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普京和習近平一同出現在莫斯科紅場的閱兵台上，並且慷慨地稱習為“主要嘉賓”。布魯金斯學會學者帕特裏夏·金表示：“北京的理想局麵，是讓俄羅斯強大到能抗衡西方，又足夠薄弱而始終依附於中國。但要維持這一微妙平衡，難度正與日俱增，其影響波及全球。”https://t.co/ZQt9YJzrqU
— BBC News 中文 (@bbcchinese) May 9, 2025
冷戰之後，俄羅斯聯邦於1995年首次舉辦“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50周年慶典”，此後每5年一次“勝利日閱兵”成為俄羅斯在全球外交場上的高光時刻——每逢此時，紅場上總會雲集數十個國家的領導人，從前蘇聯成員國到美歐的盟友，尤其是2005年喬治·W·布什成為冷戰後第一位親自出席該活動的美國總統，至今仍是唯一。
今年的“勝利日閱兵”為80周年，主席台上領導人數量，略顯凋零。由於俄烏衝突，歐美領導人普遍抵製，唯二打算參加的歐洲國家，斯洛伐克和塞爾維亞，則遭到歐盟的嚴厲警告。
這讓習近平的出席更為顯著，也體現出俄烏戰爭後，中國在俄羅斯和歐洲之間試圖平衡的努力——一方麵，依然保持與俄羅斯的外交互動，經貿關係甚至進一步加強；同時，聲稱應該尊重主權國家的領土完整，而且未向俄羅斯援助軍火。
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100天，不僅與歐洲盟友漸生嫌隙，而且向普京示好，試圖快速達成和平協議。這推動中國和歐盟、俄羅斯的互動關係也發生變化。
中國終於可以打破與歐洲關係的僵局，5月6日，中方和歐洲議會決定同步全麵取消對相互交往的限製。另外一種觀點則甚囂塵上，即特朗普在實施“反基辛格”式的外交戰略，即通過結好俄羅斯來牽製中國，反轉了基辛格時代“聯華抗俄”的思路。
“逆基辛格”的成與敗
“習近平和普京在紅場上並肩而立，發送對普京而言強有力的信號：俄羅斯並非孤立無援，俄中夥伴關係堅如磐石，攜手同行的決心毫不動搖，根本不存在‘逆基辛格’的可能性。”澳大利亞前駐俄大使唐普德（Peter Tesch）公開表示，這種象征意義非同小可。至於雙方將簽署的協議是否能帶來實質性內容，還有待觀察。
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戰略家亨利·基辛格曾通過“聯中製蘇”策略重塑全球權力格局。
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標誌著冷戰地緣博弈的重大轉折。當時中蘇因意識形態分歧與領土爭端瀕臨戰爭邊緣，美國敏銳捕捉到這一戰略機遇。通過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基辛格成功將中國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係，使蘇聯陷入戰略孤立。尼克鬆政府借此實現三重目標：結束越南戰爭、緩解國內經濟壓力、重塑全球力量平衡。
某種程度上講，“逆基辛格”的戰略有其現實需求。美國的主要對手變了，冷戰時代毫無疑問是蘇聯；而過去三屆美國總統都將中國定位為“係統性競爭對手”，認為其科技崛起與軍事現代化直接威脅美國霸權。
相比特朗普，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的態度可能更為明顯。他在5月7日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時表示，盡管烏克蘭戰爭很重要，但“中國相關事態對世界未來的長期影響更為重大”。他呼籲重新聚焦於“我們的頭號地緣政治對手——中國”，認為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
此外，盧比奧在參議院確認聽證會上曾警告，中國可能在十年內影響“生活中幾乎所有重要方麵”，凸顯其對華政策的強硬態度。
但此時的中俄關係，不同於當年的中蘇關係。
“‘逆基辛格’的愚蠢之處在於錯誤記憶了基辛格的角色。”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大衛·布羅斯托夫（David Brostoff）撰文表示，基辛格可不是通過與毛澤東的和解，來分裂中國和蘇聯，這並非華盛頓精心設計的結果，當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會晤毛澤東時，中蘇已經分裂（1969年珍寶島之戰），因此，基辛格的優點在於他的機會主義：識別這一分裂並利用它促進美國國家利益的能力。
基辛格本人在回憶錄中承認，其戰略成功依賴於特定的曆史條件——當兩個大國存在根本性矛盾時，第三方介入才能產生杠杆效應。
布魯金斯學會學者帕特裏夏·金（Patricia M. Kim）表示，中國官員排斥“逆尼克鬆”情境，在北京的共識中，普京不太可能滿足特朗普所要的烏克蘭和平協議；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的不信任已深且難以徹底逆轉。
帕特裏夏·金認為，令中國官員更為不安的，並非特朗普與普京的可能和解，而是普京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關係的緊密化。俄朝防務條約的簽署隻加深了這種焦慮。在中方看來，越來越需要擔憂的是俄羅斯與平壤日益擴大的不透明軍事聯係及其可能在中國家門口創造的不穩定。
政、經、軍冷熱不均
根據位於歐洲的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ICS）發給BBC中文的報告顯示，過去幾年，從中俄之間處在“經濟井噴”，安全合作上加強，政治上則相對平穩，甚至更有節製。
中俄雙邊貿易在過去十年中穩步增長，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更趨密切。2024年，雙邊貿易總額達到2450億美元，是2020年的兩倍多。就價值而言，貿易收支相對均衡，僅有小幅俄羅斯順差。
然而，從貿易商品結構來看卻存在不平衡：俄羅斯對華出口主要是化石燃料及其他自然資源，而中國對俄出口則以汽車、拖拉機、電子產品和其他消費品等製造業產品為主。因此，俄羅斯出口額對波動的能源市場高度敏感，其近年來出口增長的很大一部分源於能源價格上漲。
特朗普上台後，中俄經貿關係繼續增長，最近的數據是3月單月中國對俄羅斯出口77.7億美元，同比上漲2%。
但在軍事上，雙方的合作軍演在俄烏衝突後，大幅增加。習近平上台後，2013年到2019年之間，中俄每年合作軍演，少則三四次，多則六七次，隻有2016年達到八次；但從2022年開始，兩國聯合軍演八次、七次，以及2024年的11次，為曆年之最。
如果看政治上，根據墨卡托的統計，中俄兩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投票一致率，2021年以前都保持在90%以上，2018年時達到96%；但在俄烏衝突爆發後的2022年，雙方投票一致的比例下降到89%，並且連年下降86%（2023）和83%（2024）。更明顯的趨同出現在聯合國大會中，2018年兩國完全一致的投票比例為77%，到2024年降至67%。
在烏克蘭戰爭相關議題上，兩國的分歧更突出。2018年至2021年間的8次烏克蘭相關投票中，中國僅棄權一次，其餘7次中俄均投反對票；但自戰爭爆發以來，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共就烏克蘭議題進行了13次投票，中國棄權了其中8次。
上述報告稱，仍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一致率下降，但兩國在聯合國場合的協調性依然很高，而且兩國未在安理會中出現直接對立投票。安理會投票若出現分歧，通常是一方投讚成或反對票，而另一方選擇棄權。
“中俄自稱的‘無上限夥伴關係’確實存在界限，尤其是在北京需要應對不斷演變的地緣政治局勢時。”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分析員宋高祖（Claus Soong）表示，北京在某些領域采取了與莫斯科不同的立場——這提醒人們，兩國對西方及其全球影響力的共同反感使他們保持一致，但並非正式結盟。
此次訪問期間，習近平與普京再簽聯合聲明，進一步深化兩國關係，並共同見證中俄雙方交換20多份雙邊合作文本，涵蓋全球戰略穩定、維護國際法權威、生物安全、投資保護、數字經濟、檢疫、電影合作等領域。
唐普德提醒，兩國領導人在能源合作、能源中轉等雙邊議程上簽署一係列協議以外，估計還會有一係列保密協議，突出兩國在軍工領域，乃至更廣泛的製造業合作的不斷深化。當然，在這一關係中俄羅斯處於相對弱勢，但莫斯科對此心知肚明；無論如何，雙方都會把這次慶典包裝成新世界秩序新麵貌的有力象征。
中俄未來：猶如“走鋼絲”
“同床異夢，”宋高祖如此形容中俄關係，他進一步解釋稱，兩國“無上限”的夥伴關係顯然有限製，這些限製是由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現實所塑造的，而這些現實又取決於他們各自與西方的關係。
在特朗普第二次坐上總統寶座前後，這種調整更容易觀測到——當美歐推動北京不要支持俄羅斯的戰爭努力時，中國表明了這些限製以向美國和歐洲保證，它並不完全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中的行動；但當看到特朗普直接與普京對話時，北京也喜歡重申與莫斯科的“無上限夥伴關係”，以防止莫斯科更接近特朗普政府。
“盡管有這些波動，習近平與普京分享著一個根本共同利益：維護政權安全並努力建立替代性世界秩序。”
帕特裏夏·金也闡述了中俄關係的微妙平衡有如“走鋼絲”。她認為，對中國而言，俄羅斯既是對抗西方霸權的戰略資產，也是潛在的負擔：一個衰弱的俄羅斯無法完全服務於北京的戰略目標；而一個複蘇且獨立的俄羅斯又有可能重回競爭者行列。回想當年，中國與蘇聯曾因利益對立，在跨越四千公裏的軍事化邊界上劍拔弩張。
“北京的理想局麵，是讓俄羅斯強大到能抗衡西方，又足夠薄弱而始終依附於中國。但要維持這一微妙平衡，難度正與日俱增，其影響波及全球。”帕特裏夏·金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