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8日，美國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罕見地公開譴責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威脅彈劾聯邦法官的言論。
特朗普於周二在他的Truth Social平台上攻擊了一名聯邦法官，顯然是在回應一項試圖阻止遣返據稱是委內瑞拉幫派成員的裁決。
“兩個多世紀以來，人們已經確立了這樣一個原則：彈劾不是對司法判決分歧的恰當回應。”羅伯茨說，“正常的上訴審查程序就是為此類目的而存在的。”
首席大法官這一表態，將特朗普政府與司法係統的激烈衝突公開化，也揭開了美國司法獨立性遭遇係統性挑戰的深層危機。
導火索：移民遣返案中的權力博弈
特朗普政府援引1798年《外國敵人法》加速驅逐委內瑞拉幫派成員，但聯邦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James E. Boasberg）以“該法不適用於非戰爭狀態”為由簽發臨時禁令，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法律依據。
特朗普隨即在社交媒體上攻擊博斯伯格為“激進左翼瘋子”，並呼籲彈劾這位由奧巴馬任命的法官。這一行為不僅違背了司法獨立原則，更暴露了行政權對司法權的公然挑釁。
羅伯茨的回應，並不多見。早在2018年，特朗普曾稱某些法官為“奧巴馬法官”，羅伯茨便公開駁斥：“我們的法官不是奧巴馬或特朗普的法官，而是維護法治的獨立個體”。如今，麵對特朗普更為激進的言論，羅伯茨的警告更像是對美國憲政傳統的一次“最後守護”。
美國司法獨立自建國以來始終被奉為圭臬，但自特朗普第二次履新美國總統以來，卻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化泥潭。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已從“法律精英選拔”異化為兩黨權力博弈的戰場，最高法院也逐漸淪為黨爭工具。
在具體裁決中，司法政治化尤為明顯。2022年，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終結女性墮胎權，被批評為“保守派為政治目標操縱憲法解釋”；同年，法院否決拜登的學生貸款減免計劃，直接服務於共和黨經濟政策。
2024年大選期間，法院更深度介入政治，通過爭議性裁決影響選舉進程，被指“武器化司法權”。當司法判決淪為黨派意誌的“傳聲筒”，其公信力自然崩塌——美國民眾對司法係統的信任度已從2020年的近60%驟降至2025年的35%
彈劾法官：憲政原則的致命裂痕
特朗普此次威脅彈劾法官，是美國曆史上司法與行政權力衝突的極端化表現。彈劾本是針對公職人員“重罪與輕罪”的憲法程序，但特朗普將其異化為“政治報複工具”。
此前，其盟友馬斯克（Elon Musk）已在社交媒體煽動“彈劾腐敗法官”，甚至引發針對聯邦法官的死亡威脅與“披薩恐嚇”（暗示暴露住址）。這種將司法爭議簡化為“忠誠測試”的傾向，徹底背離了分權製衡的憲政精神。
曆史經驗表明，彈劾法官往往引發憲政危機。1832年，安德魯·傑克遜總統無視最高法院對切羅基人遷徙案的裁決，導致“血淚之路”悲劇；1954年，厄爾·沃倫大法官因推動廢除種族隔離遭保守派激烈攻擊，但最終仍維護了司法權威。
而今，特朗普的言論可能重演曆史：若行政權公然淩駕於司法權之上，美國將麵臨“自我政變”風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即將其定義為“通過廢止憲法程序擴張行政權力”。
約束特朗普的最後一道防線？
美國最高法院一直被視為美國憲法的守護者，是三權分立中的重要一環。隨著特朗普及其盟友對司法體係的不斷挑戰，最高法院成為了最後一道防線。
雖然說羅伯茨屬於保守派，在很多議題上會支持特朗普，但是最近他針對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是裁決駁回。
3月5日，美國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結果駁回了特朗普政府暫緩支付20億美元對外援助資金的請求，維持了下級法院要求政府立即支付款項的命令，羅伯茨和保守派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與三位自由派大法官站到了一起，形成了5比4的多數意見。羅伯茨比較支持傳統的觀點，即總統沒有無限製的預算扣押權，他也和巴雷特曾多次強調國會對於聯邦法律的解釋權不應被總統隨意篡改。
顯然，羅伯茨給自己的定位是製衡聯邦政府，他不希望特朗普獲得不受限製的權力，這有悖美國憲法三權分立的原則。
而且羅伯茨多次強調，公職人員不應通過威脅或施壓的方式幹預司法獨立，才能確保司法係統繼續作為民主製度的守護者，而不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羅伯茨也明白，一旦司法權淪為特朗普行政權的附庸，不僅三權分立這一美國政治的基石要崩塌，美國也將走向危險的境地。
此次，羅伯茨對特朗普的警告不僅是個人立場，更是對美國憲政命運的警示：“當暴力、威脅和政治壓力成為攻擊司法的工具時，法治本身就岌岌可危。”
若任由司法政治化與權力越界蔓延，美國恐將重蹈曆史覆轍。羅伯茨能堅持多久走多遠，能否頂住特朗普支持者的壓力，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