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龐麥郎:2700元的背包，和“不專業”的演出

 

龐麥郎說自己是總統——很多年前，他也是這麽說。

“我現在是總統身份，有時間一起聊。”他在微信裏回複我的采訪請求，用的繁體字。

幾天後，在上饒火車站，我見到了“龐總統”。他湮沒在務工人群中，黑色鴨舌帽，黑色口罩，瘦小，不看前方，低頭快步走來。大號的紅色旅行包太沉了，以至於走路有點兒失衡。他看起來比幾年前蒼老，眼角和嘴邊爬了幾道皺紋，標誌性的卷發不見了，頭發有點濕地耷拉著。那天在下雨，他沒打傘，拎著碩大的包在車站找了半個小時賓館。

“沒提前在網上預約嗎？”

“啊，網上，網上也可以啊。”他含糊地回答 。

對於提問，龐麥郎總是回答還好，還可以，不累，不緊張，不焦慮，很滿意，沒有遺憾。他的眼神總是躲閃，不斷埋頭刷手機，點開一個個群聊，飛快劃動消息，再退出。更多的時候，他在發呆，背著背包坐在沙發邊緣，雙手放在膝上。偶爾喃喃自語，忽然笑起來。

走路時，他總是不停撥弄自己的黑色帽子和口罩，時而戴上，時而取下，又再戴回去。

“不小心瞥見了你的真實發際線。”我忍不住調侃。

他忽然瞥了我一眼：“是不是更像藝術家了？”

龐麥郎標誌性的卷發不見了

這是時隔四年後，龐麥郎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此時距離那首成名作《我的滑板鞋》發行過去了13年，而他上一次出現，是其前經紀人白曉宣布，龐麥郎被確診為精神分裂症。那之後，龐麥郎這個名字幾乎再沒人提起。

龐麥郎在過去十年被書寫過太多，關於他這次複出，我想弄明白的隻有，他的病好了嗎？他有哪些變化？於是我和龐麥郎一起坐上了綠皮火車，從江西上饒到他的漢中老家，再到省城西安。旅程過半時，我又多了些好奇，對擁有過大爆曲的歌手來說，賺錢不是難事，而他至今依然窘迫，這和他的病有多大程度的關係，又或者，這隻是一個小鎮青年注定的宿命。

慢悠悠的綠皮火車把旅途無限拉長，我也在試圖理解這種與時代脫節的勻速和緩慢。

最孤獨的演出

某種程度上，上饒的演出幾乎是我見過最“幹巴”的Live。

除了“唱歌”，什麽也沒有。沒有走位，沒有樂隊，沒有伴舞，甚至沒有表情。無論觀眾如何歡呼、呐喊，試圖互動，龐麥郎都沒有一點兒回應。他偶爾豎起代表搖滾的手勢，麵無表情地看向遠方。即使是爆火單曲《我的滑板鞋》，他也隻是快速幹癟地“念”完詞，輕聲說謝謝，頭也不回地下台準備下一首——換作別的歌手，他們或許會揮揮手，把麥遞給觀眾，全場合唱。

聊天環節是觀眾最為期待並強烈呼籲的——在現場演出中，這通常是寵粉、搞效果，或固人設的重要環節。但龐麥郎完全沒有。“這種任意一個視頻切片都可能讓他流量翻翻啊”，台下的人看了扼腕歎息。正式演出的龐麥郎甚至沒有彩排時話多——試話筒時，工作人員讓多說兩句，他就做了一番加長版自我介紹。那是我唯一一次聽他連貫地說滿三句話。

龐麥郎正在演出

每唱完一首歌，他就下台換一次衣服。他準備了12件衣服，也就這樣上台、下台了12次。我在後台等他，每經過我的身邊，他都有禮貌地說“謝謝”。

休息室裏，紅色旅行包被打開，12件表演服裝整齊地疊放在一旁，大多是襯衫、衛衣和棒球服，複古風，有2016年的舊衣服，也有今年剛入手的新衣。他會根據音樂的不同來選擇相應的衣服，褲子則永遠是那條緊身褲。他還為演出準備了3頂帽子，其中一頂是禮帽。演出的時候，他學著邁克爾·傑克遜那樣滑步，把帽子扔出。人群中發出歡呼聲，他立刻小跑著撿起帽子，又倉促折返拿起話筒，在舞台上來回折返兩次，然後靦腆地走下台。

這總會讓剛熱起來的場子一次次冷掉。每首歌的間隙沒有MV、花絮或任何過渡視頻，舞台陷入黑暗，觀眾紛紛低頭玩起了手機。很難說有人能真正欣賞這些歌曲——12首歌的唱法幾乎沒有區別，歌詞中充斥著大量重複的詞句，光是“我的父親是瓦匠”這句，就以重複的音調唱了整整18遍。

Livehouse的主理人古甘告訴我，邀請龐麥郎是總部的決定，上饒這邊隻是場地承接方。大約10年前，古甘在現場看過龐麥郎的演出，大部分人包括她自己都是抱著有點看樂子的心態去的。10年過去了，古甘感覺龐麥郎似乎沒有變化，他還是那個他。

古甘說，她個人非常支持龐麥郎——現場好幾個觀眾也是這麽說，似乎比起音樂，他們更加想要支持一下龐麥郎這個人。“他很real，很做自己，堅持自己的夢想”，古甘說，99%的人恐怕都無法做自己，從這個角度看，龐麥郎甚至比大部分搖滾樂隊real多了。

在上饒的Livehouse

但他也總是顯得笨拙。閃爍的燈光下，白色襯衫顯露出未經熨燙的清晰褶皺和折痕，整整一個晚上，他都沒留意到腦後有一撮頭發翹起。

台上台下機械行走了12次後，龐麥郎快速完成了演出。觀眾高喊著“安可”，歌者仍然麵無表情，“謝謝，希望下次再見麵”，他輕聲說完，略帶拘謹地走下舞台。從進入Livehouse到離開，他幾乎沒留下任何來過的痕跡，休息室準備的果盤沒動一點兒。他說自己是興奮的，在演出完畢的興奮中，他開始一件件地疊演出服。

3月末的上饒，夜間氣溫直逼零度。龐麥郎隻穿了一件起了毛球的黑色針織衫——這件衣服跟著他從貴陽、上海，再到上饒。他時不時擤著鼻涕。他說自己有厚一點兒的衣服，卻始終沒拿出來穿過。

這次演出前，我問龐麥郎預期會來多少人。他說越多越好。“那你估算有多少人？”“大概兩三百人吧。”他說——不久前在貴陽的演出，現場隻有9個人。Livehouse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上饒這場，預售賣票賣了80多張。回程的車上，龐麥郎感慨上饒的Livehouse“忒大了”，能容納四五千人。

“不是四五百人嗎？”我反複向他確認。

“不。”龐麥郎堅持認為這個場子能裝四五千人。

主辦方很快把5000元的演出費用轉了過來。龐麥郎立刻轉回去1000元，說是發紅包，表達感謝和支持，說希望有機會以後再來。對方拒絕了，但他執意堅持，主辦方不收，他就渾身難受。和我們聊起這件事時，他仍然雙手合十不斷搖晃，嘴裏念叨，“收下吧，感謝，感謝”。

“發紅包是白曉教你的嗎？”

“白曉從來不會發紅包。”他的語氣裏難得有了情緒。

一個人的“公司”

白曉是龐麥郎之前的經紀人，兩人相識於2015年，那時龐麥郎的人氣已漸漸消退。他們一起趕淩晨三點的過路火車、住百元以下的小旅館，為省場地費，白曉會低聲下氣向場地方求情。他也常叮囑龐麥郎多接觸媒體、上綜藝、開直播，跟上時代步伐。白曉說，自己有兩年幾乎倒貼錢支持龐麥郎，“用青春陪伴一個人追逐偏執的音樂夢”。

但在曾與之對接工作的“未來俱樂部”主理人曹揚看來，別的不說，至少從專業能力上看，白曉“根本不懂音樂”。曹揚覺得，白曉更像是延續了過去在商演展會中的經驗，而不是以音樂行業的標準去規劃龐麥郎，“像是在玩過家家”。幾年前，他向曹揚說得最多的是如何售賣龐麥郎聯名滑板鞋。

這對“不夠專業”的搭子在2021年3月分道揚鑣——白曉未征得龐麥郎及其父母意願，擅自在微博說，龐麥郎因長期精神壓力已確診精神分裂症，被強製送醫治療。此後他迅速出書，稱相處這些年一直在“收集素材”。

“他說了我的病，對我不利。”四年後，龐麥郎還是憤怒——此前他總說，自己不會生氣，都可以理解，相信世界上都是善良的人。

我試圖向白曉求證這些說法，但他一直沒有接聽電話。

龐麥郎的手機總是響個不停

複出後的龐麥郎一個人對接全部工作。

他的手機總是“叮叮咚咚”響個不停，不斷有消息進來，是來自各地的演出邀約。

“好的，可以，謝謝。”對於這些邀請，龐麥郎來者不拒。對方發來演出場館的資料，他沒等點開，立刻回複“可以演出”。他的回複通常很短，兩個字或者短句，如果對方發一個咧嘴笑的表情，他會回一個“咧嘴笑”。

進入報價環節，他看起來不知所措。“有分成模式嗎？”他在鍵盤上敲下這段文字，頓了幾秒後刪掉，換成拱手的表情，發了句“謝謝支持”。過了一會兒，他重新把問價和心底價位發送出去，退出聊天界麵，又很快劃回來，反複幾次後，喃喃著，“她怎麽不回啊？”

“龐老師，我們是誠心邀請您過來，所以我們有更靈活的價格模式。”對方終於回複。

龐麥郎靜靜地對著手機發了會兒呆。“好的。”他敲了兩個字發送出去。

對方的電話打來。這一頭的龐麥郎，隻在電話接通的那刻說了句“你好，我是龐麥郎”，接下來，又對著電話連說了幾個“謝謝”“好的”，一句議價的句子都沒有。

電話結束，價格敲定。

他也還是不太懂得應對媒體。我把最近一篇關於他的報道發給他看。他起初看得很慢，看了幾段後跳轉去回複別的消息，後麵的部分草草劃完，最後他指著第一句說，不要寫他過氣，“不要報道負麵，但可以緋聞”。他說他接受我們的采訪是希望澄清票房——貴陽那場演出後，“票房賣了9張”幾乎成為“龐麥郎”的相關搜索詞。

“但隻是貴陽如此，其他場都賣得很好，有的售罄了。”他小聲說。

關於沒有經紀人的問題，龐麥郎的解釋是“忙，沒時間，還沒招人”。他說以後要招專業的人，有學曆的人，至少高中以上，停頓片刻又改口說，大專吧。我追問如何判斷對方的專業度，他重複了一遍問題——“怎麽判斷專業……”聲音減弱，沒有答案。

在關於公司和生病的問題上，龐麥郎總是沉默。他不願提及過往，也拒絕承認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他說那隻是耳疾，身體不舒服，休息了一段時間。

這幾乎是我遇到過的最艱難的采訪。他總是盯著手機，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如果在室內，這種“坐立不安”會更明顯，他會不停催促一會兒要去哪裏。有時我忍不住提醒，對著手機和別人說話可能不太禮貌。“那好吧。”他抬頭回應了一句，繼續看手機。他的話總是淩亂、含糊。我常常能發現其中的漏洞，推測出他可能是在編話。而當我試圖還原細節和場景，校準事實，卻變成對他步步緊逼的拷問。我們就這樣費勁地對話，好像一場攻防戰。有幾次，房間的氣氛讓人窒息。

“你去休息吧，休息吧。”龐麥郎從不主動拒絕，這是他下達的逐客令。

在賓館的龐麥郎

隻有坐在車上時，他會變得開朗起來。或許逼仄狹小的空間，更能給他安全感。

他開心地告訴我們，漢中老家有櫻桃樹，長了很高，夏天快到的時候會結果子，可以帶我們去吃。家裏種了土豆，他喜歡吃土豆片。這次回家隻有母親在，父親去幫人種藥材了，不再做瓦匠，因為現在沒人用瓦片蓋房子了。接著他開始解釋紅瓦和黑瓦的區別，一個紅的，一個黑的，黑瓦家裏還有不少，現在很稀缺。他說自己平時也會網購，主要是給家裏買洗衣粉，英文牌子，“USA，美國洗衣粉”。我問他這趟回老家能看到美國洗衣粉嗎，他憨笑著說可以。我們約定，5月他來北京演出時一起吃涮羊肉。

新的“滑板鞋”

毫無疑問，龐麥郎是喜歡大城市的，盡管他曾經在采訪中公開說不喜歡北京，他堅信北京有騙子。

在城市的大多數時間，龐麥郎做著兩件事——暴走和逛商場。

上饒演出的第二天，我們去了四公裏外的萬達商場。“這是大商場。”他強調。

他繞著商場兜兜轉轉了將近半小時——先是在旁邊的外貿小店逛了一小圈，接著反方向走到附近的寫字樓前徘徊。過了一會兒，他終於走進商場，但隻是橫穿而過，兩分鍾內從另一個出口出來，回到外貿小店繞了一大圈，確認沒有男裝，又走回商場。

這次進入不到15分鍾，他結束了上饒的商場之旅：買入一個300多元的腰包，說是要送給父親；一雙599元的皮鞋，準備自己巡演穿。

龐麥郎喜歡逛大商場

回到漢中，購買行為變本加厲起來。

他主動提出要去鼎鼎商城——“漢中最好的商場，很國際化”。他說自己喜歡吃麵，也喜歡吃西餐。

“比如什麽西餐？”

“麥當勞。”他拿起一根蘸滿番茄醬的薯條，歡快地吃著。

很快，他徑直走進了一家戶外店，指著貨架最頂端的背包，表示要買。那是一個90L的重裝徒步旅行包，橙黑相間，設計精良，售價2700元，是店裏最貴的一款。

“網購或許更便宜。”我們建議他找找平替。

龐麥郎很堅決，別的款式、顏色、品牌一概不考慮，“就要這個”。他大方地給我看了銀行卡餘額信息，8900多元，加上錢夾裏一遝紅色鈔票。

我擔心他是被我們攜帶的攝像機“架”住了——不久前的一個視頻中，鏡頭總是對準他破舊的書包，黑色的皮麵龜裂剝落，露出斑駁粗糙的灰色毛邊。我問他是擔心顯得窘迫嗎，龐麥郎搖著頭否認，說這是他早就想買的包——他的媽媽也在之後證實，從去年起，龐麥郎每次路過漢中，都會到店裏看那個包，但那時他的錢不夠，買不了。

有了新包，龐麥郎明顯開心了很多。他不停誇讚其腰間小口袋的設計，說拿取證件方便。他計劃把12套衣服都裝進新包裏，背上就能出發，去更遠的地方巡演。他把車窗搖下來一點，讓風吹進來，指著路邊說旱柳都抽芽了，還主動對著鏡頭比出搖滾的手勢，“回家了，心情就像在摩擦，摩擦”。

“這是你新的滑板鞋嗎？”

“是的，這是我現在的‘滑板鞋’，”他笑了，說可以寫個新歌，“我的旅行包，時尚時尚最時尚……”

背上新包的龐麥郎，準備坐車回家

新包帶來的喜悅持續了一整天。我問他開不開公司。開！今年就開！有沒有經紀人？今年就招！發不發新歌？今年就發！家裏催婚，找對象嗎？今年就找！明年就結婚！

就當我漸漸接受這隻昂貴的背包或許不是衝動消費，兩日後，龐麥郎又買下了第三隻包。

“這個黑色的，拿一個吧。”在西安，龐麥郎走進一家運動品牌店，僅盯了兩眼商品，隨即決定購入一隻399元的手提運動包，說是前幾日買的背包不夠裝鞋子。

那天，我小跑著跟著他步行了11公裏，去了一個又一個商場。他堅持用錢夾中的現金付錢，再把商品一一塞進自己鼓囊囊的背包中。粗略估算，一天下來他花費了1400多元，包括衣服、包、零食、車票、紀念品，以及請我們的一頓晚飯。“隨便點。”他在餐廳門口做出邀請的手勢。

但幾乎所有熟悉他的人都告訴我，龐麥郎此前的經濟狀況可能並不好：每次離家前，他都會向家裏要兩三百元路費；2024年底，100多塊的樂隊排練室費用，他隔了很久才打過來。但相處幾天的種種跡象又讓我看到了一個與之矛盾的龐麥郎——這種近乎揮霍的消費，讓我難以判斷是拿到演出費後的短暫放縱，還僅僅是日常的生活慣性。

比如在西安，他突然說想吃冰淇淋，於是熟練地把我們帶到回民街的DQ門店，買了一杯價格30多元的冰淇淋。“好吃。”他抿了一口，繼續暴走，5分鍾後，幾近滿杯的冰淇淋被扔進地下通道的一處垃圾桶內。

正在逛商場的龐麥郎

同樣的情景在傍晚再次發生——這一次，旁邊沒有鏡頭。他輕車熟路地帶我去大雁塔附近的星巴克臻選店，氣派的裝潢，通透的吊頂下，圍坐著三三兩兩的外國人。龐麥郎點了杯卡布奇諾，隻喝了兩口，就開始看手機，10分鍾後他決定繼續逛街，留下幾乎還是滿杯的咖啡。我帶著困惑追上去——

“這些吃不完不算浪費嗎？”

“個人消費。”他簡單地解釋。

“家裏不是還有欠款嗎？”

“有嗎？”龐麥郎顯得錯愕。

我向他解釋，說是他的媽媽告訴我的，家中建房子，還有幾萬工錢尚未結清，“你……不知道嗎？你要分擔些嗎？”“哦，知道。”龐麥郎嘟囔了一句，“我爸打工會還。”

“胖麥浪回來啦”

“胖麥浪回來啦！”在老家漢中市寧強縣南沙河村，土話通常這麽喊他的名字。

鄰居家在建房子，機器轟鳴，三五個工人戴著施工頭盔，脖子上掛著毛巾，坐著休息。短視頻聲音開得老大，“歌手龐麥郎近日在上海演出……”一段字正腔圓的AI語音念白，從手機中蹦出來。而當事人正蹲在5米外的家門口，百無聊賴。

村裏的龐麥郎是孤獨的，沒有人主動來聽他唱歌。大部分時候，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裏，試圖創作。這是他的小世界——他有一個厚厚的歌詞本，用鉛筆工整抄錄了自己創作的百餘首歌詞，很多尚未發行。其中一頁紙上寫著，“我想要世上的善意化解過去的哀痛/牆壁上是莊嚴的聖女圖/是誰堆砌的城堡堵塞了咒語/我們尊稱他為王”。

歌詞本的首頁，是一張目錄索引，寫著他為全國292個城市另起的新名字，陝西是孟加拉斯圖，漢中是加什比克，寧強是古拉格。他在廁所上用英文寫下TOILET，旁邊豎著寫下“中國約瑟翰市政府”。在朋友圈裏，他自封約瑟翰總統，用AI生成圖片——櫻花樹下韓服女子和建築，配文“the blue house”。

出了房間，龐麥郎像是一團毫無存在感的空氣。他不會和村民打招呼，不聊天，更不會主動串門。村裏人知道他，但大多沒聽過他的歌。即便聽過，也聽不懂他在唱什麽。

家門口的小路鋪滿碎磚。“討厭的石頭”，有人小聲嘀咕。龐麥郎忽然接了一句，“堅強的石頭”

“他的歌要是換個人唱就好了。”打磨牆麵的師傅說得含蓄。知曉我的身份是記者後，他補了一句，“那你們能不能給他宣傳宣傳，吸引大老板來，給他家換個別墅。或者給村子吸引一點投資？”

很難有投資能進到南沙河村。這裏南靠巴山，北臨秦嶺。從上饒出發，需要乘20小時的綠皮火車抵達漢中市，轉乘動車，到達寧強。從縣城到村子，仍需一個多小時車程。山路蜿蜒陡峭，5米寬的道路幾乎隻能容下一輛車通行，稍有不慎，就可能掉進山崖。10多年前，這裏還是一條泥濘的土路。

村民們種著玉米和土豆，周邊僅有的產業是種植中藥材。和大部分內陸農村相似，這裏幾乎看不到年輕人，家家戶戶門前寂靜，齊人高的籮筐倚在每戶門邊，用來上山打野菜，挖折耳根。這裏不存在商品經濟，買肉、菜、生活用品都得翻山路去鎮上，出村得靠全村唯一一輛載客麵包車。

龐麥郎家中小狗，聊天時我們給他取名“華盛頓”

在村裏，沒人說得清“精神分裂症”這個拗口的醫學名詞，也講不清病症是什麽。土屋前80多歲的老人擺擺手：“誰沒點病呢？不是得這個病，就是那個病。”

隻有龐麥郎的媽媽張青梅記得兒子發病時的駭人模樣。過去那些年，她被兒子厲聲辱罵過，踹打過，在灶台附近幹活時被突然扇過耳光。還有一次，龐麥郎直接用凳子砸向父親龐懷德。那段時間，兒子好像變成了她不認識的模樣。在張青梅的印象中，小時候的龐麥郎，乖巧聽話，是做音樂後，性格才開始變的。創作沒頭緒時，變得尤其暴躁。異常的行為拖了六七年，嚴重到無法忽視的地步，家人才決心把他送去治療。

父母一度覺得自己虧欠了孩子，給他的關心和支持不夠。他們說起兒子當初的抱怨——“要是有4萬塊錢早都發專輯了”。這些年，年近七十的龐懷德四處打工，掙錢貼補家用，支付醫療費用，支持兒子的音樂創作。今年春節剛過，他又去了榆林，幫人種中藥材，“忙得說不上話”。

張青梅坐在門口擇菜，時不時地瞟向龐麥郎。“要出去啊。”她有點落寞，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兒子要麽悶在房裏，要麽跑去外地。日子過得使不上勁兒，150元/月的養老金是她的全部收入。她發愁“家裏掙不著錢，明濤（龐麥郎本名）找不著媳婦”。她身體不好，不敢坐車，一輩子沒出過漢中，總擔心龐麥郎出遠門會被人騙，也怕他寫錯唱錯惹了事，“外麵都是壞人，有人販子、黑社會”。可她清楚地知道，他得出去，出去才有活兒幹，有錢掙。

張青梅給臨出發的兒子刷褲子

龐麥郎喜歡大城市，但也不想離開村子。以前他拒絕向媒體承認自己是農村人，“那是初出茅廬”，而現在坦然接受。我們聊到房子，他說想在西安買房，也想在上海買。後來有一次再聊到結婚，他又說不用買房了，“家裏（指老家）有房子”。

這次回家，龐麥郎給了母親1000塊錢。他說自己給家裏最大的一筆錢是在2015年，給了5萬元“弄房子”。前幾年，他去雲南演出後，給母親買了件2000元的棉衣。“買貴了吧？他從來不會講價。”張青梅試了試，發現棉衣有點大，隻能一直放在櫃子裏，想留著走親戚時穿，可這些年一次親戚也沒走過。她感慨龐麥郎爆火那幾年賺的錢沒能攢下來，那時他執意要去一趟台灣，全花光了，更何況每做一首新歌，就要投入一兩萬。

去年鎮上有人請龐麥郎去婚禮上唱歌，他唱了幾首，下台後和朋友馬超說，還是想複出，開巡演。

無秩序和不專業

接連幾天相處下來，我總有一種時間和空間上的錯亂感：不知道下一個小時會在哪，跟著他見到誰，做什麽，大多數時間我們都在路上，油菜花田間，綠皮火車上，或者城市街道上。我們很少交談，隻是走路——我逐漸接受了現實，我的問題他通常無法給出連貫的答案，盡管這讓人沮喪。他常走彎路，或者重複走著某一路段。“能慢點兒嗎？”我小跑著跟在後麵。“好。”他應了一聲，繼續快步走。攝影師的鏡頭撤離後，我問龐麥郎，有沒有舒服自在一些？他說，感覺變無聊，落寞了。

他過著一種臨時的生活。比如原計劃從漢中到西安錄歌，但突然說要在寧強加演一場。幾個小時後，又改了主意，還是去西安。到了西安，他說打算下午兩點去錄音棚。然而到了上午11點，他還沒有聯係任何人，也沒有確認錄音棚是否可用。

龐麥郎過著一種臨時的生活

無秩序構成了“龐麥郎”。在音樂行業，這也成為他“不專業”的詬病。

每場唱得都不太一樣，現場和錄音室版本也不一樣，唱歌常常不在拍子裏，隻能勉強算是跟著伴奏把詞念完——曹揚是“技術派”，他對龐麥郎的評價是，敬業，但不專業，“如果想長期在行業發展下去，沒有過硬的音樂專業能力是行不通的，熱度很快會散去。”

他擔心的是，頻繁演出下，龐麥郎的狀態會受損。專業歌手經過科學的發聲練習後，能連開3小時演唱；而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累得很快。“不過，他有得選嗎？他也許沒得選吧？”曹揚反問我。

在他看來，龐麥郎的唱功其實不算最差的那檔。“比某些嘻哈歌手的現場強”，曹揚話鋒一轉，關鍵還是在於要有公司運營，以及通過學習持續提高，“比如他用什麽軟件寫歌啊”。當我把這個問題拋給龐麥郎時，得到的答案是，用紙，旋律主要靠口頭哼給編曲師聽。

在這個行業，專業才能賺到更多的錢。“賺錢就是，直播開起來啊，社交媒體做起來啊，全平台鋪起來啊”，可翻開龐麥郎的抖音號，所有巡演信息用的是同一張圖片，內容沒有區分度，很難稱得上有基本的宣發。曹揚說，在業內，一個成熟的經紀人手裏，通常有一張長長的表格，收集了某支樂隊曆年在每個城市的巡演票房數據。所謂的講價，是在這些數據基礎上分析當地市場，把握風險和收益，再轉化成議價的籌碼。

專業之外的一些細枝末節則顯得沒那麽重要。比如，很多歌手不來彩排試音，“說是為了保護嗓子狀態，純屬為了耍大牌”。曹揚經常在音樂節後台幫忙，樂手休息室的要求五花八門，“一瓶250ml茅台酒（保真）”“接送車輛得是大G”，據說著名搖滾歌手崔健的休息室要求是必須有雪茄。他搖搖頭，“在這行，你必須得有範兒。沒範兒的話，有些人還真瞧不起你”。

從這個角度看，龐麥郎似乎隻能一直潦倒。對待巡演，他守時、守序，充滿敬畏，絕大部分時候，他是個“沒有要求的人”。彩排時他站在那裏，握緊話筒，紮紮實實地唱滿12首歌，甚至沒有要求調一下麥克風的音量。

但關於專業性，音樂人巨博昕有不同的理解。他見過太多專業的、不專業的歌手都要調麥，甚至很多普通人去了KTV，也要求服務員來調個麥。但是龐麥郎不調麥，這個行為本身就很龐麥郎。

舞台上的龐麥郎

巨博昕告訴我，他從小就羨慕那些能買昂貴樂器、去北上廣甚至國外學音樂的朋友，10年過去了，那些朋友有的考公，有的坐了辦公室，而他還在堅持做音樂。他時常想起《我的滑板鞋》的歌詞開頭：“有些事我都已忘記，但我現在還記得”——無數個遙遠的下午，這首歌以及創作者龐麥郎，一度安撫了他自卑的心，成為他堅持音樂的力量源泉。

巨博昕給龐麥郎發過很多私信，表達自己對他的喜愛，說可以為他免費編曲，或給予幫助，可這些消息都石沉大海。去年機緣巧合下，巨博昕成為龐麥郎複出首演的合作樂隊，在西安的哦哦Live。

那是一場拚盤演出，嘉賓包括一組地下偶像、西安老牌搖滾樂隊，以及龐麥郎。場地裏三層外三層被觀眾圍滿，氣氛異常火熱。演出到龐麥郎的環節，他與樂隊合作完前四首歌後，突然說，“再來一遍”。

樂手們感到錯愕，“這樣可能不合適……不符合傳統，沒人這麽幹”“觀眾都看膩了”。

“再來一遍。”龐麥郎很堅決，沒有解釋任何理由。台下觀眾仍在等待，巨博昕和樂隊隻能硬著頭皮，將這四首歌重新演了一遍。

“騙錢、不尊重觀眾。”演出結束後，有觀眾抱怨，還有人說玩樂隊的樂手和龐麥郎合作，是“侮辱了搖滾和金屬音樂”。巨博昕告訴我，自己很難不在乎觀眾，但是演出的後半段，他真的沉浸在音樂裏了。他忽然意識到，為什麽要遵循那些甚至稱不上是規則的東西？

沒有誰規定舞台應該怎麽樣。速度、指法、技術、音色、節拍、律動這些都是工具，有時候在做音樂的時候，工具反而會影響束縛到音樂本身。“龐麥郎的舞台，要忘掉節拍，忘掉跑調，忘掉很多東西後，大家突然發現，這個音樂成立了。”

“他是搖滾的。”盡管奉行專業主義，但曹揚也承認，“就這麽簡單的道理，別人都不這麽幹，隻有他這麽幹。唱功另說，他這個人我是很支持的。”

總有音樂人或者創作者在看完龐麥郎的演出後，開始反思“音樂到底是什麽”這樣的哲學問題。而這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專業了，他還是龐麥郎嗎？大眾到底想要什麽樣的龐麥郎？大眾和龐麥郎，想要的是同一個龐麥郎嗎？

巨博昕後來意識到，與龐麥郎很難通過語言進行對話，這更應該是一種“相處”，順其自然。他反思自己曾經私信想對龐麥郎提供的幫助，或許是居高臨下的。他覺得，得尊重龐麥郎成為他自己。

采訪快結束時，同行的攝影師發來一張工作照。照片裏，我和視頻編導分坐左右，依照工作慣性，側著身子不斷輸出問題。而被擠在中間的龐麥郎，像是夾心餅幹中的那層奶油——他雙手放在膝前，縮在沙發上，儼然是個無措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