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嘉璿還在病房裏，我們就不要和他告別

在嘉璿病房外等待的父親、母親、哥哥

哥哥嘉易還在尋找能夠反映弟弟情況的渠道

效力於北京國安 U21 梯隊的球員郭嘉璿被北京足協借調，代表北京參加今年的全運會。北京時間 2 月 2 日，郭嘉璿隨隊前往西班牙馬德裏集訓。4 天後，在一場與RC Alcobendas俱樂部的訓練賽中，嘉璿在鏟球過程中發生碰撞。

經送醫檢查，西班牙醫院在 4 小時後確認郭嘉璿腦死亡。由於西班牙將腦死亡認定為死亡標準之一，醫院無法繼續搶救嘉璿。經過艱難的談判，2 月 14 日，嘉璿的父親終於把嘉璿帶回國內，但關於家屬提出的事故現場錄像、意外保險、送醫時機延誤等問題，仍然沒有人給出準確的答案，溝通過程中得到的回複也被一再推翻。

我們對話了嘉璿的多位親屬，他們為我們講述了意外發生後的十九天和嘉璿過去的十九年，這裏有一個絕望的家庭和他們無處訴說的茫然。

為保障受訪者隱私，除嘉璿外均為化名。

意外

大年初三從老家安徽阜陽返回北京前，全家人一起送嘉璿到高鐵站。嘉璿想吃板麵，過年時沒什麽店營業，兜兜轉轉找到一家，嘉璿很興奮，他跟表哥李念說，吃到這一口，什麽都值了。

還沒來得及過生日，嘉璿踩在 18 歲和 19 歲的邊界上。他常對爸媽說自己已經長大了別擔心，但究竟是爸媽的孩子。每當出發、抵達一個地方，他會給媽媽留言。今年過年從安徽老家離開，他先是自己回了北京和隊友匯合，之後飛向馬德裏。侯玉梅的微信裏，兒子最後發給她的消息是報備這幾次行程。

哥哥嘉易收到的消息是最接近意外發生時間的。2 月 5 號晚上，嘉璿打語音給哥哥，集訓 20 天要踢 9 場比賽，強度太大了，有點吃不消。嘉易除了安慰他，隻能替他想一想有什麽能用的營養補劑。

6 號晚上，郭家人都想忘記的一個晚上。夜裏 21:54，最早帶來壞消息的電話進來了，北京國安的工作人員打給父親郭文才，說嘉璿出現顱內出血。郭文才懵了，為什麽會顱內出血？他來不及細問，反複懇求對方請找到最好的專家、最好的辦法救救孩子。這時的西班牙是 14:54 ，距離嘉璿嚴重顱腦損傷的報告出具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小時，距離嘉璿被送到醫院已經過去了三小時。

侯玉梅和嘉易還守在家裏的煙酒店，母子倆等著關門回家。十點多，侯玉梅的手機鈴聲突然響起，電話另一端是郭文才急切又含糊的聲音，家裏出事了，快回來。

家裏沒發生過什麽大事。嘉易明白這隻會和弟弟有關。他在回家的路上把所有壞念頭過了一遍，最糟糕的設想是嘉璿骨骼或韌帶大傷了，最壞的結果是再也不能踢球。

現實更糟，可以說糟得多。全家人一起聽了第二通電話，對麵的西班牙醫生借助翻譯講出腦死亡，病況講到一半時，侯玉梅幾乎暈過去，通話錄音裏混雜著她的哭聲和嘉易驚慌的聲音，他喊著，媽！媽！

得去西班牙，得第一時間去西班牙。嘉易和侯玉梅都沒有護照，隻有郭文才辦過。國安的工作人員帶他去西班牙大使館，7 號中午郭文才拿到加急辦下的簽證，晚上十一點半，他從首都機場 3 號航站樓出發。

從北京到馬德裏，航程要 11 個小時。郭文才腦海裏一直回蕩著一個想法，兒子這麽愛足球，怎麽會為足球喪命呢，足球也不該這麽對嘉璿。他記不清是怎麽從機場到酒店，又是怎麽從酒店到了醫院。他的記憶從首都機場一下子跳到了馬德裏時間 2 月 8 號的早上八點，醫院允許他進入病房探視，他看見嘉璿躺在病床上，上半身赤裸，貼著監控心跳的電極片。

（2 月 19 日天壇醫院病房走廊）

手還有溫度，前幾天比賽時大腿上的擦傷也還新著，郭文才替嘉璿把臉和身體擦幹淨，他像鐵一樣結實的孩子，怎麽會是腦死亡呢。他想，隻要帶兒子回家，兒子一定能活下來。

根據西班牙法律規定，被認定為腦死亡的人即是臨床意義上的死亡，醫院無法繼續維持嘉璿的生命，需要把嘉璿交給當地警察局，再由法官和法醫進行屍檢解剖，確定死亡原因。

“但嘉璿沒有死啊。”

嘉璿躺在病床上，頭上連傷口都看不到，他像是很沉地睡著，郭文才無法接受放棄搶救。馬德裏的醫院走廊是一個中文失效的世界，郭文才的哀求隻能靠最簡單的動作表達。再救救嘉璿，救救他兒子。他對著嘉璿的主治醫生跪了下去。

醫院沒有處置嘉璿的權力。北京足協的人說，得在當地法院簽諒解書才能保住嘉璿。天壇醫院的專家已經會診過了，回國還有希望。西班牙大使館幫他找了位律師，郭文才和這位律師，還有北京足協請來的翻譯一起去了法院簽下了諒解書。翻譯給北京足協的官員打電話說，家長非常配合。郭文才後來才知道，天壇醫院已經遠程會診過，且會診結果也是腦死亡。

8 號晚上，郭文才回到醫院時，北京足協有五、六個人都在，包括主席劉軍，他對著郭文才表達感謝，謝謝家長的配合。他們說了很多會對意外負責的話，郭文才在茫然與慌亂下給出的回答是，諒解書也簽了，我兒子能不能得到一份保障。

我知道他們是為了讓我簽諒解書，但隻要能把我兒子帶回來，什麽我都會簽的，郭文才現在說。要是嘉璿留在西班牙回不來，我也就找個樓跳下去了，我們夫妻倆一人陪一個兒子。郭文才相信中國人的葉落歸根，相信輪回轉世，嘉璿留在西班牙，就再也無法回到父母身邊。

到了 9 號的探視時間，他在病房給侯玉梅、嘉易打視頻，妻子和大兒子喊著兒子的小名。萬一嘉璿聽到醒過來了呢。他們邊哭邊喊。郭文才播了一段當初留下的錄音，嘉易說，別放了吧，心裏聽著難受。他眼睛又紅了。

回家

到馬德裏後，郭文才遊魂一般地過了兩天，衣服沒脫，飯也沒吃，他記不清自己是怎麽回到酒店的。9 號早上，他簽的諒解書生效了。到了晚上，北京足協的工作人員給了郭文才足協法律顧問的聯係方式，讓他去找律師問保障協議有關事宜。

顧問人在國內，他對郭文才說，足球是高危運動，球員要自甘風險。郭文才納悶，兒子是在集訓時受傷的，自甘風險足協就不用負責任了嗎？拉鋸就此開始，該怎麽帶兒子回國，回國後該怎麽解決後續醫治。

諒解書生效後，醫院也要走自己的流程，院方要討論嘉璿的情況能不能轉運回國。西班牙醫生體諒一個父親的心，他告訴郭文才，隻有你像這個孩子的父親，之前的那些人，他們都不是為了孩子。

足協請的翻譯是按小時計費的，郭文才簽下諒解書後他就離開了，下一次出現就到了回國那天。郭文才從酒店去醫院，他拿著手機上留下的西班牙語地址，指給司機看。足協的人不在，沒有人負責他和醫生的溝通。他連英文都不認識，更不要提西班牙語。一個好心的留學生過來幫他和醫生交流，他才知道真正導致嘉璿腦死亡的原因——是送醫前發生的一次窒息。

10 號下午四點，西班牙院方開完一天的會，最終允許他帶走孩子。郭文才沒有任何渠道聯係醫療救援機構轉運兒子，隻能繼續聯係北京足協。郭文才不得不簽下一份不能提供足夠保障的協議。

11 號，嘉璿的求助信息在社交媒體上得到關注，輿論壓力越來越大，郭文才和足協達成一致，卡了好幾天的流程突然快速推進，嘉璿可以回國了。

奶奶找人算過了，隻要回國，嘉璿會有轉機的。

郭文才給西班牙醫生跪下的時候，八千公裏外的北京，侯玉梅和大兒子嘉易、外甥李念也跪著。鄰居不知道發生了什麽，隻聽到郭家傳出咚、咚、咚的悶響。在供奉十幾年的關公像前，語言太孱弱，侯玉梅和嘉易、李念先後磕著頭。侯玉梅想過，能留住兒子的命，她付出什麽都可以。

郭文才開始收拾嘉璿的行李，他連一隻襪子都不想留在西班牙，每一樣東西都是嘉璿留下的，都寶貴。RC Alcobendas 俱樂部 CEO 送來的那件綠色球衣他也拿了，如果不拿，他怕西班牙人說中國人沒氣量，他覺得這對嘉璿不好。最後帶走的還有嘉璿關機狀態下的手機，SIM卡被拔掉了，嘉易後來發現裏麵有很多消息不見了。

（2 月 13 日嘉璿開始轉運）

轉運飛機在一個小國家停過一次，為了加油，離新疆挺近的，我腦子亂了，想不起叫什麽了。郭文才努力回憶，嘉易在一邊補充說，烏茲別克斯坦。國際救援轉運是小型客機，無法支撐西班牙到北京十幾個小時的直飛旅程。

十幾個小時的飛機上，嘉璿燒到三十八度五，法國醫生一直在想方設法地為嘉璿降溫，郭文才看醫生的表情很從容，於是稍稍放下心。一兩個小時之後，退燒針生效了。郭文才很感激轉運的醫生。

轉運航班上，郭文才替嘉璿揉著腿，就是嘉璿小時候他為了讓兒子長高而做的那套。兩邊膝蓋各揉一百多下，腳踝按一按，腳底穴位按一按，對血液循環好。嘉璿的腿依然是結實的、溫熱的，令人安心。

最大的危險出現在機場落地時。嘉璿的血氧跌到了一個危險的數字，孩子看起來要保不住了。郭文才沒有別的辦法，隻能再次跪下，祈求醫生盡力救治。郭文才的腿之前出過事故，拆鋼板的手術也沒做完多久，幾天下來，幾乎跛了。郭文才心裏堅信著，已經回國了，轉機出現了，不能這樣讓希望破滅。

判斷嘉璿狀態的生理指標開始下降，數字從 7 掉到 6 ，又飛快掉到 5 ，郭文才做了決定，先去大興人民醫院搶救，情況允許了再去天壇醫院。兩輛警車在前麵開道，救護車比警車的速度更快，衝到了最前麵。在大興搶救了一個多小時後，第二次轉運開始。

（天壇醫院神經重症醫學科病房外）

救護車轉運到天壇醫院，車剛停下，很多人呼啦啦地圍了起來。郭文才認得出，其中一些是北京足協的人。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見到北京足協的人，足協主席劉軍的電話再也沒有打通過。

2 月 14 號，國安總經理李明帶著另外三名工作人員以個人名義前來探望，他們表示會幫助解決問題。當天晚上，嘉璿的指標跌到極其危險的數字，醫生勸郭文才準備後事。郭文才找俱樂部要了一身新的球衣——這是嘉璿回國後他從國安唯一拿到的東西。

曾經在西班牙約定好的，北京足協、北京國安、西班牙俱樂部該提供的保險單據、意外發生時的錄像，郭文才至今沒有收到，各種理由拖了一遍又一遍。

國安給出的理由是俱樂部為球員投保的是團體險，無法為個人提供保單資料，更重要的是保險涵蓋的範圍裏並不包括海外發生的意外事故，就算提供了保單也無法報銷。北京足協有沒有為這次集訓的球員辦理適用於職業運動員的意外保險？郭文才唯一知道的事是，嘉璿為這次集訓交了 940 塊簽證費，超出了西班牙辦簽所需的費用，也許會包含一份保險。

現場錄像遲遲沒要到，嘉璿的意外究竟是怎麽發生的，搶救過程是什麽樣的，搶救時間被延誤了嗎？在場的人都閉口不言。大海撈針式地對著梯隊名單聯係到西班牙俱樂部的教練，對方表示同情，卻隻能給出俱樂部 CEO 丹尼爾·馬丁·卡薩斯（Daniel Martin Casas）的社媒主頁——他在社媒上講述自己商業成功的秘訣，慶祝自己 35 歲的生日，沒有回複發給他的私信。

郭文才說，這不是嘉璿一個人的事，那麽多踢球的小孩，這些事不弄清楚，家長怎麽放心把孩子交出去。他們不是為了索取什麽，他們隻是想知道真相。到了今天，沒有人回答他們。郭文才一遍又一遍地聯係足協、俱樂部，俱樂部找了個人和他溝通，這個人連西班牙都沒去，給不出決定。

侯玉梅和郭文才坐在天壇醫院的走廊上，邊上是 ICU 病房，病房進不去，一周隻有一次視頻探視的機會。他們坐在同一個位置上十幾天了，沒外人探望的時候，像是凝固的雕像。哀痛神色刻在臉上，人是木的。頭發烏黑的郭文才短短幾天長出來的胡子是白的，比照著照片，很難認得他一個多月前的樣子。

代價

郭文才說，他和侯玉梅看《中國女排》時都哭了，兩夫妻想起嘉璿小時候的事，沒忍住眼淚，培養一個運動員這麽難，又那麽苦。

侯玉梅 16 歲，一個人到了北京打工。先做保潔、保姆。之後回村裏老家，別人介紹了同鄉的郭文才，他們結了婚，她又回到北京打工，得幫忙養活家裏的弟妹。郭文才在外地開貨車，她去豐台火車站送貨給南來北往的旅客，靠一些零散東西賺點差價，夏天的生意最好，她滿頭大汗地蹬三輪車，車裏裝滿新鮮桃子，騎去火車站。

2000 年，她在北京生下了大兒子嘉易。6 年之後，她懷了嘉璿，一些征兆在這時就出現，嘉璿在她肚子裏時活潑好動得讓她吃盡苦頭。日子過得拮據，有兩個孩子後更難。嘉璿讀小學，郭文才的車被賣了，侯玉梅幹脆讓他回家帶孩子，她想著大兒子小時候就沒人管，小兒子有人帶帶也好，她多去送送貨，日子過得下去。

（嘉璿和哥哥嘉易小時候）

郭文才開始繞著小兒子打轉，學習成績、興趣班，他都得管，家裏不富裕，但是嘉璿該上的課外班沒少報。郭文才帶著嘉璿去上英語課，嘉璿喜歡上隔壁的跆拳道班，那就報。嘉璿活潑好動的天賦得到驗證，跆拳道課上，他能贏下比自己大三歲的小孩。冬天下雪的時候，嘉璿留著小女孩似的妹妹頭，他一練完，頭上都是支棱的水珠，郭文才看著高興，覺得有種光芒萬丈的感覺。

真正的開端發生在嘉璿 9 歲那年。有一天放學，小嘉璿興高采烈地對侯玉梅說，媽媽，我要去踢足球啦。

踢足球。家裏沒有一個人對足球這項運動有概念。侯玉梅不知道足球這項運動有什麽暗藏的風險，兒子選擇跆拳道時她也沒阻止過。她看著開開心心的小嘉璿，隻想再逗他笑。練足球收錢不收？不收錢？那你就去玩唄。

學校發了球衣球鞋，是沒有收錢，但有比錢更成本高昂的東西。郭文才得跟著嘉璿到處跑。每天早上六點，他給兒子做早飯，看他練球；下午四點，送他去訓練；晚上十二點，嘉璿睡了，他要開始給兒子按摩，直到兒子睡著。

嘉璿踢中後衛，郭文才怕兒子遺傳自己長不高，從別的家長那學手法，每天晚上兩邊膝蓋打圈揉一百多下，腳底的穴位也按一百多下。按完了，嘉璿睡了他再睡，已經是深夜一點半。

我身高 163，大兒子 173 ，嘉璿長到了 187。當初帶他測那個骨齡，人家說他 183 上下浮動兩厘米，最後長多了四厘米。郭文才講到這時，露出一點高興的樣子。嘉璿過了一段拿牛奶當水的日子，一天五、六袋地喝。肉盡量隻吃牛肉，郭文才天天往牛街跑。有人對他說，嘉璿長到 185 以上在後衛裏就很有競爭力了，他為兒子付出的努力是有效的。至少曾經有效。

（小時候練球的嘉璿）

2018 年，嘉璿進了國安梯隊。郭文才意識到兒子離職業球員更近了，他要更仔細地對待兒子。嘉璿有遺傳自侯玉梅的散光弱視，郭文才帶他去最擅長眼科的同仁醫院配角膜塑形鏡，要小一萬塊。

隻要家裏撐得住，錢都要給兒子花。嘉璿越踢越好，郭文才去外麵給他找專門的教練提升技術，一堂課 800 -1000塊。2019 年，嘉璿踢球時覺得腿疼，照完CT才發現髕骨骨裂。郭文才到處托人，找到了北醫三院最好的醫生做手術。後麵的康複治療也很重要，他們沒在醫院做，去了專門的康複中心，花了 5、6 萬，先前做手術還花了 3 萬。這筆錢原本該由國安出，但俱樂部對他說報銷不了，他認了，自己掏錢。

除了職業足球，夫婦倆也想給嘉璿留另一條路。郭文才不滿意國安給嘉璿找的高中，他們花了一筆錢，把他的學籍掛在了河北一所學校，即使做不了球員也能讀書。

侯玉梅早就不再送貨了，她借著安徽老鄉的幫助，開起了煙酒店，家裏的日子好過很多，但所有的積蓄都花在了嘉璿身上。

嘉易十五歲時已經明白爸媽對弟弟更上心，嘉璿開始踢球那年，因為沒有北京戶口，嘉易為了讀書獨自回了老家。郭文才說，為了嘉璿，他沒有好好管過哥哥。路邊野麥獨自抽穗。嘉易考上一本又讀上 211 高校的研究生。他理解爸媽的選擇，要保護嘉璿的天賦不浪費，犧牲是必要的，而且犧牲的不隻是他，爸媽付出更多。小時候心裏的那點酸澀，長大後他就忘了。

郭文才對這種犧牲甘之如飴。小時候嘉璿特別依賴郭文才，有時郭文才晚上出門，嘉璿要等他回來才肯睡。他把嘉璿一手帶大，願意為兒子付出一切。

（嘉璿童年時的照片）

他對足球一無所知，所有知識都是嘉璿踢球後學來的。疫情時他和兒子一起呆在幾平米的小屋，郭文才鋪了一塊人造草在屋裏，兒子對著牆練習。嘉璿一天練五、六個小時，他就幫著拍視頻記錄，發給教練。他看到別人分析皮克做中後衛時的表現，他知道嘉璿用得上，就會發給兒子。

我這一生沒有可誇的，我估計我們兩口子唯一的亮點就是這兩個孩子，郭文才說。他和侯玉梅不敢相信自己有這樣的運氣，他們是不起眼的人，怎麽有這麽好的一雙兒子。

嘉易讀研，從河南考回北京，一家人終於團聚；嘉璿離職業足球越來越近，近到他也許明年、後年就會出現在某支球隊的大名單裏。煙酒店的生意越來越好，家裏買了車又換了租住的房子。直到現在，一切都不像真實發生的，這也許是場漫長的噩夢。他們祈禱這是場噩夢。

“嘉璿像顆流星，他是老天爺給我們家的寶貝。”郭文才說了兩遍。

天賦

嘉璿還不到十九歲，九歲開始踢球，一直是主力球員。左右腳都是慣用腳，於是扮演後防線上更稀缺的角色。十七歲，入選了 U17 國家隊——他的集訓隊友有些剛剛在 U20 亞洲杯上大放異彩，比如王鈺棟、劉誠宇、蒯紀聞。這一年，他也是唯一一個被帶去德國、加入拜仁世界隊的中國球員，俱樂部和嘉璿的最後關聯是社媒上的致哀。

有天賦的跡象出現得很早。嘉璿開始練球兩、三個月，學校的張老師找到郭文才，告訴他嘉璿是練足球的苗子，帶孩子去外邊俱樂部看看。

2015 年的暑假，郭文才帶著嘉璿在廣安門附近的球場踢球。兒子邊踢，他邊找場邊的家長們打聽，他得替兒子找個好一點的教練，可他和侯玉梅付不起太多錢。

他運氣不賴，真被他找到一個不錯的教練。崔教練有一份補貼工資，對學生隻象征性收幾百塊。嘉璿踢了一暑假足球，到了開學，郭文才覺得下午 3、4 點放學後再去踢球會耽擱太晚，更何況還有作業和補習，嘉璿那時成績不差，能考到九十多分。

郭文才問，孩子，咱不去了行不行。

嘉璿不答應，一定要每天風雨無阻往返十幾公裏，早上還要加訓。每天 6 點，他起床洗把臉，然後抱起足球開始練。他對著爸爸講道理，他練球已經比同齡人晚了，每天多練半小時，一年就能超過那些比他早踢足球的人。

（進入國安梯隊的嘉璿）

前兩天，郭文才整理嘉璿留下的東西，獎章、獎杯、獎狀，林林總總，照片拍了十幾張。嘉璿沒出事前，這些東西都在他床下存著，數量太多，家太小，沒辦法都擺出來。

嘉璿接觸足球兩年，在大興有一場為期三天的選拔賽，郭文才聽說這裏包餐食，於是帶嘉璿過去看看，嘉璿成了第一個通過選拔的小孩。嘉璿成為郭文才在北京球童家長圈子裏的一張名片，有人和他開玩笑，以後我給你兒子當經紀人去。一場球踢完，總有人跟他說你兒子中後衛踢得太棒了，然後加他的微信，郭文才的微信名幹脆叫璿爸。

有人因為嘉璿踢得太好而心生懷疑，問郭文才，你兒子是不是比我兒子大兩歲？同年齡段他怎麽這麽強？是不是改年齡了，郭文才幹脆亮出出生證明，這個沒法改。

四年級組最佳射手，五年級組最佳射手，校園足球的榮譽一樣樣飛來，下一步往哪走？職業還是讀書？

嘉璿 12 歲，人大附中的三高足球計劃也來招徠嘉璿，副校長給郭文才寫了長長一段話，即使用最小字號也能占滿一屏。對方言辭懇切，嘉璿是值得珍重的天才，隻要他願意加入人大附中的三高俱樂部，學校可以幫助解決戶口和學籍，免收學費，關於嘉璿的一切問題都有辦法解決。

（嘉璿的一部分獎狀）

侯玉梅很希望兒子進入人大附中。因為家境貧寒，她隻讀到小學五年級，郭文才也隻讀完初中，夫婦倆都吃過文化不夠的虧。進入海澱區乃至整個北京最好的學校，意味著嘉璿未來的十二年會沿著一條穩定的通道持續上升。

嘉璿放棄的，是哥哥嘉易無法想到的機會。郭家買不起北京的房子，大兒子沒有北京高考的入門資格，為了不進中專技校，嘉易選擇回到老家縣城。學校離村裏爺爺奶奶家還有四十公裏，除了找爸媽要生活費，嘉易什麽都要自己管。

嘉璿喜歡北京國安，這是他最有認同感的俱樂部，他要進入國安成為職業球員，之後是國家隊，再之後是世界杯。理想如此遠大，12 歲的嘉璿和郭文才一起做了決定，我們放棄進人大附中的機會。

侯玉梅的抖音裏，大兒子的錄取通知書發了兩遍，小兒子在拜仁的視頻也發了兩遍。以前有人給她評論，郭嫂是要熬出來了。

告別

再講講嘉璿吧，他是什麽樣的小孩。

郭文才和侯玉梅說，嘉璿話不多、性格悶、脾氣好。

他喜歡給家裏買東西，拿到獎金，先給媽媽買了金項鏈，煙酒店裏的攝像頭記下了他送媽媽項鏈的場麵，他解開扣子，繞過櫃台給媽媽帶上。侯玉梅配了音樂發在抖音上，溫柔的女聲唱著寶貝寶貝，媽媽最愛你。

春節前，嘉璿給一家人都買了紅繩，祈求大家平安。郭文才到西班牙時，發現兒子的紅繩還係著。郭文才自己的那個原本係在腳腕，洗腳時摘下了放到了褲子口袋，不知什麽時候掉了，他自責了好幾天。

他和所有十九歲的小男孩一樣，害怕爸爸媽媽嘮叨，偶爾不太耐煩。爸爸問他這麽晚還沒回家是不是喝了酒，嘉璿笑嘻嘻地拍視頻發過來，爸你看我臉一點都沒紅，我才不喝酒。

嘉璿愛漂亮，執著地在電梯裏拍 OOTD（每日穿搭）。李念說，想等嘉璿出門，要等他半個小時裝扮。最後一次見麵，是在天津跨年的那個晚上。世紀鍾停擺多年，剛剛修好，零點時會響起象征新一年到來的敲鍾聲。他拉住比自己高大半頭表弟的手，表弟牽著女朋友，三個人在擁擠人群裏緊握彼此。時間到了，氣球放飛，新年願望跟著升上半空。

（嘉璿近期的照片）

嘉璿不再有實現願望的可能了。李念還沒做好接受這件事的準備。他總覺得嘉璿還在某處。新年放飛的氣球飄飄蕩蕩，劃出一道小口子後坍縮成一團，然後是飛速地、不可挽留地下落。

命運從什麽時候開始分岔的？李念想不清楚。不是他和嘉璿先後在同一家醫院出生的 2005 年和 2006 年，也不是他們四年級一起開始踢球的那年，更不會是一起進入職業足球梯隊的那年，那時他們互相裝作不認識，做隊友、做對手，想不到最後的分別是這樣的。

李念記得嘉璿家門口的小河溝，是那種北京常見的細窄水麵。他們一起去河邊捉魚，有條小魚誤打誤撞進他們的抄網，又被嘉璿放生，李念的語氣露出一點輕快又很快墜下去。嘉璿是善良的小孩，特別善良，他重複了兩遍。

在國安梯隊骨裂後，嘉璿的恢複訓練特別苛刻，他太想把失去的東西追回來了。李念知道，嘉璿有很多壓力，委屈、茫然、焦慮、傷心，他隻是都自己遮著，藏得很好。

被征召進 U17 國家隊的那天，是他最開心的那天，幾乎覺得這是某種起點。可是主教練不用他，他和哥哥說，他明明表現很好，但就是上不了場。和教練積下矛盾，嘉璿離開 U17 國家隊。

（嘉璿在拜仁世界隊訓練）

從拜仁世界隊回來，他發現德國教練教給他的東西和國內教練教的完全不一樣，他不知道怎麽選，如果回到國內的訓練方式，他白去德國了，可是堅持德國的方法，教練不喜歡。

他 19 歲了，可以進更高級別的隊伍了，他還是被放在梯隊。他覺得自己已經無法在同齡人比賽中汲取更多的經驗——這是嘉璿傷心的源頭。

和國安簽最後一份合同時，作為梯隊球員，他的工資是 2000 塊，可其他人有的是 3000 塊，有的是 5000 塊，有替補球員的工資比自己高。嘉璿不明白，為什麽身為主力的自己隻得到這個數字。

隊裏年年都有新球員，球隊年年要換血，主力球員的壓力一直在。嘉璿把這次全運會當作重要機會，如果表現足夠好，也許能換來一份一線隊合同，盡管不一定來自夢想球隊國安。郭文才看到兒子在訓練時留下的傷，知道兒子每次拚搶都盡力了。他要是沒那麽盡力就好了。

郭文才和侯玉梅從天壇醫院回了家，準備收拾收拾嘉璿的東西。嘉易也開學了，他們打算輪流去醫院。

醫生來過一趟又一趟，除了勸他們放手，沒有更多的辦法。郭文才和侯玉梅被迫想那些不願想的事。嘉璿會留在北京，隻要能說服爺爺奶奶。郭嘉璿的朋友、同學、老師都在北京，如果想念他，可以常常去看他。但隻要嘉璿還在病房裏，我們就不要和嘉璿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