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轉型，他們“隻求保住飯碗”

​​​​​​​

多年來，蘇州大學傳媒學院教授賈鶴鵬持續在做一件事：讓普通人對氣候危機有更多的覺察。

這事吃力不討好，賈鶴鵬也難免碰壁。因為“老百姓不把它當回事”，人們光為保住工作就已拚盡全力，至於氣候危機，像個“何不食肉糜”的話題。

但氣候危機迂回地來到普通人身邊，不隻是高溫、熱射病、極端天氣，還有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之後，以“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為目標、要求減碳的能源消費結構調整，對依附傳統能源行業生存的普通人的影響，而許多人尚未察覺和正視其中的關聯。

大同煤炭皮帶傳輸/圖源：晉青可持續發展公益服務中心

“單獨發展新能源不太動普通人的蛋糕，靠國家力量，靠企業推動；但是走向碳中和，就是要大量涉及傳統石化能源行業裏的普通人的利益。”賈鶴鵬說。他想知道，尤其在山西這樣高度依賴煤炭的地方，他們是否理解“雙碳”將帶來的變化與衝擊？尤其對2030年“碳達峰”的第一個拐點時間表，山西人準備好了嗎？脆弱群體能否避免被邊緣化？

3月，賈鶴鵬和同事、蘇州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潘野蘅發布了課題組與山西本地社會組織“晉青可持續發展公益服務中心”合作的研究報告成果。賈鶴鵬、潘野蘅以“山西女婿”“山西媳婦”置身事內的1年間，帶領課題組去到山西11個地市，在6000多份有效問卷、30多場訪談裏，他們看見了身處轉型夾縫中的普通人的就業挑戰，矛盾和倦怠的心態，對公正轉型的需要。他們希望這些聲音被聽見和回應。

01

從不敢生病的下崗礦工，到最後一屆采煤班

“像我們現在根本不敢生病。”話說到一半，一位下崗礦工眼角泛紅，和課題組誌願者武延說起自己的境況。

那是個大夏天，他在附近工地打零工，幹苦力。這年頭，活計不穩定，錢也不好掙。前些年，從礦上下崗後，學曆不高也沒其他技能的他，靠政府補貼和打零工維持家庭開銷。

他供著一兒一女上學，家裏剩不下幾個錢，兩口子最怕生病。去年冬天，媳婦咳嗽半個多月，硬扛著沒去醫院，既不想耽誤他給工地送材料，以致掙不上工錢，也怕看病花錢。

談話間，他掀起沾著水泥灰的衣角擦汗，露出腰間一個鐵皮藥盒，裏麵裝著三天用量的降壓藥和一個皺巴巴的平安符。

他患有高血壓，得按時吃藥。至於平安符，那是他還幹礦工時，一次礦井坍塌險些丟掉性命之後，媳婦親手繡的，讓他帶在身上。

山西省大同市某煤炭公司的儲煤筒倉/圖源：晉青可持續發展公益服務中心

看著這個曾經在百米井下扛起液壓支柱的男人，如今依然佝僂著背，扛起一家人的生活，武延一下子對“從業人員轉崗率”的統計數字敏感了起來：“平常看到公告說下崗了二十來個礦工，總覺得也不是很多，但接觸了他們的故事之後，才發現每一個數字背後是一整個家庭的困難，再就業、房貸車貸、子女上學等等的壓力。”

在山西，其實下礦是個苦差事，許多一線礦工是因為要掙錢養家，卻沒文化、沒技術，才被迫下井，許多人隻是臨時工。他們也和武延說起，其實挖煤不需要什麽技能，門檻很低，一旦離了礦，他們還是什麽都不會。不是送外賣、跑滴滴，就是工地繼續幹苦力。

不隻是人到中年的下崗礦工再就業艱難，青年人也越來越難把礦上的工作當成“鐵飯碗”。過去，煤礦子弟當完兵回來，很容易就能靠家人的關係到煤礦上工作，工作穩定、收入也可觀。但現在門檻越來越高了，得通過專門的招聘、考取上崗。“很多人當完兵等了大半年甚至一年都沒能上崗，（因為）就沒那麽多名額。”武延說。

《夜幕將至》劇照

煤礦需要的人越來越少了。過去機械化程度不高，大量依賴人力，事故也多發，但現在，挖煤主要靠機器，炸礦也都是人在井上引爆，靠“高危換高薪”早就行不通了。

在山西一所職業學校，“安全工程”專業的學生就業難。武延聽一位學生說起他的焦慮，因為“安全工程”大帽子下，實際所學是煤礦安全管理，但對口的就業需求早已急劇收縮，而他和同學也成了學校的“最後一屆采煤班”。為了就業，他們有的自考氫能運維證書，有的尋思著考研換方向，所學似乎沒了用武之地。

武延見過一個煤礦子弟，隻有22歲，念完高中，他就跟著家裏人下礦了。填寫問卷時，看到援引的一項預測數據稱：2020-2060年期間，山西煤炭行業就業人數預計將減少近80萬人，他焦慮地問武延：到時候我該咋辦，我啥都不會，到時候能去哪？

02

難以消解的倦怠

20年前，“能源轉型”就是山西的課題。這20年間，山西的煤炭企業也經曆了多次轉型。

當中既有因煤炭資源枯竭而進行的調整，也有為實現企業減員增效的改革，還包括企業合並帶來的業務重組和員工崗位重新安排。時至今日，麵對“雙碳”目標，賈鶴鵬和潘野蘅在許多山西人身上感受到了轉型倦怠。

那表現在，煤炭從業者既不了解“碳中和”和“碳達峰”，也不知道它所代表的“低碳”能源轉型與以往轉型的區別。“受訪者會跟我們講，轉了很多次，大家都不太感興趣了，內容差不多，過程當中我們也沒法參與，也不是我們說了算，結果跟之前也沒有太大的變化。”潘野蘅總結了接受調研的山西人對能源轉型的普遍印象。

山西省大同市路邊的防護欄被煤染黑，遠處是曾經的煤炭職工家屬樓/圖源：晉青可持續發展公益服務中心

當中，一位從煤炭集團退休、生活在煤炭社區的老太太對一輪又一輪的轉型感到疲憊，她說起：這些年變化太多了，根本反應不過來。氣候變化、低碳這些東西咱不懂，但國家讓幹的事情肯定有道理。就是別最後轉型轉成啥也不清楚，又讓一批人沒了固定工作。

潘野蘅發現，公眾對“雙碳”普遍呈現“高支持-低認知”的矛盾。一方麵，公眾精神上支持“雙碳”的宏觀政策，但另一方麵，問及碳中和、碳達峰的具體意涵，“認知水平立馬就下來了”。

這通過問卷裏的一判斷題體現出來。它讓受訪者對這一陳述做對錯判斷：“實行多年節能減排政策後，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經降低了。”在超過6000份的有效問卷裏，僅有10%的人答對了，知道目前中國的碳排放量並沒有降低。66%的人答錯了，誤認為這句話是對的，其餘人則無法判斷。

受訪者對於“碳中和”與“碳達峰”的認知程度較低，近一半的受訪者不明晰二者含義/截圖自《山西能源轉型公眾認知調查報告》

答錯了的公眾或許從更多的藍天、更少的霧霾天裏感受到空氣質量向好變化，但賈鶴鵬指出誤區，這得益於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汙染物的排放量得到控製。“但二氧化碳不是汙染物，和空氣質量好壞沒有關係，二氧化碳排放量加劇的是氣候變暖。隻要還在燒煤，二氧化碳排放還是在增加的，治理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是不同的治理方向。”賈鶴鵬說。

“老百姓根本不太清楚氣候變化、碳中和是怎麽回事，另一方麵又高度支持，其實挺不正常的。但是因為政府要幹，所以大家傾向於聽政府的。”然而，賈鶴鵬更在意的是，“這在公眾自身利益不受影響的情況下沒有問題，但是一旦公眾自身利益受了影響之後，還能保持支持嗎？會不會導致利益不一致，前後認知不協調，醞釀不穩定因素？”

為此，他們又調研了山西人對具體能源轉型舉措的態度。他們發現，對增量，即發展新能源產業、在山西推廣新能源汽車，支持意見居多。但考慮減量時，尤其是淘汰燃煤電廠、關閉煤礦，無論是煤炭從業者還是普通公眾，支持度都明顯下降，反對意見居多，而最低收入者，通常是煤礦的臨時工，抵觸情緒最高——在政策倡導轉入執行之後，對個人風險的警惕成為主導意見。

受訪者中不支持關閉和淘汰燃煤電廠的意見居多，但相對支持所在城市或地區逐步用電動汽車或其他新能源汽車取代燃油汽車/截圖自《山西能源轉型公眾認知調查報告》

賈鶴鵬訪談的山西某煤炭企業一位中層幹部的說法具有代表性：人們最關心的是保住飯碗和維持獎金。他們搞不懂“雙碳”，也不想搞懂。即便大家不知道“雙碳”具體是什麽，但過去那些年，礦山關閉帶來的轉崗經曆，尤其是等待轉崗期間隻能領取基本工資甚至僅有少量生活費的情況，人們記憶猶新。

潘野蘅認為許多人尚未察覺：“對山西來說，碳達峰和碳中和所要求的轉型不僅僅是企業內部的調整，還是整個行業、生活方式乃至區域經濟都會發生劇烈的變化。”尤其對尚未跳脫出“一煤養三代”觀念的山西人來說，他們不太關心也不清楚，宏觀數據的變化將怎樣影響他們今後的生活。

訪談中，一位國營煤礦員工的觀點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他們認為山西除了煤炭沒有其他同量級的產業發展之路，隻能“靠煤吃飯”。能源轉型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持，但煤炭是政府財政的主要收入來源，政府還是會重視煤炭，也沒有很多資金發展其他產業，實際操作還是受煤炭資源影響。

一位曾經的煤炭工作者站在山西大同晉華宮國家礦山公園的榮譽牆前/圖源：晉青可持續發展公益服務中心

事實上，2016年，煤炭的退出機製就寫進了煤炭工業發展“十三五”規劃；到“十四五”末（2025年），全國煤炭年產量將回落並控製在41億噸；中國煤炭消費比重由2012年的68.5%下降到2023年的55.3%；光伏發電的成本已經能比火電更低；中國承諾的碳達峰時間是2030年，屆時二氧化碳排放量將麵對由增轉降的曆史拐點，高碳排放的煤炭將加速淘汰，留給山西人應變的時間其實不多。

非營利機構山西科城能源環境創新研究院在2023年的一份報告中評估：2020-2060年期間，預計山西煤炭行業的就業總量將減少79.60萬人，相當於2020年就業人數的93%，碳中和強化情景下，將增加9.63萬的煤炭行業減員。煤炭行業的間接就業將減少約288萬人。

賈鶴鵬發現，公眾心態當中有一種“阿Q”式的樂觀：“很多人都意識到對煤的需求會越來越少了，但是他們覺得國家會兜底，不可能讓這麽大的煤炭企業關門，會說‘山西人為全國供應煤炭，做了很多犧牲，讓減產就減產，讓增產就增產，不讓漲價就死扛，國家不會不管我們的’。”

然而，在現實中，普通個體的抗風險能力依然薄弱。

03

公正轉型的現實

夾縫之中，公正轉型成為普通人的強烈呼聲。

在山西某大型國有煤炭企業，一位中層幹部跟賈鶴鵬說起：單位經曆了那麽多次轉型、調整、改革，每次都說得很好，也出台了很多規則，但最終的調整還是領導說了算，中間的依據從不公開。領導的親朋好友總是能在轉型中保住工作，甚至是調到更好的崗位。大家會覺得不公平。

公正轉型包括至少4個方麵的要求：能源轉型的過程和方案公開透明、征求意見；恢複健康、彌補傷害；合理分配風險和收益，能源轉型的潛在收益，要惠及處於社會邊緣或負擔最重的群體；正視不同群體的需求和各地不同的現實，不一刀切。

賈鶴鵬和潘野蘅測量了山西人對“轉型公正”中16項具體工作的重要性排序，各項內容都被認為重要，數據僅有細微差別。

當中，保就業是“公正轉型”的一項具體工作需要。麵對就業挑戰時，投身新能源崗位被認為是夾縫中的煤炭從業者的一條最順暢的出路，然而現狀不容樂觀。

受訪者普遍認為公正轉型的各項工作都相當重要/截圖自《山西能源轉型公眾認知調查報告》

賈鶴鵬援引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2024年的一項研究告訴南風窗：現有煤電廠職工僅有11%-14%的人能在2060年實現新能源職業轉型，為獲得這些職業，他們平均需要遷移194公裏。快速增長的新能源產業的確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但機會的數量能否充分彌補煤炭行業的崗位流失有待評估。

“新能源生產很多是自動運行的，它不需要人老在那去盯著，現有的就業吸納能力不高，再者就是新能源設施都離煤炭從業者現有的活動範圍很遠，而山西人相對戀家。”賈鶴鵬補充道。

傳統能源和新能源交匯之間，在許多人的認知裏，先有一道需要跨越的心理門檻。

調研中，賈鶴鵬發現公眾對融入新能源行業的心態又一次矛盾起來。即便很多人清楚，新能源更有發展前景，卻對個人能力和個人前途缺乏信心，也缺乏通過提升個人技能增加適應力的培訓機會和積極性。煤炭從業者當中，也更傾向於認為，隻有相對富裕的地區才有能力轉型，或是其所在企業沒有做好應對能源轉型的準備。

山西人最了解山西人，一個細節也反映出，高度依賴煤炭的從業者在地域性格中相對保守的一麵。

《夜幕將至》劇照

在大同，一位網約車司機和課題組成員說起，10年前，他就買了一輛電動汽車，而當時，大同人普遍不認電車，都說天氣冷，跑不了多遠，這款電車在大同全市隻投放了10輛，還隻賣出了7輛。但他算了賬之後發現，就算打了折扣，每天續航100公裏也夠用了，用電比用油省錢，買車還有補貼。他傾向於認為：那些有門路進大煤礦的人總覺得那裏旱澇保收，心態更保守，反倒是像他這樣沒跟煤炭打過交道的人，更願意嚐試新事物，適應變化。

即便如此，前述北大研究的觀點認為：明確的煤電淡出時間表有助於從業者做出長期職業決策，包括重新學習技能從而在其他領域就業——這也是“公正轉型”的另一項具體工作。

賈鶴鵬期望的公正轉型，是普通人的基本生存權益得到保障，大家通過提升認知，以實際行動支持‘雙碳’和能源結構調整，而不是因為無法參與其中，被動響應國家政策號召，卻在就業和再就業時被擠出。

傍晚時分，山西某礦產以為剛下班的礦工走在回家的路上/圖源：晉青可持續發展公益服務中心

20年前，賈鶴鵬悲觀地認為，中國的高碳能源消費結構難以改變，但2024年，看到新能源汽車月銷量第一次超過燃油車，他知道，結構性的改變正在發生，而每個人都身處其中，不該一無所知，赤手空拳地迎擊新的浪潮。

改變群體認知，道阻且長，但武延在一個小女孩身上看到了希望。

當一位母親抗拒填問卷，說著“這些政策的事兒，我們老百姓懂什麽”的時候，小女孩的一句話讓母親沒有轉身離開：媽媽，我們科學課學過碳中和。填寫途中，母親又擔憂起：少了煤，用電會不會更貴？小女孩先完成了科普：現在風力發電和水力發電已經很多啦，不用擔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