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9日,蘇州,雙塔街道錦帆路社區五卅路服務驛站,戶外勞動者在“愛心冰櫃”旁喝水解渴。視覺中國圖
正逢下班高峰期,電梯每層都停,“外賣小哥”張亥秋等在電梯口,心裏“緊張得要死”。那是2025年2月21日,他送外賣的第五天,騎著電瓶車爭分奪秒地送貨,還是有一單超時了。
同一天,“滴滴師傅”王銘科滿城接單,想要找個地方臨時休息,地圖軟件卻沒搜到驛站。他將遇到的問題寫成了日記。
他們的職業生涯隻有兩周。時間結束,帶著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張亥秋做回蘇州相城經開區社會事業局副局長,王銘科重回相城經開區黨群辦宣傳文化科副科長崗位。
包括他們在內,相城經開區有7名機關幹部參與了“換位跑一次”行動,脫產兩周,全流程沉浸式體驗了網約車司機、快遞配送員、外賣配送員等新就業群體的日常工作。
王銘科向南方周末記者感歎,換位體驗一番,才發覺原先的設置存在不合理之處,部分配套服務也還沒有跟上。他意識到了新就業群體未說出口的訴求。
換位思考,分享經曆
根據滴滴平台規則,上午7-9點,下午5-7點,顧客打車成本更高,司機也能多賺些,一小時基本可以跑到50元。平時計算下來時薪大約在30-40元。這麽計算,司機師傅一天的收入也就是在300-400元左右。扣除車費、充電等費用,其實司機師傅也就是賺個辛苦錢,並不是什麽高薪職業。雖說平台管理也有成本,抽多少成,其實也受供需關係影響。——節選自王銘科2025年2月24日的日記
開跑前,王銘科前往租車公司,花費3350元/月租了一輛新能源汽車。
他早上八點出門接單,晚上六七點下班。無論是路程在一小時以上的長單,還是十來分鍾的小單,換算下來時薪都是30至40元。平台抽成後,他到手收入最低的一單為6.9元,那段行程的距離並不遠,而且“顧客起碼支付了8元以上”。
平台還設置了防疲勞駕駛規則,“開滿4個小時,必須休息20分鍾。一天開滿10個小時,強製休息6個小時。”王銘科解釋,這是根據載客時間來界定的,並不包括等客和接客的時間。
這麽算下來,如果想要實現盈利,隻能投入更多時間工作。每天的跑單時間要達到10個小時,在車上待12小時以上。他意識到,自己如今的工作強度是不夠的。
作為新入行的蜂鳥配送員,張亥秋隻能一次接四五單,一個小時賺25元左右,“時間都浪費在來回的路上和等待接單的時間上。”
他查看了一下後台係統,“最厲害的人”單程可同時接13至14單,他在日記中感歎,“老手確實收入比新手能高出很多。”
據他觀察,老手電瓶車上裝有大的貨架貨筐,普遍可以裝下五六單,一次性裝載更多的商品,縮短了來回取貨時間,增加單位時間收益。為了追趕“老手”的接單強度,他也下單了固定大貨筐的彈力繩。
張亥秋聽師傅說,外賣全勤獎一個月400元,每天得10點前簽到,至少二十單或者做到站點下線才算一天滿勤。對比是鮮明的,師傅一上午就能送19單,比他一整天的單量還要高。
對他來說,差距還在對線路的熟悉程度上。因為不熟悉小區環境,張亥秋跑錯了好幾次,樓棟中間沒有連廊,他隻能下到一樓,重新換個單元門上去,有時還要靠小區居民熱心指路。如果要做全職,一個片區可能要跑上一個月,才能夠真正熟悉。
按照王銘科原本的設想,網約車門檻並不高,“隻要有駕照,會開車,會看地圖,很容易上手”,但實際操作中,不便和困難接踵而至。其中,最讓他感到“頭疼”的是平台散落天南海北的派單。
由於不熟悉,他得跟著導航行進。在某次送客時,導航明明已經提醒了前方路口容易走錯,王銘科還是走錯了路,沒有分清應該“靠左下坡”還是“靠右不下坡”。他因為自己的失誤向乘客道歉,所幸這是一筆“一口價”訂單,乘客沒有因繞路多支付車費。
這也讓他意識到一點,既然導航軟件提示司機在此處極易走錯,那麽是不是這裏的交通標識牌在設置上存在不合理之處?“我覺得現在信息比較發達,通過收集這些反饋和數據,對道路交通進行細度優化的工作還是可以做到的。”王銘科說。
除了道路規劃外,他還在開車時發現,部分道路路標在白天和夜間的清晰度有所不同。部分道路設置的“禁止掉頭”“禁止鳴笛”等標識為鐵牌,雖然在白天行車時能清晰看見,但在夜間時卻因為光線昏暗,難以辨識。此外,夜晚經過河邊一條路時,他留意到路邊樹木遮擋紅綠燈,“真的很難看清”。
2025年2月,蘇州,張亥秋體驗送外賣。受訪者供圖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這次體驗,確實一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社區好多暖蜂驛站,但是送貨的過程其實不太會特意拐到那些驛站去休息,而且作為專送站,其實裏麵開水器還有充電插頭都還是挺齊全的,還真沒有機會去體驗……他們(騎手)可能直接就在商圈裏的一些負1樓小餐館門口椅子上休息機會更多一些,也方便他們能隨時接單。確實應該反思一下,到底這些驛站設置在哪裏,才能更對騎手有吸引力,利用率更高。——節選自張亥秋2025年2月27日的日記
張亥秋在送貨過程中留意到,社區的暖蜂驛站並沒有派上用場。
暖蜂驛站是專為新就業群體打造的休憩和服務場所。張亥秋在日記中提到,盡管驛站的設施配置齊全,為新就業群體提供了WiFi、熱水、充電等服務,但因為選址的原因,使用率並不高。
“我們一開始認為‘小哥’們休息的地方最好選在室內,但去親自體驗下來,可能還是放在戶外比較好。他們把電瓶車一停,旁邊就能有地方一坐。如果設置在室內,他們接到單子還得衝出來。”王銘科說。
他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有些地方我自己三十幾年來都沒去過。如果我把客人送到那邊,想上廁所、吃個飯或者充個電,都是需要通過手機上的軟件,來尋找周邊有什麽,我自己真的是一點都不熟悉。”
盡管近年來蘇州打造了不少針對新就業群體的服務驛站,但當王銘科真正想找一處地方休息時,卻發現在地圖軟件上搜索不到這些驛站。
他在日記中反思,滴滴車主App內建有完整的運營生態,包括充電加油點位、用餐、廁所等內容。而政府打造的驛站名稱複雜多樣,相關內容也無法通過App查詢到,甚至在百度地圖等軟件上也無法查詢到,導致使用人員少,普及率不高。
他說,政府工作人員以往會通過小程序、微信公眾號或社區微信群去宣傳這些驛站,但這並不符合新就業人群的使用習慣,“設身處地去想,一個外賣員或快遞員,如果想要找個地方休息,他不可能專門去打開你給他設置的那個小程序,而是打開地圖搜索附近是否有合適的地方”。
問題逐步細化。除了驛站選址及搜索難度問題外,一些外賣配送員還希望暖蜂驛站提供更換電瓶的服務,“電瓶車充電這個事比較麻煩,估計有的時候一兩個小時都不一定能充滿,所以他們往往為了跑更多的單子,選擇換電瓶。”
針對上述問題,王銘科解釋,“這個其實需要一定時間對接。”由於更換電瓶屬於商業行為,他們隻能通過引進提供相關業務的公司,再將更換電瓶的服務嵌入驛站中。
這些機關幹部如今已回歸本職崗位,已經結束的“換位跑一次”行動,收集了十幾個問題。
部分問題得到了解決。例如,在體驗過程中,有人發現相城區澄陽路某新修路段因為施工未完全到位,存在未填平的凸起窨井蓋,對夜間電三輪行駛構成安全隱患。目前,相關部門已對窨井蓋進行了緩衝處理,並正在加快推進整條道路的鋪設工作以解決該問題。
但也有問題仍需時間解決,“組織部門會陸續將收集到的問題給到各個職能部門,讓他們去推進。”王銘科說。
他還提到了另一個具有爭議的問題,外賣員和快遞員往往會被禁止進入小區。
王銘科能理解各方的心情,“有些外賣員和快遞員在小區裏開得比較快,業主會擔心老人、孩子的安全問題。外賣員覺得自己也沒有不遵守什麽,有的時候要送那種大桶的油和水進來,車子卻不能進,他們心裏也會不舒服。”
他說,政府層麵隻能介入協調,尋找機製上的優化方案。他們作為中間人去協調外賣員、快遞員和小區業主之間的關係,最後還需要小區業委會表態。
部分地區正在推行“小哥碼”,外賣員和快遞員經過備案後會獲得“小哥碼”,憑借該二維碼可以進入小區送貨,“如果被發現在小區裏有不文明行為或危險就被扣分,‘小哥碼’沒了後便不能再進小區。”目前,他們也在探索該方案實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