再次撥打校方電話。他保留的一條2020年9月與校方的通話記錄顯示，該老師回應：當時已過新學期的招生階段，詢問轉學結果時，對方表示，可能是“忘了”。這個回複，讓仍抱有期望的他憤怒，覺得自己被“蒙在鼓裏”。同年10月，胡樂收到了校方退還的教材費和職業裝費。

又等待了2個多月，胡樂決定“魚死網破”。2021年1月24日，他將自己的經曆發在微博上，閱讀量很快破了七百萬，海報新聞等媒體對胡樂被勸退的經曆進行報道，並幫助他撥打了北京市12345市民服務熱線詢問與校方的協商結果。

胡樂第一次等來校方的正式回應。據12345客服反饋，校方承認對胡樂進行了勸退，給出的理由是：該生身為幼教專業學生，畢業後將進入幼兒園就業，會對幼兒身心健康發育造成一定影響……鑒於胡樂的言論已影響到學生本人，且在校園產生一定的影響。經係部學生處及校領導多次商討、研究決定，對胡樂進行勸退處理。

對於胡樂來說，這次曝光就像是一場情緒宣泄。

他沒想到的是，除了理解，新一波的惡意也隨之而來。有人將“宣揚”的帽子扣在他頭上，說他“活該”、“惡心”、“不正常”。甚至他所認為的“大家族”，也有人表示不理解。這些聲音，加之自己的經曆，愈發讓他感到孤立無援。最初，胡樂會一一針對攻擊他的留言回懟，解釋自己隻是想反歧視。在2021年1月25日回應網友的微博中，他仍堅持，“我就是想讓這個學校給我道歉，給予精神賠償。”



圖 ｜ 2024年1月21日，胡樂發表在微博上的手寫公開信

陷入困窘的家庭

2019年那場突如其來的勸退，讓原本平靜的胡樂一家掀起波瀾。周五當天，胡樂和母親在回家路上大吵一架，胡樂母親認為學校有問題，但兒子也同樣不對。

胡樂成長在一個傳統保守的家庭。小時候，他隨姥姥姥爺生活在北京房山區農村，他的父母在鎮上打工，兩三周回家看孩子一次。姥姥姥爺的寵愛，難以抹去父母無法長伴身邊的失落感。直到小學畢業後，他搬到鎮上和父母一起居住，但和父母的隔膜已經定型。

疫情期間，胡樂長久待在家中和父母相處，一言不合會吵架，而那前後，這個農村家庭麵臨新的挑戰，父母替家裏一位借貸的朋友做擔保人，親戚負債後，父母還需替人還債，加上兒子轉校後又被被學校退學，父親與胡樂的爭吵更是一觸即發。

等待複學無望，家庭關係矛盾，胡樂發現自己“長期情緒低落、總是想不開、集中不了注意力”，2020年9月，胡樂獨自去首都醫科大學複興醫院精神科進行檢查。結果顯示，他患有重度抑鬱、輕度焦慮和雙向情感傾向。此後，他開始服用抗抑鬱藥物，但藥物帶來的副作用，令他變得嗜睡，即便很早休息，他也會睡到中午才起。

除嗜睡外，胡樂開始接連幾個小時地玩遊戲，刷視頻軟件……他曾向母親坦白自己的抑鬱症，母親給錢讓胡樂去看病，但母親覺得“你裝的吧”的說法，仍會刺痛他。幾個月後，胡樂選擇停藥。



圖 | 2020年9月，胡樂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複興醫院的病曆

停藥後，體內的神經遞質和激素，仍然操縱著他的大腦。他想過要了斷自己，控製不住地想去買農藥，“喝潔廁靈”，他在朋友圈表達了想要輕生的念頭，幾小時後，警察上門。胡樂猜測應該是朋友看到後擔心他自殺報的警，“不止一兩次”， “反正我就是不想活了”。

抑鬱也影響著他的工作。一次上班時，胡樂突然情緒崩潰，拿頭用力地撞桌子。領導看到後，說影響不好，給了胡樂錢，辭退了他。他曾在去地鐵站的路上，控製不住地用頭撞向牆麵，“長了大包，也沒有特意去管它，過幾天就自然消腫了”。2024年3月，還有一次“衝動用頭撞鐵柱”的行為。胡樂說起這件事來輕描淡寫。

包括疫情期間常賦閑在家的4年裏，胡樂斷斷續續換了10多份工作。每份工作持續的時間長則幾月，短則幾天。2024年一年，他隻上了4個月的班。攢到錢後，他就離開北京這個事發地，去武漢、青島、杭州、蘇州等地。江南水鄉和青島大海讓他意識到，世界上還有很多東西是自己沒有嚐試過的，借此“不讓自己死掉”。

2025年年初，胡樂母親給了胡樂一筆錢，希望他能用這筆錢支撐他生活、工作。胡樂的父親是工人，是家中主要經濟來源，母親做一份私人會計工作，月入3千元。她年過50，又有高血壓，一家三口和胡樂的外婆租住在房山區一棟兩室一廳的房子裏，如今，他們隻希望兒子能找一份工作堅持下去。

5年過去，身邊人希望他 “不要活在這個陰影裏”、 “要過好自己的人生，盡量將對你個人生活的影響降到最低。”

話雖如此，未等來道歉和精神賠償，這件事就永遠無法塵封。胡樂嚐試告訴自己，“我生活中可以有它，但不能全是它”，但夜深人靜，他又忍不住回想起，“我是隻聽結果的一個人”。拾起、放下，胡樂在其中沉沉浮浮。

現在，胡樂回過頭來看，覺得自己當時“比較單純吧”，“後悔了”。他最近的願望是能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過正常人的生活”，但一切的前提是，他得到應有的道歉和賠償。

前段時間，他在微信簽名後又加了三個字——“等複活”。

據受訪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適度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