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麥留學被騙上百萬：我被電詐監控的四個月

2024年11月時，在丹麥留學的Anya，接到了一通自稱是中國駐丹麥大使館的電話，對方說她的個人信息被泄漏了，要向上海虹口市公安局報警，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帶著對“個人信息安全”的警惕，Anya一步步走進電詐騙局裏，被監控了四個月，累計向騙子轉賬上百萬元。

以“反詐”為開端的詐騙故事，並不少見。但在Anya對這四個月的講述裏，我們還是會看到很多觸目驚心的細節。在監控中，騙子不斷入侵Anya的生活邊界，甚至編造詳實的細節，去操控她的認知。

在采訪中，Anya總是會自責地說“我為什麽沒有反應過來？”可其實，無論事後再怎麽回想當時，她也找不到完美的逃離契機。不是她太“天真”，是騙子的劇本一直在升級。

這場詐騙剛結束不久，Anya想把她的經曆講出來，不願更多人再受騙。

以下是她的口述：

一、從反詐開始，

“你的個人信息被泄漏了”

2024年11月8日，丹麥時間下午兩點半左右，我接到了一個電話，對方自稱中國駐丹麥大使館。她準確報出了我的姓名，急切地告訴我，我的手機號在海外違法發布高薪打工信息，我的支付寶和微信會被馬上凍結。

隨後，她報了一個手機號，說是注冊在上海。我解釋，這個電話跟我沒關係。對方好像也“懵”了，表示馬上讓領導聯係我。很快，一個“大使館高層”打給我，還跟我“研究”，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事情。

我主動提起，自己在注冊丹麥銀行卡時，不小心把身份勾選成了丹麥居民，誤傳了身份證照片，居然注冊成功，還沒法修改。“大使館高層”表示理解，並“批評教育”我，我應該是信息泄漏了，她強調這很危險，讓我在網絡上學習個人信息安全保護和反詐的視頻，還逐字逐句朗讀了相關法規。

隨後，“大使館高層”提醒我找上海警方報警，隻要警方發個澄清的傳真，他們馬上幫我解凍賬號。“大使館高層”還給我提供了上海虹口警察局各種聯係方式，我也上網查了，是真的。

她當時強調了很多“後果”，我有些慌，覺得這事一定很棘手，需要“解決”。不然她何必還找領導來聯係我說清楚。“大使館高層”還提到，跨境電話費很高，他們可幫我轉接上海警察更快解決，我自己隻需要注意收聽上海虹口警察局的電話就可以。

所以她還為我提供了一個選擇，好像我可以主動推進這件事。當時我剛結束期末考試，計劃第二天去波蘭旅行，很怕微信被停，也想盡快收拾行李，就同意了這個方案。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盡快配合他們，解除“誤會”。

其實和“大使館”通話時，我正跟對象視頻，我們還溝通過，會不會是詐騙，但電話那頭根本沒提過錢，我們都覺得不像詐騙。對方口氣又很急，好像我給她造成了很大的麻煩，這也激發了我的焦慮。

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我從小就很“獨立”，不讓人操心，總擔心給別人添麻煩，對朋友和父母也是長期報喜不報憂。包括出國留學，我知道父母的積蓄不多，所以早早就打算好，直到工作後自己有了存款，可以去解決學費和生活開支，才開始準備出去。

當天稍晚，我接到了021開頭，顯示上海虹口警察局號碼的來電。我一直都知道，來電號碼也可以“作假”，但正因為我預先上網核對過電話，我反而就沒細想這個事。因為在互聯網工作，我對個人信息一向謹慎。比如我找工作，會很在意對方如何保留使用我的個人信息。有一段時間，我還特別介意景區登記個人信息的事。這種前提下，我反而覺得，遇到“個人信息泄漏”的問題，是應該解決。

這之前我對電詐的印象還停留在，要麽被包裝成有利可圖的金融局，要麽針對個人消費。我根本不知道，電詐也可能以“反詐”開頭，並且還會持續長達四個月。

二、“我叫陳向陽，

我可以幫你洗清嫌疑”

“上海警方”的電話那頭，是個男的，一口“播音腔”，他先報警號，然後說，“我叫陳向陽”。

他很耐心，一直安慰我，不要著急，慢慢講。聽我講完，確認我想報案後，他也開始“批評教育”我，讓我觀看反詐視頻，並“從左到右，從上到下逐字逐句朗讀”相關法規。一套流程結束，陳向陽才說，他相信我也是受害者，隻要我配合完成口供，他查完案底，就能給我開證明。

不過，我需要先下載Skype（一個即時通訊軟件）跟他視頻錄口供。視頻裏的陳向陽穿著警服，非常消瘦，戴著口罩，身後的牆上印著公安的警徽。錄完口供，陳向陽說，他要查案底了，結果沒一會，他嚴肅震驚地告訴我，我竟然關聯了一起刑事案件。

我想起，之前在國內時，我曾在車禍現場幫別人報過警，並作為目擊證人去警察局做了一點記錄。我以為他說的是這件事，結果陳向陽打斷我，說不是，相反，他出示了一張判決書，和一張我的身份證照片。

我太困惑了。陳向陽主動給我講案情，說國內有個人叫張浩，參與跨國人口販賣，涉案金額超700萬人民幣，已被逮捕。根據張浩的口供和其他證據，犯罪團夥用了我的身份證信息，偽造銀行卡和電話卡，協助接收贓款，因此我馬上就會被拘捕回國問訊。

我特別茫然，但還保持了一絲理智，問他，國內警察怎麽會有海外執法權。他馬上解釋，這個案件涉及東南亞很多國家，有跨國協作的專案組，要合力解決東南亞人口販賣組織的問題。張浩背後的勢力很大，所以能濫用別人的私人信息。抓到張浩後，專案組已經處在偵破案情的關鍵階段。下一步，專案組會把張浩海內外勢力一網打盡。

我當時不明白，“拘捕回國問訊”意味著什麽。陳向陽給我看了很多照片，照片裏的人都戴著黑色頭套，排成長隊，出現在機場或者飛機上。他還講我被拘捕後的生活，講看守所的居住條件，我要去男女混住，還可能會和張浩同住。

我當時確實是表現出了一點害怕的，並且立刻被陳向陽精準捕捉到了。他馬上說，我家人一定很難接受這個事，況且我年紀不小了，如果去坐牢，出來後肯定找不到工作，也很難嫁人。聽他說這些，我當然也不會相信和質疑。但隻要我一表現出來，陳向陽就嗬斥我，讓我尊重警察，尊重法律。

我不知道該怎麽辦了，陳向陽又說，他學過犯罪心理學，根據我的反應，他能看出我是無罪的。他會和領導求情，為我先申請海外調查，既不用被拘捕回國，也為我爭取時間。

我很想和我對象聯係，但那時丹麥天色已晚，國內是淩晨三點。我突然開始有點疑惑，這一切不會是真的吧？不然，他幹嘛辛辛苦苦跟我解釋到淩晨。我那時就是這樣的邏輯。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當時為什麽會相信他。

可能是，他的措辭和聲音聽起來很權威？他總和我說什麽“厘清案件”、“配合調查”、“梳理案情”、“如你所說”這種詞。可能是，他一直在回答我的質疑？每次我開始懷疑，他就讓我去查電話號碼，也能解答我對張浩案件的所有疑問，事無巨細。可能是，整個過程持續了很長時間，所以我有點神智不清了？可能是，我覺得警察就是會這樣解決問題？

我記得陳向陽說，“我為你申請海外調查，是因為我相信你是清白的，但我這樣相信，也不是為了你，是因為我想讓那些被拐賣的孩子，早點回家”。我之前在網上看過很多討論緬甸拐賣人口和電詐的故事，有孩子被迫離開父母。我就想，如果這些事情是真的，我可以什麽都不做嗎？

我之前看羅翔的書，很認同他的說法，“正義是有邊界的，但是我們要堅持正義”。我知道，這個世界不是隻靠公共機關和“完美的製度”就能運轉，還要靠很多個體的力量去修複。我一直都覺得，如果我能做一點什麽，那就做，所以在日常生活裏，也是很願意站出來幫忙的人。

我當時心態就是這樣，非常自戀，我被極大的自戀操控了，還以為自己能改變什麽。

三、 “為了你的安全”

和長達三小時的監控

陳向陽提出的配合調查，是對我進行一周的24小時全天監控。

在他的要求下，我“一個指令一個動作”，在電腦上下載Skype，共享屏幕，保證我人總能出現在視頻裏。除去睡覺，我每小時都要和他說明，自己做了什麽。如果我需要出門，隻能單人活動，還要經過他同意，把監控轉到移動設備上。

此外，我和朋友的所有線上聊天，都要截圖給他。他強調，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保證我和我朋友及家人的安全，因為張浩的人，可能也在找我。陳向陽還說，他沒比我大幾歲，讓我叫他“陳哥”。那時的我，肯定不會想到，這個監控會持續四個月。

第二天早上，我給大使館打電話，這其實也是我第一次聯係大使館，但大使館正在休假。報備時，我主動跟陳向陽提了這事，結果被大罵一頓，我下意識地反駁，我又不確定他是真警察，也沒看過他的警官證。陳向陽立刻撥來視頻，給我看他的警官證，還要在警察局走一圈，向我證明。當然，還沒開始走，他就被“領導”抓住批評了，說警察局裏不能視頻。掛完視頻後，陳向陽讓我寫一份檢查，主要說我的家庭情況，和我對案件的認識。除了那份檢查。陳向陽還要了我的行程信息和身份證件使用情況，說是調查案情。

至此，我隻能取消旅行了。我還給波蘭的朋友打了視頻，說我護照丟了。我當時真的覺得自己在配合調查，還很心疼損失的路費，陳向陽還保證，等調查結束後，他們會補償我所有經濟損失。

被監控後，一開始，我並沒有覺得多困擾，還是正常地生活和學習，去超市，去健身，和朋友們聯係，也會偶爾因為“不規矩”被罵。漸漸地，我的自我監控意識越來越強，我開始自我審查，覺得我跟某個朋友說的話，是不是太有“暗示性”了，是不是對監控不誠實。

我原本有無數個機會，可以和朋友說，但我都放棄了。很奇怪，麵對一個24小時的監控，好像對它誠實，比對朋友誠實，還要更容易一些。

四、“他是不是也隻是一個普通的打工人？”

大概一周後，陳向陽突然提出，張浩最新的口供顯示，我參與了分贓。為了進一步調查，我需要用“側拍”的方式，向他們提供我的行程軌跡、資金來源和銀行卡賬戶的錄屏或者截圖。

我到現在才比較清楚，所謂“側拍”，是因為銀行app不能錄屏。所以，要用另一個設備拍攝。再提供這些信息後，我已經不知道，我哪些個人信息是被泄漏的，哪些是我主動提交的。後來，他們用這些信息，質疑我參與犯罪了好幾次。有一次，他們說我和案件嫌疑人坐過同一架飛機。

監控開始後的第二個周末，陳向陽讓我出門，去找一個丹麥“便衣”拿文件，報安全代號“0858”。我報出代號後，有一個亞裔男性回應我，他介紹自己叫高虎後，把我帶去了一個沒有監控的地方。接著說，他是奉國家使命為我帶來這個文件。拿到文件後，陳向陽讓我先別打開，等北京時間早八點警察和法院的開會。到那時，或許我什麽也不用做，這一切就可以結束了。

我真的沒有打開文件，而是等到北京時間早八點，也就是丹麥的淩晨，被電話叫醒。結果，我沒有等來“一切都結束”，相反，陳向陽說，有人潛逃，法院開會，決定把所有接受海外調查的嫌疑人，都送到上海虹口的看守所。我開始真的害怕起來，覺得他們都知道我住在哪裏，可能也會真的控製住我，我一度覺得，這是不是我的命運了？

我完全放棄了抵抗。麵對被立即拘捕的判決，我最初說“好”。陳向陽又說，準備飛機需要時間，他們會凍結我所有資金，我不能出境，還要繼續配合監控，我也說“好”。

看起來，陳向陽反而著急了。他問我，怎麽吃飯，我說，去學校冰箱裏拿免費食物。他又追問，我的父母該如何接受這個事情？我和他的努力豈不是全白費了？他讓我寫下對朋友和父母，最後想說的話。看完我的留言，陳向陽說，他不忍我被冤枉，所以要向檢察長全力爭取，通過資金擔保，優先調查。

又是一場漫長的戲。檢察長一開始不近人情，還打電話罵陳向陽徇私枉法，陳向陽還是堅持為我擔保，檢察長終於同意了，但要我先錄視頻，向被綁架孩童的家長道歉。

一通折騰，丹麥的天已經亮了。檢察長開始讓我去籌錢和教我轉賬，大概需要七十萬，他承諾等案件調查完成後，這筆錢會退還給我。但我不能讓別人知道這筆錢的“真正”用途，也不能通過常規的渠道轉賬，因為公共係統裏，有很多隱秘的壞人。

我隻好借口去美國交換，先跟父母借錢。父母非常快就把畢生積蓄，全轉給了我。可能因為我從小就是“別人家孩子”，學習、工作，從來沒讓父母操過心，他們也變得有點“神化”我，無條件信任我，支持我。最後，我用父母轉賬和自己的存款，湊夠了這筆錢，轉入到馬來西亞一個銀行賬戶裏。

在這個過程裏，檢察長甚至也要經常詢問別人，才能搞清楚轉賬細節。我有時候問得多一點，他還跟我強調，他是檢察長，當然不會熟悉這些流程。當我問陳向陽資金和銀行卡的事情時，他就很驚恐，讓我不要害了他。

我當時其實有點困惑，等我知道這一切是電詐後，我也在想，這個陳向陽。可能就是電詐園區的一個打工人吧？

五、“我太想證明自己是無罪的了”

第一次轉賬過去四五天後，檢察長告訴我，被拐賣的小孩遇害了，還給我發來視頻，是小孩被鋸掉手臂後遭虐殺的畫麵。他說，家屬再不可能繼續諒解我了。作為人保，陳向陽也會被抓進看守所。如果不想讓之前的調查白費，我需要更多的資金擔保，以USDT虛擬貨幣的形式把錢轉過去。

我肯定是有過猶豫的，但每次我遲疑，檢察長就會問我，對不對得起陳向陽，忘了我是怎麽求他的嗎，還不趕緊去籌錢，盡快結束調查。

當時我非常痛苦，我已經能意識到，我的一部分自我在慢慢喪失，且每況愈下。我太想證明自己是無罪的了，隻有陳向陽相信我是清白的。我一度覺得，如果不是他，我可能已經進看守所了。我向他表達過這個感謝，他也接受了。

現在回想，當時的我太孤獨了。看起來我還在原來的生活裏，但實際上，我在假裝，我要“保密”，我有我的“任務”。我瘋狂地看書和電影，瘋狂找朋友們聊文藝作品，以此打發時間，讓自己忘記那個仿佛沒有期限的痛苦。

我也寫日記，記錄自己都撒了什麽謊，然後懺悔，想以此保留一點誠實的感覺。現在回看那本日記，我感到難以置信，我記錄的都是，要如何籌錢，如何表達自己配合調查的決心，如何幫助他們推進案情。我的性格為什麽是這樣？為什麽我這麽容易就相信別人？我不知道。

大概在12月左右，我還跟對象分手了。一方麵，因為孤獨，所以我總想找對象聊一些跟生活無關的事，又不能即時回應對方。陳向陽還要求我卸載小紅書，所以我對象給我發的所有小紅書消息，我都沒有回複。另一方麵，我在內心裏認定，自己成了一個“廢物”，已經沒有未來了，隻會不斷拖累對方。去年12月，被監控不到一個月，我跟對象提了分手，我對象一直還認為，是我們感情出現了裂痕。

為了籌錢，借口去美國交換，我繼續跟父母借錢。他們本來有點猶豫，但我說了很多去美國交換的好處，父母又很快表示，他們一定會想辦法給我這筆錢。我每次想到這裏都好痛苦，我爸媽應該要擁有一個更好的孩子。最後他們是靠著貸款，再加上和親戚朋友的借款，又給我籌下這筆錢。

知道父母會給我轉賬那天，我放聲大哭。我的情緒承受能力達到極限，我開始覺得，我為什麽要這麽做，進看守所又怎麽樣，我死掉了又怎麽樣，我怎麽可以做出這個事情。

那天有一個異常的情況。我平常大哭，或者情緒崩潰。陳向陽都會在監控那頭，詢問我原因，確認我的情況。但那一天，監控那頭，異常的安靜。我不知道，是不是監控那頭的詐騙打工人都看不下去了。“劇本”又有了新的方向。

六、我不想其他人再被騙

大概是在過完元旦以後，陳向陽突然不見了。

我被新的監控人告知，陳向陽殉職了。我要補充完所有我涉嫌分贓的贓款，數目更高了。檢察長也比以往給我更大壓力，讓我趕緊去借錢。我還是向父母開口，但父母說，無論如何也沒錢了，勸我別去美國，我隻好開始自己向朋友借錢。

有一次，因為檢察長一直施壓我，怎麽借不到錢，所以我直接給朋友說，我需要100萬，朋友被嚇壞了，讓我把之前借的錢都退給她。那一天，我把很多已經借到的錢都退了回去。檢察長發現後，開始大罵我不自愛，對不起專案組的警官，對不起陳向陽的殉職。

大概是在2月3日左右，我開始自己從貸款APP裏貸款湊錢。每成功攢下一些錢，就給他們打過去。我已經差不多完全沒錢了，但他們還在給我下通牒，讓我春節前把錢籌完。我沒錢住長租公寓了，有華人同學春節回家，把房子短租出來，我就不斷搬家，去住這樣的房子，非常狼狽。但我也發現，隨著我搬家頻率變高，對方對我的監控力度變小了。有時我淩晨四五點起床，發現監控斷了，我甚至還會再主動撥回去。

2月28日那天，我發現監控又斷了。這一次，我沒有撥回去，而是溜出門，在住的地方附近散了會步。之前，為了換房，我已經把小紅書下載回來，那天散完步回家，我就開始刷小紅書。順著一個同校學姐轉二手的帖子，我在她的主頁發現，她分享了一段自己被騙的經曆，和我的開端一模一樣。

發覺自己被騙後，我又給騙子撥回監控，想要錄音，騙子也有所察覺，所以並沒有取得太有用的信息。我嚐試去丹麥警察局報警，但丹麥警方，一直沒有給我立案，隻讓我把相關材料，通過電子郵件發給他們。我也和丹麥中國大使館取得聯係，但大使館說，他們有在不同社交平台上，發布過注意詐騙的信息，他們也不能幹涉丹麥警察的立案進度。我父母在國內報警，國內警察已經立案正在調查。我也向從事法律相關工作的朋友做過谘詢。他們都勸我，早點從這個事抽離出來，盡快重建新的生活。

直到現在，我仍然難以接受這些事。我父母已經知道了我被詐騙的事情，還要和我共同承擔。我爸爸本來已經退休了，最近又開始找工作。因為沒錢，我也隻好先去找工作，把留學的事情暫時放下。

我在重新講述這個事情時，終於能麵對這段經曆一點。對於追回這些錢，我已經不太抱希望，我之所以想講出來，是不希望有人會像我一樣，再被騙。我後來看小紅書才知道，有好幾個人遭遇過同樣的騙局。

我就在想，我是不是“開了一個壞頭”，讓騙子覺得，原來人是可以被這樣對待的。回想整個過程，我意識到，騙局開始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是最重要的，那時的我還是我自己，還充滿懷疑。至於後麵，我更像是進入了一個認知失調的世界，還沒有反應過來，就被操控了。

為什麽在充滿懷疑的時刻，仍然掉落陷阱？這個事發生時，我才剛到丹麥不久，一直在學習新的知識、文化和社會規則。我一直在試圖接受，以前生活裏沒有出現過的事，在另一個國家可能是不是合理的？所以在聽到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時，第一反應都是，先嚐試理解對方。

“監控”真的開始後，邊界是不斷被讓渡出去的。不隻是借錢和轉賬，他們還會針對我的學業和工作項目，隨意地貶損我或者誇獎我。和父母，和朋友聊天時，我是快樂的。但我的認知失調到如此程度，讓我反而是更想趕緊結束這一切，我仿佛在告訴自己，滿足他們的要求吧，這樣才能盡快回到“正常”的生活裏。

這個事發生到現在，我常常覺得，我已經不會處理我和這個世界的信任問題了。我當時不敢跟朋友分享“保密”的案件，現在也不敢把自己被騙的事情告訴別人，一方麵是這個事太複雜了，我不確定有人能理解它。另一方麵，我很害怕朋友覺得我蠢，也害怕，朋友會不會擔心我還會騙他們的錢。

我已經不知道要怎麽調整這樣的認知，我該相信什麽？又該不相信什麽？被詐騙後，有朋友出於善意告訴我，“你太天真了，根本不知道遇到這個事，正確的做法是什麽”。但其實，這也是騙子會和我說的話，“你太天真了，根本不知道麵對這個險惡的社會，到底應該做什麽”。

處理這樣的心理創傷，肯定還需要時間，但我目前想的就是，努力工作，努力攢錢，盡早把欠款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