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特·坎貝爾是亞洲集團董事長兼聯合創始人，曾在拜登政府期間擔任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拉什·多希是喬治城大學助理教授、外交關係委員會中國戰略研究項目主任，曾在拜登政府期間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與台灣事務副高級主任。他們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文章認為，由於川普政府高估了自身實力，並低估了中國，導致了完全錯誤的應對。
幾十年來，美國人目睹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主導國際貿易、地緣政治野心日益增長，預期有一天中國可能會超越在戰略上分心、政治上癱瘓的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最嚴重時期，許多觀察人士認為那一天已經到來。
但僅僅幾年後，隨著中國放棄“動態清零政策”卻未能恢複經濟增長，判斷又轉向另一個極端。
中國麵臨嚴峻的人口結構問題、被認為不可想象的青年高失業率，以及日益加深的經濟停滯。而與此同時，美國則在加強盟友關係，在人工智能等技術領域實現突破，經濟繁榮，就業率創曆史新高，股市也屢創新高。
一種新的共識逐漸形成：中國人口老齡化、經濟放緩，反應愈發遲緩，將無法超越正處於上升期的美國。華盛頓的態度也從悲觀轉向自信。
然而，正如過去的失敗主義是錯誤的，如今的勝利主義同樣也是錯誤的。這種過度樂觀可能會危險地低估唯一一個、在過去一百年中GDP曾超過美國70%的競爭者的潛在與實際實力。
在關鍵指標上，中國已經超越美國。在經濟上，中國的製造能力是美國的兩倍。在技術上，中國主導電動汽車、第四代核反應堆等多個領域，如今每年產生的有效專利和被高頻引用的科學論文數量，也超過美國。
在軍事上，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造船能力是美國的200倍，導彈庫存遠超美國，還擁有全球最先進的高超音速武器能力——這些都是史上最快軍事現代化進程的成果。
即便中國的增長放緩、體製出現問題，在戰略上仍然不可小覷。
在冷戰時期，蘇聯領導人曾強調，“數量本身就是一種質量”。隨著生產力水平的趨同，擁有更大人口、更廣地域、更強經濟實力的國家，往往能壓倒起步更早但規模較小的國家。這一規律在曆史上大多時間都成立。上個世紀，美國正是受益於這一規律，順應歐洲工業化浪潮，利用其大陸規模和更大人口，超越了英國、德國、日本，最終擊敗蘇聯。
如今，受益者變成了中國，而美國則麵臨在技術上被超越、經濟上被去工業化、軍事上被擊敗的風險。這個時代，戰略優勢將再次屬於那些能夠實現規模化運作的國家。中國具備這種規模，而美國單憑自身則不具備。
因此，美國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與其他國家結成聯盟，在複雜的全球競爭中，單打獨鬥將是極其不明智的。如果退回西半球的勢力範圍，美國將把世界其他地區拱手讓給在全球積極擴展的中國。
但承認需要盟友與夥伴應是起點，而不是終點——因為美國延續至今的傳統結盟方式已經無法應對當前局勢。這種方式源自冷戰時期的設想，並在過去八十年中因慣性延續，其基本思路是把夥伴視為依賴者：被保護的對象，而非共同實力的創造者。這些夥伴常被看作有用，但也被認為是負擔，甚至是阻礙。
這一模式已經過時。
為了實現規模化運作，華盛頓必須把盟友體係從一套被管理的雙邊關係網絡，轉變為一個在軍事、經濟和技術領域能共同構建與整合能力的平台。具體而言，可能意味著日本和韓國參與建造美國軍艦，台灣協助建設美國的半導體工廠，而美國則向盟友分享最先進的軍事技術，同時聯合各國，在共同的關稅或監管壁壘背後整合市場，以對抗中國。
這樣一個以美國為核心、體係一致、可協同運作的集團，將形成中國無法單獨匹敵的總體優勢。
但這種方式需要根本性重構，從“指揮-控製式外交”轉向以“能力為中心的國家治理”。在如今這個美國已不再擁有獨占規模優勢的世界裏，這種力量構建和運用方式的根本轉變，是不可或缺的。
中國正在爭取時間與規模，而美國及其夥伴必須爭取凝聚力與集體影響力。借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言警告：“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否則將各自滅亡。”
從體量到規模
並非所有大國都能成為強國。體量指的是外在尺寸；規模則是指能否利用體量提升效率與生產力，從而在競爭中勝出。小國可以通過在小體量基礎上極致提高效率而躋身世界一流。但當大國在更龐大的基礎上采用同樣做法，可以重塑世界格局。
更廣闊的國內市場能壓低成本，使企業具備全球競爭力。更大的人口基數意味著更深厚的人才和科研資源。大國對外貿依賴度較低，更具韌性，也能組建更龐大的軍隊。
曆史上，小國憑借先發優勢崛起，通常是在大國默許或忽視的情況下。十八、十九世紀，英國憑借工業化先機主導全球，但這種主導地位很快就被打破。德國和美國——部分得益於英國工業模式的擴散——在體量上超越了位於歐洲西北角的英國小島。
從1870年到1910年，英國在全球製造業中的份額減半。盡管英國鋼產量翻倍至650萬噸，但德國增長了五倍至1200萬噸，美國更是增長六倍至2300萬噸。
德國和美國憑借更大的國內市場、資源基礎和人才儲備壓低邊際成本，將英國逐出多個主要工業領域。這種經濟優勢進一步轉化為軍事和技術上的優勢。最終，這些趨勢導致英國逐步去工業化，並走向衰落。
英國領導人和戰略家對此並非毫無察覺。
十九世紀末，英國曆史學家約翰·羅伯特·西利在當時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之一中，擔憂“更大規模、更高組織化的國家”的崛起，並指出，隨著技術擴散，“俄羅斯與美國的國家實力將遠超當前所謂的大國，如同十六世紀的大國超過佛羅倫薩一樣”。甚至在大英帝國崩潰之前，他就擔心英國將淪為類似西班牙那樣的“純粹的歐洲國家”。
西利並非孤例，他主張英國通過“更大的英國”來實現其他手段無法獲得的規模化，即與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的殖民地更緊密整合。
然而這些嚐試啟動太晚，推行不一，最終失敗。殖民地各自發展，英國始終未能實現規模化。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倫敦所幸擁有華盛頓這樣一個更強大的盟友——一個具備規模優勢的盟友，有能力幫助贏得戰爭。對手早已察覺這一點。
戰前，希特勒曾觀察到：“美利堅聯盟已形成如此規模的權力因素，足以顛覆以往一切國家實力排名。”
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也預言，日本部隊在戰爭前六個月或一年內會如入無人之境，“但第二年和第三年我完全沒有信心”，因為美國具備製造優勢。
意大利外交部長也承認，持久戰將有利於美國：“誰更有耐力？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所有軸心國都畏懼美國的工業能力。他們清楚，數量本身就是一種質量。
如今，這種令人敬畏的規模和能力屬於中國。美國戰略製定者必須麵對一個現實風險：美國可能正走上百年前英國的老路。英國的經驗提供了教訓和警示：其帝國整合努力既遲又弱。
但今天，美國可以在英國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通過全新方式整合盟友與夥伴的規模。
興衰與再起
取得成功的起點，必須是對自身的準確評估。近年來，《外交事務》刊登了大量文章，主張美國對中國仍占明顯且持久優勢。邁克爾·貝克利指出，“中國經濟相對於美國正在縮小”，並認為“當前趨勢正鞏固單極世界”。斯蒂芬·布魯克斯與本·瓦格爾聲稱，“美國依然擁有強大而持久的優勢”，足以在衝突中獲得重大經濟杠杆。裘德·布蘭切特與賴恩·哈斯也表示，“在經濟活力、全球影響力和技術創新方麵，美國依然保持關鍵優勢”。
預測大國的興衰始終是一項複雜任務，既因為信息不充分，也因為容易帶入偏見，加上現實事件的幹擾，以及難以判斷哪些指標在什麽時間範圍內最關鍵。美國戰略界此前對日本和蘇聯的判斷，就曾一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如今對中美的綜合評估，同樣存在這個問題。
中國確實麵臨諸多問題：人口老齡化、巨額債務、生產率停滯、房地產市場風險加劇、青年失業高企、對私營部門的打壓。但即使是如此嚴重的宏觀經濟挑戰，也不能簡單等同於戰略劣勢。
兩個事實可以同時成立：中國經濟在放緩，而其戰略力量卻在增強。
未來數年，北京完全可能通過重回理性決策軌道，緩解當前的經濟問題。如果過度強調中國的弱點，可能會低估它在大國競爭中最關鍵時間尺度和指標上的規模與能力。
例如，有觀點認為，美國經濟仍將保持大於中國的體量，這被當作美國優勢的證據。但經濟學家諾亞·史密斯在分析GDP對比時指出，“美國人不應因自己按市場匯率計算的總GDP領先中國而感到安心”。隨著匯率波動，相對經濟體量也會變化。
例如，過去三年人民幣貶值15%，即使中國經濟產出未變，以市場匯率計算的GDP也會看起來小了15%。采用世界銀行的購買力平價方法（盡管也有局限），則顯示中國經濟在十年前就已超過美國，目前約比美國大出25%——大約30萬億美元對24萬億美元。
這種購買力調整反映的是國家實力核心要素的實際成本，包括基礎設施投資、武器係統、製造產品和政府人員開支——這些都是維係長期戰略優勢的關鍵。
若以這種方式衡量，僅從商品領域而非服務業來看，中國的生產能力是美國的三倍，在軍事和技術競爭中構成決定性優勢，並超過排名其後的九個國家的總和。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二十年裏，全球製造業份額增長了五倍，達到30%，而美國的份額則減半至約15%；聯合國預計，到2030年，這一差距將擴大至45%對11%。
中國不僅在許多傳統產業中處於領先地位——水泥產量是美國的20倍，鋼鐵13倍，汽車3倍，電力2倍——還在越來越多的先進領域取得突破。
盡管在生物技術和航空等美國傳統優勢領域仍在追趕，中國憑借“2025中國製造”等雄心勃勃的產業政策，已經實現如下成果：全球近一半的化學品、一半的船隻、超過三分之二的電動車、四分之三以上的電池、80%的消費級無人機、以及90%的太陽能板和關鍵稀土精煉礦產均由中國生產。
北京還在采取措施確保其優勢持續擴大：中國占據全球工業機器人部署的一半（是美國的七倍），並在第四代核技術商用上領先全球十年，計劃在二十年內建造超過100座反應堆。
上一個在全球生產領域如此徹底占據主導地位的大國，是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
美國觀察人士往往低估中國的創新能力，誤以為中國隻會複製和模仿西方成果。但正如英國、德國、日本和美國曆史上的經驗所示，製造業實力本身就能為創新打下堅實基礎。國家投資也起到了推動作用，如今中國在科研方麵的投入與美國不相上下。
龐大的人口則提供了深厚的人才儲備和競爭規模。根據信息技術與產業基金會的一份最新報告，在十項未來關鍵產業中，中國在六項上接近創新前沿或處於領先。
這些工業和創新能力也能服務於軍事目的。中國海軍已是全球規模最大，未來五年將再添65艘艦艇，總規模將比美國海軍大出50%，約為435艘對300艘。中國艦艇的火力迅速增長，從十年前僅有美國垂直發射單元的十分之一，到2027年可能超過美國。
盡管在航空領域仍落後於美國，中國已打破長久的技術壁壘，開始自主製造噴氣發動機，並迅速縮小產能差距，目前每年可製造超過100架第四代戰鬥機。
在大多數導彈技術領域，中國很可能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具備首個反艦彈道導彈、卓越的空對空導彈射程，以及全球最大的常規巡航和彈道導彈庫存。在量子通信、高超音速武器等越來越多的軍事技術領域，中國也領先於所有對手。這些優勢經過幾十年積累，即使中國經濟停滯，也將持續存在。
了解對手
中國麵臨的問題確實不小。但這些問題在戰略上的重要性常常被誇大。以人口結構為例，盡管這將成為長期難題，但在與美國競爭更相關的中期時間尺度內，卻仍可應對。
由於毛澤東時代嬰兒潮的孫輩開始進入勞動力市場，中國15歲以下人口的比例實際上在2010到2020年間增加了超過3000萬人，占比也有所上升。中國的撫養比（成年勞動人口與兒童和老年人之比）將一直維持在當前日本以下，直到2050年。
此外，中國在教育、工業機器人和具身人工智能領域的大規模投資，也將幫助緩解勞動力短缺。
債務水平同樣說明問題。雖然中國家庭、企業和政府的總債務達GDP的300%，創曆史新高，但包括印度、日本、英國和美國在內的其他大國，也有類似水平的總債務。
在某些情況下，一項反映脆弱性的指標，在戰略上也可能反映另一種優勢。例如，中國房地產市場低迷確實拖累了經濟增長。但北京正將來自房地產的信貸資源轉向產業政策，提升國家競爭力。
同樣，盡管美企仍占據更高利潤份額，在市值排行榜中遙遙領先，但中國企業常常以虧損換取市場份額，打擊對手。盡管麵臨短期挑戰，中國依然在堅持長線布局。
即使中國的弱點比預期更嚴重，在大國競爭中最關鍵的指標上，中國仍將比美國曆來的任何對手都強大得多。華盛頓曾高估德國、日本和蘇聯等對手。但中國是第一個僅在體量上就超過美國，並在多個關鍵領域具備戰略優勢的競爭者。
無論是否陷入停滯，北京都將是比以往任何挑戰者更具威脅的存在。
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美國的“衰退主義”本身就是一種風險，可能會成為“自我應驗的預言”。這種警告確有道理；大國的興衰往往始於錯誤的自我認知。
但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曾在蘇聯解體前指出，擔憂衰退同樣可能激發國家的複興。最大的風險不是悲觀，而是自滿，導致戰略意誌減弱，無法凝聚集體行動來應對中國挑戰。
事實上，美國——尤其是在川普時代——更可能是高估單邊實力，低估中國的應對能力。
以能力為中心的國家戰略
對華盛頓而言，任何認真應對長期競爭的戰略，都必須以三個現實為基礎：第一，規模至關重要；第二，中國的規模前所未有，而北京目前麵臨的挑戰在相關時間尺度內並不會根本改變這一點；第三，美國實現自身規模的唯一可行方式，是采用新的結盟方式。
這意味著，美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盟友和夥伴。他們不再是觸發機製、遙遠的附屬地、附庸或地位象征，而是實現大國規模所需的能力來源。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的聯盟首次不再是用來投射力量，而是用來保住力量。
冷戰時期，美國與盟友一起壓倒蘇聯。今天，隻要再擴展一些，這一聯盟就足以壓倒中國。
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日本、韓國、墨西哥、新西蘭、美國和歐盟，合起來的經濟體量為60萬億美元，是中國18萬億美元的三倍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仍是其兩倍多。
這個聯盟的製造業產能占全球大約一半（而中國為三分之一左右），每年產出的高被引論文和活躍專利數量也遠超中國。聯盟每年國防支出約1.5萬億美元，是中國的兩倍左右。而且它將取代中國成為幾乎所有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目前中國是12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
從原始數據來看，這種由民主國家和市場經濟體組成的陣營，在幾乎每一個維度上都超過中國。但如果不進行協調，這些優勢仍然隻是理論上的。因此，釋放這個聯盟的潛力，必須成為本世紀美國國家戰略的核心任務。這不能靠傳統的聯盟模式簡單加倍推進。
美國可以從長期的雙邊聯盟（如與日本和韓國）和多邊機製（如北約）出發，再加上新近建立的合作（如與澳大利亞和英國的AUKUS防務科技協議），以及較鬆散的組織（如四國集團，包含澳大利亞、印度、日本）。但任務並不是僅僅慶祝這些機製的存在或擴大其成員，而是要深化其功能，使之成為在多個領域推動“以能力為核心”的國家戰略的基礎。
這些關係太常基於一個假設：美國提供安全保障，其他國家則提供政治支持，或頂多貢獻一些特定能力。整個體係仍主要以安全為中心，側重威懾、部署和安撫，而將經濟協調、產業整合、科技合作等關鍵維度視為次要。
這種傳統模式根本無法應對中國這種係統性對手，對當下局勢而言，極其不足。
過去幾十年，美國的聯盟與夥伴策略建立在戰略慣性和結構性等級製度之上。如今，必須轉變為一個在所有關鍵領域中產生共同能力的平台，而不僅僅是軍事。
要實現這一點，美國及其盟友必須接受一種陌生、甚至令人不適的高度協調與相互依賴。在軍事上，實現規模化必須實現雙向能力流動，包括投資美國防務產業中薄弱環節，同時向曆來未獲得過高端裝備的盟友提供先進技術。
在經濟上，實現規模化意味著圍繞中國過剩產能建立聯合關稅與監管屏障，同時構建新的機製協調產業政策並整合盟友市場份額。在技術上，同樣需要建立統一的投資規則、出口管製與研發保護機製，以防止技術向中國流失，同時開展聯合投資。
這些步驟將使一個僅在原則上對齊的聯盟，變成一個在實踐中融合的共同體。這種以“共享能力”為戰略基礎的轉變，將使美國及其夥伴能夠在規模和速度上與中國展開真正競爭。
雙向規模化
拜登政府利用現有安全聯盟和夥伴關係構建了一個“網格體係”，旨在更好地分配軍事部署、提高盟友國防預算，並推動AUKUS等新安全機製，同時提升四國集團的地位。這些努力值得加強，但下一階段必須是轉型國防工業合作。
從烏克蘭戰爭吸取的教訓很明確：美國若單獨與中國進行持久衝突，將缺乏足夠產能。盡管無人係統方麵的新興企業展現出一定創新潛力，但真正實現規模化，特別是在傳統係統領域，仍需通過與盟友共同生產和更深層次的產業整合。
二戰時期的“民主國家軍火庫”不太可能重現。美國需要建立的是曆史學家阿瑟·赫爾曼所說的“民主國家軍火網絡”：一個以聯合生產、共享創新和整合供應鏈為基礎的國防產業網絡。
這與過去的模式截然不同，以前是美國向他國單向輸出能力。如今，規模化要求能力雙向流動，包括盟友在美國境內的投資和製造。
拜登政府邁出的初步嚐試，如由日本修理美國驅逐艦，已經展現出一絲可能性。更大膽的舉措可能包括與日本、韓國造船企業（其生產率是美國的兩到三倍）建立合資企業；促成歐洲導彈製造商與美國企業合作；或邀請日本、台灣公司在美建設傳統微電子工廠。
但過時的監管和政治限製仍然常常阻礙盟友能力的轉化，這些問題必須由國會和行政部門共同解決。
美國自身的能力也必須向盟友輸出。拜登時期啟動的AUKUS協議，以及與日本聯合生產“戰斧”導彈等舉措，是邁向正確方向的一步。但真正取得進展，需要克服國務院對擴散的擔憂和五角大樓對技術優勢流失的恐懼之間的官僚同盟。
快速分享技術是確保澳大利亞建成核潛艇、亞洲盟友擁有足夠反艦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台灣能有效威懾中國入侵、印度能把安達曼群島建設成北京無法忽視的軍事堡壘的關鍵。
這在實際操作上可能意味著：統一出口管製法律，協調采購標準，協同投資關鍵環節的組件，從半導體到光學設備等。
盟友之間也可以彼此轉移能力，不僅是在地區內部，也包括跨地區之間。這種能力轉移已經有所啟動，盡管仍然緩慢，但還有更大潛力可挖。韓國的武器可幫助歐洲重新武裝與再工業化；法國的核技術可以支持印度的潛艇項目；挪威和瑞典的導彈可幫助印尼和泰國保衛海域。實現能力整合，需要在聯盟之間進行跨體係思考，而美國應在其中推動集體行動。
更緊密的整合也需要更多責任分擔——甚至責任轉移。當盟友和夥伴跨洲構建協作網絡的同時，他們也必須在本地區承擔更多威懾任務，歐洲國家在歐洲加強自身角色，亞洲國家在亞洲加大投入。
這可通過加強一些日益重要的組織的安全維度來實現（如四國集團，或美日韓三邊機製）。但華盛頓還需加強與盟友在實戰層麵的協調，例如升級聯合作戰指揮係統、加大互操作性投資、提升聯合演習的複雜度。這可能包括與美國盟友和夥伴組建聯合部隊，先從印太危機時可部署的陸基防空和反艦導彈營開始，未來擴展到更複雜的空軍和海軍編隊。
美國還應通過在核指揮與控製方麵給予盟友更多話語權，推進類似冷戰時期與歐洲盟友開展的核共享安排，來強化延伸威懾。
在全球範圍內，美國可推動新版“關島戰略”，該戰略由總統尼克鬆在越戰後提出，主張將責任下放給夥伴國。這將賦予地區國家更大主導權，正如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所稱的“副警長”角色：澳大利亞主導太平洋島國事務，印度主導南亞，越南主導東南亞大陸，尼日利亞主導非洲。
在實際操作中，下一次南亞某國出現挑戰時，美國應當聽取印度的判斷，決定如何促進地區穩定或遏製中國影響力，而不是執意推進自身偏好。
共同市場
拜登政府在與中國的經濟與技術競爭中采取了重要措施，包括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美印關鍵與新興技術倡議，以及與日本和荷蘭協同實施的半導體出口管製。但要有效應對中國的過剩產能並保持技術領先，仍需超越華盛頓一貫的保守做法，采取更有雄心的行動。
中國的非市場行為與龐大體量已壓垮世界貿易組織，並對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的工業基礎構成生存威脅。若美國試圖獨自應對，勢必失敗：哪怕保護住了本國市場，如果中國仍能將美企擠出盟友市場，後者將失去維持競爭力所需的規模。
因此，美國必須與盟友夥伴共同實現規模化，通過一道防禦壁壘阻擋中國出口。建立一個受保護的共同市場，可以從協調對中國產品征收關稅開始。但由於關稅容易被規避，更有效的做法可能是使用協調一致的非關稅壁壘，包括監管工具（拜登政府已對來自中國的智能網聯汽車采用了此類手段）。此類監管措施與夥伴協調起來相對迅速、可行。
另一個工具是“選擇性多邊主義”——在對盟友和夥伴開放市場的同時，對中國商品設立更高門檻。這種方式獲得了政治光譜兩端人物的廣泛支持，從川普政府時期的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到民主黨重量級議員都表示認同。其理念與二戰後初期自由世界內部貿易體係的某些做法類似，即優先對民主國家提供市場準入而非對威權對手。
若自由貿易協定時代暫告段落，那麽與盟友達成行業層麵的協議，將是整合市場、規避政治阻力的有力方式。
協調一致的產業政策工具也將大有裨益，例如成立一所新的國際產業投資銀行，向戰略領域企業發放貸款，以幫助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尤其是在醫藥和關鍵礦產等關鍵行業。同時，推動清除對盟友和夥伴投資的障礙，例如繞過國家安全審查。日本、韓國與台灣已在產業合作方麵對美國投資逾3000億美元（拜登任期內數據，在川普任期中仍在增長）。盡管歐洲常被視為經濟停滯，其在鋼鐵、汽車、船舶與民用航空領域的產量都超過美國，占全球製造份額更多，製造業就業人口是美國的三倍。
同時，通過加強科學生態係統間的聯係——加深合作、推動人才流動、設立共同的研究保護機製——將有助於確保美國盟友與夥伴能夠在規模上匹敵中國。
合並市場份額也將形成戰略杠杆。有些人提出，應建立一個“經濟第五條款”，參考北約的集體防禦條款，這是應對中國經濟脅迫的長期缺失措施。一旦集團內某成員遭遇北京施壓，該機製將啟動協調製裁、出口管製或貿易行動，也將作為威懾軍事侵略的平台。
退出或忠誠？
川普向美國的夥伴施加了艱難抉擇甚至直接威脅。許多國家很可能出於理解，可以暫時不願再與華盛頓綁定。幾代人建立的信任，很容易就被毀掉。
大國往往高估自己對他國的影響力。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並不認為他在地方自治上的試驗，會導致加盟共和國脫離蘇聯。川普政府或許也不認為自己對盟友的貶低與脅迫會引發“戈爾巴喬夫時刻”，但關鍵盟友已在考慮與華盛頓“分手”——發展核武器、組建地區新聯盟、挑戰美元地位。
有些國家甚至出於對美壓力的國內反彈，正在考慮向中國靠攏，盡管這會對本國產業與安全造成巨大風險。美國麵臨破壞自由世界聯盟的風險，也正在瓦解通往規模優勢的最佳路徑。
與此同時，隨著華盛頓與自身聯盟疏遠，中國正構建起自己的聯盟。出於反西方怨念與各自狹隘利益，中國、伊朗、朝鮮和俄羅斯正在形成一個實質性的威權同盟。中國重建了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基礎，幫助伊朗向俄羅斯提供一次性攻擊無人機，也默許朝鮮派兵前往歐洲參戰。這
四國政府正在聯合削弱美國製裁，並開展外交協調、情報共享和聯合軍事演習。這是一項統一的挑戰，需要統一的應對。
當美國內部有人呼籲以“逆基辛格式”的外交策略拉攏俄羅斯、分裂中俄聯盟之際，北京則堅定利用西方聯盟的裂縫，尤其是試圖加劇美歐之間的分歧。
當前最大風險是：華盛頓一方麵與歐洲分裂，另一方麵卻未能成功離間中俄關係。
中國自身推行的“戰狼外交”反而幫助民主國家凝聚力量；但美國也正在陷入一場適得其反的外交對抗，反而讓中國有機會扮演“理性夥伴”的角色。華盛頓若真想在戰略上取勝，成功聯合盟友遠比試圖聯合那些根深蒂固反美的對手更具現實意義。
如果美國不能與他國共同實現規模化，或退守西半球、瓦解自身聯盟，那接下來的世紀很可能就屬於中國。美國將如當年的英國一樣，被一個擁有前所未有規模的大國所邊緣化。世界將被多個大國分割，但中國將是最強者，並在部分領域超過所有對手的總和。
結果將是：一個更弱、更貧窮、更無影響力的美國，以及一個由中國主導規則的世界。
盡管越來越多的共識低估了中國的實力、誇大了美國的複蘇，但這種思維不過是過去誤判周期的翻版。對美國前景的樂觀想象容易助長單邊主義，隱含甚至直接表達這樣一種錯誤判斷：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是多餘或被高估的，而事實恰恰相反，它們是美國對抗強大對手實現規模化的唯一路徑。
要取得成功，美國必須比拜登政府時期的“親盟友”政策更進一步、抱有更大雄心，徹底拋棄川普政府成形中的排他性、單邊主義“美國優先”戰略。
這種承諾不僅是政策信號，更代表了美國及其盟友夥伴整體能力的展示。中國共產黨對美國實力的“觀感”極為敏感，而華盛頓調動盟友夥伴的能力——連北京都承認這是美國最大的優勢——正是這個觀感判斷中的關鍵因素。
因此，美國最有效的戰略，不是孤軍奮戰，而是與各國共同構建新的、持久的、堅實的能力網絡。這種跨黨派、長期的結盟升級戰略，再加上新興領域的戰略協作，才是美國在麵對史上最強競爭對手時取得規模化對等競爭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