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公開數據，截至2024年9月15日，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達29.3%，進入超高齡社會。與此同時，勞動人口卻在減少，護工常年短缺。
為了彌補這個缺口，從2017年開始，日本政府開始放寬外籍護工簽證限製，比如將介護領域開放給包括中國在內的16個國家的技能實習生，以及放開介護簽證。如果能在日本通過介護工作拿到相應的簽證，工作連續滿五年，居住滿十年以上，就能獲取永住資格。在日本做介護的中國人，以90後居多，還有00後。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為了一紙簽證，他們苦熬多年，提早麵對衰老和死亡，以及人性裏的至暗時刻。他們的講述，也讓我們得以窺見一個高齡社會的養老現狀與困境，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們即將麵臨的未來。
一
這個夜晚還算平靜，至少沒有發生什麽事故——即便132房間的警鈴已經響了不下五十次。
那個80多歲的老頭不停地挪動、翻身、坐起，這些動作會被床底下的感應器捕捉，傳遞給正在值班的雨玲。35歲的雨玲是沈陽人，目前在日本大阪的一家養老機構做介護，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護工。
按照規定，“嘟嘟嘟”的警鈴一旦響起，介護必須確認老人是否離床，“那個聲音非常刺耳，一聽到內心就會很不安。”雨玲來回跑了五十多趟，就連隔壁房間的老太都忍不了了，“能不能別折騰了？”
每個夜班都是煎熬的。老人會擰開洗手池的水龍頭，水漫到走廊和房間，就踩在水裏玩。還有事故。不久前，132房間的那個老人就磕破了頭。淩晨4點多，地板、衣服、床，到處都是血。其他老人也不睡了，孩子似的大喊，“哎呀，救人啦”。
但隻有雨玲一個介護。她打報告、聯係醫院，救護車到之前，要打印老人的病曆，給老人傷口換止血毛巾。救護車剛把人拉走，地上的血跡還沒來得及擦，早鈴又開始響了，“劈裏啪啦的”，老人們起床、刷牙、洗臉，又是一陣忙。
這是雨玲做介護的第五年。2020年，受疫情影響，她所在的美容業薪水少得可憐，隻能轉行。雨玲當時30歲，要考慮的不僅有生存，還有長遠的職業規劃。不管是日本，還是國內，養老都是無法回避的問題，進入這個領域，也許就意味著不會失業。
早在2010年，高中畢業以後，雨玲就到日本的大學讀社會福祉專業。讀書期間，她還在養老院實習。但她畢業的時候，中國留學生還不能憑借介護的工作拿到簽證，獲取留日的資格。雨玲隻好轉做翻譯銷售。
2017年，相關限製開始放鬆。當年，像雨玲這樣在日本讀過相關專業，並且持有“介護福祉士”（注：介護資格中唯一的國家資格）資格的外國留學生，可以留在日本做介護。之後，介護領域開放給了包括中國在內的16個國家的技能實習生，也就是研修生，相當於勞務派遣。2020年，限製再次放寬，如果研修期間能考下“介護福祉士”，就算沒有留學和相關專業的背景，研修生也能拿到介護簽證。
趁著這波熱潮，31歲的小徐來到日本。她原本在哈爾濱一所大學讀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畢業後，她找不到工作，也沒有條件繼續深造。2020年，交了一萬五的中介費，她以研修生的身份到日本做介護。那一批研修生有7個人，有90後、00後，還有70後的大姐。
研修生的日子並不好過，遇上年紀大的日本介護，就要攬下各種髒活累活，甚至遭遇霸淩。有的越南、緬甸人，為了留下來，就算當麵被罵“笨蛋”，也隻會“嘿嘿”兩聲笑過去。
小徐的運氣還算不錯。她被分配到大阪的一家大型療養醫院。裏麵的老人80%沒法動彈，幾乎都到了生命的末端。小徐每天的工作就是協助護士用藥，觀察老人體征，以及清理身體。
2024年，用三年的工作時間和一張“介護福祉士”資格證，小徐擺脫了研修生的身份，拿到介護簽證。她的生活不用再被統一管理，能自由換工作，還有機會拿到日本永住資格。
在就業壓力和在留資格麵前，很多留學生也將目光拋向介護行業。根據日本介護福祉士養成設施協會數據，2024年進入日本福祉士培訓機構的留學生為3054人，占總學生人數的46.7%，比2023年增加了70%，尼泊爾、越南、緬甸位居前三，中國有233人，位居第四。
日本一家日間照護中心，老人們聚在一個公共空間吃飯、做活動。 講述者供圖
二
雨玲所在的養老院位於大阪市東北角的澱川河畔，一共五層，頂樓是澡堂和餐廳，其它樓層都是房間。每層有20個單人房間。每個房間約13平米，有床、電視和衣櫃。這裏有近百個老人，平均年齡在80歲以上，大部分都有認知症。
從2000年開始，日本開始實施介護保險製度，40歲及以上的人群必須繳納介護保險費，每個月約6500日元。隨著年齡增長，如果身體發生狀況，就可以申請介護支援。相應的政府機構會派人對申請者的情況進行評估，認定介護度，製定介護計劃。
根據費用、居住時長、介護度等情況，日本養老院分為日間服務、短期入住、有料養老院、特別養護養老院（簡稱“特養”）、介護老人保健設施等類型。“不管什麽樣的老人，都能找到能對應情況的養老院。”一位在日本的中國介護說。
雨玲所在的養老院屬於“特養”，這裏的老人介護度在3以上，喪失一定的自理能力，甚至嚴重失能、失智。每個月每個老人收費13萬日元（約6500元人民幣），他們僅需自付10%。
每天，介護員要準備餐飯，統一換兩次尿布，組織老人做操……“都是吃喝拉撒這樣的循環。”雨玲說。每周，老人們能免費洗兩次澡，先搓再泡，老人最喜歡渾身打滿泡泡了，“讓他全身上下都是泡沫，他就會覺得你洗得很好。”一個中國介護員說。
老人失去了記憶和能力，養老院要做的，就是幫助他們保持住能力和習慣，但凡能動，就盡量讓他們自己解決吃飯上廁所的需求，讓他們盡可能地像過去那樣生活。比如，一位全身麻痹的老太太，胳膊都回不了彎，堅持換睡衣，介護每天早上就要花40分鍾給她換衣服。
在雨玲的養老院，認知症老人天天喊東西丟了，用紙把櫃子“鎖”起來。講述者供圖
35歲的米棋，寧夏人，在名古屋愛知縣的一家養老院做兼職。一位幾乎都要蜷進輪椅裏的老太太，每天早上卻要使勁渾身力氣刷牙半個小時。她還有化妝的習慣，先描眉毛，再塗口紅，最後是擦粉。有時候，口紅描了一遍又一遍，她反複問米棋，口紅塗了嗎？眉毛畫了嗎？最後，再含一個冰塊進嘴裏，“這就是她的習慣。”
另一個80多的老太太，就算把牙刷放在她手上，也不曉得要放進嘴裏了。每回泡澡，簾子一拉上，裏麵就會傳來歌聲，是昭和時代的歌，“就像開音樂會，她都已經老成那個樣子了，聲音特別好聽。”
米棋所在的養老院屬於有料養老院，更為“高級”，一般由私人經營，預先繳納一定金額的入住金，之後再按月繳納費用。這裏的養老院格外關注老人的精神狀況。春天櫻花開，介護們就推著老人去公園散步，還會登上海邊的瞭望塔，看城市的發展。
人老了，會變得格外固執。比如有個每回洗澡，一定都要大聲呼救的老太。後來，米棋才知道，她曾做過乳腺癌手術，切除了一側乳房。有一些習慣已經刻進了身體記憶。吃飯的時候，隻有介護說，開動了，老人們才會動筷子，吃完以後，會說“謝謝款待”，“腦子不好，他也要等著所有人。”
做介護，米棋不是因為經濟壓力，也不為了簽證。她自稱是典型的“小鎮做題家”，從西北的農村一路往上，從重點大學到八年滬漂，做過畫廊公關，也幹過德企的輿情分析，翻譯的書籍也出版了。“我的眼睛一直是向上看的，不太會關注下麵服務的人。”一場疾病改變米棋的看法，在上海的一家醫院裏，護工的陪伴讓她意識到，每個人的工作都有意義。
2023年，米棋遠赴日本結婚，她決定以介護為起點，去觀察和融入這個新社會。第一次給老人洗澡，一個99歲的老太就便失禁了。那個場景嚇到了米棋，“就像一隻白色的山羊，一坨一坨地掉下來糞便”，“味道還很衝”。她回家躺床上大哭，“人怎麽可以像動物一樣？”
接受或者說習慣，大概用了一個月，米棋說，“我隻能承認，人也有這樣不堪的一麵。”
米棋參加介護培訓時，老師在介紹老人身體前傾滑落的姿勢。講述者供圖
三
雨玲見過不少被子女毆打的老人，這樣的老人，通常會被社會福利機構優先安排進養老院。一位老太太被兒子搶走了老年金存折，來到養老院時，渾身都是淤青。她有嚴重的認知症，夜間頻繁上廁所，總把緊急按鈕誤當作衝水的開關，她不喜歡洗手，被子、牆壁、欄杆上到處都是排泄物。
像雨玲這樣的介護員，隻能按照規定收拾，但收拾的速度“抵不過創造的速度。”要吃飯了，雨玲會哄老人，“飯前一定要去洗手。”老人瞪了她一眼。雨玲承認，像這樣的認知症老人，即便在家裏，也很難避免被虐待，而這正是日本養老院“比較人性的地方”——
關於虐待，日本的法律有非常細密的規定，界定了包括放任、暴力、心理、經濟以及性虐待在內的五大類行為。如果長時間忽略老人的需求，可以被定義為“放任虐待”，而上廁所、洗澡換衣服不關門，也是性虐待的一種表現。
自日本2000年開始實施《介護保險法》後，“零身體約束”還被納入相關的服務條例中，在養老院，如果輕易約束個案身體，一律會被視為虐待老人。有的老人沒有力氣支撐身體，就算天天從輪椅上掉下來，磕得頭破血流，也不能在輪椅上使用綁帶，不然就會被定義為“身體拘束”，“屬於違法行為”。
在雨玲看來，日本養老院推崇“用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但過分強調尊嚴和個體的自由，也是對介護的剝奪。
比如，養老院房間門不能上鎖，床邊的欄杆隻能設置半截。但失智的老人，隨時會“出逃”，爬到走廊，別人的房間，甚至在地上尿尿。好不容易把人拖回床上，沒幾分鍾，又往地上的尿裏鑽。忙不過來，雨玲隻能在地上放塊墊子，任他們折騰。“我覺得這個法律就不健全，不綁起來，就是對不起護工，對他本人也不能有更好的照顧。”
還有骨折的老人，雨玲覺得，用尿布更安全，但如果老人要用廁所，介護也隻能聽從。為了上廁所，有的老人一天按四、五十次的鈴，有時候剛放床上，他又說，好像沒尿出來，再送我去廁所吧。雨玲不能拒絕，隻能處於床上、輪椅、廁所搬運的循環中，“最後手都沒勁了，再抱起來，肯定得摔地上。”
種種矛盾下，盡管有法律的製約，也難以避免虐待事件。根據厚生勞動省的調查，2022年養老設施中的虐待案件為856件，占比虐待高齡者案件的5%。
介護人員不足的情況下，相關的虐待問題更容易發生。根據公開數據，截至2024年9月15日，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數量為3625萬，達到總人口的29.3%，進入超高齡化社會。與此同時，勞動人口卻在減少。據估算，2023年護工缺口為22萬人，2040年，這個缺口將達到69萬人。
以雨玲所在的養老院為例，共有40多名介護，外國人高達70%，以越南、緬甸、菲律賓、印尼人為主，一個介護平均護理3個老人。夜班精神高度緊張，而白班考驗體力。日常照護外，她要應對各種突發狀況，一個老人碗沒端住，飯灑了一地，不及時清理就有滑倒的危險，但另一個老人又嚷著要上廁所，邊說邊推輪椅，一刻都不能等。
就這樣，一天8個小時，她要在20個房間不停地走動，雨玲估算過，她所在的養老院介護的流動率高達80%，人手實在不足，就連社長都要頂上做材料。所幸這裏沒有加班，時間一到，就算沒做完手頭的活，也會被催著離開。每個月雨玲能休息9天，一年到手大概在25萬人民幣左右。
經費、以及照護人手的不足，背後往往隱藏著更大的風險，比如起火。一個老人的被罩被燒出了窟窿，打火機卻是家屬專門帶來給老人抽煙的，作為介護，雨玲也隻能按照規定，每個小時巡視一次房間，及時發現問題。
還有老化的設施。之前就有電線起火冒煙，雖然幾分鍾後，消防車就趕到了現場，沒釀成什麽悲劇，但很多設備都老了，“都擔心著（火）了”。
人手的短缺，有時還會演化成照護的缺陷。36歲的黃秀曾經在一家“特養”做介護。她是一個單親媽媽，兼職做介護，不僅能維持生計，有時間照顧孩子，還能讓她的孩子優先、就近上保育園。
在這家養老院工作的，多是像黃秀這樣的單親媽媽，還有東南亞國家來的研修生。這裏的環境並不好。黃秀就見過，尿不濕裏的汙漬都溢出來了，介護還在給老人喂飯。黃秀想舉報，但被家人勸阻了，這裏住的基本都是孤寡老人，價格便宜，人手也不足，以目前的價格，很多老人可能找不到新的去處，最終，黃秀選擇辭職。
雨玲也經曆過掙紮。過於強調標準化的流程，有時候也會忽略老人的感受。比如，午餐時間隻有半個小時，老人來不及吃完，雨玲隻能硬下心收回餐盤，“不收也沒辦法，因為食堂要洗餐車、要下班，一環連著一環。”她會瞥到老人指甲縫裏的屎尿，但實在沒時間清理。起初，她也會愧疚，“明明可以讓他們更幹淨的”，但這麽多老人，這麽多事，她隻能調整心態，“你是什麽樣的收入，就決定了你能用什麽樣的服務。”
日本東京“銀翼”養老院，2013年引入了一個護理機器人， 用戶每月與機器人互動兩三次，一次大約30分鍾。
四
雨玲住在大阪的市中心，靠近商業中心難波。那是一個不到20平的房間，玄關進來的走道，支兩個煤氣灶，就是一間廚房了；門推開，幾乎跨不出去的空間，也是一個生活小陽台。每天，雨玲要搭兩趟電車，再騎十幾分鍾的自行車，曆經一個半小時，才能抵達養老院，要是碰上七點的早班，四點半就得起床了。
這樣的生活，雨玲堅持了五年。今年年底，她就有資格申請永住了。她是典型的東北女孩，性格外向，也喜歡熱鬧，很少有異國他鄉的孤獨情緒。上完夜班，她回去睡一覺，飯點出來“覓食”，做一個探店博主，還會四處旅遊、運動。
或許，隻有通過這樣的方式，雨玲才能抵消介護帶來的負麵情緒。她的胸口至今還留有一塊齒痕傷疤——有一回抱老人到浴池洗澡，對方突然朝她的胸口咬下去，雨玲當場出血。
她最不喜歡上洗澡班了。在大浴場，老人們光著身子四處亂跑，排泄物弄得到處都是，被丟進浴池，身上的褥瘡受到刺激，他們就“嗷嗷”地叫。氣味、聲音、猙獰的表情混在一起，“就跟屠宰場一樣。”
那種時候，雨玲隻有一個感受，“如果你能馬上去死，那也是一種享福。”她在一家“有料”幹過，看過入住老人的名單，有曾經的銀行行長，還有議員，“全是好的工作，他們能想到自己會有這一天嗎？””
雨玲介護的老人，把水籠頭堵死，然後放水，在裏麵踩著玩兒 。講述者供圖
在這裏，衰老有時隻需要一天。昨天還好好的老人，今天就起不來床了；上一秒還會說，“謝謝”，下一秒要是不滿足需求，就喊“你殺了我吧，給我一刀。”生活的主題，似乎也變成了等待死亡。一個老太太總說，“我要是早上這樣咕咚一下死了，就太好了。”——她的老公、朋友都去世了，子女也不怎麽來看她了。
雨玲說自己變得心硬了，“就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但難免還會有交付真心的時刻。不久前，一位80多歲的老人從床上摔下來，送到醫院後，很快去世了，包括雨玲在內的介護才知道，老人其實得了癌症，癌細胞已經擴散了。
那個老人喜歡抽煙，每次他會等到介護有空了，才願意麻煩介護推他到外麵抽煙。有一回抽煙，他看到雨玲打了一個哆嗦，雖然這是一天中唯一的抽煙時間，他也立馬掐掉剩下的半截煙，“回去吧！”
在養老院待久了，寧夏女孩米棋對生死也會恍惚。胖老太離開以後，米棋就有一種不真實感，“我昨天還在給她鋪被子，今天人就沒了。”她跟國內60歲的阿姨聊，對方說，“你說這些，讓我很恐怖，我走在街上見到老年人都繞開了。”
她隻好告訴ChatGPT，“我覺得人老了就像垃圾一樣被扔掉了，應該快點死才會有尊嚴。”ChatGPT很“政治正確”：“你要嚐試理解、和關心這部分人的行為。”
家裏的父母不能理解米棋，“讓我去找一份合適的工作，不要念了一肚子書，白念了。”這也是許多人的真實感受，將介護這份工作當成最後一個選擇。97年的內蒙古女孩阿福和丈夫都在東京做介護，聊天中，一個親戚總說這個工作髒、亂、累人，不舍得孩子做。疫情以後，實在找不到工作，那個親戚又回過頭央求阿寶幫忙給孩子介紹介護的工作。
雨玲要幸運一點，母親很支持她。雨玲的母親把沈陽的房子做了適老化改造，做居家養老。她收了小區的兩個熟人，每人每個月收費在5000塊左右，偶爾也會接日托，每天300元。
回國的時候，雨玲會觀察兩個地方的養老區別。母親照顧精細，一頓飯能喂一個小時。但這種模式也存在風險。母親曾在國內的養老院打工，但凡老人受傷，家屬就會鬧，養老院隻能賠錢。為了規避風險，母親現在隻接熟人，還要簽協議。相比之下，在日本，因為醫療報銷比例很高，介護過程中如果出現事故，家屬往往也會不追究介護和養老院的責任。
如今，米棋已經決定離開這個行業，“不管身體還是精神，我都沒辦法那麽強大去介助老人。”雨玲還計劃再幹兩、三年。這份工作，有時候會讓她變得消極，“我也許隻會活到六、七十歲吧，也不會在乎這口氣了。”
不過，失去記憶的老人，雖然容易闖禍，但總有一些時刻會回歸天真。某個平靜的夜晚，一位失去記憶的老太太突然閃到雨玲的身邊，“你天天照顧我們，太辛苦了，你去我房間睡，我在這兒幫你看。”實在睡不著，她坐在雨玲的身邊，倆人一起熬過寂靜的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