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錯他了！” 華爾街如何與特朗普“離婚”?

今年2月中旬，華爾街最有權勢的投資人和商業巨頭們（他們管理著數千億美元個人財富和數萬億美元資產）如同等候搖滾音樂會開場的追星少年般排起了長隊。

唐納德·特朗普是這場活動的主角。在邁阿密海灘一座擁擠的禮堂裏，富豪與首席執行官們足足等待三個小時，隻為聆聽這位總統在上任後首次麵向商界發表的現場演講。

當美國總統終於在遲到一小時後大步走上舞台時，人群中爆發出陣陣歡呼。在場的名流包括美國私募股權公司Vista Equity的羅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橋水基金CEO尼爾·巴爾·迪恩（Nir Bar Dea）和阿波羅聯合創始人喬希·哈裏斯（Josh Harris）。

“如果想要建設更美好的未來、突破界限、釋放創新、變革產業並賺大錢，”特朗普總統說道，“那麽無論現在還是未來，沒有比一位名為唐納德·特朗普的總統領導下的美利堅合眾國更適合的地方了。”

飆升的金融市場似乎印證了這番豪言。經曆了拜登政府四年的嚴密審查和不斷指責之後，美國金融精英們的“動物精神”終於可以得到釋放。

當地時間4月10日晚，美股三大指數再次暴跌，特朗普在內閣會議上承認政策存在“過渡性問題”

當時，鮮有人擔心特朗普演講中那些更激進的元素（比如他威脅要對“不公平對待美國”的國家征收對等關稅）。一位當時與特朗普陣營有聯絡的參會者表示：“全場沒有人提到‘經濟衰退’或‘蕭條’這種詞。我認為這傳遞了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表明商界領袖和投資者既樂觀又務實。”

然而不到八周，形勢迅速逆轉。特朗普於4月2日發起的貿易戰攪亂了金融市場，引發對通脹的擔憂與經濟衰退的預警，當初那場演講的聽眾們已經進入危機應對模式。

但早在貿易戰之前，美國金融業已現頹勢：企業並購量創下十年新低，頂級律師事務所受到了白宮的抨擊，谘詢行業巨頭也丟掉了政府合同。從達美航空到沃爾瑪等眾多公司都下調了盈利預期。許多人都在擔心加征關稅會重創美國的經濟引擎。

一位華爾街高管坦言：“我們當初看錯他了。原本以為政府裏懂經濟的人會勸阻對全世界加征關稅這種昏招。我們注定要坐一段時間的過山車了。”

這表明，就連美國商界中最鐵杆的特朗普支持者也誤讀了這位78歲總統徹底顛覆美國經濟政策、逆轉數十年全球化進程的決心。競選期間，特朗普與最親密的顧問曾多次聲明，不會根據美國最富裕階層的需求來製定政策。

在去年7月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詹姆斯·戴維·萬斯（JD Vance）明確表示：“特朗普總統的願景十分簡單卻有力。女士們、先生們，我們已經不再迎合華爾街，我們將致力於為普通勞動者服務。”

與此同時，曾做過對衝基金經理的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也多次表達了類似觀點。今年3月，他在CNBC上表示：“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並不是‘讓企業並購再度偉大’（Make Mamp;A Great Again）的意思。”

加征關稅政策的宣布對華爾街來說是一個關鍵轉折點。僅僅兩天時間裏，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市值蒸發了超過5萬億美元。與其第一任期對股市的癡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麵對華爾街的暴跌，特朗普總統有時會無視記者的提問，宣稱自己“並未關注股市動態”。

當諸如貝萊德（BlackRock）、阿波羅（Apollo）和摩根大通（JP Morgan）這類實力雄厚的金融機構的股票開始下跌時，白宮的口吻發生了變化。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Karoline Leavitt）表示：“今天早上，我想對華爾街的所有人說，請大家相信特朗普總統。”

美國的高薪銀行家、律師和公司高管們開始意識到，這屆新政府並不在意貿易政策的改變會動搖金融界賴以生存的“鍍金宮殿”的根基。

多數人保持了沉默，在私下裏抱怨稅率過高、計算方式不透明且缺乏邏輯。像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丹·勒布（Dan Loeb）和克利夫·阿斯內斯（Cliff Asness）這樣的億萬富翁對衝基金經理則在X平台上宣泄不滿，特朗普的前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對英國《金融時報》直言：“這種關稅計算方式相當不同尋常。”

有人說得更加直白。投資公司天橋資本（SkyBridge Capital）創始人安東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指出，“他想終結全球貿易體係，他想削弱美國，像‘英國脫歐’那樣讓美國脫離全世界，這是美國有史以來製定的最愚蠢的經濟政策。”安東尼·斯卡拉穆奇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時短暫地擔任過白宮通訊主任。

商業精英們起初認為，關稅是從特朗普政府那裏獲取好處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包括放鬆反壟斷執法以及大幅減稅等政策紅利。

然而，特朗普執意通過升級貿易戰來擾亂華爾街，這導致了持久的信任危機，並引發擔憂：那些指導商業活動的金融模型已經無法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十多位投資者和企業高管向《金融時報》表達了上述觀點。

“鑒於我們目前被蒙在鼓裏的狀態，現在投資就好比是在超級碗比賽開始前押注哪支隊伍會獲勝，而你不清楚有哪些參賽隊伍，也不知道球隊裏有哪些球員。”橡樹資本（Oaktree Capital）聯合創始人霍華德·馬克斯（Howard Marks）指出，“投資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未來會與過去相似’的假設，然而這似乎已經不再可靠了。”

特朗普總統是紐約一位房地產開發商的兒子，他本人畢業於著名的沃頓商學院，長期與華爾街人士保持著私人關係，但這段關係並非一帆風順。

知情人士透露，這位總統經常感覺遭到了華爾街金融圈子的冷落。一位無法透露姓名的特朗普身邊人還說，上世紀80年代，當特朗普為自己的房地產項目尋求華爾街融資時，金融精英們要麽對他避之不及，要麽嘲笑他是浪得虛名。“特朗普注定無法成為華爾街的總統。”

然而，在第一個任期內，他還是把金融界人士納入了政府的核心團隊，包括任命高盛集團的兩員資深幹將——史蒂文·姆努欽（Steven Mnuchin）擔任財政部長、加裏·科恩（Gary Cohn）擔任首席經濟顧問。

此外，特朗普還組建了一個名為“戰略與政策論壇”的組織，成員包括摩根大通的傑米·戴蒙（Jamie Dimon）、貝萊德的拉裏·芬克（Larry Fink）以及黑石集團的斯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等華爾街巨頭。特朗普經常當著攝像機鏡頭的麵與他們會談。

不過，這段關係在其第一任總統期間惡化。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山騷亂標誌著雙方徹底決裂。曾擔任特朗普商業論壇主席的施瓦茨曼形容這場叛亂“令人發指”。其他金融界人士也紛紛發出譴責，整個行業開始與特朗普劃清界限。2022年，施瓦茨曼表示，共和黨“是時候轉向新一代領導人”了，表明他不會在2024年的大選中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的盟友記住了這筆賬。“這幫人從來沒把他放在眼裏。”一位與特朗普關係密切的金融界資深人士說道，“過去四年特朗普遭遇司法圍攻時，華爾街的大多數人上哪去了？他們在大選期間怎麽站隊的？他們支持的是卡瑪拉·哈裏斯，而不是特朗普。為什麽如今他要在乎華爾街的感受呢？”

直到特朗普有望贏得大選的跡象浮現後，華爾街的反對聲音才消失。施瓦茨曼在2024年5月回歸特朗普陣營，宣稱“支持特朗普就是支持變革”。其他人則紛紛跟進。

2024年11月大選結束後，高盛CEO大衛·所羅門（David Solomon）表示，他對特朗普促進經濟增長的議程“相當樂觀”。戴蒙則為新加征的關稅辯護，稱其為一項有利於國家安全的政策，並在CNBC上告訴觀眾應該“向前看”。那些曾支持特朗普對手的私募股權公司則向總統就職典禮基金捐款數百萬美元，希望能重新獲得影響力。

不過，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裏，這些人很少能得到總統的垂青。一家私人投資公司的負責人抱怨，“特朗普身邊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回音室。除了財長貝森特外，沒有人能真正參與決策，也不存在反對聲音。這跟當年加裏·科恩帶來平衡觀點的情形完全不同。”

特朗普已經表明，他決心打擊那些看起來缺乏忠誠的人。他的報複心理在與頂級律所的較量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據《金融時報》估計，寶維斯（Paul Weiss）、世達（Skadden Arps）以及其他的律所因擔心觸怒白宮會影響業務，被迫同意為特朗普政府的一些項目提供價值近10億美元的無償法律服務。由於擔心隨口的一句評論可能招致白宮斥責，這些律所的高管如今說話格外謹慎。

“他們畏懼總統……他們不想讓自己的銀行或家人吃官司。而且他們還被董事會告知，要謹言慎行。”斯卡拉穆奇說道，“順便說一句，我們甚至連能為你辯護的律所都沒有，因為基本上每一家大型律所都被總統收拾了一頓。”

摩根大通市場與投資策略部門主管邁克爾·森巴萊斯特（Michael Cembalest）本月在向客戶做報告時暗示了這種寒蟬效應。“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在電話會議中字斟句酌，我的發言當然要反映我們對市場和經濟的看法，但我如此小心的原因不止於此。”他在報告結束時說道，“我不得不思考，在當下這種人們要為自己的觀點及言論承擔後果的情況下，這會如何影響這家公司以及部分同事。”

4月上旬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的一場活動中，有人詢問貝萊德集團的拉裏·芬克如何看待特朗普利用行政命令攻擊律所（包括貝萊德集團的首選法律顧問世達律師事務所），而他拒絕作答。“咱們換個話題吧。”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的負責人如此說道。

這種寒蟬效應引發了一種擔憂：這位向來以善變和“交易的藝術”而著稱的總統，似乎已經對外界的影響不為所動。

那些了解特朗普的人則表示，金融界隻是誤解了本屆美國政府施政綱領背後的驅動因素。“他想做的所有事情——減稅、放鬆管製、促成交易——都隻是為了幫助讓他當選的選民，那些生活在小城鎮、在紐約精英眼中根本不存在的美國人。”另一位接近特朗普的匿名人士說道。“他是一個服務平民大眾的民粹主義者。”

當特朗普後來決定暫緩加征關稅時，也不是因為華爾街權貴的幕後操縱取得了成功。

4月9日天還沒亮，全球金融市場已陷入崩盤狀態，總統也有所察覺。特朗普後來表示，債券市場“有點緊張過頭”了，並承認自己一直在密切關注不斷升級的動蕩局勢。

僅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金融界人士引起了特朗普的關注。那天早上，摩根大通CEO戴蒙以溫和但頗具說服力的方式闡述了應當暫停貿易戰的理由。但戴蒙並非是在海湖莊園或白宮與特朗普麵對麵交談，而是對著福克斯商業新聞頻道（Fox Business News）發表自己的觀點。

市場形勢不再是“不利”，而是達到了“報警”的地步。“債券市場朝著令人擔憂而非保險的方向發展的事實，是導致華爾街所有人都陷入不同緊張狀態的重大轉折點。”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說道。他認為，美國國債的交易模式突然間變得與新興市場國家的債務狀況頗為相似。與此同時，美元也在走弱。

債券市場的崩盤部分源於日本和美國的對衝基金在清算風險較高的“基差交易”，這是一種晦澀難懂但杠杆率極高的策略，長期以來被視為恐慌時期的某種“觸發器”。與此同時，受到特朗普強硬立場的影響，外國投資者開始從美國撤資。

其他地方也出現了危機。信用評級較低的公司和私募股權公司通常依賴的信貸市場被凍結，甚至就連藍籌股的大企業也罕見地被債券市場拒之門外。

經過一周的動蕩後，特朗普部分暫停了對等關稅措施。“總統可以接受華爾街蒙受一定損失，但他不想讓整個體係崩潰。”一位接近特朗普的人士向《金融時報》透露。

正是市場倒逼特朗普改變了行動。這一事實說明，即便金融精英在本屆美國政府中的地位繼續邊緣化，可特朗普的政治命運依然同金融精英的命運緊密相連。

即便特朗普已著手重塑全球貿易格局，他在金融體係中仍麵臨諸多“雷區”。規模達13萬億美元的私人資本行業控製著美國經濟的半壁江山，且雇用了超過1000萬美國人，而整個行業卻建立在債務的基礎上。多年的杠杆操作已使大量中小型企業變得脆弱不堪，極易受到衝擊的影響。

隨著經濟增長放緩、通貨膨脹上升，私募股權公司很可能會裁員降本，進一步加劇經濟困境。違約率正在上升，可能很快會大幅攀升，引發一波破產潮。重倉私募市場的大型養老基金也可能承受壓力。

特朗普表示，為了確保自己的計劃能夠順利實施，他願意忍受經濟上的陣痛。“這是一場經濟革命，我們必將勝利。”4月5日他在社交媒體上這樣寫道。白宮14日在一份聲明中強調：“唯一能夠影響特朗普總統決策的因素是美國人民的最佳利益所在。”

但市場已經開始反擊：債券收益率依然居高不下，美元大幅貶值，而特朗普政府的財務狀況看起來愈發岌岌可危。薩默斯表示：“很明顯，信心並未得到恢複。4月10日和11日美元大幅貶值，收益率處於極高水平。人們都在翹首觀望。”

到目前為止，未來依然充滿了不確定性。“‘解放日’的提出對華爾街是一次根本性打擊，它動搖了華爾街對政府會如何行事的預測能力的信心，如今他們意識到，這一切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不確定且不可預測的。”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的經濟學教授約瑟夫·福迪說。

（原文發布在英國《金融時報》網站評論版麵頭條，原標題：華爾街如何誤讀了特朗普。譯文僅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