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女生曾遭老師侵犯，25歲校長在鄉村推廣性教育

作者|薑濤

編輯|張瑞

出品|騰訊新聞穀雨工作室

25歲時，紀琦成為北方家鄉一所鄉村小學的校長。她嚐試在學校裏講授“性教育”課。從一個班的試點開始，到現在全校六個年級，115名學生，每周上一節課。

如今，紀琦學校裏的孩子能輕鬆說出“子宮”“月經”“衛生巾”等詞語，在如“女性是更柔弱的嗎？”“男性可以化妝嗎？”等性別話題上有自己的觀點。除了性教育課，紀琦還把詩歌、美術、泥塑、舞蹈等內容帶到課堂上，她認為這些和性教育一樣，本質上都是生命教育。

看起來美好的教育計劃背後，是鄉村孩子麵臨的教育困境：空心化的鄉村學校、貧乏的教育資源。在良莠不齊的網絡信息麵前，鄉村孩子在性、心理、情感教育等方麵，相比城市孩子更缺乏良性的引導，也更加脆弱。

這也源於紀琦自己的經曆，高中時，物理老師常把女同學叫到辦公室單獨講題，有時候就會拉著紀琦的手，她當時覺得不舒服，但不知道為什麽。直到一個女同學哭著告訴她，老師對她進行了猥褻。她舉報了老師，並對教室裏所有女生說，“物理老師摸我，我覺得不舒服，其他同學有這樣的經曆嗎？”一個、兩個……教室裏，十幾個女生的手一隻一隻舉了起來。

這也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教育工作者處處受限的故事——作為校長，她一年要開近一百場會，備課、上課的時間縮水；一些領導理念保守，稱她做性教育是“瞎搞”；作為女兒，媽媽稱她“自私”，說“我不想要這樣的孩子”。

這是一個實踐理想的過程中，幸福和殘酷並存的故事。

在村小，上一堂性教育課

教室裏，紀琦正在給五年級的孩子們上性教育課。

這節課的主題是“我們都平等”，核心討論的話題是“哪些特點/東西是男生或女生獨有的”。

他們討論了「男生更胖、更高」，「男生一般幹重活」，「男生喜歡喝酒」，「男生喜歡電子產品」，「女生皮膚更好」，這些是否是男生和女生的不同特點，組內沒有達成一致。

有個男生喜歡芭比娃娃，也有個女生說自己喜歡電子產品。一個女生說，自己被評價“帥”也會很開心，因為那很酷，她覺得“帥”和“美”都是誇獎外貌的，沒有男女之分。

紀琦讓每個小組說三點，在黑板上一一討論。最終，除了生殖器官和生理特性（月經和遺精），其他“隻屬於男生或者女生的特點”都被劃掉。

課上同學們的討論紀錄

“性別教育”是紀琦的性教育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孩子們在低年級會認識自己的身體器官，在高年級會學習到“月經和遺精”等青春期身體發育知識。除此之外，課程還涉及到“身體和心理發育”、“認識關係”、“暴力預防”、“網絡社交安全”等內容。

如果說這樣的性教育課有何出奇之處，就是它並不發生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而是在一個普通的北方鄉村。大學畢業後，紀琦在外地工作，加入了鄉村教育領域的公益組織。疫情期間，她被迫留在家裏。爸爸是當地一名村支部書記，跟她說，“你們在外麵做鄉村教育的幫扶，根本不知道鄉村教育的困境在哪。”

這句話戳到了紀琦。她為多所鄉村學校籌過物資，募過資金，但回到自己的家鄉教書，或許才是一個真正了解鄉村，了解鄉村孩子的機會。

就像中國許多鄉村學校一樣，紀琦的家鄉小學麵臨“空心化”的威脅。有條件的家長，從小就會把孩子送到鎮上或者市裏的學校。2024年秋季開學，紀琦所在的村子有20多名適學兒童，但一年級隻招到了8個學生。

留在村裏的孩子，常常也缺乏一個穩固的家庭環境。不像城裏的孩子，放學後被家長安排補課、上興趣班，在鄉村，有的家長隻有小學文化，有的父親不上班、酗酒、家暴，有的家長回家就是打麻將、刷短視頻。而農村的離婚率也很高，紀琦統計過，去年的畢業生，有超過半數都是離異或重組家庭。紀琦說，這些孩子有家庭，但沒有家庭教育，不是留守兒童，但勝似留守兒童。

於是，鄉村小孩更多處於被放養的狀態。紀琦說農村的孩子有“三大項”——手機、電車、喝奶茶，村裏常見的場景，就是孩子們喝著奶茶，騎電瓶車在街上閑逛，要不就是在家裏玩手機。

與此對應的，是日益複雜的青少年性問題。

一個五年級的女生把平板電腦帶到學校，紀琦好奇她都用來幹什麽，女孩打開了某短視頻軟件。裏麵有十多條私信提示，都是陌生成年男性發來的消息，有的問“約炮嗎？”有的直接發來生殖器的照片。紀琦說，另一所鄉鎮小學就有一個六年級的女生，通過短視頻軟件“交往”了網戀對象，見麵後被性侵。

一次她帶學生出遊，落座時，兩個五年級女生疊坐在一起，一名女生脫口而出“操X”。另一位相熟的教師則發現，幾個六年級的男生輪流在群裏發“讓xx操你”的語音，攻擊一名女生。

2022年，市檢察院在全市各個係統招募「特邀檢察官助理」，教育係統有兩個名額，紀琦是其中一個。她翻閱了青少年被侵害案件的案卷。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案件，主犯是個不到16歲的女生。她和另一個女生喜歡同一個男生，就把對方叫到校外，扇耳光扒衣服，給對方拍裸照，還教唆社會上的人對女生實施了性侵。

在紀琦眼裏，這個女生通過暴露對方身體、對對方實施性侵害來懲罰受害者，是可以通過性教育規範和預防的。

隻有兩個女生沒被摸過

紀琦做性教育的起點，是高中的一間教室。

高二時，一個女同學來找紀琦，希望能和她住一晚。那晚女生一直在哭，紀琦問她也什麽都不說，紀琦以為她失戀了。第二天傍晚兩人在操場散步，她又問女生，對方緩慢地擠出幾個字，“物理老師摸我”。

紀琦說“當時一下就懂了”。物理老師是位中老年男性，他會把學生叫到辦公室單獨講題。講題的時候，紀琦的手被他握著撫摸，她一直對此感到不舒服，但不知道為什麽。

緩了一陣，紀琦問女生，物理老師摸她哪兒，她說“摸我胸”。紀琦腦袋嗡地震了一下，女生的遭遇顯然比她嚴重。她拉著女生告訴了班主任，班主任不敢相信。物理老師是一名省優秀教師，培養了多位清華北大的畢業生。班主任猶豫著問，會不會物理老師把她們當成孫女，紀琦不認同，“我爸都不這麽對我。”

班主任決定問問全班女生，她把班級裏的男生叫出去，但不知道怎麽開口。紀琦對教室裏所有女生說，“物理老師摸我，我覺得不舒服，其他同學有這樣的經曆嗎？”

一個、兩個...教室裏的手一隻一隻舉起來，最後隻有一個女生沒有舉手。後來經過詳細詢問，班級裏十幾個女生，除了紀琦和另一位女生被摸過手，其他女生都被摸過胸、腰、臀部等部位。班主任唰地一下哭了出來，班級裏哭成一片。

物理老師被調離一線教學崗位。但在紀琦畢業後返校時，她驚訝地發現，物理老師又開始教新生。

教室舉手這個場景，深深印在紀琦心裏。在她的教學設計中，小學二年級的課程中就有“我的身體我做主”這一章，裏麵會清晰地告訴學生：身體的隱私部位包括哪些。男孩和女孩都有可能遭受性侵犯，遭受性侵犯要第一時間報警。

但光教育孩子是不夠的，如何保護孩子，需要教育的還有成人。

多年後，一位隔壁鄉村學校的校長告訴紀琦，在自己學校，班主任向她反映，一名六年級的女生說自己的爸爸“欺負她”，實際行為是實施了猥褻。女生精神狀態很不好，有自殺的念頭。校長要求班主任囑咐孩子“保護好自己”，少和爸爸接觸，鼓勵她“向前看”，但她沒有想過報警，也不知道女孩後來怎麽樣了。

這位校長有23年的教學經驗，十多年班主任經驗，9年校長經驗。但她坦言在這樣的事情上“沒有有把握的、特別有效的辦法。”

孩子比成年人好教

走進紀琦的學校，整個校園一眼就能望盡，左右兩側各一排平房，操場是一整塊水泥地。整個學校有16名授課老師，沒有師範專業畢業生，隻有兩個老師能教英語。學校采用“包班製”，兩個老師一個班，除了語數外，分著上所有其他科目：美術、音樂、體育、科學等等。

和城裏的學校相比，差距最大的是經費。每年的經費按學生人數派發，每個學生800多元。紀琦說，市裏有所小學，前兩年剛花100多萬建了一間多媒體教室，四麵牆上都安裝了超大液晶屏，用來講公開課。

而紀琦每年能支配的8萬多元，都用在了桌椅翻新、水電雜費、燈具維護、教學用具采購上。去年年底，學校被要求在門口設置防衝撞護欄，紀琦自己掏了4000多元。她想給學生們建圖書角，隻能向公益組織申請，紀琦攏共向三個公益組織發出了申請，最終一個組織捐贈了書架，一個組織捐贈了部分圖書，一個組織給予了2萬元圖書專項基金。

班級裏的圖書角

但在這樣局促的環境下，2022年4月，她跟直屬領導提出想做性教育課程。她說了重要性，還闡述了教學計劃。

講了幾分鍾，領導打斷了她，“你到底想幹什麽？”紀琦說，“想上這個課。”

“什麽課？”

“性教育課。”

“不行，不要搞這個。”

對話結束了。

紀琦不甘心，她打算先做一期夏令營，測試一下家長和孩子對性教育的接受程度。領導不讓在學校裏做，她向爸爸申請了村裏的活動室。招募通知在她的個人公眾號上發表，隨後被轉發到村民群裏。

通知發出後，很快就有家長響應。甚至有人問，孩子在隔壁村和市裏上學，能不能來上課。最終，有28名1-3年級的學生，14名4-6年級的學生，報名參與了這次夏令營。

紀琦還招募了幾名大學生誌願者，她希望借這個機會培養一些性教育講師。哪怕經過麵試篩選和初步培訓，誌願者在試講時，子宮、陰道、陰蒂、陰莖這些詞還是說不出口，一說就笑。

她想起，大學時自己曾跟隨市紅十字會到一所高中科普“懷孕和避孕”，課上她教大家使用安全套，很多女生滿臉脹紅，不敢觸碰。有的女生甚至無法呆在教室裏，直接跑走了。

2022年8月，為期4天的夏令營開始了，這是紀琦第一次給小學階段的孩子上性教育課。過程比想象中的順利，孩子們並沒有太多害羞的表現，這和給誌願者培訓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讓誌願者順暢地說出“陰道”，紀琦帶她們大聲朗讀“陰——道——”。但對這些10歲左右的孩子，紀琦表示“完全不用”。

誌願者在夏令營給孩子們畫子宮和陰道

2020年剛當老師時，她組織一年級的同學畫自我介紹的卡片，拿了一盒馬克筆給大家。不同顏色的馬克筆很快被瓜分，最後剩下一支天藍色的，一支粉色的，還剩一個男孩和女孩沒有選擇。

女孩迅速把藍色的筆搶走，男孩有些懵，愣在原地。他問紀琦，“老師，我可以用粉色的嗎？”紀琦給了他肯定的答案，問他“你覺得粉色難看嗎？”男孩說沒有，紀琦跟他說，你不覺得難看，你就可以用它。

男孩用粉色筆畫完後，有幾個男孩笑他，他有些緊張。拿走藍色馬克筆的女孩替他說話，“笑什麽笑，顏色又沒有性別之分”。小男孩氣勢也起來了，對著同學說，“就是，又沒有說男生不能用粉色。” 也有男生表示讚同，“粉色也挺好看的，粉色顯白”。

紀琦始終記得這個例子，她想未經雕琢的小孩，反而能輕鬆理解一些大人困惑的東西。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碰壁

如果說前麵介紹的都是紀琦老師，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年輕的紀琦校長麵對著什麽。

整個2024年，紀琦校長開了63次學區會，這是副校長代她開了20多次會之後的數字。刨除寒暑假，平均一周兩次，每次開車到市裏都要半小時，而會議時間一般不超過半小時。

最頻繁的時候，紀琦三天開了七個會，在紀琦看來，會議內容都是重複的。一次開會，領導把三個學校的校長叫過去，隻是為了讓三人互相給份材料，紀琦認為完全可以在線上說清楚。

「填表」是另一個日常事項。什麽都要填表，安全教育、防火防災、法治教育、美術教育、學生營養餐統計都要填表。有些表是分管事項的老師填寫，但總有一些表，「校長」被要求親自回傳。

激發老師們主觀能動性的嚐試，也常常不成功。她曾多次和語文老師說，希望對方能上詩歌課，語文老師每次都不接話。每當她看到有公益組織推出新的課，她會把課程信息發到群裏，希望有老師主動申請，沒有人回消息。

她有時會覺得委屈，她認為自己對老師們很好——她會讓剛休完產假的老師隻上半天班，逢年過節會送禮物，幾乎不開會，老師們多數時間都能準時下班。但她們不會因此主動做額外的工作。

性教育課在學校初見成效後，紀琦開始跟不同的校長、領導介紹，希望推動更多學校上課。她先從同學區的學校開始，表示自己可以去對方學校免費上課。校長們往往笑著說“安排安排”，再沒有下文。

幾個學校的校長聚餐，一個年長的隔壁鄉鎮的校長對紀琦說，“我有句話一直想說，今天喝了兩杯，正好說了。你這麽搞性教育就是瞎搞，孩子沒問題，都讓你搞出問題了。”

老師們對“性”避而不談，以為不講孩子就不知道，但現在的孩子可以通過各種渠道了解信息。紀琦和一些初高中的校長聊起懷孕和避孕，但很多校長不接受給孩子講這些，她反問對方，“不講這個，你們學校每年懷孕的人少嗎？”

紀琦說，去年市裏一所“超級中學”，兩名高三的學生談戀愛，被發現後家長態度強硬，命令兩人分手。女生隨後從家裏跳樓身亡，男生知道消息後，同樣跳樓自殺。事後，事發學校的校長在內部說，“從概率上來說，一萬個學生，很難保證每一個都沒有毛病。”

她也嚐試過和市裏的領導推薦。提出征集更多大學生，組織他們做性教育培訓，像之前的夏令營一樣，培養出一批合格的性教育講師。但領導認為培訓根本沒必要做，找人聚一下拍拍照就可以。

去年12月初的一個周末，紀琦外出參加一個心理學培訓，希望學習更多心理學知識，應用在和學生的溝通和活動中。周六晚上，直屬領導給她打電話，通知她周日有領導來安全檢查，要求她在場。

周日的課很重要，影響到培訓的結業，紀琦不想錯過。她向領導請求自己周一再回去，說明自己會安排好校內事務，檢查不會有問題。對方不同意，甩下一句話：你以為你幹性教育有多厲害？我高興了，讓你幹，我懶得搭理你。我不高興，你還能想幹就幹？

領導最後撂下一句話——明早7點半，我要在學校看到你。兩人打完電話，已經是周日淩晨1點半了。

紀琦哭著打了順風車，趕回了學校。早上7點半，領導給她打了個視頻電話，確認她在學校。那天檢查的領導並沒有來，紀琦在辦公室呆坐了一天。

父母曾是紀琦堅定的支持者。紀琦每每有機會，便會參加外地的會議、培訓、項目，她月工資隻有4000多元，經常需要家裏補貼她。

去年下半年，紀琦和男友分手，這讓媽媽更擔心她。一次她向媽媽提到還想讀個研究生。媽媽立刻表示反對，“你能不能考上且不說，你考上了工作怎麽辦？你這麽不踏實，也不做家務，是找不著對象的。”

紀琦很困惑，父母一直教育她做一個對社會有價值、有貢獻的人，但為什麽現在媽媽卻希望自己結婚生子？媽媽認為她自私、理想主義，隻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你就應該接受自己是個普通人，過平淡的日子。”

紀琦認為媽媽說得對，她承認自己某種程度上是自私的，但她沒有解法。

微小的改變

愛情就像是在燃燒的心髒

是廣闊的

是永恒的

是你的

是我們的

在紀琦的學校裏，一個六年級的女孩創作了一首名叫 《愛情》的詩。

紀琦把這首詩拿到辦公室，班主任問這是誰寫的，“肯定早戀了”。紀琦沒有告訴班主任，這個女生剛剛“失戀”。

詩歌作品《愛情》

性教育也是情感教育，但不是所有學校和老師都認可它的重要性。

2021年，教育部等五部門聯合發布文件，將“性與生殖健康”作為中小學健康教育的重要內容，要求學校加強青春期、性道德和性責任教育。但實際情況是，性教育在紀琦所在的城市的落實情況很有限。

李娟是一位和紀琦同市的鄉村小學校長，她介紹，學生的課表裏雖然有“心理健康”課，但“如果我不上，老師們很少上”。

專業師資短缺是一個原因。村裏的學校，音樂、美術、心理健康等課程，都是主科老師兼著上。沒有專職老師，這些課很容易被語數英等課程占據。一次李娟趁四年級的語文老師請假，給學生們上了一節心理健康課。過幾天她再跟語文老師“要課”，對方沒有給。

成績的指揮棒是另一個原因。當地教育局最近的政策是，每學期每個學區會抽兩個學校，每個學校抽兩個班級考試，平均成績排名倒數三名的「學區校長」要進行“表態發言”，實際上就是檢討。排名最後一名的校長，有可能被撤職。成績壓力被層層下放到一線老師，李娟無法再讓她們上別的課。

但紀琦不在乎這些，她相信無論是性教育課，還是其他非主科課，都是為了幫助孩子提升能量，是有助於孩子學習的。領導開會強調抓成績，她從不跟老師們傳達。相反，她會跟老師們說，關注孩子們的個體情況，要超過關注她們的成績。

紀琦決定從一線推動，給老師們做性教育培訓。培養了老師，老師就能影響學生。當地教師發展中心認可她的想法，向全市老師發出了性教育的講座通知，所有老師都可以報名。

2023年下半年，紀琦開展了第一場性教育講座。培訓教室裏坐了300多人，線上還有1000多人觀看直播。李娟也在現場參與了這場講座，她形容當時的感覺是“聞所未聞”，她沒想過可以當著這麽多人的麵，公開討論陰莖、子宮、安全套、月經這樣的話題。作為三個男孩的媽媽，45歲的她說，自己以前連安全套如何正確使用，都不知道。

一年後，針對老師的培訓課程正式開展。她計劃招募20名老師，進行為期一年的培訓，每個月一期，最終招募了28名老師。

老師們對性教育的討論記錄

前兩次培訓中，她沒有教授任何性教育相關的知識，第一次培訓的主題是“壓力管理”，第二次是“構建身邊的支持係統”。

這樣的課程設計，是因為紀琦看到了一線老師的困境——被夾在學生、家長、領導多方之間，麵臨成績、事務性工作、學生心理問題等壓力，無暇照顧自己和家庭。2024年最後一次培訓，紀琦讓每位老師挑選一張“年度照片”，超過半數的老師選擇了工作照。

性教育的學習也很快得到了實踐機會。去年年底，李娟學校裏一名四年級的女生向老師反映，學校門口擺放的食品安全宣傳展板上，裏麵對話的女生和小鴨子的屁股部位，都被釘上了圖釘。李娟把圖釘拔下來，放回原位，過了一下午，圖釘又被插到了之前的位置。

李娟查看了監控，幾名五六年級的學生陸續插了圖釘，有男生也有女生。一次全校活動中，她嚴肅地告訴同學們：我們要懂得保護自己的隱私部位，也應該尊重別人的，哪怕是宣傳畫裏的。

在學習性教育之前，李娟沒有勇氣跟學生們講這些，也不知道怎麽講。現在，她覺得這是一件自然的事，“性器官和眼耳鼻首一樣，就是身體的一部分。”

一些改變也在學生身上悄然發生。一次家長會，一個媽媽跟紀琦講，有天兒子特地燒了壺熱水給她，她既驚訝又開心。晚飯時，丈夫給她夾涼菜，她不吃，男孩跟爸爸說“別給媽吃涼的了”。媽媽更驚訝了，問兒子“你怎麽知道我不想吃涼的？”

小男孩滿臉通紅，跟媽媽說，“我看見你來月經了”。媽媽判斷，兒子應該是在衛生間的垃圾桶裏，看到了帶血的衛生巾。在前述課堂的五人小組裏，有三個孩子都和媽媽談論過月經，兩個男孩一個女孩。

紀琦教孩子們認識衛生巾

去年11月，幾個剛上初一的女孩回學校看望紀琦。她們說，哪怕是市裏的中學，其他同學關於身體的知識也非常匱乏。一位女生發現初中班裏一個女同學總是哭，哪怕天氣不冷，衣服也穿得很厚。她詢問對方，“你是不是胸部發育，不敢穿薄衣服？”女生的臉簌地一下就紅了。

她告訴同學，“你是很美的，女生有怎樣的曲線都是可以的，胖也沒問題，青春期就是會發胖的。”這都是紀琦告訴過她的，她也是胖胖的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