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川，7分的實力，9分的野心

陸川執導的網劇《借命而生》正在上映，盡管增改了一些情節，但基本遵循了石一楓創作的長篇原著的人物和結構：1988年的一起盜竊案，兩個嫌犯徐文國和姚斌彬被押送到看守所。在這裏，他們碰到了正在為調動憋悶的管教杜湘東。

兩人策劃越獄，姚斌彬為保護徐文國而被捕槍決，徐文國則成功越獄，而曾經渴望調走的杜湘東陷入自責、痛苦和頹喪，展開了漫長的個人追索。

這看起來是《三大隊》式的故事，一位體製內的警員，基於職業身份的責任，以及個人追索的執念，從意氣風發的年輕人，一路追尋，變成曆盡滄桑的中年人。

但是，石一楓的野心不止於此。在他的故事裏，時間線從1988年一直到2008年。一邊是杜湘東從年輕時的“懷才不遇”，再到針對徐文國的苦苦追索；另一邊則是借（姚斌彬的）命而生的徐文國，在悔罪的折磨下，為繼承姚斌彬振興六機廠的遺願而活下去。兩位“執念之人”再次合流，徐文國自首，杜湘東協助，他們最終獲得了一種和解。

這一份時代的野心，有著獨特的文學性。這種獨特，讓它在故事上很像《三大隊》，但它在文學性上更像《漫長的季節》。《漫》劇裏的王響和《借》裏的杜湘東共享一個類型的人生：他們都因個人的某種執念，成為被困在時間裏的人。這些執念之人在時代浪潮裏是徹頭徹尾的失敗者，而他們最終能選擇的，隻有接受或放下。

就像劇裏的杜湘東和徐文國，現實中的導演陸川和作家石一楓也以不同類型的作品形成互文。杜湘東與徐文國之間，是對抗又共情的關係；而陸川與石一楓，則是作品間的繼承和再創作的關係。

例如石一楓的重點不在案件，而在個人與時代的關係。杜湘東和徐文國的執念，讓他們無法顧及身側的時代正滾滾向前。在那些身側的碎屑裏，我們能看到企業改製、工人下崗、權力尋租、技術工人的理想破滅等等。

同樣的，在陸川的鏡頭下，你也能看到人物身處的那個背景。在多集的開頭段落，杜湘東騎車上班的路上，陰暗的森林和迷霧把人物包裹其中。杜湘東影影綽綽似乎能看到什麽，但一切又都不清晰。

杜湘東和徐文國兩位主角，作為追捕者和逃亡者，在漫長的歲月裏都未能獲得解脫。杜湘東曾經想要調動，求新求變，但在徐文國越獄事件後，他陷入了一種責任和使命的困境。表麵的一層是針對徐文國的追逃，內在的一層則是他在體製內逐漸沉淪，這讓一個銳意求變的年輕人，慢慢變成他曾經不能容忍的庸人。

你能清楚地看到，時代刻畫在杜湘東身上的不甘心。他不甘心看守所的管教工作，更向往自己擅長的刑偵，他不甘心看到曾瞧不上的同學成為左右逢源的社會人，不甘心自己跟庸庸碌碌混日子的同事一樣……是什麽令他成為執念之人，並不隻在追索徐文國事件，而是他所有不甘心的總和。

另一邊的逃亡者徐文國，也是互文關係的表裏兩層。表麵的一層是他的社會身份。在罪案事件之前，他是工廠裏的技工，能開舞場的活泛人，是孝順的兒子和負責的哥哥，是和廠花談戀愛的體麵人。在成為逃犯之後，隱姓埋名仍不改能人本色。他在礦場救人、創業成功、振興老機廠，等等。然而，內裏的徐文國則陷入悔罪情緒，因“借命”而不再具有獨立人格。他所經曆的一切，全部是姚斌彬遺誌的體現。徐文國和杜湘東一樣，慢慢變成無法容忍自己的人。

不像《三大隊》裏的程兵，經曆漫長的追索而最終讓案件和個人得到答案，《借命而生》的漫長追索的指向更為消極。前者令觀眾經曆主人公的煎熬之後，一同享受了任務完成的解脫釋放，後者的杜湘東和徐文國則在多年追索裏錯過了一切，這讓二人的最終和解透出一股近乎悲涼的情緒，仿佛兩個失敗之人，終於願意直麵和接受失敗的滋味了。

石一楓原著中具有時代野心的文學性，在陸川的鏡頭下，被呈現為蒼茫的大山、宿命感的岔路、揮之不去的迷霧等等。坦率說，我對這部陸川作品在觀感上有些矛盾。一方麵陸川想要保留原著的文學性，並且有些段落做得確實不錯；另一方麵，陸川在文學性的詩意和罪案劇的懸念之間的搖擺、在人物和劇情上的整改，讓這部劇變得不那麽純粹了。

這種不純粹，通過與原著比較能清楚看到。例如在原著中，徐文國和姚斌彬主動實施了皇冠盜竊案。盜竊動機不是純物質的，一方麵是因為母親治病需要錢（同時還有改製和下崗的背景），另一方麵是對發動機的癡迷（技術工人的理想主義一麵）。這裏有主動明確的犯罪行為，這才讓他們後來的悔罪贖罪成立（合理的一麵），但也帶出複雜的促成的曆史背景（合情的一麵）。

而在陸川的劇版裏，徐、姚二人則經曆了一起被陷害的殺人冤案。這種增加幾個壞人的加法，固然讓劇集的懸疑感增強，情節也經曆了幾次反轉。但另一麵是，這種改編削弱了徐文國漫長的悔罪贖罪心理，也將混沌的曆史背景歸納到幾個壞人的身上。

假如陸川把它改編為罪案懸疑故事，倒也無可厚非。問題是你能清楚看到陸川的搖擺，他想保留原著的文學性，那些升格鏡頭在表意上的企圖昭然若揭，但是他在創作上的實現卻不盡如人意。最典型的是增加的故事線，當殺人冤案揭開真相，壞人顯得突兀而模糊，他的幾次殺人動機也難令人信服，屬於最差的機械降神式的硬反轉。

這就是我在觀感上的分裂，它來源於陸川在創作上的糾結。一條路是重現原著時代野心的詩意，一條路是編織罪案劇的懸念和娛樂性，陸川顯然是兩條路都想走，也都盡力兼顧了，但又都走得不堅決，最終呈現出兩邊都沒去到盡的溫吞結果。

當然了，《借命而生》不是那種全然罔顧合理性的爛劇，無論是立意還是製作層麵，它都稱得上合格線水準的作品。然而，以石一楓的原著作為鏡子，我們更容易發現陸川在創作上的問題，那種“既要又要”的糾結，導致了“兩邊不靠”的結果。明明是7分的實力，總想拍出9分的作品，結果拍出來，往往還不到7分。

說起來，這不隻是《借命而生》才有的問題，而是陸川導演過往作品中反複出現的老問題，屬於一種創作意願和能力不匹配的無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