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2022年因為新冠疫情封城的痕跡已經一點一點地從付愛英（音）的炒菜館周圍消失了。臭雞蛋的味道早就沒有了，當時她被強行帶走送去隔離，甚至來不及把食物冷藏儲存。身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值守的檢測亭也已經拆除。幾年時間過去了，那段經曆留下的陰影依舊揮之不去。在上海另一個有著被封鎖時間最長（長達91天）這一“殊榮”的社區，一位女士說，當時物資匱乏，她不得不花80元買一顆卷心菜。現在，她總要囤積至少夠吃一周的食品雜貨。https://t.co/gtUro6JlH3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March 13, 2025
就連她的鄰居們也都搬走了，這是一個有上百年曆史的街區，當時是上海感染最嚴重的地方。很快，就連這個社區也將不複存在：官方已經將這裏列入了拆遷計劃，稱這裏狹窄擁擠的房屋曾經助長病毒的傳播。在一排門口貼著警示標誌、昏暗的門臉中間，付愛英的餐館是仍開門營業的幾個商家之一。
然而，那些用木板封住的窗戶難掩那段時期給人們留下的情感創傷。當時，長達數月的封城讓2600萬人飽受磨難。一些曾為自己生活在中國最富裕的城市而自豪的居民發現自己竟然買不到食物和藥品。他們不知道自己什麽時候會被拉去隔離，被迫與尚未成年的子女分離。
付愛英在一處大型隔離中心關了39天，完全不知道自己何時能出去。當她最終離開隔離點、回到仍處於封鎖狀態的城市後，由於家裏食物不夠，她不得不偷偷溜進自己的餐館去拿米和油。
她覺得自己的一部分已經永遠地變麻木了。“從我這個方艙我都沒脾氣了，也沒性格了，”58歲的付愛英噙著眼淚說。
也許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一樣被這次疫情深刻地改變，五年前，疫情在中部城市武漢暴發。此後三年裏，中國政府封鎖國境的時間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長。在最後一年，也就是2022年，中國政府宣布采取極為嚴厲的“清零”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實施類似上海的封鎖措施。即使世界其他國家決定重新開放、與病毒共存後，中國官員仍堅持實施這些限製。
幾年時間過去了，那段經曆留下的陰影依舊揮之不去。在上海另一個有著被封鎖時間最長（長達91天）這一“殊榮”的社區，一位女士說，當時物資匱乏，她不得不花80元買一顆卷心菜。現在，她總要囤積至少夠吃一周的食品雜貨。
30多歲的大學輔導員嚴蓓蓓（音）曾計劃在上海郊區買房，因為那裏的房價會更便宜一點。但是在封城期間，鄰居幫她搞到了食物。現在，她想住在自己信任的人附近，即使這意味買房的計劃要延後。
她說：“你還是會發現哪個地方更安全。”
在疫情發生之前，許多中國人可能會覺得共產黨的控製措施跟自己沒有什麽關係，或者認為那是為了換取國家巨大的經濟成果而值得付出的代價。但疫情期間的封鎖舉動清楚地表明，共產黨願意犧牲這些成果，犧牲更廣泛意義上的人民安全，隻因為習近平的獨斷專行。
根據不完整的預算報告，僅在2022年，地方政府在核酸檢測、疫苗接種、醫護人員的酬勞以及其他相關費用上的開支就高達數千億元。一些地區的財政狀況至今仍未恢複，一些地區延遲支付公務員的薪酬或削減退休人員的福利。有的醫院破產倒閉。
普通民眾也對消費持謹慎態度。由於封鎖措施迫使企業和工廠停工，許多人坐吃山空，積蓄不斷減少。即使在大城市的市中心，空蕩蕩的店麵也隨處可見。付愛英說，她現在的生意隻有疫情前的一半。
盡管如此，付愛英並不想總回憶起那段日子。“想想都真難受。別提了，”她說。
沉默可能是某些民眾的應對之道。但這也是中國政府嚴加執行的結果。這些限製措施有時會引發公眾的強烈憤怒，包括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中國政府一直努力壓製任何有關防疫措施的討論，更不用說對這些舉措進行反思了。有關疫情封鎖的藝術展覽已被關停。即便在今天，許多社交媒體用戶仍會用諸如“口罩時期”之類的代號來規避審查。
而且，中國政府也未取消當時所推行的大部分擴大化的監控措施。當時它要求各地方雇傭更多在疫情期間負責追蹤居民行動軌跡的社區工作人員，以加強對公眾情緒的監測。
在上海的烏魯木齊路——2022年，這裏曾發生了一些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一輛警車仍然停在一個繁忙的路口，附近是時髦的精品店和餐館。這些商家的一些工作人員以話題敏感為由不願討論疫情。
但沉默不等於遺忘。許多中國人對這些限製措施看起來頗為隨意的實施方式以及政府在2022年12月突然放開的決定深感震驚。政府在放開之前沒有做好藥品儲備工作，也沒有提前告知醫護人員，隨著感染人數激增，醫院不堪重負。
57歲的財務人員卡羅爾·丁（音）的母親在那波疫情中感染了。她想方設法給母親在醫院弄到了一張病床——許多患者不是睡在走廊上就是被拒絕收治，但那家醫院也沒有足夠的藥品。她的母親後來去世了。
“你有這點力氣去封控，那你就應該有這點力氣去（準備）藥物，”丁女士說。
她還說，時間並沒有減輕她內心的痛苦。“我覺得起碼要10年再能算能夠就是消除，就是淡化這些東西，”她說。
對於漫不經心的旁觀者來說，疫情帶來的餘波可能不會立刻顯現出來。在上海光彩奪目的外灘，遊客又紛至遝來。時髦的咖啡館和賣小籠包的館子又出現了排隊的人群。
然而，熱鬧的表象之下是經濟的困境。由於薪水好的工作很難找，越來越多的人轉向零工經濟。但隨著相關從業者增加，他們的收入已經在下降了。而且，隨著人們謹慎開支，大家為了越來越少的收入而拚命競爭。
在上海一個工薪階層社區，陸永傑（音）經營著一個快遞點。他說，快遞公司以前每個包裹給他一塊五，現在隻有一塊錢了。
不過，他隻能接受較低的價格：“你不做他們也能做。”
如果說有什麽東西能夠治愈中國的新冠後遺症，那可能正是曾經推動這個國家在疫情之前崛起的東西：普通人身上的堅韌和抱負，40歲的餐館老板馬可·馬（音）就是這樣的人之一。
他本來經營著六家韓式街頭小吃店，疫情以來已經關閉了四家。他上四年級的兒子本來是班上的尖子生，現在卻難以集中注意力，馬先生認為，這是因為長時間上網課導致的。他一直期待著新的一年會更好，但實際上，生意卻每況愈下。
即便如此，“希望25年然後給我一個契機，什麽一會兒一個新聞，或者一個一會兒一個什麽，給自己打氣，沒辦法，你必須要活著，”他說。
